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彪 邓雄雁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共同富裕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支配空间带来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在我国也有所显现，如城乡空间权力的冲突、空间的价值取向冲突，以及网络空间中虚拟和现实定位的冲突。解决空间难题，实现共同富裕，有待于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空间辩证法思想来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辩证法及其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较少系统地谈论空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将辩证法与空间批判相结合，在动态辩证的发展中把握空间的生产过程，形成一整套较为系统的空间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辩证法思想一方面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深度与宽度，有助于深刻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另一方面予以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批判，极大地丰富了空间理论的相关研究。

1.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辩证法

马克思没有系统地论述过空间辩证法，但他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运用辩证法剖析资本的时候提到过空间。马克思认为，如果资本按其本性发展就必然会突破空间的界限，也就是说，资本的发展是无序扩张式的发展；同时指出，资本为了追求利润会采取“用时间消灭空间”[1]。类似观点在斯密的《国富论》中也有所提及，但斯密停留在简单的商品经济阶段，并没有马克思这般深入地对资本进行批判。美国学者尼尔·史密斯认为，马克思关于“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论断，其真实意图是讨论“资本”在其普遍化的过程中一定会打破空间的界限，换言之，即朝向一种生产状况和水平的均等。[2]另外，马克思对空间的考察涉及的主要文本是《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空间思想主要是在批判资本的时候进行阐发，并没有将空间作为对象进行分析，主要还是受限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而且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矛盾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关键和核心。

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空间观的两个重要文本是《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杜林根据“定数律”，指出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实际上，杜林的时空观只是机械地挪用了康德第一组“二律背反”，将空间和时间机械化，抹除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一方面批判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时空观，另一方面则认为如果没有终点那么开端恰好是终点，以此说明对于时空的有限和无限必须用辩证法来理解。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更加突出的是空间的本质及其认识论方面的论述。具体来说，恩格斯一方面认为物质的存在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空离开物质就是无；另一方面批判了耐格里等人不会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不会从经验上升到概念。可见，恩格斯坚持时间和空间的物质本体论观点，同时也坚持可知论观点。因此，空间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具有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体的认识辩证法形式与意义的。[3]72可以说，恩格斯将辩证唯物主义的空间观的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将空间概念置于辩证唯物主义之中讨论的传统。

2.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

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辩证法，列斐伏尔绝对是绕不开的开创式人物。无论是后来的索亚（又译苏贾）、卡斯特，还是哈维、尼尔·史密斯等学者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也大抵皆由此开始。列斐伏尔的早期思想主要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晚年逐渐开展对空间化问题的哲学思考。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转变，其原因是复杂的，但绝对不是阿尔都塞语境中的“思想的断裂”。从其文本来看，列斐伏尔晚年一直关注空间问题，包括都市革命、空间生产等。特别是皇皇巨著《空间的生产》，可以说是列斐伏尔晚年极为重要的文本，蕴含着深刻的空间哲学思想。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体现了两种空间辩证法，即三元空间辩证法和空间矛盾辩证法。

文本中第一章谈到三元空间辩证法，而在第五、六章则着重阐释空间性矛盾辩证法。具体来看，“存在于感知的、构想的与亲历的三位一体的空间中的辩证关系”[4]60，也就是感知的——空间实践，构想的——空间表象，亲历的——表征性空间。国内学者鲁宝在解读列斐伏尔空间思想时阐释过“三元空间辩证法”的具体含义：空间实践隐含的是自然与物质性的物理领域，空间表象则对应逻辑的与形式化的抽象物的精神领域，表征性空间是生产出某种体验性或者活生生的直观的空间。[5]之所以讨论三元空间辩证法，主要是因为西方学者较喜欢将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定位为三元空间辩证法。索亚继承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并发展出“第三空间”，即空间、社会与历史三位一体的辩证互动的三重辩证法。[3]222而真正与列斐伏尔相近的是哈维的三重空间辩证法，哈维以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三重价值结构体系[3]199，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

国内学者刘怀玉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说到底是社会矛盾辩证法的空间体现，由此将三元空间辩证法归结为一种空间矛盾的辩证法。[3]326同时，列斐伏尔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出发，将空间矛盾归纳为五对矛盾，而这表象层面的空间矛盾，背后隐藏的是空间中的历史性矛盾。黑格尔—马克思式的辩证法只有在涉及矛盾、冲突的时候才会呈现或存在，因此本文主要借由这种空间矛盾辩证法对现实空间进行分析，以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运用辩证法剖析空间问题。

