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锋

(北京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24)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把意识形态工作视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从多个方面、不同视角、各个层次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作出了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国内外学界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理研究，但仍有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譬如，一些核心概念的内涵界定仍然模糊，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亟须拓展，学理性探讨亟待加强，研究范式有待完善与创新，并且需要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扬弃等。鉴于此，学界可以在学术史考察的基础上，梳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轨迹，揭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和建设理路。然后，可以基于高校和新媒体这两大场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研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现状和症结所在。最后，着力探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策略。

一、国内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现状评析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截至2022年5月10日，以“意识形态”为关键词对书名进行搜索，读秀网上相关著作共计698本；以“习近平、意识形态”“新时代、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为关键词对书名进行搜索，读秀网上相关著作共计26本。其中，近些年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有：侯惠勤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陈先达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研究》、王永贵的《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朱继东的《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等。同时，截至2022年5月10日，以“意识形态”为篇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相关论文(含学位论文)共计52 630篇；以“新时代、意识形态”为篇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相关论文(含学位论文)共计1 176篇；以“习近平、意识形态”为篇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相关论文(含学位论文)共计463篇；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为篇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相关论文(含学位论文)共计404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王伟光的《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戴木才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秦宣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颜晓峰的《新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建设》、张志丹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唐爱军的《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等。专家学者集中研究了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传播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问题、党的意识形态创新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与话语权建构问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提升问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思想等。纵观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研究而言，相关问题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多维探讨

国内学者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含义进行研究。代表性的观点有：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的上层建筑[1]。关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内涵，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方面，从执政党意识形态与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内在关联的角度来探究，认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是“官方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是合而为一的[2]，是“国家意识形态+更为先进的意识、思想和目标”[3]；另一方面，从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内在关联的角度来把握，认为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三者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二)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宣传思想战线敢于斗争、敢于亮剑，理直气壮弘扬新风正气，坚决果断消除顽瘴痼疾，“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4]。一是关于实践探索，有意识形态建设的“五种部署说”，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意识形态建设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来抓，从目标方向、领导能力、发展动力、体系保障、社会引导等方面进行了实践部署[5]；还有意识形态建设“六大进展说”，即党的领导全面加强、主心骨更加坚定、主旋律高昂响亮、正能量充沛强劲、中国形象鲜亮突出、向上向好态势不断巩固[6]。此外，有论者还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制度化实践历程进行了梳理，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度、丰富发展内容供给制度、完善落实重点领域制度、适时调整机构职能体系，有效推进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制度化进程[7]。二是关于理论创新，包括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与转换、意识形态理论成果的新阐释，主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包括中国梦、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9]。三是关于理论创新的方法论特征，主要包括“时”“势”交融的战略视野、 “局”“事”统筹的问题意识、“度”“效”兼顾的理论思维、“破”“立”协同的实践理路[10]。

(三)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经验教训的研究

学界从实践向度、历史维度、比较视野等层面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现实镜鉴进行了论述。一是根本经验。有论者从党的领导和理论指导等方面指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归根到底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11]。二是实践经验。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经验包括4个方面，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提高党的意识形态能力相结合，坚持话语体系建设与物质基础建设相协同，坚持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相协调，坚持传统阵地建设与网络阵地建设相统一[12]。三是基本经验。有论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积累了一些新经验，包括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相结合，形成全党齐抓共管意识形态的工作合力，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两手抓、两手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生机活力，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13]。四是历史经验。有论者梳理近些年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历史经验并指出，要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统驭意识形态工作，用一元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用理论创新为社会发展投放动态标准，用思想政治教育巩固意识形态主阵地，用先进文化建设彰显意识形态主功能[14]。五是比较视野下的教训研究。有论者分析了苏共政治软力量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发展困境及其对中国的警示，指出了解苏共意识形态建设困境,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和西方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执政党政治软力量建设中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15]。

(四)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严峻挑战和现实困境的研究

学界从世情、国情等客观环境层面以及意识形态建设主体层面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一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由、民主、人权”等兜售“意识形态终结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压迫[16]。二是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分析，认为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社会转型引发了意识形态认同危机[17]146-152。三是从新媒体背景下信息网络化的视角分析，认为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等特点，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了很大的挑战[18]。四是从社会思潮多样化视角分析，认为社会思潮“网络化”发展方式增加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社会思潮“政治化”演变趋势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加大[19]；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等一些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通过各种途径或明或暗地加强渗透[20]，给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五是从意识形态建设相关主体的视角分析，认为部分社会成员理想信念缺失和道德失范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形成阻滞[17]181-192；也有论者认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不足消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21]。

