方李莉

“新文科”是当下学界最热门的一个词，因为其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即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分专业研究向文理融合的超学科与跨学科研究发展。这是值得每一个学科关注的趋势。本文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新文科作为一个以问题为主导的、文理交融的跨学科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其意义何在？在科学技术日益强大的今天，人文学科的话语权在新文科的背景下是得到加强，还是会进一步缩小空间乃至被科学所覆盖？作为表达人类精神世界的人文学科自身，应有什么样的思考？其次，人类学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类的文化性和生物性的文理交融的学问(其中包括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同时又是贯通现代与历史的学科群(其中包括考古学与语言学)，而艺术人类学则是在人类学的基础上加上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的跨学科研究，这样的学科本身就处于不同学科的接口处，面对日趋复杂的人类未来，是否可以展开一个头脑风暴般的全新思考，对新文科中的文理交融进行深刻的探讨，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哲学、人类学特别是对艺术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未来发展做些新的思考？同时，本文进一步探讨艺术人类学是否可以在新文科背景下通过学科自觉发挥自身优势，融入新文科理念中，发展出一种新研究范式，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新文科的概念及其产生背景

新文科理念的产生背景比较复杂，它的提出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息息相关。有人预言，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21世纪必将是生态思潮的时代。(1)参见王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在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埃里克·詹奇和瑞士学者让·皮亚杰在一次跨学科大会上首次提到“超学科”概念，并提出了一个科学、教育和创新的层次系统，从经验性、实用性和规范性转移到目的性的层次，试图将人文、社会与科学相结合，以解决单纯从科学角度无法应对的日益复杂的生态危机等问题。美国哲学家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进一步将“超学科”界定为一个结合科学、社会等角度系统理解人类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概念。(2)参见赵奎英：《试谈“新文科”的五大理念》，《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正如赵奎英所言，“超学科”意在打破孤立的知识边界和学术研究的纯粹状态，在复杂动态的情境中促进研究和教育的创新；克服由单一学科造成的局限和遮蔽，以及学术研究和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从而有助于我们对一些问题提出新观点，并使本学科或所跨学科的方法视野、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和更新。(3)参见赵奎英：《试谈“新文科”的五大理念》，《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在这一背景下，1980年美国斯隆基金会提出“新文科倡议”，强调“现代素质教育培养的毕业生，应该熟悉他们所生活的技术世界，并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定量方法、数学和计算机模型以及技术思维模型的应用有经验和适应能力”(4)Samuel Goldberg, “The Sloan Foundation’s New Liberal Arts Program”, Change: 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 vol.18, no.2 (1986), pp.14-15.转引自赵奎英：《试谈“新文科”的五大理念》，《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2017年，美国俄亥俄州私立文科学院希拉姆学院(Hiram Colege)校长Lori Varlota博士正式提出“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计划”，试图将之推广为全美大学文科教育的新模式。其倡导的新文科教育，是指将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中，即“文科+新技术”。(5)参见贾文山、马菲：《从对中国新文科的回望到对全球新文科的畅想》，《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这一理念迅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得到了我国的积极响应。2018年10月，中国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2019年4月，该计划正式启动，包括新文科在内的“四新”学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进入政策实施阶段(6)参见操太圣：《知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于新文科建设之内在逻辑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试图通过大力发展这些新学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7)参见李凤亮：《新文科：定义·定位·定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显然，“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以学科为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8)李凤亮：《新文科：定义·定位·定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对新文科产生的背景和新文科的概念做如下总结：第一，新文科来自新的生态人文主义的发展。第二，新文科来自增强问题意识的跨学科研究的需要。第三，新文科来自从经验性、实用性和规范性转移到目的性的认识理念的转变。第四、新文科的跨学科概念不仅是指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跨学科，还包括人文社科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跨学科。

历史上，在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下，人们通常认为精神和物质是分离的，肉体和心灵也是分离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理分科，使这两个学科隔行如隔山。在科学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文明被卷入技术工业后，在短短几十年间便被迅速摧毁，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对于人类未来的走向和发展，人文学者的思考更趋乏力，发不出有力的声音。因此，新文科的概念是否会让人文学科原有的研究领域进一步被科学所渗透？这是令笔者深感忧虑的问题。

