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明伟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习近平强调“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1]31。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伟大事业取得巨大成就，都离不开统战工作这个重要法宝。从党的成立至党的六大期间，是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特殊历史阶段，艰辛探索和初次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统战联盟的重要时期，也是党推动马列主义统战思想中国化与初步建构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时期。中共六大前的统战思想开创和奠基了党的统战思想，孕育了党成功统战的关键基因。

一、厘清当时中国区别俄国与西欧建立革命统战联盟的特殊性

中国共产党历经数次思想斗争和实践磨练，逐步厘清了当时中国区别俄国与西欧的历史背景、社会性质、主要矛盾与历史使命，也认识到建立最广泛统战联盟的必要性、特殊性与基本路径，更提出了坚持独立性与掌握领导权等原则。

（一）厘清当时中国区别俄国与西欧的统战对象与革命对象

残酷的革命现实促使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中国与俄国及西欧国情大相径庭，认清了当时中国阶级状况成分多样、关系复杂，远甚苏俄与西欧，包含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等以及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从而使当时中国呈现了特殊的统战对象和革命对象。

一是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当时中国统治阶级不是俄国与西欧所指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残暴统治和无情压榨人民大众，是当时中国走向独立民主与富强和平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才是当时中国的革命对象。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共青团大会就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战斗口号”[2]21；中共二大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2]22。

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虽与无产阶级及劳苦大众之间存在矛盾，但却具有不同于西欧与俄国资产阶级的内在特性。他们并不是掌握国家政权和身处统治地位，而是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榨和剥削而作为被统治阶级存在，由于经济实力孱弱又依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维持其发展，从而展现出革命性与软弱性的双面形态。根本而言他们不是革命对象而应是革命阵营中具有两面性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所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2]20。

三是农民阶级的特殊性。当时中国农民阶级生活境况与无产阶级相差无几，与无产阶级同是深受压迫和剥削最重的被统治阶级，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和力量最为强大的被统治阶级，既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又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更是革命统治联盟的根本柱石。《共产党》月刊刊发《告中国农民》指出“你们不要说自己没有力量，你们底力量比什么都要大”[2]35；中共二大指出“中国三万万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2]35。当时中国处于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格局，社会高层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人数少，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人数少，农民阶级人数最多。由此，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首要就是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如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阶级建立广泛革命联盟。

（二）厘清当时中国区别西欧与俄国建立统战联盟的基本路径与基本原则

在列宁关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统战联盟思想的影响下，在共产国际代表（如维金斯基、马林和达林等人）的直接协助和大力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厘清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各阶级的生存状况，逐步认识到建立革命统战联盟的紧迫性、基本路径和基本原则。

一是认识到建立革命统战联盟的紧迫性。中国共产党认为，无产阶级虽代表先进生产力、内部团结、组织严密、革命性强和战斗力强，但人数较少且无武装力量，因此欲实现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单纯依靠工人力量难以实现，特别是“二七惨案”的深刻教训更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与其他民主党派、其他革命团体和革命人士建立广泛的统战联盟的紧迫性。陈独秀在《怎么打倒军阀》中提出：“必须作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能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2]34

二是认识到建立统战联盟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和教育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中国共产党区别俄国与欧洲共产党，对待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态度与方法在于，在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领导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工人组织体系基础上，强调农民阶级是必须加以联合的天然同盟军，并逐步深入广大农村以建立红色农民协会为基点，启发教育农民阶级革命意志、团结凝聚农民阶级革命力量和领导农民阶级革命运动，促使农民阶级形成革命阶级力量。同时认清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必须以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阶级，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农民阶级为基础的统战联盟。尽管当时党内对待农民阶级的态度存在不同意见，但党内思想先行者早就重视并加以推行。正如中共六大再次强调：“对于无产阶级，在总的中国革命战线之内，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只有农民。”[2]167

三是鉴于工农联盟力量的薄弱性，强调以坚持共产党对劳工运动的领导和推进劳工运动为前提，加强与反帝反封建的所有阶级和政党的联合，建立各革命阶级与各党派的联合战线。陈独秀在《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加倍努力，站在目前中国劳动运动第一线，同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得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2]23

