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航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 上海 200433)

思想政治教育是理论武装和思想引导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是培塑信仰、灌输思想、形成价值观的政治传播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会受到社会舆论环境的全面影响。做好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立足当前舆论场实际，针对大学生信息传播特点。从网络舆论视角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认清面临的风险挑战，研究可行的方法策略，既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全新环境的应有之义，也是直面大学生思想变化的现实所需。

一、当前网络舆论现状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为社会舆论提供了数字化工具，深刻影响着舆论生态和传播方式，深刻改变着舆论环境和传播格局，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最大变量”。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异军突起，传播碎片化、社交化、情绪化等特质凸显，重塑了当代网民的媒介使用习惯，重构了当前的网络舆论格局。

(一)舆论环境改善：网络空间日益健康清朗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1]。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带来网民结构和舆论生态的调整变化。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见证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享受了社会进步的各项红利，有较好的收入、较高的学历，他们积极乐观、自信开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发展道路，熟悉网络媒介并善于表达观点，成为网络舆论空间的中坚力量，有力塑造着正面积极的舆论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互联网的有效治理，以往存在的抹黑国家形象、戏谑民族英雄、虚无党史军史等情况得到有效遏制，网络空间日益清朗，网络舆论环境大为改观。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变化和风险挑战增多，进一步凝聚了国内舆论共识。自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经济恫吓，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2]。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甩脱本国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美国部分政客和媒体无视科学，通过污名化手段将疫情暴发归咎于中国，并搅动周边国家一起围堵攻击，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外来压力之下，国内爱国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网络主流舆论不断凝聚壮大，形成强烈共识。

(二)舆论态势演变：传播格局更趋复杂微妙

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为社会话语的释放提供了无限可能，媒介技术不断对社会舆论场域进行着边缘突破，可以说，媒介技术是整个社会舆论生态演变的最直接推动力量[3]。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产生了各种社交传播新样态，诞生了一大批现象级媒体平台。微博、微信、网络问答社区、短视频社交软件、直播平台等各类媒介样式不断涌现，为舆论生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媒介平台，全媒体时代应运而生。与传统媒体不同，社交媒体的发展成熟，使得每个网民都具备传播能力，“人人都有麦克风”，任何网民都可以获取信息、发表意见，这就使得当前网络舆论更加复杂多元。网络空间匿名性、虚拟性的特征，在促进网民个性表达、直抒情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助长了舆论非理性的一面。一些网民可能突破现实环境中的道德约束，陷入观点偏激、情感激化的状态，甚至受到不实信息的蛊惑引诱，产生非理性的舆论表达。西方国家始终将网络空间作为改变中国的“最大变量”，凭借其在网络信息技术上的优势和国际传播霸权，通过影视作品、娱乐节目、社交网络等，极力渗透进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试图淡化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消解国家认同。一些西方利益代表更是善于借助负面舆论大做文章，混淆事实、嫁祸抹黑，导致国内网民易被各种意见领袖“带节奏”。

(三)舆论诉求极化：情绪宣泄压倒信息获取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兴盛的时代，社会舆论表达的渠道稀缺，时空范围受限，而今互联网为公众信息获取和舆论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渠道与空间。在互联网勃兴发展初期，社会公众的舆论诉求大多追求政府信息公开，获取事件真相，开展舆论监督，通过对某一事件的长期关注形成舆论声势，作用于政府政策和社会现实，“围观改变中国”。而在当前舆论场，网络空间信息海量、鱼龙混杂，造成网民信息过载、真相脱敏。层出不穷的热点事件，使网民在舆论中养成快速的“认知—遗忘”模式，事实究竟如何、问题何以解决不再是网民关注的焦点，他们通常把个人的预设立场、生活经验带入到舆论当中，在浅层认知的情况下即发表意见、宣泄情绪。从近期网络舆论热点中可以发现，在各路信息混杂、事实仍不明晰的情况下，网民直接将个人生活体验带入事件，根据立场和情绪形成不同的群体，虽然真相不断反转，但人们早已失去认真审视的耐心，强情绪、强立场，弱事实、弱观点，成为舆论的鲜明特征。此外，受到网络亚文化影响，青年网民喜欢运用网络段子、表情包、鬼畜视频和弹幕等形式进行舆论表达，更多的是借助网络空间和舆论热点宣泄个人情绪，而非关注舆论热点本身。