二、科学正在触及人文学科研究的深处

毋庸讳言，目前人文学科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但自然科学只能研究“物”，不能研究“精神”。即使是与“人”有关的研究，自然科学关注的也基本上是人的“生物性”，而不能研究人的“思想”和“意识”。然而，近年来随着脑神经学研究的进步，自然科学在人的“精神”方面的研究似乎比人文学科更具准确性和说服力。当下有强调“新文科”，而没有“新理科”之说，是不是因为科学本身就是新的，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要接受科学的一统天下？所谓的新文科，是否是文科被理科的覆盖？会如此吗？下文以脑神经科学介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为例，做些探讨。

(一)对于宗教伦理问题的解释

“爱人如爱己”是基督教的信条，“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信条，这些宗教与文化的认识，竟然是可以从人的生物性中得到解释的。因为现代神经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大脑回路可以让人类有一种“共情”心理，当人类看到其他人的境遇时，可以在内心感受到他人的动作、感觉和情绪，就好像他人就是自己。人类不论是感觉到自己的疼痛还是目睹他人的疼痛，在大脑的同一区域都会变得活跃，这意味着替代性分享他人感受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人类自己的低声部共鸣。(9)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5页。由于这些共享回路的存在，人会自觉地同情他人的痛苦，同时也能分享他人的快乐。如果两人中一人处于饥饿状态，另一人吃独食，那么他不仅会看到而且会体验到同伴的痛苦，而如果他与同伴分享食物，则会分享到同伴的喜悦和感谢。因此，这个人做决定不只是由自己的饥饿感来引导，同时也会由同伴的痛苦和快乐所带来的真实的痛苦和快乐体验来引导，因为人的神经共享回路使其能够与他人分享快乐与痛苦。(10)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7页。这样的研究对于认识人的本质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的神经系统奠定了直觉利他主义的基础。因此，人类的同情心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合乎道德的，诸如“爱人如爱己”与“人之初，性本善”等观念是有生物依据的。

(二)对于社会文化问题的解释

人类如何能从“共生”到达“共识”，也就是费孝通提出的如何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换言之，“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可能的吗？目前，人类社会在人工环境和经济贸易上已实现了高度一体化，可以说共生的条件已经形成，但作为“共识”的文化的一致化却不易实现，尤其是价值观的一致性目前还很难达到。如此，人类社会能拥有和平共处的未来吗？这是当下人类社会最棘手、最受关注的社会性问题。费孝通曾说：“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11)费孝通：《孔林片思》，《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与学科建设》，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7页。按笔者的理解，费孝通所谈的生态研究似乎更偏重物质生活层面的研究，而心态研究更偏重精神层面的研究。物质层面的研究只能解决共存的问题，也就是共同生存的问题，但解决不了社会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只有精神层面的研究才能解决相互理解、心心相印的问题，探索在心理上达到一个共同体的可能性。但这样的“共识”和“共荣”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并获得结论？

通过阅读社会神经科学的文章，笔者认为如果单纯从社会学或其他人文学科来研究上述问题会比较复杂，但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则会较为简单和明确。首先，社会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在人类的大脑中有一个能理解他人的脑区网络——“社会脑”，它的存在显示人类的心灵对周围不正常的思想会表现得极度敏感。换言之，人类的大脑会自发地映射周围其他大脑的活动模式。社会神经科学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人际交往能力为人脑赋予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特点，自然选择设计了用于理解他人思想内容的专门区域。(12)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68页。

人类大脑中存在一系列偏好“读心”的区域：内侧额叶前皮质(位于前额紧后面，与鼻子成一线的区域)、颞顶交界区域(因其位于顶叶和颞皮质交界处而得名，位置在耳后和耳上方各约两英寸的地方)和内侧顶皮质(头盖骨的紧下方)。“社会脑”区域的这种持续性活动表明，人的大脑具有一种琢磨别人思想的偏好。我们具有“万事人格化”的倾向，即将无生命物体或自然力设想成某种并不真正存在的思想的结果。这种倾向可能是因这些大脑区域的社会性思考长期过度活跃造成的。人类的大脑似乎时刻准备着应付他人的思想，这种倾向使我们感觉这个世界充满了其他精神主体。(13)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68页。人是靠合作生存的，即使不认识要合作的那个人，而且在大多情形下更谈不上喜欢。这种高度的社会容忍度，可能是人类独有的合作形式的基石之一。(14)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46页。

