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 琦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30)

在杂剧发展过程中，同类题材、同类形象有很多，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常常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以往的研究常常将其归因于作家的个性差异，这当然是差别形成的重要原因，但同时应该看到，在作家个性形成过程中地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地域文化的根本特征对作家的影响是潜在而深刻的，这又必然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由此形成了一个地域范围内作家创作的共同特征，所以我们会看到同一地域不同性格的作家创作呈现出相同的特征，而不同地域的性格相近的作家创作也不尽相同。可见，在文学创作中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显著的。但现有研究中这方面涉及较少，偶有相关研究也未能深入，形成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拟从作家出生、成长的文化单元环境出发，探讨地域文化对杂剧创作的影响。

所谓文化单元，是以地域为空间坐标、以其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形成时期为时间坐标的历史文化单元。这个文化单元在不断发展变化。文化发展本身并不是仅仅以时间为序向前推进，同一时期内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同时保持了各自根本的特色，这才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更好地对作家的地域文化归属进行划分。文化单元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既有封闭性，又有开放性。唯其封闭，才能保持文化的稳定性，形成文化固有的特色；唯其开放，才能赋予文化新鲜的活力，避免其成为死水一潭。

对于文化单元的追溯，以文化形成自身特色的时期为开端，故而将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春秋战国作为肇始。这个时期周王室衰微，对诸侯国的约束力减弱，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谋霸业，励精图治，广纳贤才。恰逢此时文化下移，士阶层崛起。士阶层成员来源广泛，打破了贵族把持的文化格局，为文化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抱负，四处奔走，游说君王，提出了适合各诸侯国的不同主张，一时间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独特文化环境。这样的文化特色在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朝代变迁，行政区划也在不断变化，但是文化单元的根性保证了地域文化特征的恒定性。

元朝是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的王朝，版图之广超越了以往任何朝代，其文化不仅涵盖了南北文化，也包含着不同区域、不同文化单元的特点；不仅涵盖了多民族文化，也包含着同一民族内的不同文化单元。可以说，元朝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且不断交流融合的时期。在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总体情势下，由于作者生存区域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所决定的生存方式不同，以及地域文化渊源的基因遗传，使得元杂剧的创作千差万别，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从而造成了元杂剧作品的异彩纷呈、多样共生，在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展现了各自的特色。

以往的杂剧研究中，更加注重杂剧发展的历时性研究，杂剧的地域特征研究受到较大的限制，纵向的历时性研究遮蔽了横向的共时性研究。同时，虽有散见于个别学者研究中的一些关于杂剧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也大多是按照现当代的行政区划界定作家的地域归属，而没有按照古代的历史文化单元加以分别，导致研究脱离了真实的时空背景而难以深入。将杂剧研究放在历史时空下进行科学的、历史的阐释，有助于更好地梳理元代的多元共生文化，更客观地认识元杂剧的文化特征。

一、元代典籍中的权豪势要

公案杂剧是元杂剧中的重要类型，公案杂剧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人物形象——权豪势要。顾名思义，他们有权有势，而且是一方之豪、一地之要，在剧中他们常常是案件的制造者。这样的形象在前代文学中是很少见到的，而在元代不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一些官方典籍中也有“权豪势要”“骤富豪霸”“富势之家”这类提法，可见在当时这样的人群是真实存在的。

《元典章》有这样的记载：

皇庆元年……据诸人言告，一等骤富豪霸之家，内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军役杂职者，亦有泼皮凶顽(者)，皆非良善，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摭平民，骗其家资，夺占妻女，甚则害伤性命，不可胜言。交结官府，视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司亦为所侮。非理害民，纵其奸恶，亦由有司贪猥，驯致其然。莫若严禁各处行省已下大小官吏，非亲戚，不得与所部豪霸等户往来交通，受其馈献一切之物。[1]1337

这则资料说明了当时权豪势要的身份和主要行径，他们倚财仗势无恶不作，其行径与杂剧中的表现正相符合。按照这则材料，“骤富豪霸”还应该包括“泼皮凶顽”之类，但是这类人通常自己没有权势，只是泼皮无赖，与本文论述的“权豪势要”概念并不一致，故不在论述之列。