(四)舆论场域变迁：信息茧房代替意见市场

互联网初步兴起之时，由于网页、博客、论坛等平台的公开性，舆论多是通过个体意见的公开表达而生成，网民就像身处意见市场中，所有意见都能被他人看到，在公开、充分的讨论中形成舆论。“信息茧房”是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于2006年提出的概念，在当时网络媒介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这一概念主要在于提醒公众不要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令自己愉悦的信息，因为久而久之，人们会像蚕茧一样被困于同质信息包围的“茧房”之中。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网民依据社交关系或兴趣喜好形成大大小小的虚拟社群，由于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社群内部的意见信息也高度一致，与群内意见相左的声音逐渐减弱，像螺旋一般逐步沉默，被社群舆论所过滤，信息茧房也由此形成。智能算法技术的出现，也加剧了个体层面的茧房形成。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为提升产品使用度、收获更多流量，互联网公司往往根据受众喜好进行信息推送，这就导致人们难以接触到不同意见，在网民个体层面也形成坚固的信息茧房。舆论场域的变迁，使人们交流的欲望逐渐降低，更多表现为站队、宣泄和谩骂，信息的全球化反而导致了人们心理的封闭化，公开的意见市场逐步被封闭的信息茧房所替代。

二、当前网络舆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兴起，网络舆论场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环境因素。当前的网络舆论场，既是青年一代思想与心理的反映，又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认知习惯。网络空间的清朗健康，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舆论生态的发展变迁，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挑战。

(一)“后真相”时代信息鱼龙混杂，舆论汹涌激烈，容易消解主流叙事、引发信任危机，造成大学生认知混乱

“后真相”是《牛津词典》2016年的年度词汇，意指人们对于事实的判断更多地来源于情感、立场而非真相，甚至有研究直接将“社交媒体时代”等同于“后真相时代”。真相缺席、情感主导、舆情反转，“后真相时代”不仅影响着网络舆论格局，更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全面挑战。一是网络热点不断反转，造成大学生信任缺失。网络媒介的及时性，在实现信息快速传播的同时，也容易造成事实披露不准确、不全面，甚至经常出现假消息和谣言。综观近年来网络舆论热点，事实常常随时间发展而不断反转，“真相”反复被颠覆，大学生长期处于这种信任稀缺的环境之中，容易导致信任缺乏、真相脱敏。二是信息碎片化，造成大学生认知浅表化。网络时代的海量信息，并没有带来认知能力的有效提升，相反，信息的狂轰滥炸，导致大学生在无差别接受下的认知过载，自认为掌握了充足的有效信息，满足于“知道”而非“知识”，长久之后形成浅层思维模式，制约思想水平的提升。三是网络文化的反权威性，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解构、消遣。在信息技术的“赋权”下，昔日处于被引导和被支配地位的“沉默的大多数”、草根阶层在历史上首次成为(或部分成为)了传播的主力[4]。“全媒体”“自媒体”时代，精英话语的传播效能被稀释，具备传播能力的普通网民走进舆论场中心，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以戏谑、调侃的方式发表观点，形成了网络亚文化现象，虽然带来了思想的活跃与多元，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叙事，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权威性。

(二)意见表达从公开走向封闭，弱势观点退居二线、抱团极化，大学生思想问题更趋隐蔽、顽固，难以有效把握与引导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环境要素，网络舆论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与现实环境所不同的是，网络舆论环境的虚拟性、交互性，容易使大学生忘记现实身份，影响正常生活中的行为，甚至产生交流障碍。加之在当前的网络舆论环境中，信息茧房逐渐替代意见市场，大学生容易处于封闭、隔阂的意见孤岛，不再愿意同外界特别是意见不同的人交流沟通，导致其思想会出现状况，于是一些有思想问题的大学生，就成为难以发觉的“沉默的反对派”。特别是在意见一致的网络小群体中，同质化的声音相互反馈不断强化，而声音越过激才越引人注意，身处其中的大学生容易走向思想偏激甚至产生极端行为。对于大学生个体来说，其思想的把握难在更加隐蔽，而从更大视野上看，把握大学生群体思想的难度，则在于大学生群体的意见更加分散、多元。在互联网的庇佑下，小众需求得以满足，另类文化得以生存，劣势意见得以传播和增殖，社会个体个性化特征得以充分舒展，促成了一个堪比甚至超越优势意见的巨大的“长尾”意见市场。在许多热点事件中，大学生群体中可能持有大量的、不同的意见，由于网络平台空间资源无限，社交群体众多，这些意见并没有被主流舆论所压垮，而是分散于网络舆论场之中，众多的弱势声音构成长长的意见尾巴，这些多元、独立而顽固的弱势声音，对大学生群体思想的把握与引导带来巨大挑战。

