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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发展的历程与展望

2022-11-22王立刚

关键词:小康社会现代化特色

王立刚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一、本文研究的问题

2020年既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期;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交汇期,也是历经历史激荡的“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变革期;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也是新时代新发展理念深入落实的攻坚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实现后,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党提出更重大的挑战和战略目标: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稳定持续的,但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上还存在两个困境。一方面,2020年如期实现了全面小康,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持续性挑战;另一方面,走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如何扎实地促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框架中的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构想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党将如何理解并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体而言,分为3个子问题:(1)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如何演变的,其主要的视角有哪些;(2)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遵循的理论基础有哪些;(3)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如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演进、目标与测量视角

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理论上来说,现代化进程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探索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结和积累了成功经验。近代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但都未能摆脱国衰民弱的事实。历史证明,唯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取得成功。其具体路径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方案,探索“小康”发展之路,通过人民当家做主来实现社会进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即便如此,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与体制机制中,学术界、政策与民众对现代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事实上,现代化社会被视为宏大现象,也被视为是不断发展的经济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些相互竞合的概念在冲突或关联中将采用不同视角对其分析。下面,本文将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发展历程入手,在概念与理论争论中总结主要的分析视角,以便对后一阶段战略目标进行分析比较。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和任务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1]7。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2]132。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不能满足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1958年,在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上,重新定义了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同时,作出在5~15年或稍长一些时间“超英赶美”的设想。1964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首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4]。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以宪法的形式确定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总任务。1979年,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时首次提到实现“中国式四个现代化”[5]237,是建立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之上作出的判断,那么怎么实现“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目标。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两步走”战略:“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6]在“两步走”战略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7]。

1997年,江泽民同志首次提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即“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8]4。这次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共识。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是认识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但是还处于一个“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一客观事实。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之上作出新的要求。再次重申“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构想了“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9]。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0]。

(二)现代化战略目标研究的测量视角

1.国际视野的比较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述最早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借鉴前苏联的建设经验,党的八大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因为,早在1937年,苏联推行国家工业化后取得巨大成就,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党在实践中偏离了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路线,不切实际的设想“超英赶美”。有数据显示(1)注:数据来源OECD官网,所有金额均以现价为基准便于比较。,在1960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14 500.8百万美元,人均GDP为2 186美元,到1965年GDP增长到146 426.6百万美元,人均GDP为2 694美元;而当时我国国内人均GDP不到100美元。

在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小康之家”时就强调,要建设“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5]237,不是西方的现代化。那么“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什么样的呢,通过比较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GDP和人均GDP,不难得出结论。1980年,美国GDP为2 857 307.0 百万美元,人均GDP为12 547 美元;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人均GDP分别为10 449美元、11 694美元、9 668美元、10 394美元、9 792美元、8 798美元和8 505 美元。1980年中国的GDP为304 664.8百万美元,人均GDP大约为309美元。当时国内人均GDP 是澳大利亚的1/30,是美国的 1/40。因此,经过反复测算,在党的十二大上确立了20世纪末国内总产值翻两番,即从1980年的约3 047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2 378亿美元左右;城乡人民收入成倍的增长,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的小康社会目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紧抓经济发展黄金期,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越英德,位居第三;2010年以60 872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美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二。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36 081亿美元,同期美国是204 941亿美元,日本为49 709亿美元;中国人均GDP 从2010年的4 550美元增长到2018年 9 770美元,同期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人均GDP分别为41 464美元、48 195美元、34 318美元、39 286美元、42 491美元和62 641美元。从总量上看,我国缩小了与美国的距离,拉大了与日本之间的差距。但同时,从人均GDP上来看,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人均绝对值还比较低。对比中美两国经济结构数据来看,2018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方产业占比GDP分别为7.2%、40.7%和52.2%;同期,美国三大产业占比分别为0.8%、18.6%和80.6%,因此中国在服务行业、数字经济产业还有很大调整空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一,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