列斐伏尔空间辩证法的启示在于实现了由“在空间中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生产效率提升是以“时间消灭空间”为前提的，为列斐伏尔后来的“空间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空间本身不是商品，属于“被消灭”的环节，以此来提升生产效率。从辩证法角度看，这是关于空间的消极辩证法。在列斐伏尔这里，空间被资本社会化操作后变成了一种商品。这种对空间的商品化操作构成了空间的积极辩证法。

二、空间的矛盾：权力、价值、技术

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不断发展，现代性问题将成为各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资本主义国家想实现现代化必然需要先实现工业化，没有工业化的基础，很难实现现存标准下的现代化。对中国而言，必然与西方血淋淋的掠夺性的工业化道路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间也面临着各种挑战。而将国家现代化置于空间视域之中，主要表现为空间的权力矛盾——中心与边缘的矛盾，空间的价值矛盾——占有与使用的矛盾，空间的技术矛盾——虚拟与真实的矛盾。

1.中心与边缘的权力矛盾

紧凑和高密度是中心的“属性”，从中心向外辐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空间的间隔都是各种约束的载体，都是各种规范与“价值”的承载者。[4]524“中心—边缘”矛盾隐含着权力已经进入空间，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很明显是人为生产出来的空间差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中的权力就表现为资本的权力，资本通过其自身权力将有限的资源相对集中起来，再由这个中心向边缘扩散，甚至可以说边缘只是中心的附属品。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矛盾既可以小到一个区域内部，也可以大到全球范围。比如说一座城市内部有中心区和边缘区，表面上是按照功能划分的，实际上是空间中权力操纵的结果。全球范围内亦是如此。美国凭借美元霸权构建出以其为中心的全球体系，美国所谓的全球化也不过是美国化，其余国家均成为美国的附属。简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下，中心与边缘的矛盾从一个区位问题变成一个权力问题，从一个空间问题变成一个资本问题。一改之前取决于区位的优劣程度，与影响四大文明古国发源地的自然地理因素相类似的因素逐渐衰退，重新构筑的社会空间已经不再受限于自然地理因素，而不得不听命于资本。换言之，空间不再是自然存在，被资本中介化之后，也成了社会存在，而资本以权力形式进入空间，并支配空间的生产即资本在空间中获得绝对支配权。

“中心—边缘”矛盾在中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平衡发展，如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现今中国城市朝着都市化、现代化发展，一排排高楼大厦建设起来，包括但不限于配备齐全的综合性商业中心、医院、学校等设施，基本满足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需求。乡村发展则较为滞后，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产业结构单一，甚至于交通基建不完备，这种种问题严重阻碍整体现代化建设进程，也由此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对城乡矛盾的解决绝不是单纯取消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也不是完全城市化或完全乡村化，而是要解决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城市相对来说是工商业较为发达，但是绝不能任由城市空间无序发展，甚至侵占乡村空间。当然，也不是像卢梭高呼的那样，回到低生产力水平的自然状态，拒斥现代化的发展。城市的背后是工业体系，而乡村自然就是代表着农业体系。西方国家的农业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上的确有效提高乡村的现代化建设，但不可否认，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还是以经济效益作为首要因素，迫使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城乡矛盾是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如何使传统农业实现现代化成为解决城乡矛盾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曾经对于城乡问题有过相关论述，他认为分工的出现导致农业和工业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6]。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之所以产生城乡矛盾就在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归根结底还是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针对乡村发展落后问题，我国也一直积极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在顺利完成脱贫工作后，接下来就是全面振兴乡村，这是未来促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战略。[7]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农村共同富裕进行过重点论述：“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8]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的发展不能只追求量，而是要保质保量，农村现代化的解决是实现中国整体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乡村的现代化发展，首先就需要解决发展差距问题，然后精准定位乡村特色，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9]