这些权要人物会侵盗官粮：

揽飞盗粮等例：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尚书省奏奉皇帝圣旨，谕省院台部内外百司大小官吏、军民诸色人等，据尚书省奏：“百姓合纳税粮，各处官吏、坊里正、主首、权豪势要人等，结揽轻赍钱物，与仓官、攒典、斗脚通同飞钞，及管粮官吏、运粮车船人户侵盗官粮，似此奸弊多端……”[1]1583

还有些权豪势要草菅人命：

至大元年……访闻在都富势之家，奴隶有犯，并不经官言理，往往用铁枷钉项。[1]1922

有的权豪势要以高利贷谋财：

至元十九年四月，中书省奏：随路权豪势要之家举放钱债，逐急用度，添答利息，每两至于伍分或壹倍之上。若无钱归还呵，除已纳利钱外，再行倒换文契，累算利钱，准折人口头疋事产，实是于民不便。今后若取借钱债，每两出利不过叁分。这般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都省议得：若有似此违犯之人，许诸人陈告，取问是实，即将多取利息追还借钱之人，本利没官，更将犯人严行断罪。[2]307

这些记载显示了当时权豪势要肆意横行、无恶不作的社会现实。

《元典章》中有“禁豪霸”条，下列“闲良官把柄官府”“豪霸红粉壁迤北屯种”“禁富势擅锢奴隶”“禁治行凶泼皮”“禁富户子孙根随官员”[1]1916-1923等项，朝廷从各个角度禁豪霸作恶，可见当时的权豪势要之害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元史》中也有类似记载。关于官商，“世祖中统四年，用阿合马、王光祖等言，凡在京权势之家为商贾，及以官银买卖之人，入城不吊引者同匿税法”[3]2397，为官者经商隐匿不报企图逃税，既为戒止命令，可见当时此类事件是存在的。“赈粜粮之外，复有红贴粮。红贴粮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初，赈粜粮多为豪强嗜利之徒，用计巧取，弗能周及贫民。”[3]2476官方赈恤百姓的粮食，被所谓的豪强之人侵占。《元史》中还有关于豪强控制盐业的记载。盐是历史上官卖垄断时间最长的商品，比货币垄断的历史还久，元代同样实行垄断专卖。但是“泰定间，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于钤束，致有短少之弊。于是巨商趋利者营属当道，以局官侵盗为由，辄奏罢之，复从民贩卖。自是钞一贯，仅买盐一斤。无籍之徒，私相犯界，煎卖独受其利，官课为所侵碍而民食贵盐益甚”[3]2485，巨商通过官府阻断盐业专卖，转而私营以牟利。后来政府再设卖盐官，出售低价盐，“每中统钞一贯，买盐二斤四两”[3]2486，并规定“凡买盐过十贯者禁之”[3]2486，但仍需防备“有豪强兼利之徒，频买局盐而增价转卖于外者”[3]2486，官商勾结操控盐业。除此之外，当时的权豪若遇到违逆己意者，也是心狠手辣，在《元史·刑法志》中针对这种情况制定了专门的条款“诸豪横辄诬平人为盗，捕其夫妇男女，于私家拷讯监禁，非理凌虐者，杖一百七，流远”[3]2673。

由以上种种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权豪势要非常猖獗，几乎无恶不作，以至于朝廷要一再下令禁止其作恶，这一现象在元杂剧中得到了反映。

在现存的一百多种杂剧中，描写权豪势要作恶的有十余种，其中有明确作者归属的5种，分别是：关汉卿杂剧《望江亭中秋切鲙》《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武汉臣杂剧《包待制智赚生金阁》、高文秀杂剧《赵元好酒遇上皇》。

二、燕文化单元的权豪势要题材杂剧

在现存的5种涉及权豪势要的杂剧中，有3种是关汉卿所作。这一方面是由于关汉卿的杂剧创作数量大，他是存目最多的剧作家，也是现存杂剧最多的作家；另一方面与作者的题材取向有关系，而对题材的选择与作者的文化单元属性有直接关系。

根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5]8，主要活动地区在大都，中晚年以后曾在杭州等江南地区活动。他与同时的作家费君祥、杨显之、王和卿、梁进之等都有交往，与演员珠帘秀关系密切。有杂剧作品62种，现存全本18种。

