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驭骅，马广惠

(1.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 重庆 400031；2.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土壤。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语言反映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文化得以传播、交流和延续的发展工具。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使用习惯和表达方式。任何一种语言都包含大量文化语言。这里，文化语言指一种语言中承载独特民族文化涵义的表现形式，包括词、短语与句子。“独特民族文化涵义”指其他民族文化所没有的人、物、事件、现象或比喻。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大量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历史人物、物品、事件、现象或比喻。这些独特的文化涵义用汉语词、短语或句子的形式表征出来，成为具有独特汉民族文化涵义的文化语言。文化语言翻译不但有助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而且有助于“一个民族了解其他民族的经验”[1]。确切地说，有助于译语(target language)为本族语的民族了解源语(source language)为本族语的民族的经验。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民族的经验可以是其他民族共享的经验，也可以是非共享的经验。文化语言翻译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途径，重点是如何将原文承载的非共享的汉民族经验以译语形式再现出来，从而使其他民族的人们更好地了解独特的中华文化。

翻译理论家柯蒂斯(Ovidi Carbonell Cortés)和哈丁(Sue-Ann Harding)指出：“近四十年的翻译研究见证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很多学者称之为一种‘文化转向’。翻译并不仅局限于两种语言的对比，现在已经被视为一种复杂的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交际语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因此，文化语言的翻译，即如何通过翻译的媒介让文化内容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得到有效传达，是翻译界长期关注的一个议题。目前，国内翻译学界的学者和翻译研究人员从不同视角对文化语言翻译进行了探讨，出了一些成果，如文化译介模式[3-4]、文化词语翻译策略[5-6]、文化认同焦虑[7-8]、文化边界[9-10]等。这些探讨成果有的是提纲挈领式的宏观论述，有的是基于传统翻译策略的对策。尽管它们对文化语言的翻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但是对文化语言的翻译理论、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的探索永无止境，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具体的翻译原则和比直译与意译更加直观的翻译策略，用于更好地观察、分析、描述、解释和实施文化语言翻译。

二、目的论与归化、异化

翻译目的论，通常被译为Skopos theory，其中Skopos一词源自于希腊语“Skopos(目的)”，常指“译文的目的”，故，翻译目的论源自于Skopos概念在翻译理论中的具体运用。翻译目的论于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于德国，其理论基础包括语篇理论、交际理论、行为理论等，其核心概念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是翻译过程中的最主要的因素。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是一种跨语言与跨文化交流行为，由三大基本翻译原则构成：忠实性原则(fidelity rule)、连贯性原则(coherence rule)和目的原则(skopos rule)。翻译活动可能涉及多个目的，如：使用某种特殊的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譬如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式是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的语法结构的独特之处)，译文的交际目的(譬如启迪读者)，以及译者的基本目的(譬如谋生)。在实际的翻译活动实践中，“目的原则”是首先要遵循的原则，忠实性原则和连贯性原则必须从属于目的原则。翻译目的论倡导结果决定方法：翻译活动基于译语的文化和情境，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是受翻译行为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决定的。翻译学界通常讲的“译文的交际目的”，意即翻译语境中讲的“目的”：译文在译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对译语读者产生的交际功能。具体讲，译者究竟是采用直译方法，还是采用意译方法，或者介于直译与意译两种方法之间，均取决于具体的翻译语境以及由此翻译语境决定的特定目的。

翻译通过语言间的转换，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递给其他民族。翻译同其他人类行为一样，是由行为目的决定的。翻译目的决定人们采用何种翻译方法与策略[11]236。不同的目的会使译者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而不同的翻译策略则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文本。目的论解构了作者绝对权威的地位，让译者成为与作者平起平坐的目的语文本生产者(target text producer)。得到解放的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目的灵活制定翻译策略和方法，去创造适应目的语文化语境的译文。在文化语言翻译中，翻译目的是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鉴于此，德国功能学派代表诺德(Christian Nord)将翻译直接定义为“翻译是一种有意图的、跨文化的，部分通过语言交际的、涉及源语文本的互动活动”[12]43。要实现这种文本互动，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是两种有效的翻译原则，二者指导译者选取具体的翻译方法(translation techniques)。