2.占有与使用的价值矛盾

“占有—使用”矛盾隐含着空间的价值取向，而且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占有”一词极具资本逻辑的色彩。马克思曾经论述过资本的本性是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在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提及“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可见，在马克思的眼中，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利润的，同时也指出资本本身是破坏性的。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论述过，“事实是使用的再现与空间中的交换强烈地不一致，因为使用不是指‘所有权’意义上的拥有而是指‘取用’”[4]524。同时提及，“空间越是被功能化，也即它越彻底地受那些‘机构’的支配，从而在机构的操纵下变得功能单一化，空间对取用就越不敏感”[4]524。自从列斐伏尔提出空间是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将纯粹的自然地理空间拉入社会历史领域，此时空间不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而是被生产出来的产品，空间也不再独立于社会。资本的扩张迫使空间越来越功能化，但空间的功能化并不是为了在交换中将价值转化成使用价值。相反，在资本的掌控下，空间沦为一种生产工具，空间所能容纳的社会关系也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空间的生产在政治经济学上体现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俨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空间的另一种表达。资本按其本性来支配空间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价值，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追求权力。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的生产绝不是为了满足“用户”“居住者”的需要，而是为了实现资本的欲望，即无偿获得剩余价值及其衍生的权力。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转变为社会占有，消除“占有”内在的资本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空间的“占而不用”无疑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前几年国内出现的“炒房热”就是少部分人利用政策漏洞，购买多处房产，以此哄抬房价来谋取丰厚的利润。这就造成少部分人拥有多处房产而无人居住，大部分人因房价过高而贷款买房甚至买不起房。个体的栖息之所被置于经济活动中，以商品的形式呈现的空间被市场包装、销售，以期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应当“意味着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3]328。列斐伏尔前瞻性地提及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应该是使用优先于交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后来郑重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对空间的生产的价值取向。空间的价值取向不是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对于有购买能力的人来说，既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又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国家公租房建设，对于没购买能力的人来说，既能满足日常所居又能实现资源的高效共享。那么，如何引导空间的价值取向健康化、社会化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转向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虚拟与真实的技术矛盾

“虚拟—真实”矛盾本身是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矛盾，也隐含着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即资本无限逐利的本性与现实空间有限容纳之间的矛盾，同时还表现为技术垄断与技术共享之间的矛盾。虚拟空间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次巨大的技术革新，将“活生生的人”解码为一串符号或数字，投置于虚拟网络之中，消解掉主体之间的差异。从技术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次革新，是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毫不夸张地讲，虚拟空间就是基于数据由技术重构出的。当然，虚拟空间的构建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现有的社会空间中资本已经很难继续无限扩张，因此一些资本家打着发展科技的名号，大力开拓虚拟空间以其获得更多的利润。技术进步的确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便利，但也会引发新问题，比如说资本借由虚拟网络侵蚀休闲娱乐领域，表面上是主体自主选择栖息于虚拟空间，实际上是避无可避的选择。也就是说，虚拟空间所构建的空间已经无孔不入地渗入精神领域。当然，并不是说我们要拒斥科学技术，而是必须清楚看到虚拟空间对真实空间的侵蚀，虚拟空间迫使真实空间中“活生生的人”丧失主体性。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相互冲突的矛盾，甚至可以说虚拟空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真实空间中的问题，虚拟空间是真实空间的延展。空间垄断问题既取决于资本的本性，也取决于时代的特征。虚拟空间的高地绝对是有门槛的，除了依托国家的经济发展，还需要一批顶尖专业人才。而在垄断资本主义笼罩下的当下，数字资本的技术垄断已然被合法化、专利化，成为资本剥削劳动力、掠夺剩余价值的新手段。在这个知识型社会，知识或技术已经成为重要的劳动形式。专利化的确能够保护脑力劳动的成果，可打着专利化旗号的垄断已然不再是一种保护，反而是一种压迫。

虚拟与真实的矛盾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也是不可回避的，一方面虚拟空间存在着“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虚拟空间中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资本无序扩张问题。“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可以说就是源于资本主义对知识、技术的垄断，当然不是说要剥夺技术发明者的劳动成果。知识、技术作为现今世界中主要的劳动形式必须予以保护，但恶意的知识技术打压、不正当的竞争助长了资本主义对知识技术的垄断，甚至会限制知识技术的发展。对于中国而言，面对知识技术的垄断需要国内专业人才逆流而上，开拓创新，突破并构建出中国式的技术高地。国内的虚拟经济看上去蒸蒸日上，但其中深藏的矛盾绝不可忽视。

