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卓，莫 超

(1.兰州城市学院 图书馆，甘肃 兰州 730070；2.兰州城市学院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人类文明的传承依靠语言，各民族间的交流融通更是依靠语言，语言是沟通的载体，是交流的纽带，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体意识”逐渐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倡导的新理念，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山水林田路”生态共同体的理念。“共同体”概念逐渐成为政界、学界与舆论界高频使用的词汇。语言也有“共同体”。“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将语言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语言是同一语言共同体接受的符号系统，言语是语言共同体中使用者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话。语言共同体是“使用共有的语词符号，有规律地、频繁地相互作用，并通过语言运用上的重大差异跟其他类似的集体区别开来”的人类任何集体[1]。语言共同体具有约定性、符号性、民族性、地域性。语言共同体目前已成为哲学、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共同关注和讨论的一个前沿课题[2]。

一、所谓语言共同体

“国家通用语言”是语言共同体的主体。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社会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多语系的国家，多样统一的语言生活对于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古代的“雅言”“通语”到近代的“官话”，“通用语言”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汉语通用语言的书写符号——通用汉字，早在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的时代，就已奠定了基础。其后两千多年间，以表意文字、方块字、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汉字大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通用语言”，指的是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文字。从民国时期的“国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推广的“普通话”，再到近二十多年来提倡的“国家通用语言”，概念发生过三次变化。目前，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指讲普通话、书写规范汉字两个方面。

“国家通用语言”是重要的“语言共同体”，而我国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在交际和特定领域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我国，目前有十大汉语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晋语、徽语、平话。各种方言大致都有下位类型，如北方方言有东北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等， 兰银官话只分布于西北，也有金城片、银吴片、河西走廊片、北疆片四个板块。它们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少数民族语言有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藏语、加绒语、羌语)、壮侗语族(壮语、傣语)、苗瑶语族(苗语、畲语)，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满语、锡伯、赫哲、鄂伦春)、突厥语族，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佤语、布朗语、崩龙语)，南岛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族(排湾语、布嫩语)，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塔吉克语)、斯拉夫语族的俄罗斯语，等等。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是语言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补充。

二、现代国家共同语的形成

1911年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创立。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引发了文化的变革，而作为文化表征的语言，必将产生巨大变化。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将被淘汰，“言文一致”成为政治文化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共同呼声。陈独秀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的演讲中说得很明白：改用的理由由本体的价值和表情达意的功能所决定，前者包括时代精神的价值、在文学工具上的价值、在教育上的价值、在社会文化上的价值等，后者包括容易理解、能够行而致远等等[3]。短短几年里，学校就大面积采用白话文教材，报纸杂志的作者、记者和编辑大力倡导写白话文的文章并成为一种风尚。笔者仔细翻阅过1916年8月至1918年9月的《晨钟报》，发现白话文文章已明显多于文言文；在1918年12月至2020年2月的《晨报》中，白话文文章更是达到所有文章数的80%以上。从这一有影响力的文化阵地来看，“言文一致”的理念已被作者和读者普遍接受并付诸实施。1916年黎錦煕等发起“国语研究会”，倡导“国语统一”(推行国语)和“言文一致”(普及白话文)。“国语研究会”身体力行，成效显著。抗战胜利前后，黎先生还在西北师院等多所大学创办国语专修科，培养国语教育人才。有一百多位国语专修科毕业的学生曾到台湾推行国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顶层设计一直持续推进。1956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地方学校、部队院校、青年团和工会、广播电台、报社通讯社和杂志社等八大领域推广普通话。1999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全面推进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提出语言文字工作以城市为中心，推普工作重点面向四个领域：党政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和主要的服务性行业。2016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中国将启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主要向农村和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规范汉字书写。在农村地区，工作重点是“青壮年劳动力”；在民族地区，工作重点是“教师、基层干部、青壮年农牧民”和“少数民族学生”。这一规划旨在打造农村和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自此，国家所有领域部门都涵盖在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之中。

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2001年1月1日公布施行。这部法律开创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有法可依、依法管理的新局面，为推进我国语言文字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具有法定地位，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

三、语言共同体的价值取向

(一)政治取向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国家语言能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提高国家语言能力，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大计。所谓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它是国家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近代以来，很多志士仁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邓实曾经说过：“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5]他还敏锐地指出：“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之新法也。”[5]

1916年谢彬前往新疆考察，历时15月，就考察所得写成《新疆游记》，凡三十余万言，是介绍西北边疆知识以及边疆治理方式的一本重要专著。孙中山亲笔为序，称赞他为“有识之士”，是一个“不立志做大官，而立志做大事”的“大丈夫”，并说读了此书“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6]。《新疆游记》记载：“新疆人类庞杂，甲于行省，汉、满、蒙、回、缠、哈、布、塔等八族错居，各为礼俗，自成风气。汉满蒙外，皆奉回教，语言文字，咸与汉殊。自清同光之交，收复全疆，改设行省，刘襄勤抚新，始于各县建立义学，教授汉文，粗立教育基础。嗣以官吏习为敷衍，办法不良，多有名而无实。而州县牧令，复以语言不通，治事棘手。”[6]“又缠、回迷信宗教最深，谓读书为替汉人当差事，故学生时有逃亡，动须官厅票缉。强迫过甚，则相率投入俄籍，以求庇护。……今宜权由国库岁拨数十万元，以充新省教育经费，普设汉语学校，多方奖诱缠生(于阿訇乡约子弟，尤宜多令入学)……不然，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种种不同，俨然异国，又有某国从中扇诱，若辈颛愚无比，惟强是从，恐终非我所能有也。”[6]一百多年前的仁人志士，就敏锐地指出新疆的治理要兴建学校，教授汉文，真是先见之明！