社会活力与科研创新能力得到显著增强。数据显示(2)注:数据来源于UNESCO网站。:中国农村人口占比从2010的年50.8%下降到2018年的40.8%;同期,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农村人口占比分别为19.6%、22.7%、29.6%、8.4%、16.6%和17.7%。2019年,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国内预期寿命分别为82.5岁、80.99岁、83.2岁、84.1岁、81.1岁和78.5岁;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6.47岁,高于世界平均预期寿命4.47岁,但低于主要发达国家预期寿命。2010年中国人口死亡率为13.6‰,下降至2018年的7.4‰;同期,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分别为3.4‰、3.1‰、2.6‰、1.8‰、3.6‰、5.6‰。中国初步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消灭贫穷作出巨大贡献,至2019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1.7%;2020年底,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2018年,中国总研发人员和每千人劳动力中研发人员占比分别为4 381 443.7位和5.51%;同期,主要发达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总研发人员分别为451 423位、706 557位、311 734位、896 901位和469 647位,而千人劳动力中研发人员占比分别为16.2%、11.9%、13.1%、13.6%和15.3%;中国研发支出金额为5 543亿美元,法国为668亿美元,美国为5 815亿美元,占GDP比重分别为2.19%、2.20%和2.84%,研发金额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是以色列为4.95%;中国人均研发总支出为388.28美元,美国为1 777.93美元。精神文化蓬勃发展,至2017年,中国制作具有国家特色的电影节目数目为874部,美国、日本、韩国紧随其后,分别是660部、594部和494部;中国电影银幕数量为50 776个,美国和印度分列第二和第三,分别为40 393个和11 209个;人均电影银幕数量美国排名第一,中国大约排在第35位左右。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片、动作片和纪录片电影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和了解中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都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表述。例如,在“三步走”战略表述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党的十九大“两步走”战略表述中,“到那时,(我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时期,不仅仅是GDP的数量比拼,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综合力量的较量。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还处于中低端,在关键领域还处于被“卡脖子”的阶段,在浸润和传递中国文化方面还有待突破,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还相对有限。

2.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直秉承实事求是的价值追求,既不盲目虚夸取得的成就,也不妄自菲薄。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在每一个关键时期都能够明确所处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行动方略。进入新时代(3)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起始点有两种观点:一种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一种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此处内容采用党的十八大作为新时代标志。,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尽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我国面临的挑战。中国统计年鉴显示(4)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2018年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占全国GDP比重分别为38.5%、26.6%、27.2%和7.8%,2020年占比分别为51.9%、22.0%、21.1%和5.0%;2018年国内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构成比为7.1%、39.0%和53.9%,2020年产业构成比为7.7%、37.8%和54.5%。2018年进出口总额为315 504.75亿元,出口额为172 342.34亿元,进口额为143 162.41 亿元,实现贸易顺差29 180.00亿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8 856亿元;2020年对外经济贸易总额为322 215.2亿元,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0 000亿美元。科学研究创新发展还集中在主要城市,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民间的研发费用筹集单一,产学研一体化还需探索。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没有从根本上解决。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 732.85元,其中,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 358.80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 020.67元,大约相差2.5倍;按照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分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 298.2元、23 798.3元、21 935.8元、25 543.2元,东北明显高于中西部。202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6倍,东、中和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52∶1.06∶1。2013年国内基尼系数为0.473,2015年为0.462,2017年为0.467,2019年为0.465。基本公共服务,是由各级政府提供或主导的基础性服务,包括食物、水……文化教育、养老保险等方面条件的改善[11]。社会保障体系还处于兜底阶段,在教育、就业、医疗卫生、住房等民生方面还有许多短板,且出现城乡、区域之间的不平衡。