归化与异化，作为两种翻译策略的概念肇始于《译者的隐身》一书。该书由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撰写，并于1995年出版发行。异化、归化和直译、意译是两组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翻译策略：首先，两组术语在内涵上有本质区别，但从历史维度来讲，异化、归化概念是由直译、意译延伸而来的；另一方面，异化、归化将视野拓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领域，突破了语言领域的局限，而直译、意译主要聚焦如何处理语言层面上的形式和意义。韦努蒂[13]20认为，异化法是“把读者带入外国场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而归化法是“将原作者引入译入语文化”。故，异化、归化主要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而直译、意译主要聚焦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显而易见，异化、归化和直译、意译是有本质区别的，决不能等同。本文从语言与文化两个角度解读归化与异化。从语言角度来说，归化是将原文的源语表达方式转换成自然、地道的译语表达方式，或者说转换成译文受众习以为常的译语表达方式，使他们能够像读自己的本族语作品一样阅读、理解与欣赏译文。异化指将原文的源语表达方式转换成偏离译语表达方式但接近原文表达方式的译语形式。异化的目的是为了让译文受众体验到原文独特的语言风格。从文化角度来说，归化是将原文中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源语语言转换成具有译语民族文化内涵或者有等同意义的译语语言，使译文受众能够自如地阅读、理解与欣赏译文。异化则是将原文中具有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源语语言转换成依然保持源语民族文化内涵的译语语言，这样可以使受众能够从译文中接触、认识与体验到源语民族的文化。由此可见，文化语言翻译涉及语言转换与内涵转换两个方面。语言转换除了涉及文字形式的转换之外，还涉及表达方式的选择。同一个文化内涵，不但在同一种语言中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不同的语言中更是如此。这样产生的“多个坐标点”，会“产生多种可能的译法”[5]。文化语言翻译中选择何种译法，除了受语境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取决于翻译目的。内涵转换则涉及原文的文化内涵或者文化意象在译语中的保持、改变与失去。同样，选择哪一种方式，除了受语境等因素影响之外，依然取决于翻译目的。

文化语言翻译有两个基本目的：一个是交际，一个是文化传播。以交际为首要目的的翻译强调意义理解，即翻译要最大限度保证译文受众能够充分理解译文。以传播为首要目的的翻译则强调文化保真，即翻译要最大限度保证译文能够充分表现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征。因此，交际优先的翻译倾向于归化，而文化传播优先的翻译则倾向于异化。归化与异化是译论中涉及文化语言翻译的一对概念和翻译实践中使用的两种翻译策略。它们不但是译界的一个热门话题[14-18]，还是一个具有分歧而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从以往文献中可以看出，我国译界在理论层面对异化和归化持有不同态度。有的主张翻译以归化为主[19]，有的则主张以异化为主[20]。有的甚至认为归化是翻译的歧路[14]。在实践层面，译者对归化与异化的选择，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或者说不确定性。同一个译者翻译同一个源语文本中不同的文化词语，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对有的词语采用归化译法，对其他词语却采用异化译法。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个源语文本中的同一个文化词语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有的会采用归化译法，有的则采用异化译法。归化与异化在文化语言翻译中随意使用的情况在中华名著的翻译中比比皆是[16]。比如以下译文：

(1)“癞蛤蟆想吃天鹅肉atoadtryingtoswallowaswan”

(2)“獐头鼠目homely”

译例(1)和(2)中的英文翻译来自杨宪益和戴乃迭[21]75的《儒林外史》英译本。他们对两个汉语文化词语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手法。译例(1)采用了异化，译例(2)采用了归化。为什么对同一部作品中的两个文化语言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李国林[22]认为，译例(1)采用字面翻译，保持了原文的风彩，译者坚守了自己文化传播的职责，而译例(2)如果采用按字面翻译，则会费力不讨好。这样的翻译案例与评论给人的印象是，归化与异化似乎只是两种可以随意选用的翻译策略，选择哪一个取决于作者，而不是取决于某些普适的原则与标准。

