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李军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选择是关乎发展走向的根本问题。1840 年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殖民奴役的劫难，山河破碎、文明蒙尘。一个曾长期位于文明前列的民族，创造过举世瞩目辉煌的国家，是无法接受这样的历史命运的。无数革命志士为了逆转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前赴后继地尝试诸多救国道路，但均未成功。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并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时空转换，中国道路由探索成型跃升到道路自信和完善巩固阶段。作为新时代接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坚定道路自信，它是新时代“四个自信”的首要自信。

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躯壳中潜藏着它的文化脉络，两者的交融汇通，使人类社会形态的有机演进产生了生命的律动，呈现出规律性与价值性的有机共鸣。何以如此？因为社会的发展同样也是人类主体的自我发展完善的历程，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发展主体的价值偏好具有契合性。文化既是人类发展的产物，也是发展的动力与原因。因而，文化视角的研究是解读社会发展道路的必需与必然。当代中国道路背后是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价值选择。这种选择既有现实的原因，同样也有文化的根由。

一、中华文化：道路自信的历史诉求

“在发展道路的探索上，照搬没有出路，模仿容易迷失，实践才出真知。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依据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1]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不是单选题。阿拉伯谚语讲自己的指甲才知道哪里痒，关键要依托国情实际，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佳的，各国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内在决定了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性。

唯物史观对历史发展除了基本的经济解释模式之外，还有文化解释模式。马克思强调要结合具体历史条件来分析，“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2]466-467。马克思在晚年通过对东方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开始修正自己的历史理论，反对教条化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观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明确提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464。对于中国，他们都曾在研究中给予极大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3]277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明了中国终将爆发社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自身道路的特殊性。

“中国”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结合，一方面是通过“中国”强化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取向与核心价值，使“社会主义”与“中国”深度融合，推进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是通过“社会主义”赋予了“中国”新义，实现了传统“中国”的现代再造，造就了“旧邦新命”的伟大转型。在这种从旧到新的巨大社会转型中，社会主义的全新要素与中华文化元素交融共鸣。

其一，“大同小康”的治道文化理想的必然诉求。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广义地对应于人类私有制发展阶段来看，那么在每个民族文化的源头之处，都能找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子。先秦诸子面对土地私有诸侯兼并造成的社会苦难进行反思，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均无贫”“兼爱交利”“小国寡民”“至德之世”“君臣并耕”“王道仁政”等等。这些社会理想均反映了思想家们对当时社会贫富分化状况的严重不满，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这些理想后来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进行了集中表述，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同”与“小康”的特色治道文化理想。

“大同小康”的治道文化基因在历史长河中蜿蜒而下影响至今，深深映照了中华先人们生生不息追求进步的光荣民族传统。在文化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最直接的民族文化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和谐社会”“中国梦”“人民至上”等诸多理念，均可以溯源至“大同小康”的民族治道基因。当然，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将传统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一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了中国气息，另一方面使传统理想具有了现代内涵。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走自己的道路。

其二，中华文明继承创新机制的自我选择。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裂的文明，它的生命力离不开自身的吐故纳新。秦灭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将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形式统一国家转变为实质性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自此，合与分、治与乱，成为传统中国历史演变形式，所以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说。但从文化视角看，这恰恰是中华文明的继承创新机制，正是在纷乱合治中进行了吐故纳新，维持了自身的活力。因而，相比于异域文明的承继与断裂，中华文明的纵贯性是其重要典型特征。

战国之乱，给各家治道思想以充分争论的舞台和实验空间，法家思想在此当中显示了治乱的力量，使秦一统天下。而秦的酷政显示了法家治平的不足，汉一统之后，儒家吸取众家之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三国魏晋之乱，暴露了儒家名教之僵化。玄学的批判，道教、佛教的兴起，唐时儒、佛、道三家的交流融合为北宋以降儒家理学、心学的振兴准备了条件。

近代中国的列强殖民之乱，从文化视角看是中华文明再一次吸纳异质文化，寻求新生的艰难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从器物到制度的模仿、学习和试验，但资本的霸权逻辑已经不可能让中国成为主权独立统一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华文明唯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延续自身文明传承，实现救亡与复兴。

其三，知行合一，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爱国情怀的主动担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中国自先秦以降，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就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爱国情怀。在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华民族历代先进分子一以贯之地具有为国为民的责任担当。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同样是这一文化基因的产物。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华民族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肩负着“救亡图存”和“复兴图强”两大历史使命，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奋斗中，我们党成长为最高政治力量，党的领导制度演变成为确保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制度。

中华文化精髓凝结成为“文化基因”。从文化接续传递的视角，文化基因是存在于文化大系统中的深层因子，是人类社会的精神理念、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总和中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基本元素。中华文化是中国道路的文化沃土，中华文化中的文化基因是滋养中国道路的甘露。从中国道路的必然选择到中国道路民族风格的展示、从为生民立命到中国道路人民至上价值旨归的提炼、从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到党的领导制度确立与坚持，无不闪烁着传统优秀文化基因的光芒。中国道路是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要义、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和中华文化精髓于一身的复合体。

