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金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006）

面对日益严峻的新冠疫情形势，各个国家的理论家都对后疫情时代的政治和思想的发展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例如，德国韩裔思想家韩炳哲在前不久撰写的《疲劳病毒：新冠疫情让我们陷入了集体疲劳》中强调了人们在疫情期间的根本性疲倦和抑郁。事实上，这些观点在其《倦怠社会》《暴力拓扑学》《透明社会》《精神政治学》等著作中不同程度地提及。只不过文章中增加了新冠疫情的视角，用新冠病毒对于人体侵害时所造成的身体疲劳引出人们的精神疲劳。疲劳和抑郁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但我们疑问的是，在工业以及农业逐渐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很早就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人工智能也取代了我们很多的算法工作，为什么今天会感觉到更加疲惫和抑郁呢，而且总觉得有无形之物在控制着我们，把我们圈在自由的囚笼里面。这个无形之物来自哪里？如果用韩炳哲的观点来解释，这个无形之物来自功绩社会的自我剥削，自己既是狱警又是犯人。如果用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的观点来解释，是我们处在一个加速社会的快速运转过程中，就像西西弗斯永远停不下来，否则我们会陷于失败或者后退的境地。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我们不分时空在电脑面前工作，时常感到焦虑、倦怠、抑郁。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在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功绩的时候，对自我进行精神政治技术的浸入的时候，不免要思考政治技术的历史路径。我们将沿着死亡政治到生命政治，再到精神政治的思路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君权神话与死亡政治

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归根到底，他身上掌握着生与死的权力的本质就是杀人的权力：只有在君主杀人的时候，他才行使对生命的权力。这本质上是刀刃的权力。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1]263-264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第一个时代是君权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再是部落制度的零散的权力联盟，而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在这个国家中，君主成为国家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为了塑造出这种唯一统治者的合法性，需要从神话角度来赋予君主及其权威的至高性和不可侵犯性，因为这种权威不仅仅是君主个人的权威，也是国家奠基的根基。在《尚书·召诰》这本先秦的政治文献中，就有着“有夏服（受）天命”的论述，其核心思想就是试图奠定从部落社会向统一的君权社会发展的合法性基础。例如，周王朝时期的武王，就是“受命于天”。为了显现自己出身的高贵，要么是神灵创造，要么就是出生时天赋异像，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传说，比如汉高祖刘邦被誉为龙之子，“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2]276。魏文帝曹丕出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圜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证，非人臣之气”[3]47。同样，西方也是如此。比如埃及的法老也自称是天神的儿子，所以在死后要入住金字塔里得以通天。古代欧洲的亚历山大大帝以神的化身自居，罗马帝国认为皇帝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日本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都说明了君主的权力是神化的，君主代表神灵在人间行使权力和管理人民。如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试图将世俗王权与宗教神权结合起来，试图将东罗马帝国发展为一个神权君主的国家。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奥古斯丁认为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住在上帝之城（天国），地上之城是上帝的弃民居住的地方，但也是由上帝控制，谁成为君主，也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天或者上帝是万物的天然统治者，而君主要么是天之子，要么是代表上天，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已然由此确立，君主是国家的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同时，国家的万事万物都归君主所有，在他能够对所有人生杀予夺的同时，他也代表着整个国家，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话来说，就是朕即国家。朕即国家，第一包含了国王拥有这个国家一切财产和权力；第二包含了国王代表这个国家，是国家的象征，侵犯皇帝，就是侵犯国家；第三包含了国王家族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国王的生死荣辱就是国家的生死荣辱。路易十四执政72 年，把国王的权力发展到了顶峰。达米安谋刺国王路易十五，使得“君权神授”理论下国王的神圣不可侵犯受到挑战，相当于对整个国家的侵犯，刺杀国王的肉体，等于侵犯了上帝的意旨，轻伤愈后的路易十五签署手谕，命令巴黎高等法院以“弑君罪”审判达米安，他必须当众向上帝和国王认罪，最终以极刑的方式实施死亡的政治。