(3)“Then we can take you to somecivilizedandprosperousrealm,toaculturedfamilyofofficialstatus,aplacewhereflowersandwillowsflourish,thehomeofpleasureandluxurywhere you can settle down in comfort.” (杨宪益和戴乃迭译)

(4)“After that I shall take you to a certainbrilliant,successful,poetical,cultivated,aristocratic,elegant,delectable,luxurious,opulentlocalityon a little trip.” (霍克斯译)

译例(3)和(4)中的斜体部分分别是杨宪益和戴乃迭[23]98与霍克斯[24]107在其《红楼梦》英译本中对“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翻译。尽管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翻译《红楼梦》时力图最大限度地让译文接近原文，以再现原文的语言风采，但在“诗礼簪缨之族”的翻译上，则没有采用异化的译法。霍克斯的译文则全部采用了归化的译法。

(5)“菲利普斯先生拜访了所有军官，这就为外甥女们开辟了一道前所未有的幸福源泉。”(王科一译)

(6)“菲利普先生一一拜访了那些军官，这真是替他的姨侄女们开辟了一道意想不到的幸福源泉。”(孙致礼译)

译例(5)和(6)是国内两位翻译家王科一先生与孙致礼先生分别对英国文学名著《傲慢与偏见》中“Mr.Phillips visited them all,and this opened to his nieces a store of felicity unknown before.”的翻译。刘颖等[25]认为，两个译本似乎差异不是很明显，但如果仔细研究两个译本，就会发现两位翻译家在处理原文“unknown before”时，有不同的译文：孙致礼先生将其译为“意想不到”，运用了异化法；而王科一先生将其译为“前所未有”，采用了归化法，两个译本看起来似乎都讲得通，但如果仔细对比，不难发现，原文作者的意图是：讽刺菲利普先生为伊丽莎白的姐妹们所做出的这些行为。为此，笔者以为，尽管孙致礼先生的译文前面有“真是”二字为其后面的“意想不到”做铺垫，但王科一先生的译文“前所未有”相较于孙致礼先生的译文“意想不到”更能再现原文作者的感情色彩，在表达上也更为出彩、简洁。

归化和异化是对立统一的两种不同翻译策略，在翻译实践中，在归化与异化策略的选用上，学界和译界的认识尚未统一。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译界未能从理论上很好地回答“在什么情况下采用归化？在什么情况下采用异化？”的问题。为了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从目的论出发，提出归化与异化策略选择的交际优先原则与传播优先原则。

三、交际优先原则

当翻译的首要目的是信息传递与交流的时候，需要遵循交际优先的翻译原则。交际优先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文化语言时，把意义的传递与理解放在首要地位，最大限度保证译文受众能够即时、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意思。这意味着译者需要使用自然、地道的译语语言翻译原文的文化语言，包括使用对等的译语文化语言或使用译语的日常语言。

根据交际优先原则，可以采用等文翻译策略或换言翻译策略将原文的文化语言转换成译语。等文翻译策略是将原文的文化语言转换成具有相似意义的译语文化语言。比如，将“雨后春笋”英译为“to grow like mushrooms”，英文文化中缺失的喻体“bamboo shoot”概念被“mushroom”取代。这个策略有两个特性：第一是文化语言的对等性，即源语文化语言一定要转换成译语文化语言。第二是文化语言的意义相似性，即译语文化语言一定要与源语文化语言的意义相似。我们可以视两种文化语言的意义相似性为一个从零相似到完全相似的连续体。大多数情况下，任意一对源语与译语文化语言的意义多是部分相似，很难达到完全相似或完全对等的程度。等文翻译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意义相似，最高程度是完全相同。由于原文的文化语言转换成了译语文化语言，虽然意义相似，但是文化意象常常会发生变化。