从全球视域来看，语言文字政策是关乎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印度、原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均因“国语”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冲突；苏联后期，为了增强国家凝聚力，加大了俄语在全苏联的推广力度，但却遭到了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反对。1978年亚美利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个本民族占主体的加盟共和国率先在地方宪法中将主体语言确立为国语。1989年爱沙尼亚等9个加盟共和国出台了专门的语言法，也将地方主体语言确立为国语。虽然这些国家的国民都通晓俄语，但都支持将本民族语言作为国语。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阶段各加盟共和国开展的语言改革运动，实际上是为脱离苏联投石问路，并做民意准备。语言客观上充当了肢解苏联的工具，助推了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后，独立后的各加盟共和国，认识到语言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所以更加强化国内主体民族的语言，弱化国内俄罗斯等少数族群的语言，进而又引发了自身新的族群矛盾[7]。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脱离乌克兰而加入俄罗斯，语言问题就是一个诱因。可见，语言问题如果处理得当，将会促进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变量。文化特征和文化结构有其稳定性与传承性，即使改变，也要社会群体在长期的选择和适应中实现，一旦强制性破坏，必将造成剧烈的反弹，导致破坏性后果。这充分表明，语言问题很多时候就是政治问题，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妥善制定语言政策，认真把好语言关。

(二)经济取向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语言在其中很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所以我们说“语言是生产力要素”一点也不为过。由于经济活动总是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密切相关，从空间而言，往往会形成经济带，而语言的形成或选择也跟经济带是相对应的，比如江河流域经济带、山川走廊经济带等。黄河流域的兰银经济带、“河东河西”的晋陕经济带、青海的河湟经济带都属于江河流域经济带，而河西的河西走廊经济带、西南地区的藏彝走廊经济带则属于山川走廊经济带，这些都是近代以来有影响力的经济带。而与之相应，兰银经济带流行兰银官话，“河东河西”的晋陕经济带同说中原官话，河湟经济带同说河湟方言，河西走廊经济带都说兰银官话河西片，藏彝走廊经济带兼说不同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从时间而言，一种语言共同体是在选择中逐渐形成的，也是渐变的。明洪武七年(1374年)，于河州设置西安行都司，第二年河州改隶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是年，在河州置茶马司，以茶叶、布帛等与西番诸族互市，以优厚的马价拉拢西蕃。山后归德、必里诸族就是通过纳马河州建立联系，进而隶属于河州的。茶马交易极大地拉动了河州的经济发展，使得当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空前繁荣起来，并且持续到清代。清初梁份的《秦边记略》说：“(多巴一带)出而贸易，则西宁习番语之人也。驮载往来，则极西之回与夷也；居货为贾，则大通河、西海之部落也。”[8]除茶马交易外，其他生意往来也很频繁。“(高古城堡)每平明，则大黄山、大草滩之夷策马而至，或市各皮，或市酥油，易钱、易烟、易布、易酒，纷纷交易焉。”[8]

这些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用什么语言沟通的呢？傅角今(1934年)《新省区》之“青海的民族和人口”中记载：因番族(西番，实为藏族)势力占优势，番语也就最为通行。说蒙古语的蒙古族群，有时也要拿藏语作中介语，乃至蒙古语中也夹杂了藏语成分；甚至汉族也多有会说藏语者，在交际过程中时不时带入藏语[9]。这是因为当地汉人既然与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因经济生活的需要，自然也要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才能便于沟通，便利合作。随着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汉语言的优势慢慢显现出来，各民族之间在相互接触、交融合作中不断借鉴和吸收汉语言的精华，不断走向趋同。

从语言经济学角度来看，语言既是公共产品和制度，同时还是人力资本。20世纪90年代，广东福建两省经济发达，但粤语和闽语根深蒂固，方言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阻力。为此，广东省曾将讲普通话的能力作为干部录用晋升、教师职务晋升、服务行业等招收员工的必要条件。海南建省初期，也曾发生因方言误会而中断投资洽谈的事情。海南省为此发出通知，要求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投资环境建设的要素。这些事例都清楚地表明，语言环境与经济生活关系一直密切关联，使用普通话是获取合作项目、提升经济运营效率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外部条件。

