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果，杨 柱，唐东昕

(1.贵州中医药大学，贵阳 550000；2.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贵阳 550000)

当前，伴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的改变，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1]，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在少数民族地区，结直肠癌发病率同样持续上升，已成为当地常见病、高发病[2，3]。目前西医针对结直肠癌的治疗仍以手术结合放化疗为主，但复发与转移较不可控性，治疗的毒副作用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所需昂贵费用则严重加剧家庭经济负担。中医治疗结直肠癌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降低毒副反应、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临床疗效等方面。但总体而言，中西医治疗结直肠癌仍有待寻找更加有效的药物与方法，丰富临床选择显得尤为迫切。民族医学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经历了上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治癌抗癌经验，至今仍应用于临床且疗效良好[4]。从民族医药中探寻结直肠癌治疗的特色理论与诊疗技法，发掘防治结直肠癌发生、发展、转移、扩散以及为西药减毒增效的特色药物，可以丰富、拓宽结直肠癌临床治疗思路与方法。针对目前民族医药治疗结直肠癌临床有效性规范化不足、民族药复方的药效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不清楚、民族医疗机构匮乏等问题，亟待开展结直肠癌治疗的研究工作。

1 民族医药对结直肠癌病因病机的认识

各民族医药文献中虽未有“结直肠癌”的确切病名，却有大量与之相关的文字描述。壮医将结直肠癌称为“肠毒下血症”，认为其病因是毒邪阻滞“三道”“两路”以致谷道不化、水道不畅、气道不通、邪毒久聚而成癌肿，积聚于结肠和直肠而发病，依“天人合一”的思想，“三道、两路”和“虚毒致病”理论，将“调气、解毒、补虚”作为其治疗原则[5]。苗医称结直肠癌为“龟症”，其病机主要是人体自身“惠气”不足，加之外邪侵袭，损伤人体气血而成[6]。瑶医认为结直肠癌瘤体是一种形神兼备的“生物”，其病机主要是外邪入侵以致人体盈亏平衡失调导致[7]。藏医称肿瘤为“占病”和“哲病”，并将病因描述为“占病内因隆、赤巴和培根，外因清浊不化和渗漏、毛类卷结吐物内返停”。“占病”内因是隆、赤巴、培根发生紊乱，外因是饮食不当、清浊未能正常生化, 即精微未能生化为正血,导致坏血渗漏积聚,或误吞的毛类卷结于胃肠，或吐物不出内停在胃、肠部等发为“占病”[8]。可以看出，各民族医学对结直肠癌的认识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虽称谓不同，但对病因病机的认识基本可以归纳为脏腑阴阳平衡失调，加之“致癌因素”诱发，相互搏结停留于结肠、直肠而发病。

2 民族药干预结直肠癌治疗的研究

从民族药物中寻找具有抗肿瘤活性的药物是抗肿瘤药物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多位于深山或边疆等偏隅之地，药材资源丰富，经过少数民族同胞长期医疗实践的检验，具有简、便、效、廉等特点，不仅对区域性疑难杂症效果显著，且应用于结直肠癌亦疗效斐然[9]。目前已经发现，不少少数民族单味及复方药物对结直肠癌具有不同程度的治疗作用，单味药如蒙医药梅花草、阿拉嘎-斑布，壮医药黄根，苗医药莴梗比，藏医药余甘子，土家药东方蠊；各民族复方药物如壮族复方铁草胶囊，藏族木香六味丸，苗医药四大血，蒙医药尼如哈优化剂，其作用机制大都通过以下途径，抑制肿瘤活性，如增殖、迁移；诱导细胞凋亡、自噬；通过生物反馈调节提高机体免疫力以对抗肿瘤；降低机体耐药性，增强放化疗效果(见表1)。