换言翻译策略是在保证意义相似的前提下，将原文的文化语言转换成日常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译语语言。换言策略同等文策略一样，都强调文化语言翻译的意义相似性。换言策略的一个不足之处是，由于用译语的日常语言替代了源语的文化语言，失去了文化语言的对等性。然而，换言策略也有其优势。一个优势是适用面更广，更容易操作。当译语没有与源语相似的文化语言，或者当译者找不到合适的译语文化语言时，都可以采用换言策略。另一个优势是，采用日常语言可能会产生更好的交际效果和有更多的受众。相比较文化语言，日常语言不但更容易理解，而且可以被更多的人理解。

例如，对于汉语文化语“说曹操，曹操到”，可以采用等文翻译策略，翻译成相似意义的英语文化语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appears；也可以采用换言翻译策略，翻译成相似意义的日常英语We are talking about him and he comes。对于汉语文化语“拆东墙补西墙”，可以等文翻译成意义相似的英语文化语to rub Peter to pay Paul，也可以换言翻译成意义相似的日常英语to use something from one place for another。

交际优先的原则倾向于在文化语言翻译中使用归化策略，而不是异化策略。这是因为采用异化策略会影响译文受众对意义即时、准确的理解。如果将“说曹操，曹操到”采用异化策略翻译成Speak of Cao Cao and Cao Cao comes，那么英语本族语者因为不知道Cao Cao的出处，就无法即时与准确地理解这句译文的意义，那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交际效果。

四、文化传播优先原则

文化传播指文化从一个社会群体输送与扩散到另一个不同社会群体的现象。语言文化传播指文化以语言的形式从一个语言群体输送或者扩散到另一个不同语言群体的现象。语言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是在翻译中将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色用译语形式表现出来。

文化传播优先原则把文化传播放在翻译的首要地位。文化传播优先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文化语言时，首先考虑文化传播，最大限度把原文的文化语言转换成具有原文语言与文化特色的译语形式。基于文化传播优先原则的翻译策略包括音译与字对字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音译通过拟音的方式将源语文化语言转换成译语形式。许多中华文化元素正是通过音译传播给世界的，如hutong(胡同)、yin(阴)、yang(阳)、Qingming(清明)、wonton(馄饨)、wok(锅)，等等。字对字翻译则是按照原文的字面意思，将原文的文化语言转换成具有相同字面意思的译语，例如“一带一路”译成One Belt and One Road，“龙舟”译成dragon boat，“纸老虎”译成paper tiger，“风骨”翻译为wind and bone。

根据文化传播优先原则，我们可以将“说曹操，曹操到”翻译成Speak of Cao Cao and Cao Cao comes，将“拆东墙补西墙”译成to dismantle the eastern wall to mend the western wall；还可以将“獐头鼠目”译成roe head and mouse eyes，将“诗礼簪缨之族”译成a family of poetry,courtesy,hairpin and ribbon。这样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把汉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传播到其他语言文化中，让世界了解与认识中国文化现象。这样的翻译可以引起英语国家受众对汉语文化词语的兴趣，促使他们通过上下文或其他手段认识这些词语的意义与内涵，并从中获取中国文化的知识。

文化传播优先原则比较适用于中华典籍与中华名著中文化语言的翻译，也适合于歇后语这样一类民族文化语言的翻译。歇后语是中华民族文化语言之一，具有独特、鲜明的汉民族语言文化特色、修辞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歇后语的翻译“既要保留源文的民族特色，又要忠实于源文的内容与风格”[26]，翻译的时候自然要遵循文化传播优先的原则。例如，“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可以译成Wu Zixu attempted to pass Zhaoguan——white-headed overnight，“如来佛捉孙大圣——易如反掌”可以译成Buddha catches the Monkey King——as easy as turning a hand。

文化传播优先的原则还催生出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策略的运用。深度翻译由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于1993 年提出。该学者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主张通过详尽的注释(评注和附注)这类副文本(paratext)将文本置于一个丰富的语言、文化环境之中[27]399。Jeanne Kelly和Nathan K.Mao的译本《围城》，是深度翻译策略运用的典范，译者在其译本中共加注217 条。例如，加注“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offered three academic degrees，which were conducted at three different levels——the county (or prefecture)，the province，and the national capital.Successful candidates at these three levels were known respectively as hsiu-ts’ai，chu-jen，and chin-shih.”就是Jeanne Kelly和Nathan K.Mao两位译者对“科举”一词的译文注释。这种翻译策略，可以有效促进异质文化的有效融通。当下，中国译者如果能够在翻译时抓住源语文本中的关键文化元素，用地道的英文进行阐释形成表达充分的译文(adequate translation)，必然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五、交际与文化传播并举