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就业竞争力，而且从宏观层面上对城镇化建设、创新创业、扶贫开发等县域经济活动的开展以及脱贫攻坚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据报载，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一些青年语言能力较差，甚至不会用汉语写自己的名字。2016年云南省启动了民族地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攻坚工程，开展普通话培训，几年下来已完成9.96万名劳动力的语言培训工作。元阳县就有一百多名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年，经过普通话培训后受益显著，在江苏昆山的一家企业顺利就业[10]。 事实上，最近几年全国各地不少大学建立中国语言文字推广中心，例如地处西北的兰州大学面向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西北师大面向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普通话的培训，旨在帮助年轻务工人员提高其就业竞争力，顺利通过“语言关”，以便尽快找到工作，普通话的培训效果很好，充分展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经济学价值，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交口称赞。

总之，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更新以及社会的变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从而使各民族在宏观层面逐渐建构起了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观。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客观事实，都已对语言的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语的国际地位日益显著，各国学习汉语的热潮日益高涨，这些变化都是由我国现在的经济地位决定的，相信未来汉语的前景会更加辉煌！

(三)文化取向

语言在国家文化战略和文化安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对于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独特的重要作用。人除了经济活动之外，人生还有其他丰富多彩的生活。语言生活关系到人的生活情趣和生活品质。

语言是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其本身就是文化资源。人类文化的许多重要领域，如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工艺、习俗等，其建构和传承都依赖于语言。语言也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基础，我国确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如神话、传说、故事、童谣、谚语、谜语、史诗、宝卷、歌诗、赞词等，语言就是这些“非遗”项目存在的基础，没有语言的参与，这些“遗产”就会轰然坍塌[11]。

正因语言资源如此重要，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 2015年5月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保存、展示各地的语言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利用，发挥语言资源的文化效益。在教育部、国家语委统一领导下，经各地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努力，至2019年底，语保工程超额完成总体规划的调查任务，汇聚语言和方言原始语料文件数据一千多万条，其中音视频数据各五百多万条，2020年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该重大文化工程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被誉为“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许多国家的赞扬和支持。它具有原创性、抢救性、可比性和唯一性，堪称全人类的无价之宝。由此可见，作为文化承载者的语言共同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引领性的，而地域方言则是其重要补充，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正常的“语码”转换。

(四)情感取向

在语言共同体的构建中，情感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前文所述，甘青语言走廊汉语的方言是民族团结、语言融合的“活化石”。宋时，甘青地区为宋与吐蕃王室后裔唃厮啰、西夏反复争夺之地。唃厮啰家族世袭统治河湟地区近百年，接受宋朝的封号，臣服北宋。他的孙子木征晚年亦以教后人汉语汉字为乐事[12]。元明两朝，当地除汉族、原有吐蕃族，还有较大规模的操阿尔泰语的民族陆续来到，如蒙古族、回鹘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等，相互杂居或错居，使得民族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打下了诸多新来民族相互影响甚至于融合的现实基础，形成了语言接触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这些民族由军旅、工匠、牧马等生活方式转为农业生活方式，必须要学习汉族的农耕文化，在贸易中也得听懂和学会对方的话语。在习得汉语的过程中，会自然地将藏语或阿尔泰语的部分语言要素带入目标语言中。事实上，本区域少数民族的语言替换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替换过程中，诸如宾动结构的作为底层现象而存留在转用后的语言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另一方面，汉族既与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因共同生活的需要，自然也要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才能便于沟通，便利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为了和谐共处，双方会主动亲近，拉近跟对方的心理距离，也有意识地迁就和习得对方的说法，学会对方的一些常用词或常用语，或受到对方语言感染，有意无意地说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最大公约数”的话语。少数民族用第一语言的语法说习得的第二语言——汉语，汉族则用汉语的语法尝试说少数民族语言，久而久之，就产生了语法混合的特殊方言。少数民族习得了汉语以后，藏语和阿尔泰语中的宾动式、阿尔泰语中的格助词是很难舍弃的，汉人跟他们长时期交际，也会自然或不自然地模仿着说“他们”的话，时间长了，宾动式和格助词也就进入了汉语。少数民族因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和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方言，在民族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交流沟通作用，随着各民族交流融合的日益密切，各民族之间在相互学习使用语言中不断趋同，汉语言的优势日益显现，从而成为各民族之间的通用语。作为一种语言共同体，实际上是民族和谐相处、相互认同、相互模仿的产物，是情感取向的必然结果，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民族团结，在构建和谐家园中发挥着特殊效应。

综上，我们分别阐述了政治取向、经济取向、文化取向、情感取向在语言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功用。这些取向，最终凝聚为语言共同体的社会效能，包括提高国家语言能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承载历史文化、维系民族团结、构建和谐家园诸方面。我们认为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是我国语言的主体，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是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的重要补充，它们在不同的方面或侧面发挥着一定的交际功能，为国家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传承、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事实上，在语言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政治取向、经济取向、文化取向、情感取向都会形成合力，对语言共同体发挥着促进和调适作用；而当语言共同体形成以后，“四种取向”的合力依然存在，对语言共同体起着规范和维护作用。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各民族间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形成了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体、多民族语言和谐共生的语言生态，而构建和谐、健康的语言共同体，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维系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