四是参与工会活动和开展党际联合要坚持独立性与争取领导权等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认为，与其他党派和社会团体的联合应该保持各自政党的独立性并以会议形式建立联合统战。中共二大纲领明确指出，“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庸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强调无产阶级为了“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参加民主革命，在斗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2]25即便是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着党组织独立性，强调重视争取统战联盟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强调与其他党派和革命团体联合时，需要争取联盟领导权和实现自身领导地位。其中特别强调参加非我党领导的工会组织时，不可随意引导工人逃离工会，应积极参与工会组织并逐步获得领袖地位，把非党工会变成红色工会。中共二大纲领指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所组织的工会里面活动，不得任意引导工人脱离已成立的工会。我们的战术是要在他们势力大的工会里面，渐渐积成势力，推翻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的领袖地位，自己夺得领袖地位。”[2]27

二、厘清加强无产阶级组织建设与掌握革命联盟领导权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历经多次的统战实践中，认识到加强无产阶级组织建设是掌握革命联盟领导权的基础，掌握革命联盟领导权是无产阶级组织建设的核心目标。

（一）加强无产阶级组织建设是掌握革命联盟领导权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经多次革命斗争与统战实践，逐步认识到只有夯实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增强无产阶级组织力量和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才能使无产阶级在统战联盟中保持组织独立性和思想先进性，才能成为革命统战联盟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强调：“要使工人阶级有强固之群众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之领导地位，才能保证。”[2]98中共一大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组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后改为中国全国总工会）作为领导工人阶级运动的合法机关，“它的宗旨和任务就是‘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立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联系。’”[2]29继而在北京、上海、武汉、济南和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人组织支部和分部等，努力建立了从地方到中央的组织严密、体系完善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形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虽具有革命性最彻底、纪律组织最严密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等优秀特质，但是也有浓厚封建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等劣势。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教育和启发工人阶级，摒弃封建迷信和资产阶级思想与抛弃你争我斗和分散无力的内部格局，形成团结协作、纪律严明和战斗力强的自觉团体。中共一大决议指出：“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该警惕，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玩物，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中执行其他政治路线。”[2]29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借助自建工会和他派工会、创办工人学校和创办工人期刊等方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教育团结工人。在自建工会中采取了工人会议、标语宣传、集体罢工和日常交流等以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形式灌输马克思主义和启发工人阶级的自身觉悟；在他派掌握的工会内部以教育他派领导人和参加他派工会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等。如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积极向湖南劳动工会组织者无政府主义代表黄爱和庞人铨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他们转为了长沙工人骨干。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自身缺乏阶级觉悟主要因为文化素质太低，因此开办了补习班、工人夜校等工人阶级学校和创办工人阶级的通俗易懂的理论刊物如《劳动周刊》等，提高了工人阶级文化水平，也宣传和灌输了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积极领导工人阶级以合法罢工形式（如省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等）与掌握武装力量打倒推翻封建军阀（如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从革命斗争中不断锤炼工人阶级革命意志和提高工人阶级对革命斗争的领导力。

（二）掌握革命联盟领导权是无产阶级组织建设的核心目标

通过对统战联盟领导权的基本认知，历经了与国民党联合与斗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认为加强无产阶级组织建设，不仅在于增强自身阶级力量，也在于获得革命统战联盟领导权。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无产阶级加入革命统战联盟，成为站在革命统战联盟最前沿的先行者，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先锋作用和示范效应，以共同的利益主张动员引导与教育团结其他革命阶级，引领革命统战联盟成员协同反抗共同的革命对象和实现共同革命目标和阶级利益，逐步提升了无产阶级在统战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四大发表的《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2]98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认识到只有发动最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联盟并担起革命重担和掌握革命领导权，才能有力防止、反抗和清除反对势力颠覆革命联盟和破坏革命事业，才能保障革命最终胜利。瞿秋白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指出，五卅运动不仅体现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2]102；五卅运动还表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性，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2]103。在面临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撕破统战联盟和大肆破坏革命事业而中共部分领导人多次妥协和退让时，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再次阐明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得统战联盟领导权的紧迫性，不只是群众运动领导权，更在于政权、军权和革命领导权等。如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之中所言：“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外的。”[2]142