不过，在古代君主政治中，仅仅通过神话或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奠基君主无上的权威是不够的，因为神话和学说只能奠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合法性基础，并不能带来现实政治的治理层面上的统治。于是，古代君主政治的统治被分成了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君权神话，另一方面是现实政治中的治理策略。然而，由于古代从上至下的政治治理并没有太多的技术手段可供选择，他们只能采用最原初的生与死的控制来实施治理与统治，通过严厉的惩罚使人死亡和恐惧，从而实现对于臣民的驯服，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治理策略就是死亡政治的策略。换言之，国王或政治的权力主要作用于人的死亡，即取人性命（take away life）。对于这种十分粗陋的治理策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和1976 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集《必须保卫社会》中都将其称为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s）。这里的死亡（thanatos）来自古希腊神话的死神塔纳托斯（Thanatos），他和睡神修普诺斯（Hypnus）都是黑夜女神尼克斯所生，掌管人的生死。福柯使用死亡政治一词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味：“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归根到底，他身上掌握着生与死的权力的本质就是杀人的权力：只有在君主杀人的时候，他才行使对生命的权力。这本质上是刀刃的权力。”[1]263-264这样，在福柯看来，最主要的权力就是让人死亡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维系着国家权力的运作，换言之，在古代政治的逻辑中，只有君主将威胁到他的存在的人杀死了，国家及其机制才能有效地运作。比如《世说新语》载曹操言“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4]853。之前，左右臣属均认为这只是曹操一句戏言，后某夜一侍从替曹操盖被子，被曹操一刀砍了，左右之人才深深感觉到恐惧，也只有当曹操杀死了这个侍从之后，平常被当作戏言的一句话，产生了“左右莫敢近者”的效果，真正具有了权力的功能。这种权力实施的方式，并不在于盖被子的侍从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而是在于它变成了君主权力意志的实施工具，从而产生一种死亡政治效果。在这个死亡政治的基础上，君主的权威才在现实中树立起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对应关系，即神话层面的君主权威和现实治理层面上的死亡政治的对应。在理论和象征层次上，君主的权威是建立在神话和神学基础上，无论是刘邦作为赤帝之子，还是丕平的涂油礼，事实上都是一种在话语层面上的权威，即一种象征化的秩序。而在现实的政治实施层面上，这种象征性话语能够起作用，依赖的基础是死亡政治，即君主真正将取人性命的权力直接作用于具体对象，不在于这个具体对象犯下了什么罪行，他们的死亡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性命处于具体的君主权力的作用之下，成为死亡政治的牺牲品。这样古代政治事实上是通过这两个层面同时来发挥作用的，即象征层面的（君权神授）对应于具体政治层面（死亡政治），只有当这两个层面同时发挥作用，君主的权威才能被真正树立起来。于是，我们看到的君主的权威是两种权威，君主的身体也分成了两个身体。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坎托洛维奇在其《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两个身体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皇帝的王冠是拟制的王冠，即包含可见的王冠和不可见的王冠。我们在影视剧里面所见的对皇帝的加冕仪式中的王冠，是“物质性的、可见的”王冠，而加冕的庄严的仪式，代表的则是上帝赐赠的“不可见”的王冠。可以说，“国王在加冕时要被赐予、加戴一个可见的、物质性的、外在的金环或王冠；另外还有一个不可见的、非物质的王冠——包括对于政治身体的统治不可或缺的国王所有权利和特权，它是永恒的，要么直接来自上帝，要么是通过王朝的继承权利。对于这个不可见的王冠，我们可以说它是‘不死的王冠（Corona non moritur）’”[5]506。不死的王冠，既展现了上帝的意旨，也使得死去的国王和新晋的国王在不死的王冠下结为一体。与此对应的是，君主专制的实际的政治统治，这是一种死亡政治，体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原则。而这种死亡政治的合法性恰恰来源于国王的象征性身体，即被神授予的合法性。象征上的君权神授和现实中的死亡政治在这个前提下，天衣无缝地构成了古代政治的根基。也就是说，如果要消除国王随意取人性命的权力，就必须消灭君权神授的象征逻辑，从克伦威尔的议会军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那一刻起，被斩下的不仅仅是国王的头颅，也同时斩断了死亡政治的根基。君主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化外衣被去除，任意使人致死的荣耀的君主权力走向消亡，使人死逐渐转变为让人活，死亡政治走向了生命政治。