(五)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实践路径的多维探讨

学界探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实践路径的视角广泛、观点多样，一是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探究，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2]。二是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探究，强调要加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思想理论、文化艺术、教育出版和新闻媒体(电视、电台、互联网、报纸、期刊)等方面，构筑起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安全防范体系[23]。三是基于长期执政的研究视域，认为要以时代主题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以执政绩效为衡量标准，推动执政话语创新[24]；还有论者认为广大领导干部必须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真正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紧紧抓在手上[25]。四是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角度探究，强调融合中、西、马，在实践基础上推陈出新[26]190，构建执政意识形态传播和灌输的立体网络[26]192。五是从话语建构的角度探究，主张要着力“巩固话语主体权威、关注话语主客体的现实需求、坚持话语主题的守正创新、推进话语载体的丰富多样”[27]，“完善话语表达和运行机制，提高党的意识形态的统摄力和吸引力”[28]。六是基于和谐社会的视野，主张应当从打牢利益基础、提升引领能力、拓展方法途径、强化主体建设等方面,加强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29]。七是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探究，提出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协调功能，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力[30]。八是从制度保障的角度探究，提出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6]。九是从全媒体语境的角度探究，主张要主动适应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传播语境，契合智能化、互动化、场景化的全媒体传播特性，积极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表达，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31]。

总体看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广泛、聚焦问题精准、内容丰富、研究路径科学，为本课题的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有亟待探讨的问题。一是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亟须拓展。这集中表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障碍因素、症结归因等问题，对此，需要结合当前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情势新挑战进行学理分析。二是相对缺少研究范式的创新。学界主要是从理论阐释层面进行抽象概括，相对缺少一定的实证支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有待加强实证调研和定量分析。

二、国外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状况述评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其中，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层面的研究，是西方社会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思想意识形态、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的一个重要窗口。纵观国外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理论内涵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总体研究，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

(一)关于意识形态内涵的多维审视

安东尼·德斯蒂·德·特拉西(Antoine Distutt de Tracy)首创“意识形态”概念，意指“观念的科学”。随后，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从社会学视角进行阐释，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在关注安东尼奥·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上诠释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利昂·P·巴拉达特(Leon P.Baradat)从哲学角度进行诠释，斯蒂芬·鲍尔(Stephen J.Ball)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另外，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主张“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彰显了意识形态吸引力与影响力，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ance Kuhn)强调一个国家过度的意识形态化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敌意。总的来看，西方学者除了把意识形态当做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外，主要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科技文化、人们日常生活、心理状况的关系。

(二)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一是对“中国梦”的关注。诺亚·费尔德曼(Noah Feldman)赞赏中国梦的重大意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是一个很好的宣言，表明中国要致力于自身和世界的和平发展(1)Noah Feldman.“Will 2013 Go down as the Year the United States Lost China?”,see from http://www.Thejakartaglobe com/opinion/will 2013 go down as the year the united states lost China/.。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把“中国梦”视为一种威胁或宣传口号，认为“中国梦有民族主义之嫌”，将对世界构成威胁[32]；杰米(Jermy)认为“中国梦”是雪耻梦，中国在洗刷国耻的征程中，很难避免制造紧张的国际关系[33]。二是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关注。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习近平实现“中国梦”的路线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政治理念[32]。三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党的十九大之后，海外学者和政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提出意义进行了介绍和论述。第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意义。根据于海青等人的文章[34]，我们发现蒂尔默·久洛(Thürmer Gyula)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第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研究。宏观上，国外学者将该思想概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个基本方略。微观上，国外学者将其与自我研究领域相结合，聚焦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政党五大方面。凯尔·埃里克·布罗兹高(Kjeld Erik Brødsgaard)等人一致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八个明确和十四条基本原则，比“四个全面”的内容更广泛、更包容，它表面上看起来“在任何方面都不具体，也不具有政策导向，实际上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转折”[35]。第三，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国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拓宽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提供了参考。譬如，戴雨果(Hugo De Burgh)等人指出：“中国的发展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繁荣不必遵从单一的英美模式，现代化有多个模式，中国模式就是典型代表。”[36]四是对新时代发展成就进行思想文化归因。主要研究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经验、中华文化等，譬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对中国道路和对中国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赞赏、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对习近平复兴中国的研究、熊玠(James C.Hsiung)对习近平时代的概述、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中共文化转型的研究等。总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实践及其思想文化维度的经验等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有些西方媒体和学者未能掌握翔实材料，对相关内容的分析尚不充分，有些研究成果局限于媒体评价及对学者的访谈。

(三)关于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研究

由于历史、文化上的差异和关注点不同，国外政要和学者关于此方面的直接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这方面的著述多散见在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共产党人改革思想的研究上。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A.Peters)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指导思想，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语境，开创了中国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3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为未来5年的发展确定了基调和方向，而且重要的是为“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后的15年确定了发展基调和方向,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治理的新时代，主旨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及“四个全面”等。同时，国外政要和学者还把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与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国外还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前几位领导人的理论进行了比较[38]。当然，国外也有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偏见影响，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思想不过是空洞口号而已，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做出了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评价。对此，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国外学者的观点进行批判分析。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给予了较大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拓宽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视野。就总体研究内容来看，中国梦引发诸多解读，“四个全面”获得广泛赞誉，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备受关注。但专门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相对不多，总体上呈现出研究群体的多元构成、学术立场的“价值中立”和理论逻辑的西方中心等特点。譬如，有些学者因其固有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背景，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定位、实践价值和时代反响的分析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见。展望未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西方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学理分析和扬弃。