三、农民阶级是天然同盟军和革命主力军，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和依靠农民阶级

中国共产党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以及共产国际的思想引导，逐步认识到农民阶级是人数最多且蕴含力量最为深厚的革命阶级和实现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主体；无产阶级必须团结带领农民阶级并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保障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一）认清农民阶级是天然同盟军和革命主力军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大多数无产阶级都是由破产农民阶级转化而来，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水平和生活状况相差无几，因此两者是天然同盟军；同时也逐步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但农业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农民阶级人数仍居各阶级之首并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压榨。因此，无产阶级实现中国革命之实质是农民阶级的自身革命，农民阶级才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倘若农民阶级未获得实质性解放，那么任何革命皆是失败。正如李大钊在《青年与革命》中所言：“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层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2]34也如最早的农民协会组织萧山县衙前农民协会发表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所言：“我们底觉悟，才是我们底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底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底命运。”[2]37

（二）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和依靠农民阶级

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列主义对农民阶级的基本判定以及近代农民运动历史实践，认清了农民阶级蕴藏着最为深厚的革命力量，但其限于自身落后属性不能作为革命领导者；同时也认识到无产阶级虽作为当时中国最先进阶级和未来社会建构者，但限于自身人数较少、力量较弱而无法独立完成异常艰巨的革命事业。因此，无产阶级欲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就必须紧密团结和始终依靠农民阶级，调动农民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团结教育农民阶级加入统战联盟，领导农民阶级参与革命斗争，满足农民阶级利益需要，才能建立稳固的工农联盟并使其成为革命统战联盟的核心基石，如此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联盟才能得以巩固，革命事业方能成功。正如中共四大发表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农民至今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80%。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的中国，是特别重要的。……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2]99又如中国共产党在给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的信中所言：“其一，农民运动必须与全中国民族运动相结合，同时，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众的参加，否则不会成功。其二，农民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而且，工人阶级有领导这些运动的必要。”[2]109

（三）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工作建立稳固坚实的工农联盟

当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右派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导致革命联盟遭到严重破坏。残酷的现实促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具有妥协性与反叛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革命联盟的核心基石，盲目顺从与依靠民族资产阶级只能给联盟带来巨大危害和给革命力量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只有农民阶级才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和革命主体力量，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联盟的核心基石。因此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批判党内盛行的右倾机会主义基础上，强调了应转向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团结农民、教育农民、解放农民、凝聚农民，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坚固稳定的工农革命联盟，只有如此才能恢复和壮大工农革命力量，有力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和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五大发表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这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需要的。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2]144八七会议则是强调了土地革命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2]157中共六大再次强调：“对于无产阶级，在总的中国革命战线之内，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只有农民。”[2]167六大还明确指出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2]168。在此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率先率领部队深入井冈山等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实践等。

四、以多种方式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开拓前行

“二七惨案”的悲痛教训和共产国际的积极引导促使中国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建立统战联盟，同时为保持中国共产党思想纯洁性、行为独立性与争取统战联盟领导权，采取了改造国民党政治纲领使其符合统战联盟利益、改组松散无力的国民党、掌握国民党中央职位和部分军队与坚持联合又斗争的方式开展统战工作。

（一）帮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革命纲领使其符合革命统战联盟的根本利益

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趋同化与共同性是政党之间合作的思想基础。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早期政治纲领是旧三民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与平均地权等。这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主张的中国翻版，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既未能认清当时中国最大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未真正代表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也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纲领与实践主张难以相容。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旧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失败。因此，改造国民党革命纲领不仅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迫切需要。鉴于此，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协助孙中山等进步领导人以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等纲领主张为基础，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与政治主张，将国民党的早期革命纲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强化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及代表人民大众普遍性利益的民生主义。正如国民党一大宣言所言：“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2]87“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2]88“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2]88这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革命主张具有共同基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得到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接纳和宣扬，从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推动和领导革命统战联盟发展的现实能力。