二、权力规训与生命政治

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命，所以政治变成了生命政治。

——阿甘本《身体之用》[6]209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道：“惩罚景观的旧伙伴——肉体和鲜血——隐退了。一个新角色戴着面具登上舞台。一种悲剧结束了，一种喜剧开场了。”[7]1719 世纪中期以来的惩罚的机制更多体现为教养和规训，政治技术由使人死变成了让人活。因此，福柯进一步说道：“过去君主专制绝对的、戏剧性的、阴暗的权力，能够置人于死地，而现在，由于针对人口、针对或者的人的生命权力，由于这个权力的新技术，出现了一种连续的、有学问的权力。她是‘使人活’的权力。”[1]270

这种“使人活”显然与福柯笔下的治理技术的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在死亡政治阶段，酷刑和死亡制造了恐惧，从而使这种暴力下的恐惧成为实施政治治理的有效工具。但是，在进入到现代社会中之后，尤其是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这种恐惧的手段并不能造成有效的治理效果，甚至会激起人民的反抗。所以，需要更好的治理手段来实现政治统治。19 世纪，也就是福柯谈到了“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世纪，一位法国警察贝蒂荣（Bertillon）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贝蒂荣测量法”，贝蒂荣将当时生物科学中流行的人体测量学和颅相学知识应用到对犯人的管理上，阿甘本也曾谈到这个著名的“贝蒂荣测量法”，即“不管谁以什么理由被拘捕或逮捕，都会立即进行一系列的人体测量，包括头颅、手臂、手指、脚趾、耳朵和脸部。根据这一系统——贝蒂荣称之为‘人物肖像描述法’——一旦嫌疑人拍完正面和侧面两个头像，这两张照片就会粘贴到‘贝蒂荣卡片’上，后者包含了嫌疑犯所有的有效信息”[8]92-93。“贝蒂荣测量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将犯人变成了档案上的照片和测量数据，而是发现了一个新的治理技术，在这个技术下，所有的生命体事实上都可以变成一个档案化或信息化的存在物。比如指纹和照片对比，以及档案中对象的相关国籍或户籍信息，很容易让警察和其他相关管理人员追踪到对象，并对其实施管理上的强制。这种治理方案当然要比处决达米安的古代刑罚更为“文明”，它不再要求残忍地取人性命，而是将治理对象的身份用数据和档案管理起来，从而达到对共同体和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都变成了一种数据人或档案人，正如科林·库普曼（Colin Koopman）所说：“今天我们的数据就是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名字不再与我们的肉体相关，而是变成了一个信息化身份的标签，我们以档案身份的形式来实现着我们的人格。”[9]30