(三)算法推荐智能有余、思想不足，意见领袖利益驱使、立场不一，网络舆论价值导向功能弱化，意识形态一元化受到冲击

智能算法技术的出现，为网民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导致传播内容的同质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集群对当代生活和当代新闻传播业的改变，与传播的碎片化和当代社会人性深处的价值危机相伴随，突显了价值传播问题的迫切性[5]。网民看似拥有信息选择的自主权，实际却陷入了同质化内容的海洋，只会不自觉地选择那些符合个人价值和喜好的信息。传统媒体时代，大众传播实施主体多为具有权威性的官方媒体，能够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引导上保证原则方向，而智能算法技术的出现，在凸显大学生信息选择自主权的同时，也造成思想把关、价值引导环节的缺失，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特别是以各种偶像为代表的网络意见领袖，他们的一言一行，对青年群体具有重要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作用。然而，网络意见领袖的背后有着多样的利益主体，他们的立场观点并不能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完全一致，甚至一些意见领袖平时活跃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在专业领域逐步提升自己的可信度和话语权，然而在舆论爆发的关键时刻却发表错误意见，这些意见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容易造成部分大学生思想模糊，使大学生在关键问题上被“带节奏”。

(四)西方敌对势力依靠传播霸权进行舆论渗透，构造意识形态陷阱，实现国际舆论倒灌，迷惑大学生思想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虚拟性，使得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能够自由传播，参与塑造国内网络舆论场。西方各类利益主体凭借强势的传播霸权和高超的舆论渗透艺术，运用多种方法实现国际舆论倒灌。一是推行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片面代替全面、表象遮掩本质、事实夹裹虚假、戏说兜售情绪等方式，不遗余力地歪曲历史、编造野史，妄图在网络平台对党史国史军史进行抹黑，解构青年一代的历史观。二是制造话语陷阱。如创造“爱国贼”等词语，先假装“爱国者”炮制极端言论，再对极端言论进行批判，宣称爱国主义都是“流氓的庇护所”，造成爱国者都是“无知脑残”“暴力愤青”的假象，误导不明真相的网民。三是进行微观修辞。在此次疫情报道中，部分西方媒体就通过隐喻、转喻等修辞手法，将武汉比作“欧洲霍乱”，方舱医院比作“集中营”，把封城与否转喻为是“民主自由”抑或“独裁专制”，通过制造标签、话语关联，进行暗示性报道。四是开发网络虚拟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是软件操控的社交媒体账户，通过模仿人类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进行伪装，来发布相关信息和评论。社交媒体的强大功能为机器人等新型的舆论操控方式提供了可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交媒体上大量的内容并非由真正的人类用户生产，而是由社交机器人生产[6]。西方敌对势力可以借此提升话题热度，影响大学生思想，甚至助推现实行动。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网络舆论挑战的主要对策

网络舆论场的复杂多变，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影响教育效果的实现。只有认真分析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策略，才能有效解决舆论乱象带来的思想混乱、意见封闭、引导弱化、舆论渗透等问题，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一)紧盯舆情热点，强化师生信任，有效破解大学生认知混乱情况

“后真相”时代，鱼龙混杂的网络环境中充斥着流言、猜测与信息碎片，舆情反转、认知浅化、解构权威，海量信息刺激下真相脱敏，普遍焦虑情绪下信任异化，要求教育者必须紧盯舆情热点，积极沟通，强化信任，拨开网络舆论带来的思想迷雾。由于自媒体发声数量多、频率高、被搜索次数多，大学生网络舆情主动回应与引导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越发重要[7]。教育者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要主动进驻微博、抖音、知乎、B站等大学生常用社交平台，全时关注近期网络舆论热点，紧盯可能会冲击大学生现实思想的热点话题，仔细分析其中的谣言、段子与错误观点，梳理总结后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当中，提升大学生思维水平和认知层次。与此同时，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使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做到姿态平等、态度坦诚，要把自己作为教育中的普通一环，积极寻求沟通对话，更加注重培养信任。应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只存在于课堂之中的，师生之间的信任也不是只在课堂上构建的，一些教育者之所以难以收获大学生的信任，还是由于对大学生在生活上不够关心、思想上不能共振、话语上不够同步，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格魅力。必须将“后真相”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所面临的困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对待，从时间维度上实现一体化接续教育，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链，从空间上实现协同联合教育，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网，在强化教学双方信任中消除网络舆论乱象的影响[8]。

