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家保 卢德友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4）

“经济决定论”将历史唯物主义单一化为经济的发展历程。“经济决定论”不仅遮蔽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意蕴，而且无视人的主体存在，把人置于非人的地位上，逐步沦为资本的附庸。经济因素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仍停驻在部分人的观念深处。经济活动宰治其他活动，位于首要地位，促使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大行其道。因此，梳理经济决定论的生成与演化路径变得刻不容缓。从历史层面上看，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从实践层面驳斥了“经济决定论”思想，实现了对“经济决定论”的超越。新时代诠释“新经济政策”的内在机理对于澄清“经济决定论”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场域需要正视“经济决定论”。

一、“经济决定论”图景及其认识论本质

“经济决定论”不是偶然出现，更不是昙花一现。“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另一级叫作必然性。”[1]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伊始，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型研究便采用“假设—实验—证明”的方式，社会科学领域也效仿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决定论”以实证主义面貌展现自身并充当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

首先，“经济决定论”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部分第二国际理论家认为，非经济因素只是经济结构运行的表象，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原因终究需要到经济因素中去寻找，故而政治、宗教、哲学等上层建筑是经济因素的附庸。与以往的流血革命相比，采用示威游行等和平手段就可以实现诉求，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被单纯还原为自然进程。考茨基认为，不是个人的自发创造能力，而是环境的变化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巴黎公社以后，西欧工人党多参与议会之争，而不是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取政权。在之后的西欧社会中，社会历史的活动逐渐演化为没有人在场的运动，物替代人并享有独立人格，人的角色只是环境的产物。社会存在不过是一种“人为环境”，只是既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展现。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构建，只能将革命寄希望于物质条件的自然成熟。这种思想将共产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终点，个体激进的革命诉求则成为超历史的乌托邦。不仅如此，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货币和商品拜物教所湮没，个人丧失主体独立性，成为社会中消极的现存者。以是观之，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其政治地位，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下，若没有无产阶级参与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会自发进入社会主义。

其次，“经济决定论”的源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主张以利优先的原则。“经济决定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隐含前提。”[2]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都坚持利益至上，普遍遵循“利大于义”的原则，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精致利己主义思想产生的来源。重农学派将经济活动视为自然运动，将经济发展活动的管理归因于自然秩序的需要，强调经济的唯一作用。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劳动只是作为人的工具属性的再现，劳动力和劳动者相分离用于交易，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并不构成颠覆性影响。“经济决定论者”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称之为自然秩序发展的结果，其中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被归纳为“一般财富生产”，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被称之为一般的历史规律。在此迷雾中，人类社会的本质形态被单一化为具体的经济活动，物质买卖替代了资本伦理关系，隐藏在资本中的社会关系无法展现，所能体现的仅是由货币尺度规定的存在，因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大行其道便不足为奇。“利益至上”遵循了资本逻辑增殖的需要，与此同时，个人也就自然成为他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也就是说，“经济人”这一假设囊括人的本质，使无法摆脱的宿命论和决定论环绕在人的四周，而经济决定论追求财富的增长，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人还原为极端利己的动物，这正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利大于义”隐藏基因的显现。

再次，“经济决定论”割裂了社会现实各要素的有机联系，是旧形而上学的“还原论”思维。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才会出现的经济必然性被视为绝对的精神理念，贯穿历史发展的始终。由此，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似自然性”的地位，并自诩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阶段。根植于生产力的客观性、本源性假设的“经济决定论”，使历史必然性轨道上的生产蜕变为纯粹的客观性、本源性力量；在依托于技术自主性支撑的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的同时，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蜕化为纯粹的经验科学、实证机械的“历史科学和经济科学”，从而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值得注意的是，诉诸普遍必然的知识体系来把握社会存在，必将遮蔽客观的历史真相，在社会历史规律的解读中出现人的缺场，进而割裂人类物质生产过程各基本要素的结构与互动关系。因此，实证面貌上的“经济决定论”，陷入了折中主义、经验主义的无意识的迷途。