大都地区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其发展大多与中央政权和少数民族的互动有密切关系。《史记·周本纪》中说，周武王灭商之后分封了燕、蓟为周的两个诸侯国，这大约是公元前1045年左右，即为此地建城之始，也是其作为地方政治中心的开端，并从此成为连接中央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枢纽。秦灭六国实现一统之后施行郡县制。公元前226年，秦始皇设置广阳郡，治所在蓟城。汉代开始，设置幽州，其后经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初名为幽州，后又改为涿郡。隋炀帝开凿运河，直至蓟城南郊。唐代改称幽州。为抵御日渐强大的东北少数民族奚族和契丹族，唐朝政府在幽州一带屯驻重兵。少数民族出身的安禄山曾身兼三镇节度使，管辖着包括幽州在内的广大地区。唐王朝借助回纥骑兵平定叛乱之后，幽州地区依然是叛军盘踞之地。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幽州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地盘。

后晋时，石敬瑭为借力于契丹，把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大辽。辽代实行五京制，幽州成为陪都，时为南京，后又称燕京，由此开始从区域政治中心向全国政治中心的转变。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将都城从上京迁至燕京，并改称中都，金中都首次成为北方王朝的首都。1215年，成吉思汗攻占中都，改名燕京。至元元年(1264年)复名中都，四年(1267年)弃中都旧城，在其东北营建新城。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号为“大元”，表明了蒙古族统治者对于自己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治者的身份界定。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为新城命名大都，并定都于此，大都从此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此后的明清两朝也都建都于此。

从历史文化沿革来看，大都秉承燕文化传统，有着浓郁的燕文化特色，且始终是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交夺之地。

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开篇第一句就是“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9]247。这句话已经成为燕赵文化的定评，很能说明燕赵文化最大的特质——慷慨悲歌。当然，韩愈将“感慨悲歌”的文化特质赋予了“燕赵”，而非仅指燕地。然而，正如吴与越、巴与蜀、齐与鲁，虽然连称，文化却有所区别一样，燕与赵的文化并不等同，且差别较为明显。赵地文化可以追溯到战国之始三晋之一的赵国文化。赵地较之燕地，更接近中原，祖先是东夷，崇尚武勇，勇于破除陈规。而燕地距中原更远，生存环境艰难。燕地是西周的姬姓封国，与天子关系特殊，深受礼法拘束，故而总是渴望一拼以求存，同时却难以放下内心对既定规则的执念，所以总能体味生命的悲凉，慨然而歌之时也难免悲从中来。是以燕赵文化同中有异，“慷慨悲歌”是共同的基调，然而燕重“悲歌”，赵重“慷慨”。荆轲在易水河畔仗剑高歌的豪情，被视作这种特质的最著名范例，甚至是缘起。在《汉书·地理志》中班固说：“(燕)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10]1657将燕人急人所急、勇于赴难的性格，归因于燕丹荆轲刺秦遗风。杜牧则说：“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11]55《两京求旧录》中称：“昔人论燕人者，管子谓其愚戆，隋志则云冀幽之人钝如锥，郝伯常称其不渐宣政佻靡之化。”[12]2330可见，慷慨悲凉、忠信刚直是燕地文化特质，已经是共识。

燕地文化的第二个特质，是其作为都城的性质，这个特点很明显，但是在论及文学特征的时候却很少谈到，那就是都城的政治中心地位培养了此地人博大的胸怀、开阔的眼界。燕地由地域政治文化中心发展成为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其都市文化也随着城市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加强。经历过边缘化与非主流化的政治际遇，再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自然而然就具有了阅尽沧桑之后放眼天下的胸怀。元朝奉行开放包容的政策，与100多个国家与地区有贸易和文化上的往来，域外文化的进入，丰富和发展了本土文化。再加上境内的多民族文化，元朝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交融的王朝，这种特征最为明显的就是大都。元大都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交汇之所，城内华夷杂处，消息来源广泛，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最终走向融合。

此外，大都是皇族、贵族聚居的地方，非常重视教育，府学、县学、州学以及各级书院林立。著名的有：通州学，元大德中建；三河县学，金泰和中建；宝坻县学，元大德中建；房山县学，元延祐中建；文安县学，宋大观八年建，元皇庆初重建；大城县学，元至正中建；平谷县学，元至元中建；遵化州学，金正隆初建。京城内有太极书院，元中书行省杨惟中建，宣讲儒学；谏议书院，元泰定年间建；文靖书院，元里人赵密个人出资建立；益津书院，元时宫祺所建。各级学府的存在显示着燕地浓郁的文化传统，正与战国燕昭王筑黄金台招纳贤士的精神一脉相承。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后，大都更是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涌入，正所谓“京师者，天下之都会，而四方贤士大夫之所时集也”[13]69，这里人才济济，既有士大夫文人，也有书会才人，为杂剧创作准备了作家队伍。