虚拟空间的经济活动所衍生出的平台经济应该是现阶段最主要的经济形式，但平台资本缺乏有效监管，就可能会走向无序扩张，形成垄断。平台经济以技术搭建为核心，通过信息的收集、传播、再加工将生产者与消费者聚集起来并为其提供服务，国内主要的代表就是阿里巴巴等。平台经济可以说在虚拟空间拥有绝对主导权，“双十一”的购物狂欢节显然就是其主导的从无到有的虚拟经济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平台经济甚至可以调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均汇总在平台，平台依托数字信息完全可以调配生产者生产多少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社会性质，也就是说，是以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为主体。资本主义社会就完全受新平台资本所支配，甚至因为虚拟技术使资本的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社会主义社会在国家调控下可以约束、规范平台组织的发展。

三、实现共同富裕的空间转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8]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赋予其新的内涵、新的底色，成为新时代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共同富裕作为目标、作为任务，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才能真正实现。因此，探析实现共同富裕的空间转变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视角来解决现实问题。

1.空间的权力支配：从资本到劳动

权力一旦进入空间领域，对空间的支配也就随之而来。如何有效限制空间权力的扩张，或者说如何保证人民群众在空间中平等享有权利，实际是中国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空间的双重转变：一方面是从资本转变为劳动，另一方面则是从权力转变为权利。

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以权力的形式支配空间，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只能作为生产要素成为劳动权利而共同享有空间。这就要求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时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时暗含着社会主义不仅要关注整体的空间设计和规划，还要重视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的空间权利。城市提供大量的劳动岗位、便利的交通、良好的教育资源等，生活在城市的劳动者通过付出自身劳动后可以享受城市的建设成果。乡村的劳动者同样要付出辛勤劳动才能享有建设乡村的成果，乡村目前的发展给予劳动者的回馈较城市少。我们必须明白共富的标准既不是以城市发展为衡量的尺度，也不是以乡村建设为评判的尺度。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现阶段中国来说是极为明显的空间权力转变为权利的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等方针政策，就是为了还原乡村在空间中的地位与力量，以城市或县城带动乡村发展，提升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追赶速度。[11]换言之，单纯的城市化绝不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允许乡村存在的。因此，推动农业工业化只是适应现代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解决乡村建设问题，但不能完全解决城乡空间差异问题。乡村也不可能完全城市化，乡村有其本身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中国所要做的，也是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乡村振兴，充分利用乡村优质资源构建美丽乡村。另外，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如果被简单地视为自然地理的区位问题，那就有可能忽略空间权力对现代空间的作用。相当于将空间权力预先设定为自然地理因素，归结为空间发展好是因为区位好，区位差的空间自然就发展差。长此以往，区位问题就变成疑难杂症。无论是城市与乡村还是东部、中部、西部，本质上是空间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人在空间中的存在问题。

空间在现代社会不只是一个维度参考，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考察空间化转向问题，以便深切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路径。城乡的空间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反映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中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生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和变革。乡村的贫穷落后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反映的是生产力的问题，就是乡村在利用并改造自然的社会生产能力上较为落后。因此，乡村的建设必须深度挖掘中国乡土特色，不能全部寄托在农业工业化上面，而是要真正依托乡村特色打造现代化的乡村产业，将乡村空间内部的生产力激活，同时与自然生态融洽发展，构筑美丽乡村。城市内部的“中心—边缘”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反映的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空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即原本的生活所居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城市中心区域相对而言是富人的聚集地，而边缘区域则是普通民众的容身之所。可见，空间区位反倒成为贫富差距的划分界线。因此，城市空间必须以劳动作为人本质，限制权力对空间的支配，切实保证城市居民平等享有空间的权利。

2.空间的价值取向：从私有到公有

空间的价值取向仍然要归结为社会性质问题。按照邓小平所说，就是究竟姓资还是姓社。实际上，空间价值取向需要在社会主义中实现双重转变：一方面是从价值转换为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则是从私人占有为主转变为社会公有为主。

空间的生产在现代社会经由市场商品化，那么空间的生产能否顺利实现“惊险一跃”，这对空间的生产者和空间的消费者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换言之，商品化的空间一旦实现“惊险一跃”，那么空间的生产者就可以将使用价值让渡给空间的消费者而获得价值；同样，空间的消费者通过支付价值来获取商品化空间的使用价值。“炒房热”现象出现不久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就是在强调空间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空间的价值或交换价值。由此可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国家的宏观调控通过必要的统筹规划确保国家整体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充分利用宏观调控对经济进行治理，一方面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健康运行，另一方面对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必须双管齐下，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主体活力的激活作用，也要坚持政府这只“看得见得手”对社会总资本的宏观调控作用。空间的开发绝不能仅仅为了追求利润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满足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群众对空间功能性的需求。