(二)加强大数据运用，查找“思想茧房”，有效应对意见表达隐蔽极化挑战

当代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应试教育培养之下，交流沟通、集体观念相对较弱。网络舆论环境中，智能算法推荐与社交媒体圈层的双重作用，使得大学生信息接受同质化的问题不断凸显。在大学生用网过程中，长期的虚拟互动体验会对现实的交往活动产生影响，“键对键”冲击“面对面”，可能导致大学生表达欲望降低，形成“思想茧房”。因此，教育者在平时教学和生活中需要注意观察，特别是对于一些沉迷网络世界，现实活动参与度较低的人员，应当给予更多关注，及时给予教育引导和心理疏导。要加强谈心交心，结合各类负面舆论和错误思想，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摸排；同时要了解大学生网络使用习惯，突破社交圈层的区隔，与教育对象在网上打成一片，成为大家思想的“圈内人”；还要借助网上网下双重渠道，掌握负面舆论侵蚀的真实情况，正确评估判断现实思想状况。面对群体极化现象，可以发挥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效应，驱散虚拟社群对其思想的影响，打破信息接受时的封闭隔阂，帮助其走出“思想茧房”，克服自我封闭的沟通障碍，培养自信、宽容、合作的良好品格。当前，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查找“信息茧房”，识别特殊关心群体提供了新的手段。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大学生社交平台更新变化，分析其生活轨迹和意见表达，还可以结合校园卡和宿舍门禁卡数据进行分析，筛选出一段时间没在食堂就餐，或是长期就餐、作息不规律的学生人群，预判这些学生可能沉迷游戏或存在身心健康等方面问题，从而予以重点关注[9]。

(三)加强议程设置，巩固意识形态，有效破解价值导向弱化难题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当今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意见表达渠道和社会交往平台，也导致一些青年情绪极化、固化既有立场。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提升产品使用度、收获更多流量，互联网公司往往根据受众喜好进行信息推送，这就导致人们难以接触到不同意见，原有的立场观点也不断固化。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还有部分专业媒体能够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引导上把握原则方向，社交媒体和智能算法的出现，则进一步消解了思想把关、价值引领的功能，专业传播组织和机构不再拥有传播霸权，话语权广泛分布给众多网民。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来看，在当前舆论环境中，教育内容空前丰富，教育渠道空前多样，教育主体空前复杂，现实呼唤把关作用要有效发挥，确保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导向正确。这就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学生，切实凝聚思想共识，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有效的议程设置对抢占思想政治教育先机，凝聚大学生思想认同，争夺舆论主导权至关重要。教育者要不断提升网络媒介素养，掌握信息传播规律和青年群体用网习惯，善于分受众、分阶段、有针对地提炼、策划议题，了解大学生最关注的是什么，最想知道的是什么，抓住受众信息焦点、盲点、痛点，把教育议题转化为大学生日常话题，做到明辨是非、把关定向，用主流舆论引导大学生思想，抢占网络舆论高地。

(四)注射“舆论疫苗”，强化“思想免疫”，有效应对国际舆论乱象干扰

近年来，西方错误思潮侵蚀变得更趋隐蔽、更加艺术，甚至超出学术范畴或政治领域，渗透到经济、民生、文化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大学生不可能处于无污染的舆论真空之中，必然会面临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除了对错误舆论要充分认知外，还要善于批判、有力揭露。要能直指错误舆论的要害，揭露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本质面目，认清西方舆论渗透最新招数，对于设置负面议程、制造话语陷阱、培植国内代理人、开发网络机器人等阴险手段进行有力批判，提升大学生“思想免疫力”。应对错误舆论倒灌国内，教育者不能持有“鸵鸟心态”，必须有力回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传播学说服效果理论显示，在阐述己方观点时，如果能够适量提示于己不利的相反信息，可以增强材料的可信度，使传播对象产生客观公正之感，从而提升说服效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能发现，单纯正面材料的宣传虽然效果明显，但受教育者长期接受正面教育之后，可能会在遇到负面信息时自我否定、思想动摇，对教育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在“舆论病毒”的攻击之下毫无抵抗力。如果能够在教育过程中提供适量的国际舆论材料，主动揭示、批驳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相关做法，可以起到注射“舆论疫苗”的作用，使大学生在遇到这些错误观点时具备“思想抵抗力”，有效应对国际舆论乱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