官方对汉文化的重视与推广，少数民族文化随着政权建立的强势进入，深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这里形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构成了元大都独特的多元文化空间。

总体而言，大都的第一文化特征是慷慨悲凉，对生命的认识充满了悲凉况味，同时，作为一国的首都，它又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放眼天下的胸怀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自信。这样的文化特征对生长于斯的作家必然产生影响。公案杂剧中权豪势要形象的塑造，就体现了大都文化中悲悯苍生的胸怀和反映现实的勇气与担当。

关汉卿公案剧中涉及三个权豪势要人物：《鲁斋郎》中的鲁斋郎，《望江亭》中的杨衙内，还有《蝴蝶梦》中的葛彪。作为京城的大都，皇族贵族云集，也催生了权豪势要的横行，关汉卿用杂剧反映了这样的现实，正是其悲悯苍生的表现。

权豪势要杨衙内为占寡居的谭记儿为妾，上奏诬陷谭记儿新婚的丈夫白士中贪恋花酒贻误公事，皇帝受其蒙蔽，命其持势剑金牌到潭州斩杀白士中。后来见到乔装成渔妇的谭记儿，为其色相迷惑，一起饮酒作乐，被灌醉丢了势剑金牌。杨衙内酒醒后，没有了斩杀白士中的凭据，还被告欺辱渔妇，终被杖责削职。

权贵鲁斋郎骄横好色，看见美貌的妇人便夺为己有，根本不在乎这妇人的丈夫和孩子会不会反抗，实际上这些丈夫们要么无能反抗，要么不敢反抗，这也进一步助长了鲁斋郎的气焰。直到包拯知道此事之后，设巧计得到了皇帝的圣旨，斩杀鲁斋郎。

权豪势要葛彪仗着自家权势，横行无忌，骑马撞倒老人，还将老人打死。老人的三个儿子闻讯赶来，报父仇杀死葛彪，被捉到官府。幸好有开封府尹包拯依梦破案，解救了三兄弟，并封赏其全家。这里涉及三个权贵人物，他们都直白露骨地自称为“权豪势要”“权豪势宦”，出场的时候非常张扬跋扈。

杨衙内：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普天无处不闻名，则我是权豪势宦杨衙内。某乃杨衙内是也。闻知有亡故了的李希颜夫人谭记儿，大有颜色。我一心要他做个小夫人。颇奈白士中无理，他在潭州为官，未经赴任，便去清安观中，央道姑为媒，倒娶了谭记儿做夫人。常言道：“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论这情理，教我如何容得他过？他妒我为冤，我妒他为仇。小官今日奉知圣人：“有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奉圣人的命，差人去标了白士中首级。小官就顺着道：此事别人去不中，只除非小官亲自到潭州，取白士中首级复命，方才万无一误。圣人准奏，赐小官势剑金牌。(1)本文元杂剧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杨衙内为了夺人之妻，陷害朝廷官员，骗来了皇帝的势剑金牌。

关于“衙内”，清代俞樾有过明确的表述：

衙内：宋张唐英《蜀梼杌》云：孟昶，知祥第三子，累迁西川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又宋王称《西夏事略》云：李继筠卒，弟继捧立；继捧初为牙内指挥使，嗣继筠为留后。按此知唐时藩镇相沿皆以亲子弟领衙内之职，故其时有衙内之称。春秋时称公子，战国后称王孙，唐末宋初称衙内，亦可见时变矣。

宋孔平仲《珩璜新论》云：牙者，旗也。太守出，有门旗，后人遂以牙为衙，早衙、晚衙，亦太守出则建旗之义。或以衙为廨舍，早晚声鼓谓之衙鼓，报牌谓之衙牌，儿子谓之衙内，皆不知之耳。[4]1563