物质财富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现代化标准不仅仅是经济数量还有其质量,预期寿命、民生项目、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程度、制度能力、民众幸福指数等都将成为衡量这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指标和重要内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政策实践特点和理论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政策实践特点:阶段演变和制度创新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政策实践呈阶段性和连续性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历史方位和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的新时代历史方位,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划分为新时期和新时代两个阶段。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前(1978—2012),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体而言,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当时国情制定了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化为可操作的步骤,形成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和行动纲领。党的十五大根据“三步走”战略,制定了新世纪“新三步走”战略,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形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共识。党的十六大指出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并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入新时代,构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正如李君如所理解的“新时代”包括3个发展阶段: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二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三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12]。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判国内外形势,党的十九大提出“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总结,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百年奋进”承前启后[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政策实践具有连续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正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一理论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是从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遵循的原则。二是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从“两位一体”“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拓展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将改革开放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三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整个战略构想上来看,可以将“三步走”战略扩展成为“五步走”战略。现代化的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相贯穿,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在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政策实践显现制度创新和体制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懈努力。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建设的根本保证,从而确保战略政策的延续性和可预期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同志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4]371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制定“三步走”战略、“新三步走”战略(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党的十八大上被再次重申)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的“两步走”战略,这些战略构想都是为了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任务的一致性。同时,又可以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使其具备灵活性和针对性。以脱贫攻坚为例,实施基层党建扶贫,派驻“第一书记”,精准实策,做到结对帮扶,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又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国内中小企业破产,资金链断裂,就业压力增大,消费低迷;中美摩擦加剧,陷入全方位对抗,不排除出现局部冲突。党中央、国务院全力布置复工复产工作,做到“六稳”,构建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将“安全”放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涵盖了政党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在党的十八大后实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优化党的组织结构,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既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保障;又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解决事关长远的体制机制打下基础和建设架构。转变政府职能,从1978年确立的政府经济建设职能转变为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等职能。实施“放管服”三管齐下改革,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这一关键工作,建立在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型市场要素,激活市场活力;“最多跑一次改革”“不见面审批(服务)”“指尖办”等服务模式的相继推出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健全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同样也关注到,社会主义的治理现代化与西方的“泛中心主义”治理概念有所异同,有学者提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内生型民生发展体系,即“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国民响应”[15]。具体而言,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主导是保障,社会参与是基础,国民响应是主体,形成共建共享的内生型民生发展模式[15]。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必须保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体制的灵活性,破除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的弊端,推进政府执行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优势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持有丰富的生产资料,国有资产投资有效利用、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将是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政策实践的理论评述

首先,从根本上讲,当前现代化建设思路是遵循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党的十三大将“富强”“民主”“文明”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民经济、民主政治、思想道德和教育文化、可持续发展4个方面衡量指标,到党的十七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新要求,相对应,党的十九大号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就是说,党还是把经济指标作为可量化的工具来对其衡量,其中GDP总量、人均收人又是重要的要素。目前,我国可能处于一个从中低等收入向中高等收入迈进的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能否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巩固现有的全面小康社会成果将成为重要的一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是一个高标准的要求,不仅仅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更是惠及十几亿人民和整个东中西区域的全面小康。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同时,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然很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食药品安全、社会治理、执法司法等全面可持续发展效果还不明显。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社会将持续面临发展与安全这对矛盾,对此,学者建议把“安全”放到新发展理念的内容中去[16]。基于此,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应该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具体而言,以民生为导向,强弱项补短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将经济发展作为手段和工具,真正把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首要价值选择,才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其次,制度资源优势还有待开发,目前我国在治国理政各个领域基本上都实现了制度化全覆盖,但仍然存在“制度虚置化”现象。在这里,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成为关键。如何将制度转化为效能成为时代课题。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各级人大代表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如何实现;人大代表履职能力如何提高;人民群众如何有效监督人大代表;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各项权利如何得到有效行使;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等问题。另外,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方面,政府管得过多过细,但是在公共服务供给、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等方面又有所不足;按要素分配制度方面,资本、信息数据作为要素可能产生新的分配利益格局,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信息平台“利维坦”将可能冲破道德和自然的界限,窃取和摧毁现有的秩序。既要将权力束缚在制度的牢笼中,又要驾驭资本的肆意妄为。我们发现一些区域在认识上还存在偏差性倾向。有的地方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对立起来看待,认为没有环境资源损耗,就没有经济效益;还存在唯GDP论、黑色的GDP、带有水分的GDP、低质量的GDP倾向;还有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难以根除,比如“数据壁垒”、最后一公里问题、信息难以公开等等。坚持问题导向,以“啃硬骨头”的劲头,破除阶层利益固化的藩篱,把制度建设和创新作为路径,既要增强制度运行的可行性,又要注重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制度执行落地生根,打破“制度虚置化”困境。