为将众多个人的行为拧成一股绳儿，人的意识至少要具有两种特殊的处理能力。第一，具有一种希望能够与他人的想法进行协调的能力，并能够觉察周围的人的心理状态。第二，不仅能够被动地推测出他人所想的内容，而且能够积极地影响他人的想法和感觉，而了解其他人心里所思所想的最可靠方法是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植入他人心中。其所需工具，就是一套语言和一些公共象征符号，这是人类从共生达到共识的重要桥梁。(15)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67页。这也是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研究工作的学者的工作领域，人类未来要想从共生走向共识，就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建构和交流。

由此看来，文化的共享也是有生物基础的，几乎所有动物都是基于反复尝试—纠错来学习，当人类共享他人的行动和情感时，这种古老的机制就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学习。人类在相互学习中，大脑回路模糊了你我经验上的明确界限。人类的经验被汇集到共同的知识海洋里，成为共享的文化。随着语言、书籍和电视的出现，这种共享文化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得我们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来交流经验。(16)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5页。其交流的过程也许就是文化达到“共识”的过程。通过这些生物特性研究，我们可以断言：未来人类为了共同生存和发展会走向高度的合作，甚至谋求建立最大公约数的文化认同。

(三)对于哲学问题的解释

灵魂和肉体究竟是一致性的还是分离的，这在哲学界是争论已久的问题。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认为，身与心是分离的，前者代表的是物质，后者代表的是精神。一般来说，物质是低于精神的。相反，人类学通过考察发现，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人们往往认为心灵和肉体是一致而非分离的，不过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直觉来解释，很难确切地证明。然而，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心灵的活动完全可由生物学来解释。如从社会神经学来说，人类大脑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翻译系统，即“思想”，它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算法：一组身体动作由大脑映射为另一组不同的身体动作。描述这些算法的科学分支叫心理学，其最终目标是要将所有子程序和其他处理步骤整合起来。人就是靠这些处理步骤，将来自环境的物理信息(可见光的光子、空气的振动波等)转化为大脑内的生理表示(神经信号)，然后再将它转换为对环境的实际行动(动作、语言和其他可观察行为)。(17)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64页。科学家当下正在努力确认这种引导基本知觉和运动系统的翻译算法，以及人类精神舞台上出现的这些独特行为，诸如语言、推理、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想等。(18)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64页。这些不同的大脑区域可能运行着明显不同的意识子程序。(19)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65页。当我们回忆过去的事情时，似乎不是一种单一的整体性操作，而是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处理机制。大脑对事情的记忆牵涉到哪些区域，取决于被记住的是什么信息(面部、文字、位置等)，以及需要回忆事情的具体细节还是仅仅是它的概貌。另一方面，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一些我们认为彼此不同的心理体验却依赖于相同的信息处理回路。(20)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66页。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人类的心灵活动完全可以由生物学来解释，因为这属于物质实体范畴。因此，曾在哲学上争论不休的身心二元论，如果用生物学和科学来研究，许多问题就能得到更清楚的解答，即绝没有脱离大脑神经系统运作的意识，所有的意识都是神经知觉运动系统的翻译算法。一言以蔽之，“肉身和心灵”是一体的，也不存在高低的二分法。

(四)对于直觉体悟问题的解释

“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这句古话看上去只是一种直觉式的体悟，并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类似话语还有“为天地立心”“参天地，赞化育”等，也都如此。中国古人认为，人可以把自己的主观意愿投射到天地之间，让心灵与天地相通。而在西方哲学观念中，天地、宇宙这样的自然之物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会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主体和客体是分离而存在的。

在经典物理学中，世界是先于观察存在且独立于观察本身的，观察者是被动的。但量子学的世界则不然。在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中，穿过仪器的粒子，到底是算作粒子还是算作波，这要取决于我们想做何种观测。(21)参见[英]约翰·巴罗、[英]保罗·戴维斯、[英]小查尔斯·哈勃编：《实在终极之问》，朱芸慧、罗璇、雷奕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12页。应该解释为波还是粒子，可能要取决于未来发生的事情，特别要取决于未来我们所做的测量。尼尔斯·玻尔有句名言：“只有被观察到的现象才能称为一个现象。”(22)[英]约翰·巴罗、[英]保罗·戴维斯、[英]小查尔斯·哈勃编：《实在终极之问》，朱芸慧、罗璇、雷奕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12页。由此，观察者不再是被动地反映事实，还参与了对象的建构和创造，因而心灵对世界的认识就具有了主动性。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心灵就将建构出什么样的世界，由此“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及“为天地立心”等古人之语便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对人类学而言，所谓“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是不可分离的，并且通过认知的过程互相创造”(23)[美]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9页。的观念，也有了科学的证据。