在翻译文化语言时，如果人们希望实现交际与文化传播双重目的，那么可以采用组合策略进行翻译，如采用音译加换言的组合或字对字翻译加换言或注解的组合。“说曹操，曹操到”可以译成Speak of Cao Cao and Cao Cao comes,which means ‘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appears；“诗礼簪缨之族”可以译成a family of poetry,courtesy,hairpin and ribbon,which means a well-educated,well-mannered,aristocratic or official family；将“情人眼里出西施”译成Xi Shi(a beauty in ancient China) is in the eye of the lover。

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译本与效果，就在于译者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而译者选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则取决于不同的翻译目的。交际优先原则与文化传播优先原则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与解释相同文化语言的不同译本，而不会简单地推崇一个译本而贬低另一个译本。《红楼梦》第16回中的一句俗语“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与24回中的一句“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8-30]的两个英译本分别是：

(7)“Always ‘one eye on the dish and the other on the saucepan’.”(霍克斯译)

(8)“Keep one eye on the bowl and the other on the pan.”(杨宪益和戴乃迭译)

(9)“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霍克斯译)

(10)“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杨宪益和戴乃迭译)

霍译遵循的是交际优先的原则，采用的是等文翻译策略，采用的是英语本族语者熟悉的语言与文化元素，但失去了汉语的语言与文化特色。杨与戴译遵循的是文化传播优先的原则，采用的是字对字的翻译策略，文字形式发生了转换但保持了汉语的语言与文化特色。

交际为首要目的的翻译在于信息的传递与理解，因此译文要最大限度接近译文受众的语言与文化，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理解与交际效果。文化为首要目的的翻译在于文化元素的传播，因此译文要最大限度表现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色，以真正达到文化传播的效果。将“西施”译成Monroe或beauty，还是译成Xi Shi或Xi Shi-a beauty in ancient China，将“梁山伯与祝英台”译成Liang Shanbo and Zhu Yintai，还是译成Romeo and Juliet？这貌似像to be or not to be一样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但是，一旦确定了翻译目的，根据交际优先与文化传播优先的原则，选择何种翻译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六、结语

翻译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有方法、有理论、有规律。同时，翻译更是一门艺术，因为源语文本中同一句话，可能因为不同的翻译理论、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使用，会产生多种译法，因为翻译没有标准答案，某种程度上又不像科学那样严谨唯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文化的符号和载体，而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因此，语言和文化是翻译作品中绝对不能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影响文化语言翻译的因素很多，但归结起来就是“文化因素”(cultural factors)和“语言因素”(linguistic factors)。无论是文化因素还是语言因素，都涉及译者对源语文本翻译过程的正确处理，因为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译者根据目的语文化语境不断调试翻译策略的过程。无论是选择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无论是交际优先原则还是文化传播优先原则，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译者需要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确定相应的翻译原则和具体策略。译者既不能一味遵从原作而牺牲可读性，让译文变得晦涩难懂。同样，亦不可滥用“深度翻译”，加入太多注释，忽略读者的知识储备。随着世界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和社会信息化发展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不同文化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卡特福德提出的“文化不可译性(cultural untranslability)”[31]136已经得到有效的克服，交际翻译和文化翻译也能和谐地齐头并进，共同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通。当前，我们正面对世界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和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文化语言翻译可以被认为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可靠、有效的操作方法和实施途径。文化语言翻译可以有效地实现如何将原文承载的非共享的汉民族经验以其他民族可读、可理解的译语形式再现出来，帮助其他民族的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同时，文化语言翻译还可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能够让海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减少文化误差，对中国文化海外话语体系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