意大利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说“传统的思想注定是要死亡的，但经过后人的精神，被再造以后，会呈现新的光辉，它作为现代的力量而活着，是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灵性”[4]70。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蕴涵着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文化属性，正是中华文化的灵性塑造了中国道路的民族特色。所以说，坚定道路自信，是中华文化的历史诉求。“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5]

二、两个结合：道路自信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性的科学理论，道路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其在共时性上注重的是如何实现人的逐步解放，在历时性上追求的是如何走向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总结阐明了以生产力和革命为基点的“自然——社会”之双向互动变革道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普遍性规律，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方法论指导。

中国道路作为党和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伟大创造，建立在对包括传统优秀文化在内的特殊国情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抑或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基因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文化和政治价值基础，两者的充分融合才造就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道路。

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两次飞跃，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大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的杰出典范，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历史诉求和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自觉呈现，同时其科学性还被一系列伟大成就不断持续证明，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空间中的现实表达，厘清了新时代道路自信的理论逻辑。

“两个结合”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走“自己的路”始终具有高度理论清醒。现代化作为人类对未来美好社会文明的向往和追求，虽然起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应该依据其现实和历史条件自主选择。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往往不是预先设定的。肇始于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是新中国在经历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社会主义建设诸多探索挫折之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创新，与自身发展现状和文化生态充分融合才最终确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一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也是应对全球化大变局挑战的理性选择。我们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有自己的选择。

那些只依靠某种理想化的理论指引，不顾及自身实际发展状况和特殊文化环境的发展思路，最终会被现实的种种困境反复教育，甚至付出沉重的发展代价，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曾经犯过类似的错误。美欧发达国家大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引发的经济危机及社会动荡也已反复验证了这一真理。回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可以发现，在经历了曲折的探索，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总能纠正错误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其秘诀就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坚持和不断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逐步确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新的旺盛生机，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二次飞跃，回答了“走什么路”的道路选择问题，也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标杆。

“两个结合”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为道路自信夯实了理论根基。2012 年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在“两个结合”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飞跃，从十个方面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根本遵循，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从来不排斥特殊的文化传统对政治经济的影响，相反只有资本主义才任由资本在社会各领域肆虐，不断异化各种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安定和不停顿的活动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6]34-3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文化传统侵蚀过后剩下的是赤裸裸的剥削关系。同样，马克思·韦伯也看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传统价值观和信仰解体之间的关联，传统文化及其特有的价值观淹没于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和官僚化之中，遭遇他所谓的“现时代的命运”。2016 年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访问中国时谈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使他修正了之前作出的那个著名论断——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福山认为，中国的治理发展模式有可能成为一个可替代模式。迫使作为众所周知的西方中心主义者福山作出这一修正的正是中国巨大建设成就所展示的发展道路科学性。当然，中国道路的科学性无需西方学者来旁证，中国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已是最有力的证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创新推进，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观念融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7]。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道路最本质特征。善于运用真理的力量，在理论上的不断创新是党永葆先进性的根基，从“一个结合”向“两个结合”的跃升，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用达到了新的境界，为中国道路行稳致远赢得了历史主动。

从政治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让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稳固制度保障。多党合作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全领域有序推进又让广大人民亲自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中，真正实现了人民的事务人民管，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身份得到进一步落实。这是中国式全过程民主道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最现实的表达，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下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

从经济发展来看，新时代转向高质量发展，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依然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态势。从邓小平同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习近平同志“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质朴表达与原则坚守。物质匮乏、人民贫困的社会绝不会是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图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体现在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服务人民这一核心价值之上。

从社会建设来看，治国之道民生为要，既是中华文明的一贯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党和国家努力的方向。精准扶贫使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让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成为新时代为人民谋幸福的落脚点。

从文化发展来看，人民大众的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方针，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从未放松过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有力引导下中国传统文化迎来了发展复兴的高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恰如王成等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顺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恰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解释背景。中国传统文化历尽百年磨难重现生机，同样是凭借了马克思主义注入的现代性活力”[8]45。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物质需求作为人的所有需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人社会属性的体现，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我们用优秀的文化滋养了人的精神世界。

从生态文明建设来看，深化生态好坏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必然性认识，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良好生态环境关乎民族国家永继发展，是不可忽视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的制度供给日益完善，制度执行力度明显加强，绿色发展的生产、生活格局基本成型。

整体来看，新时代以来补短板、调结构、增效益、促平衡，五大领域全面推进，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协同发展，将中国发展推向全新高度，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已初露端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既证明了中国道路的科学性又验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本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价值共鸣，支撑社会主义制度，是未来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改革的内在依循。在“两个结合”中，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跨越、以实践探索支撑理论创新，是中国发展的辩证法。

三、先进文化：道路自信的时代走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民族自立自强之路，是人类现代化建设的东方之路，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接续创新、走向繁荣之路，也是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之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同时也意味着对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自信，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意味着对人类文明步入崭新境界的自信。“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7]