(五)对于人类集体意识问题的解释

当前关于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正在改变着整个科学思想，特别是深刻影响着像生物学和社会学这样的研究领域。如“所有复杂系统都具有涌现性质(emergent properties)”(24)[美]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9页。，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些“涌现”的现象来研究人类的“集体意识”，包括研究互联网后的“集体意识”将如何“涌现”等问题。

复杂系统专家认为，自然界中的各种复杂系统(比如昆虫之间)具有许多共性。(25)参见[美]梅拉妮·米歇尔：《复杂》，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3-4页。专门研究蚂蚁习性的生物学家弗兰克斯(Nigel Franks)认为，“单只行军蚁是已知的行为最简单的生物”，“如果将100只行军蚁放在一个平面上，它们会不断往外绕圈直到体力耗尽死去”，然而如果将上百万只放到一起，群体就会组成一个整体，形成具有所谓“集体智能”的“超生物”。(26)参见[美]梅拉妮·米歇尔：《复杂》，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3-4页。人类作为社会生物也一样，聚集在一起就会共同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从而增加种群整体的生存机会。最为神秘的是，所谓的“智能”和“意识”是从不具有智能和意识的物质中“涌现”出来的。

在理解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互联网发挥了关键作用。互联网为大众提供了一个通道，使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倾听，也推动他们参与讨论、思考和协作。互联网催生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即出现了一种类似于蚂蚁或者其他群体生物的集体智慧，这一集体智慧的能力远大于该集体中任何个体的能力。网络的发展，将在“人类如何思考”这一最深层次领域对我们产生影响，其结构由一个充满节点和神经元的“涌现”系统组成，不服从任何明显的线性命令，而是自我生成的集体意识及集体的秩序。(27)参见[美]伊藤穰一、[美]杰夫·豪：《爆裂》，张培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32页。也就是集体大于个体、大于权威，这可能意味着权威的时代正在过去。

通过以上理论可以看到，无论是生物还是工程中的复杂系统，研究的关键都不再是质量、能量和力等物理学概念，而是反馈、控制、信息、通信和目的(或“目的性”)等概念。(28)参见[美]梅拉妮·米歇尔：《复杂》，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384页。非线性、分散控制、网络、层次、分布式反馈、信息的统计表示、本质的随机性，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在科学界和大众中都已逐渐被认识到。(29)参见[美]梅拉妮·米歇尔：《复杂》，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391页。如果从事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没有这样的认识和概念，也就没法解释这些现象。

(六)对于人类生物性与文化性关系问题的解释

近年来，文化基因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其讨论的重要性在于：一般的认识是，每一种文化的价值观代表了该文化特定的大观念，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而标准的理解是文化塑造心灵和大脑。(30)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78页。在这种或那种文化里培养出来的人，必定会带着他们被塑造的心灵来看世界，即用相互依存的眼光来看世界，或以独立的方式看世界，由此导致每个人按照他们文化的价值观来生活。(31)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79页。这样的文化价值观，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一种具有遗传性和传播性的文化基因。它的形成主要是来自人类的文化性，还是与人类的生物性有关？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般来说，东方文化倾向于教育孩子从相互依存的角度看世界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位置，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灌输独立地看世界和个人在其中的位置。从本质上讲，东亚的教育是要让人相信，人们是相互关联的，集体的需要大于个人的需要。相反，西欧和北美的教育告诉人们，自己的目标、感觉和成就是第一位的。(32)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75页。我们以往以为，这些不同的文化特性是由地理环境和不同的历史条件塑造而成的，但根据迪肯的理论，东亚裔个体多具有短-短型5-HTTLPR基因，这一特征暗示他们可能具有一种易于抱团的神经化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文化价值观或使得这种大观念传承下来。(33)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80-81页。而且，这些文化的大观念似乎还将迁移，直到它们找到具有适当的神经化学基础的人口才能使它们变得牢固。(34)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81页。相反，西方人相对缺乏这种类型的基因，这导致他们更容易创造出一种看重独立和个人成就的神经化学基础。(35)参见[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80页。这样的研究实在让人感到吃惊，人类的文化性竟然与人类的生物性紧密相连，神经化学基础的研究竟然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文化基因形成中的某些因素。