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的身体变成了数据化和档案化的身份，而是在这种档案化的身份下，同时创造出了一种规范，符合这些数据和档案的个体成为“规范”的人。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早就驳斥了现代社会来自理性启蒙的悖谬，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进步深化了这一主题，即所谓现代人，不过是在现代治理技术下“规训”的结果，而规训产生的规范，成为将人变成现代人的范式（即人口范式）的途径。福柯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来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7]354或者，通过监控，通过规训，通过贝蒂荣测量法，通过档案统计，我们或许得出了一个结论。在福柯意义上的“使人活”并非什么理性的启蒙或人性的进步，而是一种更为残忍的治理技术。因为在死亡政治阶段，治理技术只针对于僭越法令和权威之人实施酷刑，而普通人身上产生了恐惧感。但在生命政治阶段，这种治理技术是针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治理对象的。因为“使人活”的生命政治，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意志随意地活下去，而是按照统治者和治理技术的规训要求，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让我们原先可以随意而行的身体受制于这个规范的模板，只有符合规训的规范的生命才能在社会上“自由”地生活。相反，如果是一个异常的身体，一个想要突破规范的生命，那么治理技术就会将它们隔离起来，隔离在监狱里，隔离在精神病院，隔离在医院的住院部里，对他们的身体进行规训，直至他们的生命能够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规范为止。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阿甘本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政治问题都变成了生命问题，在现代社会之中的人，都是符合规范的正常人，是已经被规训和监控的生命，所有不正常的生命业已被隔离、被驱逐，从而保障了现代社会是一个符合规范的规训的人的总体，而这个总体就是福柯意义上的人口。有学者指出：“国家限制人口的的流动、控制人口的行为，规训干预人的肉体，对人加以操练，它们旨在通过施加一种外部力量来提高‘人口’的生产力（整体数量的增多，个体力量的增强）。在此，人口是这样一种形象：它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可以为国家所用，但是，只有通过国家或其他机构的干预，人口这种力量才能被调动起来，才能更好地施展有益于国家的能量。”[10]58这解释了福柯为什么会将人口统计学与生命政治联系起来，实际上，通过人口的概念，现代治理技术发展出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1）在微观上，形成了符合规范的规训个体；（2）在宏观上，形成了国家易于治理的人口，让人口成为国家的生产力和动力。因此，福柯指出：“人口同时是安全机制的客体和主体，不仅仅是人口的观念，还有人口的现实。毫无疑问，人口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现实，关系到政治运作，而且关系到18 世纪的政治知识和政治理论，它是绝对现代的观念和现实。”[11]9现代国家，尤其是18 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生命政治下的人口成为主要的治理技术，也成为数字时代之前的人类的主要存在形态，这种形态既是权力规训的产物，也是国家人口统计学的产物。

三、数字控制与精神政治批判

大数据是十分有效的精神政治工具，它可以全面地获知关于社会交际的动态。这种认识是一种统治认知，可以介入人的精神，对精神在前反思层面施加影响。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12]16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今天我们不再有死亡政治恐惧的威胁，却能体验到无处不在的规训和监控以及权力对于生命的治理技术。在今天的数字时代，福柯意义上的被规训的生命可以说深入了一步，规训社会进入了数字控制的时代，治理手段进入以数字技术和算法的控制，这不再是监狱和学校的规训，而是在通过监控技术、智能算法等现代数字技术，治理的权力更加侵入到人们的灵魂之中，不断地鞭挞着自我的内在精神，从而让我们不仅在肉体上接受了规范的规训，也在精神上受到数字锁链的缧绁。或许控制社会、精神倦怠和心理抑郁正是描述数字时代的精神政治学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

控制社会，由法国思想家德勒兹晚年在《哲学与权力的谈判》中以附录的形式发表出来。控制社会与规训社会的区别，一个是在于空间的变化。福柯的规训局限于空间中的规训，规训社会是由空间或者机构的规则规范来制约我们，从而让社会个体进行自律，或者说我们被规训为社会需要的模样，它本身是有模板的，比如医院、学校、工厂等等。而控制社会不会局限在某个空间，而是一个来源于虚拟的数据，数据是无处不在的，它不需要特定的空间，即使离开地球，数据也依然在进行控制。德勒兹的说法是：“重要的不是栏杆，而是电脑，它测定每一个人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位置，进行着普遍的调制。”[13]247我们从有身体的个体，变成了没有身体的数据，而数据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我们去看医生，是要到医院与医生见面来望闻问切从而对自己提出健康建议。而在控制社会，不需要去医院，我们所戴的手表会随时通过数据的方式呈现出我们体脂率或者消耗的卡路里，我们会通过这些信息流来接受或者调整相应的行为。第二个区别是，规训社会是需要进行训导，而控制社会是自动化的，人们就如生产线上的产品，不合格的直接进行淘汰。在规训社会，学校通过纪律的管理，比如时间上、身体行为上的训导和操练进行规训。控制社会则更进一步，用阶段性数据来给学生进行监控，以某些软件为例，比如被中小学利用的优化大师，它的宗旨是“用AI 让班级管理更简单”，每天、每周和每学期关于学生的行为表现数据会在班级优化大师上面记载，然后作为评优或者三好生的组成部分，老师们认为这样很利于他们管理，认为这样管理很轻松。另外，我们所拥有的银行数据、医疗数据、消费数据等等，同样会对我们进行相应的控制，这种控制随着数据的增加和有效应用，逐渐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它不仅可以控制现在，而且可以控制未来。詹姆斯·布鲁索（James Brusseau）指出：“德勒兹看到，对于未来的城市，他想象的是用电子卡刷卡进入每个地方，但，会有那么一天，或者说在某几个小时里，这张卡也可以很轻易地被系统所拒绝。这个场景听起来像是卡夫卡的《审判》的未来版本，一个越来越多的像卡夫卡笔下的K 一样，一个监控会不定期地拒绝让他进入到大门里。”[14]20