“经济决定论”深层次歪曲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的现实存在沦为物象化的图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成为抽象机器的附庸，在死劳动对活劳动进行统治的同时，抽象劳动也借此完成了对具体劳动的统治，人的全面异化成为现实。“经济决定论”的支持者认为，只需要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不必谈及社会主义远景目标。由于“经济决定论”错误思想在工人中的蔓延，相当一部分工人认为无须暴力革命只需要改良，遵循经济的自然发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国际工人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二、“新经济政策”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与超越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驳斥了“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无法解释发展落后的俄国何以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生产工具落后的俄国在社会生产力上根本无法超越西方的工业水平，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俄国进行革命没有历史合法性。俄国的僵化论者也认为，实施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二元对立，资本主义在俄国并没有发展到生产力所不能容纳的地步，仍然具有生存土壤，实行市场化改革无法解决目前社会主义政权所面临的贫困现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化改革不能相互补充、互为依托。列宁依据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战争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垄断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将财富集中到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从而使得人类无比接近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实践层面上对“经济决定论”错误思想的驳斥。在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的背景下，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极大鼓舞了国际工人运动，掀开国际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序幕。

第一，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政策。这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苏联已过战争状态，倘若继续实行余粮收集制，势必会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不满。在此背景下，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以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在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中，需要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阵线。农民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最少，自身在社会各阶级中最具革命性，理应成为工人阶级积极争取的对象。唯有在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联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及各阶级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促使社会主义早日到来。

第二，国家掌握经济发展的命脉。与“经济决定论”不同的是，“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商品生产，以货币交换为特征的私人贸易，都在国家能控制的范围内存在，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允许范围内的商品经济。国家干预经济建设可以聚集社会闲散资金和国家现有资产，合理分配资源进行经济建设，而且在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可以保护国民经济，集中社会力量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实现。私人贸易不在国家调节下的范围内，必然会形成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现象，导致一部分人重新陷入赤贫。“新经济政策”表明先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获取国家政权，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帮助私人小工业、小商品生产者以及实行市场经济具有可行性与科学性。

第三，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学习外国管理经验。一个民族的特性、文化、地理等因素会影响本国的社会形态，差异性正是促进不同民族进行沟通和交往的内在动力。通过学习其他民族先进的科学文化与管理经验可以弥补自身发展的不足。立足于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文化特性基础之上的学习，并不同于盲目照搬。“新经济政策”重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充分认识到本国科学技术能力的有限性、经济发展的落后性，通过实行租让制度，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系统学习西方管理经验以发展本国落后产业，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

列宁关于经济建设的核心理念是武装夺取政权，然后在政权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小农生产资料的现实状况。在“新经济政策”中，“国家”代表全民实施商品经济，“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3]。“新经济政策”是将无产阶级政权和商品市场经济相结合，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理论走向现实，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484。列宁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性和暂行性、物化性相区分，承认经济发展的基础决定性作用，确认资本主义社会所开创的市场经济形态只是人类历史暂时出现的一种盲目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象。

三、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场域

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诉求。实践对于改变世界具有必要性，但解释世界亦对改变世界具有从属作用。改变世界需要预设世界的可变性，作为实践主体的个人在经济决定论中则不具有自由。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场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要正确看待结构的约束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上层建筑体现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经济结构性质，资本的自我增殖要求稳定性和结构性。为了达到此目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契约自由的原则确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获得及商品和资本流通的正当性。“虚拟商品”的劳动力再生产并非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主观性决定，而是由资本主义特定而客观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资本主义通过革新生产技术不断隐匿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需求和资本主义结构的稳定性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经济决定论将历史唯物主义单一化为解释世界的绝对体系。改变世界是人的对象化活动，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也是为了自身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受环境制约的能动性是一种有限的能动性，这一制约本身也是以往活动作用的结果。

其次，肯定经济对政治法律制度的最终决定作用，也肯定国家政治权力等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反作用。唯物史观创立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经济的作用是为了清除唯心史观在历史观领域的影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历史斗争发生影响的不只有经济因素，“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5]591。政治和思想等因素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甚至不言而喻地“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5]598，政治权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影响经济的发展，规定新的发展方向。可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进行。需要从整体的视域，肯定多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综合影响，唯此才能避免历史唯物主义的单一化。

再次，从社会现实出发解读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以社会关系生产为中介解读某一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历史阶段不能够主观跨越，历史唯物主义“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6]。在运用客观规律时需要树立历史主体意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对历史发展单线性的描述，“人类社会在其各联结点上又是特殊的”[4]225。其研究的是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类社会，并把对社会的改变诉诸现实劳动活动，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将自然界看成是属人的自然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包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中介性、暂时性和自我否定性。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任何事情都不是无故发生，都有预期的目的。社会历史领域表面上是各种偶然性的主观愿望在起作用，但是“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藏着的规律支配”[7]247。经济基础在社会各因素中具有“归根到底”的作用，人是经济“归根到底”发生作用的媒介。唯物史观不是将“经济”，而是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在其中形成的生产能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545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物的活动，包含着人的能动创造性，不是经济决定人而是人决定自然。“物对人统治”只是暂时的历史形式，经济物质力量乃是人类实践的一种物化、现实化的表现。