上述研究都是非常前沿的神经学、生物学、物理学等方面的新成果，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覆盖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成果会使未来的人文学科研究科学化或数字化吗？新文科的含义是不是人文学科将被未来的“新理科”所替代？显然不会，因为自然科学也有其自身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填补这一鸿沟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

三、基础科学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带来的危机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扩展时空尺度的巨大力量，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危机，这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2016年8月，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国际地质学大会上举行了一次非正式投票，科学家同意提出“人类世”概念，并提议向“第四纪地层学分会”提出正式命名建议。(36)“Chairman.s column”, Newsletter of the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 vol.7 (December, 2017), p.3.这一命名意味着：第一，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的无意识活动已经成为改变生物地质化学循环和地球系统的最重要因素；第二，人类对地球和生物圈的影响，自20世纪中期以来升级了。(37)J. RMcNeill and Peter Engelke, 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 p.4.科学家们还认为，标志人类世开始的“金钉子”，就是出生于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哺乳动物的骨骼和牙齿中含有明显的核试验和核武器使用所造成的化学印记。(38)参见[美]约翰·R.麦克尼尔、[美]彼得·恩格尔克：《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施雱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导言第X页。也就是说，从20世纪中叶起，人类对地球和生物圈的影响在逐步升级。

人类世概念的关键之处在于：在新的时代(不论地质学家所说的世、纪或代)中，无论是微生物悄无声息的存续，还是地球轨道的持续摆动和绕日轨道离心率，同人类活动相比都不免黯然失色；人类活动对地球的调节系统施加着影响，这一时代因人类的活动而得以界定。(39)VaclavSmil, Energy in World History. Boulder, CO: Westview, 1994; Smil, Energy in Natare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A1fred Crosiby, 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New York: Norton, 2006; Frank Niele, Energy: Engine of Evolution. Amsterdam: Elsevicr, 2005.科学界的这些概念和定义同样也影响到了人文学科，新的生态人文主义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人类要解决生态问题，要让人类活动有利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文理兼容。如果仅仅是科学的一家独大，那么地球将继续处于这种危险之中。为何会有这样的观点？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核能核武、环境激素、基因工程和智能技术，可同化为“核能—激素—基因—智能”，在深度改变着自然和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致命的现代技术风险。(40)参见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83页。其中“核能”的风险，不用说是由物理学发展出来的；人造“激素”作为化学制造物，对水资源的污染几乎是难以逆转的；“转基因”是各种生物学的成果，严重侵害了我们的食品安全；智能机器人是数字化的成果，最终是否会威胁到人的存在，现在还不得而知。在此，我们看到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数学四门“基础科学”所造成的效应和后果。

同时，在高科技以及智能化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已进入身心两方面的去自然化(非自然化)和技术化(计算化)的进程之中。人类正在成为“后人类”，随着这一概念的出现，人类的生命形态、生命本性、生命结构、生命意义不仅需要重新规划，还需要重新定义。有学者认为，对于正在到来或者说即将到来的史无前例的剧变，人类尚未做好准备，此时仅有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是行不通的，需要各方力量的介入，尤其需要哲学家和思想家出场。(41)参见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65页。近期人工智能以及人机连接现象的出现，使人类的未来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仅仅由科学家来把握人类未来是绝对不可以的。

关于人类未来的设计，有学者认为需要哲学家出场，但笔者认为仅有哲学家是不够的，仅仅依靠西方传统哲学不可能拯救人类未来。因为今天的现代技术—工业—资本(商业)体系起源于现代(近代)科学，而现代(近代)科学脱胎于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形式科学)。(42)参见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80页。可以说，近代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发展，正是得益于在古希腊哲学基础上形成的形式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古希腊的留基伯(Leucippus，活跃于公元前440年)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活跃于公元前410年)拓展了公元前6世纪的唯物论，将宇宙看成一部无生命的机器，认为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惰性的物质原子依其本性运动的必然结果，而没有心智或神闯入这个世界。(43)参见[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0页。世界及其各个部分都产生于无生命原子在原始漩涡中的机械整合。(44)参见[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7页。这样的哲学观本身就不关注生命，也不重视直觉与感官，认为“感官揭示的是‘第二’性质，如颜色、味道、气味和触觉性质”，“只有原子和虚空才真实存在”(45)[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5页。，“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的对象要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46)[英]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9页。，“真正的知识是理性知识”(47)[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9页。。柏拉图主张，完满的实在只见于不依赖其他任何东西而存在的永恒形式，可感物体的存在仅仅是派生的或从属的。(48)参见[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7页。正是这种超越性思维的哲学和科学的形式性思维，给人类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它抽空了人类多元的经验世界，让人类只拥有一个抽象的、疏离化的理性世界，导致现代技术不仅把人类变得一模一样、毫无差别，也使得其他事物被同一化、同质化。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的心灵找不到安顿之处。笔者认为，这样的哲学难以带领人类走出当下的困境。当然，西方哲学也在不断发展，如海德格尔提出哲学研究应该“面向事情本身”(49)[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0页。，“描述的方法论意义就是解释”(50)[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70页。，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等，已从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开始转向关注日常世界和日常生活。这些观点相比于西方传统哲学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依然不足以解决人类当下面临的困境。