然而，相对于之前的主权社会和规训社会的有限治理的技能，数字技术下的控制社会事实上具有类似上帝之眼的全景（panopticon）的视角，它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全景监狱的理想进一步发展，实现了由外到内和从无到有的对社会进行控制。简言之，这种全景视角的监控不仅是视觉性，它不需要主权者和权力的视力，现在的监控实现了全程智能化的数字监控。首先是对消费的操制，我们购物的时候，会存有网页的缓存数字痕迹，所以当我们下一次打开这个平台的时候，会有类似的商品给我们进行推送。更有甚者，你在A 平台打开过此商品，B 平台也会给你进行推送。更让人恐惧的是，你仅仅是跟朋友聊天，无论是文字聊天还是语音聊天，在你的相关页面上，也会出现此类的商品推送或者广告。在《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里面有一些震耳发聩的描述：“如果没有花钱买产品，那你就是被卖的产品。”“资本主义利用大型技术公司，对每一个人去的每一个地方，进行无限追踪获利。”“大型技术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保证广告商能尽最大可能成功。”在这种控制的运营模式下，人们不经意间流出的数据成为资本市场追踪的线索，并根据线索进行商品投放。“掠夺式广告商的策略就类似于此，但掠夺式广告的规模更为庞大，其每天可以锁定数百万的潜在客户。”[15]75可以说，这些监控资本家“把我们对于未来式的控制从‘我要’变成‘你要’。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但行动经济确保这些道路都是由监控资本主义的经济指令所形塑”[16]553。其次是对思想或者认知的操控，从思想来看，这种控制模式与消费模式类似，根据我们的点击、时长等等判断我们在此页面的注意的内容和时间，从而进行相关的推送。Netflix 出品的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中也提到“脸书作为一个有劝说性质的工具，它或许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现在你想象下落在独裁者或者集权主义者手里，如果你想控制你们国家的人民，从未有过像脸书如此有效的工具”。从脸书与美国大选之间的关联，我们已窥见一斑，这不是危言耸听，它已经发生在当前的数字时代。人们在网络中所作的一切，甚至我们当时的情绪和心理状况，都可以被监控和被追踪、被评估和被改变。第三，控制社会会就此止步吗？不会，上述描写的控制社会对我们的控制，还是从真实世界出发来进行改变。控制社会更加令人发指的地方，是让我们在虚拟的地方认为是真实，它可以控制我们的感官世界。最常见的就是，在VR 游戏里面，当我们戴上VR 眼镜，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就进入了虚拟的真实世界，当然，这个虚拟的世界，在我们摘下VR 眼镜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回到现实世界。但是在法国导演安德鲁·尼克尔2018 年导演的电影《匿名者》（Anonymous）里，追踪的警察被黑客进行了大脑程序的改变之后，不需要戴上眼镜，就改变了视听等感觉器官，在地铁站，明明没有地铁，在他的感官世界中，地铁却朝他呼啸而来；明明没有敌人，他却能视听到敌人朝他射击和进行追踪，直到他的警察伙伴对他进行程序救助才得以解脱。控制社会从浏览痕迹进行监控、推送甚至是改变，他能够从已有的增加你更多未有的，从你要什么控制成我要你要什么，还可以塑造一个未有的世界来改变人们的认知和行为。