衙内相当于春秋战国时的公子王孙，回想那时的四大公子，其权势堪比当时各国的诸侯，而影响力甚至超越了诸侯。衙内本指藩镇的亲卫官，由于父辈的显赫地位，他们大多拥有非同寻常的权势和地位。宋元以后这个称谓就专指权豪势要的子弟了。元杂剧中“衙内”的出现并非个案，还有无名氏杂剧《陈州粜米》里写了父子两代衙内、《生金阁》中有庞衙内……杂剧中的“衙内”不仅仅是出身显贵，他们本人都有官职在身，如《望江亭》中杨衙内自称“小官”，而且他可以直接御前告状、请命，可见他官阶不低；《陈州粜米》中刘衙内可以直接向皇帝推荐赈灾官员，也足见其权位之高。

另外两个关汉卿笔下的权豪势要上场时也是耀武扬威。

鲁斋郎：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小官鲁斋郎是也。随朝数载，谢圣恩可怜，除授今职。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绒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

银匠李四的妻子被鲁斋郎强抢，李四将此事告诉了六案孔目张珪，本指望张珪替他出头找回妻子。张珪最初满腔激愤要惩办恶人，“谁欺负你来，我便着人拿去，谁不知我张珪的名儿”，可当李四说出鲁斋郎的名字时，他的表现是出人意料的：

哎哟，唬杀我也！早是在我这里，若在别处，性命也送了你的。我与你些盘缠，你回许州去吧。这言语你再也休提！

你不如休和他争，忍气吞声吧；别寻个家中宝、省力的浑家。说那个鲁斋郎，胆有天来大，他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敢蹅踏，赤紧的他官职大的忒稀诧！

稀诧，意为稀奇，稀奇到令人惊异。作者并没有说鲁斋郎究竟是什么身份、官职，只说他的官职大得稀奇，已经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从下文可以看出当朝皇帝都会保护他，其权势与荣耀是毋庸置疑的。正因如此，身为官府中人的张珪在鲁斋郎要求他把妻子送到鲁府时，他对鲁斋郎的恐惧表现得非常充分，“他便要我张珪的头，不怕我不就送去与他；如今只要你做个夫人，也还算是好的”。竟然用这样的话劝自己的妻子做别人的夫人，这鲁斋郎的权势之大可想而知。

葛彪：

有权有势尽着使，见官见府没廉耻。若与小民共一般，何不随他带帽子？自家葛彪是也。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时常的则是坐牢。

在打死王老汉之后，他并不慌张，而是说：

这老子诈死赖我，我也不怕；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

一条人命在葛彪眼中不过是房檐上的一片瓦，逞凶之后还若无其事地去喝酒。

这三个权豪势要人物已经成为元杂剧中权贵恶霸的代表人物，极具典型性。作者并没有明确写他们的身份官职，但是从表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与皇帝关系比较密切的官员，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皇帝会出面保护他们。比如《鲁斋郎》中，包拯知道了鲁斋郎夺他人之妻的行径，一直要等到十五年之后，在奏书中用“鱼齐即”的名字骗来皇帝的准许，才杀掉了鲁斋郎。可见，如果直接奏明是“鲁斋郎”作恶，皇帝不会允许杀掉他。《望江亭》中的杨衙内为了夺谭记儿为妻，便在皇帝面前诬陷谭记儿丈夫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如此简单就骗来了势剑金牌，可以斩杀朝廷命官。关剧中权豪势要的背后多有皇帝做主，可见作者关汉卿对皇帝的昏庸无能是有充分认识的，同时对于受到权豪势要欺压的普通百姓、下层官吏表现出了充分的同情。

前文提到的《元史》《元典章》中关于“权豪势要”记载的时间，正与关汉卿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相符。时间从建元初期的1263年到泰定帝的1328年。由于史料的缺乏，关汉卿的具体生卒年份至今不能确指，大致可以推断出当在金末至元大德年间，也就是约生于1234年前，卒于1297至1307年之间。这两个时间段大致是吻合的。关汉卿进行元杂剧创作的时间正是权豪势要们活动比较猖獗的时间，这个时期他的主要创作都是在大都完成的。然而，正如史料中记载，权豪势要并不仅存于大都，其他地区也有。为什么关汉卿会对这个现象如此关注？而且能把这几个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成为杂剧中权豪势要形象的代表？为什么关汉卿笔下的皇帝都是权豪势要的保护伞，而不能为民做主？燕文化单元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