表1 少数民族药物治疗结直肠癌研究比较

3 民族医药特色疗法在结直肠癌治疗中的应用

3.1 壮医线点灸

壮医线点灸为点燃以壮药炮制而成的苎麻线，以火珠迅速点灸患者体表的穴位或肿瘤病变部位，通过灼灸穴位刺激经络传导，调畅气血，恢复人体机能正常，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21]。一般以壮医梅花穴为主穴，配合大椎、关元、气海、足三里等穴位驱邪外出，疏通三道两路，调理人体气血以达扶正祛邪的目的[22]。

3.2 苗医弩药针

弩药(由半截烂等30多种苗家特色新鲜药物组成)原为剧毒，苗家人捕猎时所用，治疗疾病时多加蜂蜜、糖等以缓和毒性[23]。一般先将弩药涂于针上刺于患处，也可结合拔罐先将毒邪吸出再涂弩药，以达攻毒、拔毒、排毒之效。弩药针以及弩药液都具有明显的镇痛、抗炎、抑制致炎因子的表达等作用，二者合用共奏“疗顽疾、起沉疴”之功[24]。

3.3 藏医放血法

藏医放血前先服用“分离汤”，使脉管中好血与坏血分离，同时通过晒太阳、取暖使血管扩张。放血时现将放血部位进行结扎、固定，藏医称之为“鼓脉”，在结扎处3寸以下，采用点刺、重刺、旁刺、顶刺方法放血，放血完毕以手指搓揉伤口，妥善护理[25]。放血量根据病人具体病情而有所差异，总体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相较于其他民族，藏医放血法血量大、部位深，在改善患者红、肿、热、痛症状，提高结直肠癌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显著疗效[26]。

3.4 蒙医五味甘露药水浴

五味甘露药水浴是蒙医治疗结直肠癌的常规方法，具有缓解疼痛、促使瘤体内代谢、软化瘤体和驱逐等作用[27]。配方即冬青叶1份，刺柏叶1份，水柏枝1份，麻黄3份，小白蒿3份，每份重量约为0.5 kg，以此为基础根据病情需要可另行添加药物。一般以7 d或者21 d为1个疗程[28]。

3.5 土家医扑灰碗

土家医扑灰碗具有温肠止痛之效，可缓解结直肠癌引起的脘腹冷痛等症状[29]。方法是将艾草烧灰，待温度降至70～80 ℃时取250～300 g盛入中号瓷碗中，以湿毛巾盖住碗口，将灰碗口置于患者腹部，并将四角打结固定，将湿毛巾面扑于患者腹部，医生手持碗底在患者上下腹有节律地来回推动，频率约20次/min，1次15 min，每天1次，5次为1个疗程[30]。

3.6 瑶医庞桶药浴

瑶医庞桶药浴是将采集到的新鲜草药(如半枫荷、透骨香、钩藤、九节茶)2～3种或十几种不等，捆成小捆放入大口锅中煎煮至沸腾约30 min，将沸水倒入深约80 cm、直径约75 cm的大圆杉木桶中，然后兑入冷水使水温保持在40 ℃左右进行洗浴。据瑶族传统，多以全家洗浴为先客后主，老幼妇孺优先[31]。每次洗浴时间约30 min，水温降低后要及时补充热水避免受寒。此外，高血压、心脏病等患者慎用[32]。

4 民族医药治疗结直肠癌的局限及分析

当前，尚缺乏以人群为基础的少数民族医药防治结直肠癌的相关统计学资料以及针对性报道，这主要是因为民众在治疗选择上更加倾向于中医与西医，究其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民族医药理论未能得到正确诠释与推广普及

首先，民族医学理论是在本地区、本民族的具体历史背景中酝酿而生，符合本民族现实需要和风俗习惯，一般只在限定区域流传，但此民族风俗未必与彼民族风俗相符，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很难冲出区域限制，得到其余民族认可。其次，目前国内鲜有高校开设民族医学相关专业，这使得民族医药难以迈上更高的台阶，限制了民族医药思想理论的推广普及[33]。如各民族医学的理论指导思想均积极推崇“防重于治”，如藏族《四部医典》、维吾尔族《海力提学》中均以“治未病”思想为指导，即在人体未病之前，即通过“导引、吐纳、运动、饮食”等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消灭疾病于萌芽状态，预防疾病发生。结直肠癌的早期症状往往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待到医院确诊时大多已为中晚期，此时再运用民族医药施治效果甚微，导致人们对民族医药的实用性产生质疑，乃至产生“民族医学无用论”的误解。