如果我们把哲学看成是一门有关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价值体系的学问，那么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人类的认识体系是多元的，而不应是西方哲学一家独大。换言之，如果哲学可以拯救人类的未来，那么，这样的哲学一定是多元的。笔者认为，在人类走向未来之际，需要多元的智慧和多元的经验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思考。就此而言，人类学似乎比哲学更接地气，能更多地关注到不同文化所形成的哲学观的差异性及其内在意义。通过人类学对这些异质文化的对比研究，集中人类的共同智慧，也许有助于我们找到更具开放性和可持续性的未来发展之路。

四、未来人类学能与哲学一起共同拯救人类吗？

在调动多种文化形态共同拯救人类未来方面，“立志发现、区分、解释人类差异”(51)[美]奥莫亨德罗：《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张经纬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页。的人类学应有重要担当。发掘和认识不同文化的知识系统，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供更加多元的选择机会，的确需要人类学的密切参与。一般来说，科学的发展可以是无所顾忌的高歌猛进，但文化却不能这样，需要考虑到人类在其中的适应性，需要回到类似“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原点。在思考这类问题时，人类学与哲学的区别在于：人类学不仅关注自身的思考，也关注其他民族和群体的思考；不仅思考当下，也从历史的维度去思考。

第一，人类学强调文化多元性和历史性。在20世纪初，人类学家就意识到“传统文化知识在西方殖民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不断丧失”，并以进入田野“抢救”传统文化的最后遗产做出应对。(52)George E. Marcus and Michael M.J.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24.人类学家认为，由于任何一代人的社会系统主要是从它的文化遗产、从上一代人那里获得的(53)参见[美]M.E.斯皮罗：《文化与人性》，徐俊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如果失去这些遗产，就失去了以往的经验世界。弗斯认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一位老人的过世同时也带走了一些永远无法代替的知识。”(54)Adam Kuper,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p.5.而只有依据那些天天都在消失的信息，当下关心的主要理论问题才能得到讨论。克罗伯提出，“文化的天性由其自身累积起来的过去所决定，因此理解文化最卓有成效的态度就是历史主义的态度”(55)Alfred Kroeber, “Introduction”, In The Nature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4.，“文化是超机体的和超个人的，因为虽然它由作为有机体的个人承载、参与和创造，但它是逐渐获得的，并且是通过学习获得的”(56)Alfred Kroeber, Anthropology: Race, Language, Culture, Psychology, Prehisto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48, p.254.。文化差异是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核心价值的多方面表达，而人类学的目标就是要记录这些不同的模式。(57)参见[美]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9页。

第二，人类学强调对社会的整体性认识。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分类，目的是要观察它们是由哪些要素建立起来的”(58)Emile Durkheim and Mauss Marcel,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p.9.。正是这样的观察和研究使得人类学家认识到社会不是一个纯粹的领域，它已经成为一个系统，其中每一个部分都相互连接、相互依存、同等重要。(59)Levi-Strauss, Claud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Marcel Mau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38.基于此，莫斯认为没有什么“比研究‘总体’社会现象更紧迫或者更富有前景的了”(60)Marcel Mauss,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1967, p.78.，并把个体和社会、具体和一般、结构和过程联系起来，而当代哲学家才刚刚认识到这点。

第三，人类学强调文化情境的独特性。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特殊文化情境中才能理解特定社会的实践。(61)Elvin Hatch, Theories of Man and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埃文斯-普理查德相信理论是从当地的现实中推演出来的，因而一般性的理论应该回归到现实背景中。(62)参见[美]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82页。他们强调的文化多元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与传统西方哲学那种超越现实、追求同质性和一体性的抽象思辨大相径庭。