从西周诸侯燕国建都到元代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大都长时间处于政治文化的中心，尤其是金代以来，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具有强烈的京畿文化特征。这里高官云集、权豪辐辏，发生衙内、权豪势要横行乱为的几率比较大。关汉卿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他即使没有目睹权豪势要的种种恶行，在消息来源广泛的京城，这类事件当不难知道。但或许有人会说，知道了也未必要写在作品中，正如前面所说，权要横行并不仅仅发生在大都，为什么其他地区的作家表现得比较少？这固然与杂剧流传保存有关，作家自身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作家自身影响因素中燕文化单元带给他与生俱来的慷慨任侠、悲悯苍生的性格，对于他表现此类形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关汉卿笔下的权豪势要形象有权有势，甚至皇帝也出面保护他们，他们视人命如草芥，不仅在一般百姓面前耀武扬威，连办案官员看到他们都头疼，能躲则躲。这是京畿文化影响下权豪势要形象的一个特点。可以说，大都的京畿文化不仅造就了权豪势要，也为关汉卿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而燕文化单元悲悯苍生的特征促成了关汉卿对此类事件的揭露。

此类剧的第二个特点是为受害人伸冤报仇的人不仅仅靠权势，更依靠智慧，甚至是一些非常手段。《望江亭》中，李秉忠奉圣人(皇帝)之命，“暗行体访”，勘明案情，杖责杨衙内，恢复白士中官职。但这样的举动似乎有些晚了，若不是谭记儿扮作渔妇骗来了势剑金牌，恐怕白士中早在李秉忠赶来之前就已经丧命。谭记儿身为官员妻子，扮作渔妇，以色相迷惑杨衙内，这种难以被中原正统思想接受的手段是救下白士中的关键。谭记儿的风月手段是她作为官太太不懂的，更不可能做出来。但是关汉卿不仅写出来了，而且充满了赞赏之情，这是大都多元文化融合影响下女性观的改变——女性不再仅仅是男性的附庸，她们可以独当一面；贞洁、礼教也不再是评判她们的唯一标准。《鲁斋郎》的正名《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已经点明此剧的关键在于“智”，而且包拯所用的“智”按照正统观念来看是欺君罔上。但是如果不用这种手段，皇帝必然包庇鲁斋郎，张李两家的冤屈难报。《蝴蝶梦》也是如此。包拯用盗马贼代替王三为葛彪偿命，而且封赏了王氏满门。故事以宋代为背景，但是作者本人是元代的，所以难免受到元代刑法制度的影响。《元史·刑法志》中有“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3]2675的记载，所以在元代作家关汉卿看来，王三不仅不能死，他们全家都应该得到封赏。在本剧中，皇帝完全没有出现，连封赏这样的事都是包拯完成的。关汉卿并没有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天子身上，甚至没有寄托在王法、官权之上。

在这三种杂剧中，受冤屈者解决困难不完全依靠权势，更不依靠皇权，这时候皇帝是起反面作用的，问题最终是当事者或者断案人凭借智慧，甚至是一些不为正统思想所接受的非常手段来解决的。关汉卿虽然长期生活在天子脚下，但是他对皇权是不信任的，所以在他的剧本中很少看到正面的皇帝形象，而正面的官吏形象大多被赋予了“智”的品格，如《钱大尹智勘绯衣梦》《钱大尹智宠谢天香》。这个特点的形成，除了大都京畿文化特色的影响之外，应当还有燕文化单元中悲悯世人侠义作风的影响。这可以一直追溯到荆轲刺秦——秦并六国势不可挡，韩、赵已经被秦所灭，荆轲以一己之力毅然担负起拯救六国的重任。不论史实究竟怎样，燕地的故事从来都是这样讲述的，荆轲这种精神也是这样传承的。以天下为己任，心怀悲悯，勇于担当，都成为燕文化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汉卿没有将为平民伸冤报仇的希望寄托在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身上，而是找到承载了劳动人民希望的清官和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妇人，这都说明这种观点在他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

三、齐鲁文化单元的权豪势要题材杂剧

杂剧中的权豪势要形象，除了关汉卿笔下的三个之外，还有《生金阁》中的庞衙内、《遇上皇》中的臧府尹、《陈州粜米》中的刘衙内和小衙内、《延安府》中的葛彪、《冯玉兰》中的屠世雄。其中，《陈州粜米》《大闹延安府》《冯玉兰》是无名氏杂剧，难以划定其文化单元的属性。另外两种，《生金阁》的作者武汉臣是济南人，《遇上皇》的作者高文秀是东平人。