倦怠是控制社会的后遗症，是当代人的一种情绪特征，充斥着人们的心灵。为什么在摆脱了各种繁杂的体力劳动，以及有人工智能进行多种辅助的时候，人类却会感到倦怠？第一，伴随着信息的高速流转让人们不断地接受四面八方的信息流，只要有网有电，手机里面的信息永远读取不完，信息是无线的也是无限的，无线让人自以为是自由的，而无限可以无限地吞噬人们的自由。换句话说，人们自由地献身于无限的信息流之中无法自拔，直到成为一场浩劫，人们的精神被信息流裹挟，我们都成了信息疲劳综合征的患者。第二，在数字时代，身体是不在场的，精神是泛在的，身体劳动转向了精神劳动，或者说身体政治转向了精神政治。今天的生产模式是由非肉体的和非物质的生产模式组成的，精神成为生产力的对象，社会个体对自我进行不断的加工和改造，以便发挥出非物质劳动的最大价值。“君权时代是撤销和盗取商品及服务的驯化的时代。君主权力表现为支配权和征收权。相反，规训社会依赖的则是生产，是积极地创造工业价值的时代。真正获取价值的时代已经消逝。价值在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甚至被彻底销毁。新自由主义政权开创了衰竭时代。现在，被利用的是精神。”[12]40功绩社会打着效率和成绩的旗号，使得人们不断地进行自我优化，自己既是犯人又是狱警，自己既是奴隶又是奴隶主，自己既是工人又是企业主，自己既是自我又是他者，在这种不断的裹挟中优化和前进，终会导致过度疲劳和倦怠。“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现代功绩主体没有能力从自身中抽离，无法抵达外在和他者，无法进入世界，只能沉湎于自身之中，却导致了矛盾的结果——自我的瓦解和空虚。他将自己困在一架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之中。”[17]74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进行解释，就是在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中，自我不断受到理想的超我对于追求快乐的本我进行控制，而且这些控制并不是个体不断进行升华的追求，而是在功绩社会中各种效率的追求下不得不进行的自我斗争，比如自我以超我为目标不断地努力，各种书籍也在为此助力，比如如何战胜拖延症，如何增加自控力等著作。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又一轮的新的自我斗争，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自我，无法逾越这个日益扩大鸿沟的时候，自我便陷入了倦怠或者我们常说的躺平，事实上，躺平是一种本我和超我无法和解的自我防御，而这种无法和解还会导致更深一层的斗争，就是自我攻击最终自我毁灭。

抑郁是数字时代的控制社会和倦怠社会的叠加后果。第一，在数字时代的数据和量化不断地驱动着我们，效率和绩效不断考核着我们，我们也因为被分割成块状的数据，我们只会通过数据来认识自我和他人，从而使我们沦为数据的奴隶而无法掌握自己的认知和灵魂以至于迷失了生活的意义。可以进一步说，人们成为大数据可以识别、预测和控制的客观事物，我们在数字化“圣物”如手机等电子产品面前被一览无余，虔诚地受它摆布而不自知，所以说，人类在数据面前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们在数据主义的时代呈现出的控制和倦怠，最终表现为抑郁的状态。第二，数字时代的控制社会、倦怠社会，无形中造就了一种孤独的疲惫，这种孤独的疲惫，带来了人们想独处和冷漠的境况，以至于对很多事情没有兴趣而陷入抑郁，因为无论他怎样自我攻击，都不会胜利。“自我同自身发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因为胜利意味着胜利者的死亡。功绩主体在胜利的同时走向毁灭……因此，精力枯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成为21 世纪的流行病，它们都带有自我攻击的特征。”[17]82自己是自己的敌人，所以自我斗争中没有胜利和失败，有的只是自我斗争的浩劫和对自我的摧毁。

四、走向免疫与共生的政治

数字时代的精神政治的特征，简言之，是因为我们从原来的固体世界进入到流体世界，从地上世界进入到云端世界，在这个进入的过程中，我们呈现出了各种不适，倦怠和抑郁成为流体和云端这个控制社会的主要症候。对于这些症候，未来社会应该何去何从，人类应该如何对待？