唯物史观并不是一种“坐等革命”的策略，而是通过能动的革命实践，结束物对人进行的畸形奴役，重新占有人自己创造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实现全面发展。认清经济因素与社会其他因素的内在联系，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才能去伪存真，坚守历史唯物主义。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展望

物质生产的永恒必然性不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朽性。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无法解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个别企业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新经济政策”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和超越，证实了社会主义既非纯粹主观空想，也非单纯依靠经济的自然发展，而是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从事社会实践活动。

其一，历史必然性的实现需要无产阶级意识到它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及历史使命。唯物史观并不否认思想观念的作用，社会经济因素对于意识的决定作用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说的。相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等细节而言，经济因素有时并不构成决定性因素，只是从“归根到底”意义上支配和决定着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不能仅将经济因素视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否则历史就变成了“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696。历史发展的合力即多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产生相互交错的力量，形成了意志的合力，社会发展趋向是在众多意志相互排斥冲突中的一种合力作用。历史归根到底是人创造的，可以说是人自己追求存在的活动，并不是个人主观的产物，而是多个人活动的综合结果。将经济因素放在最基础的位置，是因为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任何社会都以劳动为存在方式。唯物史观并不是从存在与思维或物质与精神的本体论关系出发，而以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为起点。人活动的主观性展现为人活动的客观性，最终决定因素应是具体的和历史的。

其二，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无产阶级应主动参与实践生产活动。人类历史存在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创造人必需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成为人进行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生产活动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单纯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人发展过程中碰到的所有问题。经济的决定作用要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超越。从现实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随着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必然要提高精神生产能力，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级发展。“现实的人”的发展包含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客观条件对人们的历史活动的客观限制性又包含了在既定的限定条件下人们做出选择的主体能动性”[7]53。不是抽象的“经济”，也不是虚无缥缈的神在主宰着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8]。“经济决定论”鼓吹只需要经济的自然发展就可以到达和平的、长久的社会主义，显然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原则。“新经济政策”进一步确证，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需要人民积极参与生产活动，只有提高劳动者参与劳动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倘若没有人主动参与经济建设，或者说人参与生产的积极性极低，经济状况就不可避免地会处于低迷状态。无产阶级应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积极参与到生产活动和社会建设活动之中。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正是人合理参与生产活动，劳动创造世界这一路径才成为可能。实践是一种对象性活动，以人为主体展开。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没有真正理解实践，无法认识到实践是一种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方式。生产实践是社会进步的首要推动因素，人是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主体。如果无产阶级一直处于“经济决定论”的谬误之中，不仅不会获得社会建设的主导权，也不会充分发挥出生产实践力量。从根本上说，“经济决定论”只是资产阶级进行思想宰治的一种手段，鼓吹资产阶级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把“经济因素”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必然会掉入资本主义的旋涡中。若是社会生产、社会改造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参与，社会主义也不会到来。“新经济政策”取得的成就，是人发挥主体能动性、参与社会建设的效果展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掌握先进的物质力量，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早日实现，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

其三，坚持社会主义政权才能够巩固和保障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社会分工制度促进了劳动的高水平发展，分工是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互分离后才展开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一部分人占有其他人的劳动成果成为现实，并促成私有制的产生。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进一步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增殖。个别企业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产品生产滞后于社会需求的变化，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无法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以公有制为主体，通过集中社会资源，不仅可以适应生产的社会化，而且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对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进行总体调控，能有效避免市场盲目竞争。在以国有资本为支撑的生产领域，能够在快速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把发展成果进行合理的再分配，与人民共享。国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家资本具有抵御风险、统筹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下，才能确保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使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需求同步，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不应把希望寄托于经济的自然发展，要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以及资本生产的盲目性，自觉发挥主体能动性，积极斗争，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和国家建设，以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无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真实进程的漠视，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所体现出的时代性，需要在具体的场境中加以丰富，这种丰富在社会现实中彰显出新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