《录鬼簿》中关于武汉臣的记载比较简单，只说他是“济南人”[5]16。大约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济南属于商朝的势力范围。《左传·桓公十八年》记载“公会齐侯于泺”[14]29，“泺”指趵突泉北流形成的泺水，此谓鲁桓公与齐襄公相会于泺水，泺，就是当时济南的名称，时为齐国西南的边陲重镇。史籍中，济南还有“鞍”“历下”等名称。“济南”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汉初，因其处于古济水之南得名。汉文帝时改为济南国；三国时属魏，为青州济南郡；西晋永嘉末年，济南郡治从平陵移到了济南，时称历城；隋唐时期，济南或为州或为郡；北宋政和年间，升为济南府；元初，统治者对济南冲要之地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视为“腹里”之地，属中书省直辖的济南路；自明清以来，济南一直是山东省的省会。从历史的沿革可以看出，济南属于齐文化单元。

《录鬼簿》中关于高文秀的记载：“东平府学生员，早卒。都下人号小汉卿。”[5]11东平府，北宋宣和元年置，元至元九年(1272年)改为东平路，属中书省。这里的文化单元归属情况较为复杂。《东平州志》是这样记载的：“东平，禹贡徐州之域是为东原。周为须句、鄣、宿三国之地。春秋时须句属鲁，鄣属齐，宿属宋；战国时鄣、宿为齐无盐邑。”[6]294-295根据此记载，东平境内曾经是齐鲁文化并存的。

齐鲁毗邻，多被连称，但二者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地理环境的差异带来生存方式的不同，由此对思维方式产生了影响。《尚书·禹贡》中说：“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鈆、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15]148“海”指渤海，“岱”即泰山，青州是古九州之一，指渤海与泰山之间的地区，齐国就在此州。这里属于滨海地区，盛产海产品，土地盐碱化，农业不发达。齐国不完全依靠农业立国，对于工商业采取包容的态度。“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15]147(《尚书·禹贡》)。“济”指古济水，河指古黄河，兖州是在济、河之间的古九州之一，鲁国在此州。其地属内陆地区，农桑业发达，以农桑立国。

生存方式影响思维方式。农桑业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安土重迁，不喜改变，沉稳厚重的同时显得古板守旧。工商业则不然，对土地依赖性小，趋利而动，逐利思变，由此带来思想的通脱。姜尚为了齐国的发展，“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8]1480，根本生活方式的改变，造成了思维方式的改变。其后的统治者也都继续践行了姜尚的思想，“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8]1442就是例证。景公时孔子曾避乱于齐，为齐文化融入了周礼的成分，但当时的齐相晏婴并没有全盘接受周礼的改造，而是改良周礼为己所用。至齐威王建稷下学宫，历宣王、闵王、襄王而达极盛，成为集合了儒、墨、道、法、名、纵横、阴阳诸家的学术中心，也将齐文化自由通脱、兼收博采的特征发展到极致。

当然，影响思维方式的不仅是地理环境，还有政治地位、治国理念等。

齐鲁的政治地位存在差异。齐是太公望姜尚的封国，鲁是周公姬旦的封国。虽然都是周王室东部的屏障，但鲁是周天子的同姓封国，政治上享有很多特权，而且由于周公旦的特殊地位，鲁国在祭祀的时候可以用天子礼乐，这在列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姜尚在周朝建立过程中虽然居功甚伟，但其封国没有这些待遇。

与此关联的是治国理念的不同。《史记·鲁世家》有这样的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8]1524这是两国执政理念的最佳展现。太公姜尚以军事家政治家的眼光治理封地，因地制宜，在贯彻周礼的同时，没有墨守成规，简其礼，从其俗，基本保留了当地原来的风俗，由此带来齐地文化较为自由通脱的特质。正如《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载：“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8]1480周公旦为周王朝制定典章制度，其封地自然要坚守周礼，再加上享受天子礼乐的荣耀，这些都使鲁国成为周礼最坚决的拥护者，对等级、制度的维护也是很执着的。由此形成鲁文化重视农业传统，强调自给自足，不提倡追求财富；谨守周礼，注重王道，崇尚礼义，注重宗法制度，不尚变迁。