三、深化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思路与目标展望

学界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遗留问题是当前深化研究的切入点、着眼点和生长点。就进一步研究的基本思路和逻辑架构来看，首先，应着力揭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与建设理路；其次，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和网络舆情的大数据分析，把握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现状与症结所在；最后，着力探讨新时代推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策略。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学理解读

研读和提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表述，对西方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进行扬弃，然后结合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认识论(理论学说)、价值论(价值理念)、实践论(实施策略)3个层面总结意识形态的一般概念；并从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角度，阐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内涵、实质、特征与要素。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与建设理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轨迹蕴含着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和建设理路。首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过程中生成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全球化、市场化、多元化、网络化的挑战，善于运用主流意识形态解释“利益”问题，注重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切实实现，有效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的完善与创新。其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处在“直面问题、回应挑战和积极应战”的范式之中。对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与严峻挑战进行及时、科学、有效的回应，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理论成果，并对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势、工作定位、崭新使命、条件保障等进行新论述。最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生成是在理论、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中展开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意识形态建设带来重大机遇[39]，更提出了全新挑战。在回应挑战中引领社会思潮、在实践探索中建构新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理路。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困境与现实挑战

来自国外方面的严峻挑战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兜售“意识形态终结论”，利用“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对我国进行渗透，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和引领力提出了挑战；二是西方国家叫嚣“中国威胁论”，鼓吹“社会主义失败论”，推销“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再加上后现代文化等思潮把马克思主义引向虚无主义，弱化了意识形态话语权。

来自国内方面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一是社会急速转型促使社会阶层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利益分化加剧，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解释力、凝聚力、引领力等提出了新要求；二是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克难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0]愈加凸显；三是危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各种错误思潮暗流涌动，而且错误思潮背后还隐藏着各种安全“陷阱”，具体来讲，“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西化分化陷阱、塔西佗陷阱是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四大陷阱。而一些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则充当了这四大陷阱的遮掩物”[41]；四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存在“噪音”和“杂音”，这些错误言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冲击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统摄力；五是新媒体的话语内容“碎片化”、话语传播“随意化”、传播渠道和方式多样化、管控情势复杂化，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产生一定冲击。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证分析与问题透视

为了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现状，可以对高校和新媒体两大场域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对高校场域的样本进行调查分析。譬如，以国内大学师生为调查对象，选取不同领域具有代表性的高校进行调研。通过分析相关调研数据来把握高校场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现状、问题所在及障碍因素。另一方面，对新媒体场域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分析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研判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型媒体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状况及制约因素，对网络意识形态进行动态管控与跟踪监测，研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在新媒体场域中的建设机理、运行条件，为探讨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提供实证参考。通过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可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除了面临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双重严峻挑战外，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内容和话语表达等方面尚存一些短板，譬如，话语平台不够完备，话语主体有待明确，话语内容设置尚欠合理，话语表达方式有待改善，意识形态建设与传播的载体有待拓展，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方法有待革新等。

(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遵循与实施策略

扎实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好构筑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构建具有强大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着力增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一方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应遵循相应的方法论原则。当前，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一崭新情势，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前瞻性、统筹性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切实增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就应注重把握好8个方面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一元化与多样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先进性与层次性相联结、世俗性与现实性相融合、继承性与发展性相耦合、建设性与批判性相铆接、价值性与制度性相链接。

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有其特有的实施路径。具体来讲，可以从保障层面、主体层面、内容层面、载体层面、方法层面、机制层面等6个方面谋划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策略。一是在保障层面，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统领力。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两个巩固”，让党的旗帜在宣传思想战线高高飘扬。二是在主体层面，要不断促进主体塑造，夯实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掌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推动知识精英做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决维护者；促使宣传文化工作者对主流思想文化理论进行准确阐释和大众化传播；引导网络意见领袖发挥正能量；增强普通大众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三是在内容层面，要切实推进理论创新，增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解释力。这就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4]，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四是在载体层面，要结合新兴媒体的特点和优势，加快传播载体建设，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具体来讲，要继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载体的关键作用；优化宣传教育平台，增强话语载体的多样性；以媒体融合发展为抓手，深入强化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创新网络思政工作，打造网上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五是在方法层面，要实现方法革新，增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当前，要坚持理念、手段、基层工作创新一体化，创新意识形态的建设范式与传播形式，实现话语表达的方式优化，让新时代党的最新意识形态理论成果更有针对性、创造性、实效性地走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六是在机制层面，要不断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管理机制，强化经济费用和科技手段的投入机制，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革新意识形态传播引导机制，健全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完善意识形态建设成效的评估标准与评价机制，并不断地把制度优势、机制优势转化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强大优势，为切实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