（二）帮助改组松散无力的国民党增强中国共产党对统战联盟的领导力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2]75和“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2]75等现实状况，并欣然且诚恳地邀请中国共产党协助其改造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组织涣散、精神松散、纪律废弛、斗志消沉的政党并不是理想统战合作者，更无法共同推动革命事业前进与完成革命使命。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改造国民党使其成为重要革命力量与联盟成员，决心以认真态度和高度热情积极投身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如李大钊等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先见主张：“‘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要使国民党‘形成更加有力的团体’，必须实行国共合作，本身进行必要的‘改良’。”[2]67中国共产党不仅协助廖仲恺等领导人改组国民党，也作为改组核心成员挑起改组国民党之重任，如李大钊曾担任孙中山任命的国民党改造委员负责改造事务；谭平山等人协助廖仲恺成功完成广东和上海两地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分别于北京、湖南和法国等地成功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经过艰苦卓绝、移魂换血、清党造党的改造工作，促使国民党逐步建立了从地方到中央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结构合理、富有斗志、充满活力的革命政党，也使其成为统战联盟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造国民党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战联盟成员的组织能力和合作决心，也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对统领联盟成员的领导力与改造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阶级和革命团体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为更多国民党和革命人士认识把握和信赖支持中国共产党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掌握国民党中央重要职位和掌控部分革命军队

在获得统战联盟成员信任与支持的基础上，掌握统战联盟成员的管理权特别是党政军权是实现统战联盟领导权的重要途径。凭借改造国民党工作的优异表现，中国共产党部分核心党员成功当选了国民党一大代表。“到会代表165人，其中有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沈定一（以上为孙中山指定），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罗迈、张国焘、刘伯垂、李立三、王尽美、夏曦等23人。”[2]85-86同时部分核心党员成功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中央领导机构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和掌握少数军队，从而掌握了国民党少部分党权、政权和军权。如“大会选出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三人当选；十七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共产党员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等七人当选”[2]92；“共产党员谭平山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张善铭等分别担任组织、工人、农民、青年等部的秘书。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等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负责工作；林伯渠、李立三、林育南、项英担任武汉国民党执行部的负责人，李大钊、于树德等担任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工作”[2]92。1924年周恩来在取得孙中山的同意之后，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共产党员组建了约150人的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2]106，以后发展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些努力为提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统战联盟的领导地位和掌握革命统领联盟领导权做出了初步的成功尝试。

（四）采取联合又斗争方式展开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民党对待革命斗争、工农联盟与新三民主义的态度，采取巩固最富革命性的左派、争取富有妥协性的中派和改造与反对具有反革命性的右派等方式开展统战工作。

一是引导国民党成为彻底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两党合作时注重引导国民党，理清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认清帝国主义是革命对象不是依靠柱石与俄国革命方式值得借鉴，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革命力量，切实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加固和拓展两党之间政治纲领与理论主张的共同基点。同时时刻警示国民党勿使其被帝国主义所愚弄而背叛革命，希望由此促使国民党摒弃其劣根性转向较为彻底的革命政党与成为革命统战联盟的重要力量。中共三大指出：“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2]73-74

二是注重以统战联盟大局为重，避免不必要之争端。中共三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的决议案》指出：“第二，能力较为薄弱，或不适宜于国民党某项工作的同志，不可轻易使之担任国民党各种职员，以便引起安置私人与包办一切的嫌疑，产生不良影响；第三，在时机不相宜时，不可勉强向国民党援引我们的同志，以免惹起国民党的反感，以致妨害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2]94同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扩大会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指明：“我们加入国民党合作，要注意下层切实工作，宜极力避免无益的竞争。在不十分妨害本团活动范围之内，应采取容让的态度。致全力于区党部或市党部等切实工作。对于国民党下面的各种团体，我们同志应注意联络其感情，非必要时，不宜取敌视态度。”[2]123