总体来说，齐文化自由通脱，从权从便；鲁文化崇德守礼，强调等级和秩序。

鉴于此，再看作家对公案杂剧的处理就容易理解了。齐人武汉臣创作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衙内庞绩为霸占郭成的妻子，锄死郭成，郭尸竟然提头逃走，一直把状告到了包拯处。包拯审明冤情，智赚生金阁，惩处了庞绩。权豪势要行凶杀人，死者竟能提着自己的头颅去告状，想象力丰富，符合齐文化自由通脱的特征，不拘泥、不因循，这个形象在杂剧中也是较为少见的，宁死不屈，死了也要抗争。同时，郭成形象的塑造与齐地流行的蚩尤崇拜关系密切。较早记载齐地蚩尤崇拜的是《史记》：“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三曰兵主，祀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8]1367秦始皇东游时祭祀八神，其中就有“兵主”——战神蚩尤，其祭祀之地就在齐之西境的东平。其中讲到的“太公”就是齐国的始封君姜尚，正是因为姜尚“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方略，才使当地的原始宗教、风俗习惯得以保留。在古代神话传说中，蚩尤是战神，曾与黄帝在涿鹿大战。传说中的蚩尤有着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且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以沙石为食，刀枪不入，善用刀戈斧等多种兵器作战，勇猛无比，不死不休。黄帝请了天神相助才战胜蚩尤。将蚩尤杀死以后，因怕其复生，黄帝将其斩首分葬。传说，在这次大战中，除了蚩尤，还有一位勇士——刑天，被黄帝杀死了，而且同样是斩首。刑天被斩首之后，并没有倒下，他的尸体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挥舞大斧巨盾继续战斗。这两位传说中的英雄都是被斩首，而且有一位在斩首之后坚持继续战斗。《生金阁》中的郭成形象的塑造显然是受到了神话传说的影响。蚩尤和刑天的传说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但在齐地更为人们所重视，生长于其间的杂剧作家武汉臣从中吸取养分，甚至将之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再以杂剧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塑造了杂剧中一位顽强斗争、虽死不休的反抗者形象。

《遇上皇》的作者高文秀是东平人。东平的文化单元归属比较复杂，受到齐鲁多文化单元影响。鲁文化尊礼守义，不尚变迁，虽然国力不如齐国，但代表的是中华主流的礼仪和文化，影响力很大。东平人高文秀的创作就很能体现这种文化影响力的作用。《赵元好酒遇上皇》中赵元喜好饮酒，家人苦劝不听。臧府尹与赵元妻私通，故意派赵去送公文，以便以误期定其死罪。赵元误期，自料必死，途中借酒浇愁，在酒馆中为微服出访的太上皇解围。太上皇得知事情原委之后，写了一封信为其免罪，并最终帮助他惩处了坏人。在现存33种涉及断案的杂剧中，这是唯一一种由皇帝出面解决问题的。在其他杂剧中，皇帝只是一个幕后的符号，有时偏听偏信，给好人带来麻烦；有时在关键时刻发一道圣旨简单直接地解决麻烦。只有《遇上皇》中，皇帝(太上皇)亲自出面，为处于弱势的赵元写了一封信，而且没有透露身份，这些都让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同时，这也是杂剧中少有的对皇权的认可。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宗法制度的维护。宗法制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特权、财产权不被削弱。在其他断案剧中，不论是清官平反还是能吏明断，很少强调最高统治者的意愿，甚至有的剧中还有断案者法外施恩、欺瞒君主的现象，这样的描写没有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正面形象，甚至将其作为愚弄的对象来描写。而在《遇上皇》中，上皇有人情味，看到别人有困难就出手相助；有普通人也会遇到的烦恼——没钱付酒账，被店家指责谩骂，陷入窘迫。这是杂剧中难得的有血有肉的皇帝形象。高文秀作为东平作家，同时受到齐文化单元和鲁文化单元的滋养，在创作中既有对传统皇帝形象的突破，又有对皇权根本的维护，凸显了齐鲁文化的特色。

同样是权豪势要题材杂剧，大都作家关汉卿表现出对权豪势要身份的关注，体现了大都作为燕文化单元的独特之处；济南作家武汉臣则继承和发展了蚩尤、刑天形象，表现出齐文化单元自由通脱、从权从便的文化特征；东平作家高文秀的创作，显现了鲁文化中对于皇权的维护、对既有秩序的维护，是对崇德守礼、强调等级秩序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可见，文化单元归属对于作家的创作影响是很大的。以文化单元归属考查作家、考查杂剧，对于杂剧研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