第四，人类学强调从系统关系中认识世界。人类学强调生物性、文化性和环境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系统关系，即其所形成的反馈互动网络。人类学家提出生物-文化性问题，是为了跳出西方哲学“身心分离”“文化与自然”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在西方以外的许多其他文化都没有这类截然对立，这可以解释人类学家为何也不会将这二者对立，因为他们从自己研究的人群中学会了其他思维方式。(63)参见[美]奥莫亨德罗：《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张经纬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0页。几乎所有的文化系统都会将人和地球以及宇宙联系起来思考，作为一种把人和人联结起来的方式而起作用，因而文化科学必然会关注文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64)Leslie White,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p.29.

第五，人类学强调从符号系统中认识人类的象征系统与艺术行为。文化是由符号组成的象征体系统所构成的时间连续体，人类的个体生命可以消失，但这种整体性的象征体系可以超越个体的生命，形成一个可视和可感的符号交流体系，这些符号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各种艺术形式的。正是这些形式化和意义化的文化符号，使得世界不仅仅是科学家眼里的有规律可循的物质性世界，也是一个充满情感的“社会剧场”。人类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且由于地域环境和风俗的不一样，“每个社会的社会戏剧都有其自身‘风格’”(65)Victor Turner,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Icelandic Saga”, in E. Turner(ed.), On the Edge of Bush.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5, p.74.。与哲学相比，人类学更侧重的是将形式与意义世界合二为一，将身体和心灵合二为一，将物质和灵动的世界合二为一，由此成为一门“并非寻找法则的经验科学，而是寻找意义的解释性学科”(66)[美]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28页。。为此，格尔茨坚持认为，文化因其作为被表演的文本而具有公共性，使得异文化如此不同的是我们“不熟悉他们的行动充当符号的那个想象空间”，而人类学分析的目标就是使这些符号变得可以阐释。(67)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1973, pp.9-10.这引致了一种表演人类学的研究，肯定了艺术对于人类文化建构以及理解人类意义世界的重要性，并由此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人类学得到迅速发展的基础。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人类学的研究虽然源于西方，但由于其研究对象大都是非西方文化，因此更能从多元的角度去记录和理解不同的文明形态。当今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相处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问题，这是由工业革命以来以物为中心的文化观念所导致的。要改变这一文化观念，就必须到更多的文化群体中去寻找智慧。现代技术所取得的统治地位意味着人类精神表达系统的衰落和崩溃，人类学应该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发掘不同文化中的哲学思考，包括艺术的表征形式以及对意义世界的建构方式，积极参加未来人类社会的文化重建。

五、艺术人类学如何以学科自觉应对新的挑战

如前所述，当人类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不仅需要科学、哲学、人类学以及各人文社会学科的联合出场，也需要艺术参与拯救。因为与哲学和科学所具有的理性相比，艺术所具有的感知力更接近人性本身，跨越艺术学、人类学、美学、哲学等学科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价值正在于此。

在西方传统的认识框架中，科学家、哲学家是与逻辑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属于高等思维方式，而艺术家则与感性、本能等联系在一起，属于低等的思维方式。然而在当代社会，艺术家为了提升认识的层次而开始关注哲学，哲学家则为了提高对人类感知力的认识也在努力接近艺术。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哲学会自觉融入艺术中，艺术也会自觉融入哲学中。这一现象与人类学的发展有着相似之处，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科在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中相遇，也就并非偶然。

这种相遇的意义在于，当代艺术不仅试图走向哲学，也在试图走向人类学，人类学从文化的象征性和符号性的入口探讨了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并将社会定义为文化剧场，这样的探讨曾影响了当代艺术尤其是行为艺术和表演艺术；同时，人类学对于“物”的认识过程也在影响哲学和当代艺术。人们曾经认为，物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并坚信物自身有一个结构，有一个自在的存在意义。后来受人类学的影响，人们认为物的存在意义是人们赋予它的对象性，物的意义取决于它的相互关联性，这就需要整体性地认识世界。这样的理论被植入当代艺术中，延伸出两个含义：一是艺术应该重返生活或介入生活；二是艺术应该让公众参与，变成影响社会生活的事件，而不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或者是一个独立的表演。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艺术、创作艺术、研究艺术，必须要有人类学的整体性视角，因为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艺术品，还包括由艺术所构成的各种社会网络关系。与此相关的认识理论，与其说是在向哲学化转型，还不如说同时也是在向人类学化、艺术化转型。因为当下哲学开始关注富有各种关联性的日常生活经验，就意味着深度进入人类学长期关注的领域。再看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不仅可在艺术学、哲学(美学)、人类学等相互结合中形成跨界性、交叉性、整体性、创造性、开放性和开拓性的学科特征，还可与人的生物性、科学性研究结合，通过文理兼容形成新文科特征。当然，对于这些学科特征的认识，需建立在学科自觉和学科反思的基础之上，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