4.2 尚缺乏足够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持

民族医药大多起步较晚，与现代医学接轨时间短，且部分民族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就导致现代科学无法完全融入其民族文化，提供足够的科学支持[34]。当前的少数民族药物试验研究大多停留在临床观察和动物实验阶段，缺乏确切的作用机制与靶点的相关报道，其苗医弩针疗法、蒙医脉道清洗与放血疗法等民族医学的特色疗法，虽对于结直肠癌引起的癌性疼痛有明显治疗作用，但除缺乏科学依据支持外，在施治过程中是否遵循严格的消毒、清创、缝合等程序也存在疑问[35]，使得民众对其科学性产生怀疑。这是目前限制民族医药发展的最大困境。

4.3 专业的民族医院数量有限

专业的民族医疗机构是反映一种民族医药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但目前国内除几个主要少数民族外，大多数民族还没有自己本民族纯粹的医疗机构。相比中西医医院，专业的民族医院数量甚微，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外，中国大部分城市鲜有专业的民族医疗机构，使得民众在结直肠癌治疗上无法拥有更多选择[36]。截至2014年底，内地共有医院25860所，但是民族医院只有233所，占比0.9%(见表2)。

表2 按等级分民族医院与医院数量对比情况(所)

5 展望

当前，结直肠癌的治疗仍然是临床医务工作者面临的严重困扰之一，尽管手术切除与放化疗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寿命，但放化疗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正常细胞也不能幸免于难。放化疗带来的严重毒副作用加上手术原发灶复发与转移的不可控性，不仅严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更有甚者使得患者人财两空，西医学与中医学在结直肠癌的治疗上仍显乏力，而多民族医学交叉、融合和相互借鉴、促进是防治结直肠癌的新思路。民族医药是少数民族为生存、繁衍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维护身心健康的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是本民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等精神文明的载体，不仅对于区域性疑难杂病具有显著疗效[37]，在结直肠癌的防治上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经验性、技术性。各民族医史中虽未有结直肠癌的直接病名记载，但均有相关临床症状的描述，这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对结直肠癌早已有认识，并对其病因病机、临床症状详细描述记载于各民族医学著作中，为结直肠癌的治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依据。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药材资源丰富，药物研发潜力不可估量。已有部分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地区药材在结直肠癌的防治上具有一定的疗效[38]，丰富了结直肠癌治疗药物的选择。各民族针对结直肠癌的特色疗法不但疗效显著，且能有效避免口服药物引起的胃肠道反应，放化疗带来的脱发、过敏等毒副作用，从整体调节出发，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这也是今后深入挖掘与探索的又一方向。受历史局限的影响，民族医药在结直肠癌的防治乃至整个民族医药在发展上，与中医学和西医学尚有一定差距，但民族医药在结直肠癌防治上的优势及前景毋庸置疑。在今后的工作中，首先要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基础医疗机构建设，丰富民众在结直肠癌治疗上的选择；在部分相关高校增设民族医药专业，保证民族医药的延续传承与人才输出的稳定，推动民族医药整体迈向更高的台阶[39]。其次，应当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对民族医药的相关著作及流散在民间的传统技法进行保护与发掘，为少数民族医学关于结直肠癌的治疗探寻更多的理论支持，对相关特色疗法进行不断传承；第三，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对单味药物、复方体系、特色疗法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为民族医药临床防治结直肠癌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依据。最后，对民族医学理论以及传统特色技法中不科学、不合理、违反伦理道德的部分要适当摒弃，并借助现代网络信息推广普及精华部分，促进多民族医疗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使人们更加了解其民族思想内涵。如此则民族医药在结直肠癌的防治乃至整个民族医药的发展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