芒福德认为，巨型机器的刚性统治是这一切祸患产生的根源。这个巨型机器可以用维纳的控制论来解释，他包括生命体、机器和组织的内部或彼此之间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理论。可以说，这个巨型机器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它根据自己特定的逻辑来解释和改造世界。巨型机器对人们的操控，导致了这个时代的病症。“机器文化具有一种奴颜婢膝的形式，因而不具备上述强化生命的特性。它的核心不是劳动者及其生活质量，而是产品及其生产体制，以及借此获得的财富和金钱收入。不论其运行是靠工头皮鞭，还是当代无情的装配流水线，巨型机器运行的目的就是：速度、一致性、标准化、高产量。至于这类目的会给工人带来什么后果，比如：他们下班后体内还残存多少生命力，这些问题，机器支配者们是不管不顾的。这种制度的强制，要比明目张胆的奴役更加危险。”[18]264这段话描写的还仅仅是工业时代的规训下的劳动，在今天的数字时代，工头的皮鞭已不复存在，皮鞭已经融入到自我之中，对自己不断地进行鞭挞。倦怠、抑郁都是我们对数字时代中数据主义以及精神操控的排异。

免疫与共生是我们对待倦怠与抑郁的心理调节机制。免疫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天然免疫，一个是获得性免疫。倦怠与抑郁，可以说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的一种天然性排异，数字时代的控制是异己的，不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流动的云端的物质。斯蒂格勒说：“被大数据裹挟的人类没有未来的。”[19]75可以看出，在数字时代，人类是不能天然免疫的，我们只能寻求获得性免疫，人为地进行抗体的接收和养成，用不断的认识和反思来培养抗体，尤其是逐渐解除自身的过敏反应，因为这个时代的过敏反应只能是在自我斗争的浩劫中加速自己的毁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继续寻找共生的途径，当然，在自然界，人类本身就是自然世界的共生物种。而在人类社会中，人们经过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而今天在进入数字时代，在每一个时代人类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而今天我们应对的是精神的挑战，认知的挑战，对人类无限的潜能的挑战，这个挑战过程中，我们已经成为后人类，或者说已经成为电子人。“在控制论将身体重构为信息系统的同时，它也将自己呈现为一门重新描绘智能图谱的信息科学。它不断深入到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电子工程等不同的学科领域。成为一种通溶剂，要消解传统学科的各种界限。应该承认，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对这种帝国主义式的野心是认可的。但是，当他深入思考控制论对社会和人本主义等领域的渗透时，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些令人困扰不安的问题。”[20]112维纳也进行发问并进行探究，控制论对于界线的消解应当止于何处？

在维纳的著作中，控制论和人本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沟壑。我们说，数字与人文的融合，是数字时代控制社会的理想。荷尔德林说，人类需要诗意地栖居着。然而，数据、资本、效率等已经把人文主义磨灭，人们发出救赎人文的呼声。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对死亡政治、生命政治和精神政治学等治理技术进行分析或批判，更需要建立以共生为基础的肯定性的政治学。这也是意大利思想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的憧憬，他指出：“只有这样，在当代朝此方向发展的反思的交叉点和张力点上，才有可能追踪到一种最终是肯定的生物政治学的最初特征。政治不再凌驾于生命之上，而是属于生命的，它不会把已经构成的（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现代政治的范畴叠加在生命之上。”[21]157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如果再没有通过思考人类的价值和追求的呼声或行为，人类尤其是人性或将真的不复存在，只有用人文的弹性才能融合巨型机器的刚性，否则，人类只能成为填充这架巨型机器的材料。物质财富和权力无限积累，却没有带来相应的精神财富。人类社会的价值核心，依然是人类自身，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在物质财富和技术便利的同时，塑造精神的美好家园是今天人类的追求，或许我们可以用克拉克的一段话来作为结束语：

我们谨希望这个工厂遍地、机器喧嚣、仓库饱满的世代，终将结束。……而我们的后代子孙，脱离财富累赘之后，会终于回忆起我们大家遗忘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是那些难以估量的损失，例如美丽、智慧以及善良和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