坚定道路自信是人类价值观的共同愿景。从《乌托邦》起步，社会主义思想来到人世间已逾五百年光景。自十月革命起算，社会主义制度来到人世间亦有百年历史。其间虽有过辉煌有过曲折，但它对自身价值观的守望始终未改，因为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价值坐标。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前三大社会形态都是建立在以私有制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价值观念必在私有观念的笼罩之下，社会运行的结果也必是少数人的天堂与多数人的地狱。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与前三大形态相比，其价值观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为绝大多人谋利益是始终不变的信念。公有，顾名思义就是共有，是建立在人们共同愿景基础上的观念定位。公有制是这样一种制度，它要求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社会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这是人之常情，是社会伦理的共识性表达。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主义，如果它是少数人的乐园，只为少数人诉求，那它就悖逆常理了，就不是什么理想的社会、先进的主义了，必定为大多数人所唾弃。二是公有制的价值观念具有可实现的要件机理。一百四十年前，恩格斯就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6]219。社会主义不是海市蜃楼式的幻影，一定要有耸立的坚实根基。社会主义大厦必须以发达的社会生产、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以及合理的分配制度作为内在高强度框架结构，方能承载超越私有制的人类新文明生态，引领人类走向更高的未来形态。

科学社会主义自诞生那天起，绝大多数人利益就拥有了可实现的制度框架，那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体系的三大基本元素，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三大支柱。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运行中，也出现过偏执于这三大元素的单一性一面，历经了风雨曲折。但是纵览社会主义的百年历程，只要这个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无论怎样的改革，这三大元素都挥之不去、屹立不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大要素是绝大多数人利益实现的基本要件，脱离了它们，利益实现就是空中楼阁，这个社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改革中走来的，改革是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首先涉及的是这三大元素的改革。经过了四十余年的改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经济制度方面呈现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结构；在经济运行方面呈现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引擎；在分配方式方面呈现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并存的格局。凡此，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条墨守成规的道路，但同时又是一条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要件的道路，三大要素始终是渗透其间的底色，万变不离其宗。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它秉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原则，以实践不断彰显着人类共同愿景的价值旨归，启示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走向。

坚定道路自信是文化接续创新的实践之源，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亮丽名片。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守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信念，不忘人民立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验证了这一信念，并使这一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为深厚的文化特征。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凝练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接续发展提供亮丽的名片。首先，改革开放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 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9]4。两百年前拿破仑就预言，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憾世界。今天我们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挖掘奇迹产生的根由，这就是凝练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其中就包括凝练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规律，给世人一个交代。其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探索不仅仅是这40 多年中的事，它还来自前30 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奠定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文化观念，来自近百年来社会主义信奉者们的耕耘和智慧，来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设想，来自所有怀揣社会主义理想的先驱者们共同努力。为此，凝练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给前人一个交代。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凝练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是为了立足现在，开拓未来，给后人有个交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短暂一页，更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区区一瞬，历史在催人奋进，后人在期待指引。

坚定道路自信是文化文明力量的交相辉映。今天这个世界呈现出大量的变数，正所谓百年变局、波诡云谲，这个世界究竟到哪里去已成为无数有识之士所忧虑、所思考的大问题。当今世界问题很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文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国与国之间的友好或争斗往往会披上文化的外衣，那么当今世界的纠结已日益凝聚到人们的文化观念之间的碰撞，也就是说文化观念已不再是一件“外衣”，经济发展的总量与效益、生活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社会的冷漠与和谐，无不与文化有关，文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值得自豪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又有兼容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具有协同万邦、礼仪天下的开放情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良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这一命题是我们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解决当今世界文化问题乃至人类问题的纲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揭示的文化观念有三：一是积极倡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识。当今世界的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群体无不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群体相互连结，这种连结不管是密切的还是宽松的，都已不可能独善其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人们站在全球的角度观察问题，其所倡导的意识就是共识，是全球共识、人类共识，这是基于当今世界状态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同时也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欺凌的霸权主义和偏执的个人主义的警醒。二是积极倡导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人们构建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等共识性价值观，这就要求所有的发展理念和决策都要有宽广的视野，既立足本土又胸怀天下，既立足今天又放眼未来，既立足个体又利于社会，不可偏废任何一段。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把所有争论或争斗的优劣都放到这个价值规范中加以考量，决不允许好坏不明、善恶不分。三是积极倡导文化交流，大力彰显文化文明力量。当今世界的问题可谓包罗万象，解决问题的手段也是丰富多样，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高度重视文化文明力量的作用。文化的力量具有物质力量难以匹敌的精神力量，人们一旦拥有共通的价值观，就一定会共同趋赴于问题的解决。“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10]世界各国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其实也是为世界人民应对挑战提供了良策。

四、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质，有着自己的文明标识，由此孕育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文明底蕴。当然，文化具有特殊的样态，文明具有特殊的载体，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文明诉求，不可简单地相互替代。但是，文化文明是可以互鉴的，也只有在互鉴中才能交相辉映、升华力量。我们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为解决人类问题，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从一种空想变为一种科学理论，从一种思想体系变为一种社会制度，从一种价值理念变为一种发展道路，已经走过了五百余年的风雨历程。继续走下去，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形态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