四、分析框架:面向 2020年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战略构想,有3个社会阶段的场景描述值得关注: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意味着实现三大政策目标:(1)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2)跨过“塔西佗”陷阱,基本实现现代化;(3)实现共同富裕。受文献回顾的启发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指引,结合当前国内外环境背景,尤其是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引发的世界格局变化,本文认为:(1)以中国国情为依据,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宏观战略;(2)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民生均衡发展为内容的中观政策;(3)以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为基础,以加强制度向效能转化为内容的微观路径。

(一)宏观战略:以中国国情为依据,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理论基石——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作出的科学判断。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4]252首先,确定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从经济层面上来讲,“黑天鹅”“灰犀牛”现象预示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效应不显,意味着经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变。国内还需防范化解金融、地方性政府债务、生物安全、粮食安全、国家安全等系统性危害社会稳定的风险。从社会层面上来讲,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打破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提升民众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居住环境、养老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普惠性和优质性。提供无歧视政务服务,依托大数据技术加快推进在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提高群众和企业办事便捷程度。切实保障人民民主主体地位,享有更为广泛、更为具体的民主权利,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拓宽人民群众表达意见和建议的渠道。

其次,应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从宏观的国际视野来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变,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出现负增长,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国面对的外部冲击尤为严峻,外商投资减少、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增加,但中国中长期经济面向好,国内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加上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复产复工,经济率先得到全面恢复,中国被看作是全球经济的催化剂和发动机。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屹立于世界之林,就在于走进世界舞台和其他舞者伙伴共赢。“一带一路”倡议、东盟10+3、G20、上海合作峰会等,都将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舞台。

最后,集中精力加快自身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一方面,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边界关系,还权于市场、还权于民、还权于企,赋能于社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压舱石”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又要强调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防止资本过度贪婪导致撕裂社会的局面出现;优化营商环境,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遵循市场规律,增强经济活力。另一方面,降低行政成本,减少压缩“三公”经费支出(5)“三公”经费支出指的是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落实减税降费长效机制惠及中小微企业;夯实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惠及全体人民。

(二)中观政策:贯彻新发展理念,防风险补短板强民生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统筹全局、引领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高水平的小康,是“五位一体”整体性的小康,也是惠及十几亿人口全区域的小康。因此,单单依靠过去资源能耗、人口红利,或者投资驱动型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足以支撑社会经济发展;而是要依靠优化经济结构、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拓展产学研一体化技术创新体系。其次,构建整体协调战略,“全国一盘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一体化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整体板块,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相结合,推动经济增长极和经济轴带,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再次,将“美丽”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并列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回应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强化了生态文明环境的时代价值,体现了绿色发展的坚定理念。复次,建构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加紧布局全球产业链条和培育国内大消费格局,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坚持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走一条包容、普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最后,中国人民的人均收入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且国内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绝对缩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供更好更优的公共服务,实现多层次、多样化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另外,“安全”将成为人民日益关切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17]。将安全融入到新发展理念当中去,如果经济社会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就实现了安全。例如,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使得劳动创造价值,从而促进人民安居乐业,也就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安全稳定;通过编织社会救济网,在民生保障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实现人民安全为根本宗旨。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政的可持续基础之上,将基础性、兜底性和普惠性民生保障建设纳入到共同富裕经验探索中去。

(三)微观路径: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增强制度向效能转化的有效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首先,将远大愿景与近期目标相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能跨越式达成[18];而是循序渐进,既要保持伟大奋斗目标不动摇,又要与时俱进稳固当下的基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高水平的小康形态,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是通往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就要求惠及全体人民。以脱贫攻坚为例,精准扶贫就是实现不让一个人掉队的有益做法。其次,以问题为导向,从制度文本走向制度实践,提高制度之间的衔接整合和统筹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搞清和认识国内外各种制度运行环境,积极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不相适应的各项制度。不受旧有观念束缚,通过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优势,触及深层次政治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以顶层规划凝结共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受地区间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特征差异影响,中央政府通过地区试点实践,探索共同富裕建设经验向全社会复制推广。最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形成的共识,是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整合为党的政策,依靠国家组织体系和社会共识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高效贯彻的制度执行优势。党的十八大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建立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为制度的执行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五、结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蓝图已绘就,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其理论前瞻性的研究意义重大。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战略构想都在探索实践中形成社会共识,它有利于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政策经验。第二,它有助于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认识到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第三,它有益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能存在的挑战。目前尚缺乏系统的、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对这些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还有待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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