笔者认为，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人类学的未来发展目标应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应了解最新科技前沿的动向和研究，尤其是神经美学方面的研究，以便从生物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人类的文化性以及生物性和审美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关注学术的理性思维；另一方面，也要探讨如何在人性受到科学技术侵蚀的过程中，研究和发掘艺术审美的感知力。我们要意识到，在了解和学习科学前沿成果时，不是被其同化，而是要与其合作互动，从而延缓或阻挡技术对人类的侵蚀。

第二，应发挥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优势，通过对不同差异性文化的象征体系及符号表征形式的纪录和研究，帮助人类重建新的经验世界，为正在被抽象化、同一化、同质化的世界输入多元的差异性经验，重新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关联体。

第三，不仅要关注现成的经验世界的研究，也要关注新的创造经验与体验经验的研究，包括网络、网络游戏以及当代艺术的创作与体验。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代艺术实践迸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但艺术哲学依然难以彻底摆脱康德认识论模型所带来的理性优先惯性，未能直面艺术和经验事实对美学提出的挑战。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打破这一僵局，进而与审美人类学联合探讨这一问题。

第四，关注艺术创作与体验的共享化研究。随着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艺术创作的材料和技术的革新促使审美感知发生了根本变化。审美感知被扩展到几乎所有感官，艺术的感知和体验被艺术家、表演者、消费者共享，其区别被模糊，其功能趋于重叠和融合，不同群体在审美体验中成为整体，扩大了审美感知的边界。审美功能不再是情境中的角色，而是整合的、共享的，观众可被邀请参与审美过程，甚至通过技术革新成为共同的创造者。艺术人类学研究者可利用自己整体性研究的长处参与这一研究，并做出解释和建立新的研究理论。

第五，艺术人类学应关注当下的“介入美学”及“介入艺术”等活动。所谓“介入美学”，是美学领域将审美价值的范围从艺术扩展到日常生活中，将审美价值与审美经验整合，并关注一种综合性的审美价值与感知体验的新研究领域。而“介入艺术”也一样，是将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公共行为回到其原点的一种创作理论，如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参与公共艺术和人文景观的创作等。艺术人类学应关注这些新领域和新艺术行为的研究，并关注其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和意义。

第六，应重新理解艺术与手艺的关系，进而去“解蔽和揭示”人性与科技之间的种种关系。其实在古代社会，艺术与手艺等同，其共同任务是“模仿”，模仿的原初含义即“解蔽、揭示”。艺术家和手艺人的工作，就是把自然中的事物真相揭示出来。每一次揭示都是新的解蔽或创建活动，目的是要在天地之间建立具有人文意义的世界。中国古人所谓的“为天地立心”，就是要为世界赋予意义，而这样的工作不是由科学来完成的，而是由手艺、艺术、哲学、科学等等共同完成的。其中，艺术和手艺的位置极为重要，古代社会的神话、宗教以及各种表达人的、人与天地关系的仪式，都离不开各种器物及其图案、造型等的参与。这是一条通往人性和灵魂的道路，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中，科学和理性已占绝对优势，并有可能挤压人类精神空间，我们更应该结合人类学、艺术学和不同文化的哲学体系的研究，在研究实践中重建人类的意义世界。

当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类世”的高风险复杂系统，未来学界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恐怕在于：如何提升全球政治共商机制，以节制技术的加速发展，应对各种技术风险(包括技术工业未能消除的自然风险)，制衡技术的全面统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甚至建议美国政府成立一个由杰出思想家组成的委员会，以帮助制定国家意愿——他的呼吁是——再不开始，就太迟了。(68)桑暘编译：《人工智能：启蒙运动如何结束》，《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26日。其实，不仅是美国，各国都应如此。笔者认为，科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艺术家都应该参与其中，成为这一思想库中的一员。而作为跨学科研究的艺术人类学者，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学科自觉，并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