三是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消极思想和反动行为。一方面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与革命性最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联合显得顺畅和默契。国民党左派在国共合作前就努力协助孙中山等人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如孙中山派遣廖仲恺就联俄联共同越飞会谈等，主动与共产党人合作协助孙中山其改造国民党，推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如廖仲恺与谭平山合作成功改造广州和上海两地国民党。面对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国民党改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联合支持孙中山驳斥右派的反动言论和行为。正如廖仲恺极力推进国共合作反驳国民党右派反动言论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2]91同时李大钊也在国民党一大指出：“我等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2]89另一方面，是共同携手反对与打击国民党右派破坏统战联盟的反动行为。针对以邓泽如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跨党搞阴谋而制造的弹劾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严斥反动言论打击右派嚣张气焰。国民党中央发布了容纳共产党的训令：“‘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2]125针对戴季陶主义和妄图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的阴谋诡计，共同戳穿其反对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的丑恶本质与严厉处理反党事件。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友》发表文章痛斥戴季陶主义：“怎样才配做孙中山的信徒呢?是不是和戴季陶一样，将孙中山的铜像背到孔庙与孔老二吃冷猪肉?”[2]127国民党二大发布《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严惩叛党分子，决定“开除邹鲁、谢持等人的国民党的党籍，训令戴季陶‘猛省’”[2]128。针对蒋汪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人民利益和大肆破坏革命的行为，共同深刻揭露、严厉训斥和竭力阻止蒋汪反革命行为。1927年中共发表的对时局之主张揭示出帝国主义“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2]137。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宣布撤销蒋介石的“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2]137。随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和开除其党籍并拿办的决议。针对汪精卫反叛行为，中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并揭露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出卖革命的反动行径。”[2]146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声明》“谴责武汉国民党领袖背叛群众、背叛国民党和孙中山的罪行”[2]146等。

五、中共六大前统战思想创新的重要启示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历经多次探索和锤炼以惨痛血泪为代价换取了领导革命开展统战工作的科学思想和宝贵经验，推动了马列主义统战思想中国化进程。

（一）厘清当时中国时代主题和基本任务

开展统战工作主要目的在于凝聚社会力量共同完成时代重任和历史使命，因此理清中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阶级构成、主要矛盾和内在特性等，才能为统战工作准确定位时代主题与历史重任，才能认清统战对象与反对对象的基本范畴，才能尽可能广泛团结和凝聚社会力量共同完成社会目标。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强调立足中国特殊历史国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步理清革命时期的世界发展态势与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特殊属性，基于此，科学认知历史任务和合理建构最为广泛的统战联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理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特殊国情，认识到世界步入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时代，由此逐步明确了革命对象和革命同盟的内在属性与阶级归属，并建构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模式，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发展趋势中理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认识到国内则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属性，围绕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主题，建构了包括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国外友好人士等最为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基本模式，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正如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1]31

（二）牢牢掌握统战联盟领导权

政党只有掌握统战联盟领导权才能围绕共同历史使命团结教育与凝聚规制统战联盟成员，才能带头引领统战联盟成员维护和实现代表共同利益的政治纲领和理论主张，才能领导统战联盟同心同德完成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立足中国特殊历史国情与残酷的革命斗争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充分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中国除了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以外，其他阶级和政党都不能真正担负起如此重大而艰难的历史重任，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立新中国，才能建立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牢牢掌握统战联盟领导权，通过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和发展先进的纲领、主张和路线方针，满足同盟者其他阶级和阶层的现实需要、发展利益，领导同盟者围绕共同主题和历史任务作最坚决的斗争和付出最大的努力，不断获得伟大的胜利、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不断推动统战联盟领导权的建设和捍卫自身的统战联盟领导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85，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1]84。

（三）正确处理统战目标与成员利益的内在关系

统战联盟是基于共同利益和相同目标而凝聚的社会群体，只有协调与满足统战联盟成员的利益诉求，才能充分凝聚统战联盟成员力量实现统战联盟的共同目标。统战联盟成员既有共同利益也有自身特殊利益，需要审时度势合理把握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关系，尽量做到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相容性与相持性，尽量避免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对立敌视与直接冲突，但当统战成员的特殊利益严重损害统战联盟的公共利益时必须加以严厉反对或坚决清除以维护共同利益与统战联盟。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并满足统战联盟成员的利益诉求，凝聚了最为广泛的统战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代表并不断满足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诉求，解放农民阶级并给予土地和政治权利、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等，同时对破坏统战联盟利益的右翼资产阶级等给予反击与清理，维护了革命统战联盟的共同利益与稳固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革命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始终代表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利益诉求，依法严厉打击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凝聚了最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