空间的生产必须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才能深刻把握空间化转向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取向问题。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居于“主人”的地位，驾驭整个空间并且为资本牟利。因此，空间的价值取向问题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空间中的表现，即空间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对空间的价值取向完全就是资本的取向，而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是人民群众的生产，同样，由空间的生产所创造的成果也由人民群众共享。空间作为生产资料，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取向是从私人占有为主到社会公有为主，恰恰体现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或者说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指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同样，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对人民群众都做过阐述，无论是理论上重视人民群众，还是实践活动发动人民群众，可以说真正做到“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共同富裕必须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2]空间的生产说到底还是人民群众的空间的生产，因此在“空间化转向”时应以人民为中心，空间的生产为了人民，空间的生产也需要依靠人民。简言之，从私有为主到公有为主的转变，就是以人为本，实现人民群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3.空间的技术构建：从垄断到共享

虚拟空间的出现取决于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说虚拟空间是人为创造出的新空间，那么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的融合发展将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空间的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实现双重转变：一方面是从“恶”转变为“善”，另一方面则是从垄断转变为共享。

技术的“善与恶”问题本质上就要求技术的发展必须置于伦理道德之中，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将技术视为工具，而要重视技术的正义性，这就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就目前来说，技术还不能完全独立并人格化，但资本已经完全人格化，即资本家。技术的发明与使用还是要依靠人，因此人的正义性才是技术的正义性。简言之，技术是否具备正义，不在于技术自身，而在于人本身。[13]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中，资本逻辑蕴含着必然的剥削与压迫，于是技术就和资本一样被贴上了“恶”的标签。空间的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与技术发明者和使用者相分离，这又何尝不是技术的异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技术拜物教。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的数字经济》中提出七点具体要求，其中第五和第六两点就谈到对数字经济的监督管理。可见，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构建虚拟空间要剔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逻辑下“恶”的技术，发展中国式正义性的空间技术，也就是说正义性的技术是惠及全社会，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清楚技术发明是为了谁，技术进步的成果由谁共享，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因此中国虚拟空间的发展必须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

空间的技术构建隐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4]。回溯历史发展，不难看出每一次社会发生变革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的发端绝对离不开蒸汽机的改进。马克思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同时要去除一个幻象，就是将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简单地将科学技术直接等同于甚至代替生产力。中国在探索现代化建设过程，邓小平曾经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5]在知识时代，必须充分利用好科学技术这一生产要素，不断开拓创新，将科学知识通过实践劳动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近年来，扎克伯格大力宣扬事业重心要转向“元宇宙”，这意味着虚拟空间的发展可能成为未来重要的科学领域。因此，中国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关键技术上的垄断，形成中国式自主创新的虚拟空间技术，打造出中国的“元宇宙”。这需要中国在空间技术上。大力培养高精尖端人才，打造良好的科研团队，构筑中国式的虚拟空间；积极推动基础性科学知识普及化，提高全民对科学技术的认知，保证人民群众具备良好的科学技术知识。中国式的虚拟空间技术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而不是技术发明者或投资者谋取利润的手段，因此应摆脱资本对技术的垄断，保证技术进步的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

四、结语

空间观念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逻辑形式与判断依据。[16]因此，辨明空间上的理论逻辑，是为了观照中国现实的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共同富裕的空间路径探析必须深入空间本质，恢复空间的历史性维度，将空间问题作为现代化问题加以考察。新时代，中国在现代化的空间问题上面临着如何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切实落实空间的生产要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目标；解决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的融合发展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究其根本还是权力、价值和技术进入到现代化空间所引发的矛盾。空间如此这般地切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协调中国现存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将成为重中之重。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论原则，将权力、价值和技术在现代空间中实现必要的转变。空间权力转变为人民群众共同享有的空间权利，以公有制引导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空间价值取向，同时深度融合真实与虚拟空间的发展，保证人民群众掌握基本科学技术知识，共享空间技术进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