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臻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具有核心地位，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经济金融建设强调的重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农村金融是支持农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对金融与经济的共生互济性与实体经济对金融的服务性需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中已产生了相应的早期认识并付诸实践，集中体现在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央银行——闽西工农银行的红色金融发展历程中。闽西工农银行于1930年在福建龙岩创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首家工农集中募股的股份制银行，是党局部执政期间存续时间最长、覆盖区域最广、运行制度最完备的红色银行，是人民共和国红色金融的源头。作为开辟中国共产党百年财政金融史的领航者，闽西工农银行开创中国红色金融法制之先河，开启新民主主义红色金融治理之滥觞，开拓工农红色金融割据之新路，形成了红色金融治理的原初模式，在促进贸易、改善民生、巩固政权、移风易俗等方面，发挥出重塑苏区经济结构的效用。本文回溯闽西工农银行创建的历史及其在苏区经济建设中的特殊贡献，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其支持苏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制度探索与成就，挖掘其拉动红色贸易、设立低利借贷、提倡节约储蓄的史料价值，并以史为鉴总结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金融工作的历史经验。这对当前我国加快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强化金融对老区振兴发展的有效推进，以及提高防范化解经济风险能力的相关工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可为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和全面乡村振兴道路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

一、闽西金融体系创建的背景

“朝晨野菜昼边糠，夜暮稀粥照月光，日哩无粒喂鸡米，夜暮无颗老鼠粮。种田之人空米仓，泥匠师傅住烂房，做衫之人烂衣裳，木匠师傅篾缚床。”[1]这首闽西歌谣形象地描绘出土地革命前，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旧式反动金融体系的盘剥下，闽西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境况。闽西乡村经济凋敝和广大贫农生活困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闽西人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社会经济根源，闽西经济发展亟需创建代表闽西工农自身利益的银行，以催化金融体系的新陈代谢。

第一，闽西苏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对银行的存续及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起直接影响。闽西苏区位于福建西南部，地处我国地理第三级阶梯，山地丘陵与河谷盆地交错分布，河流水位落差大，不便航行；该区适宜种植双季稻及烟草等经济作物，但险要复杂的地貌决定了闽西苏区较为尖锐的人地矛盾，交通不便则束缚了山区经济发展，传统小农经济成为闽西的主要经济形态。正因其险要、交通不便、距中心城市远，塑造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位置，成为反动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形成革命斗争、工农武装割据和区域性红色金融治理较为有利的自然地理环境。

第二，在开辟苏区前,闽西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地主土地所有制压榨生产力，使闽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育不良。民间高利贷是地主盘缠在闽西人民身上吸吮其血汗钱的“毒蛇”。无独有偶，帝国主义的商品入侵，使闽西市场呈现“洋布战胜土布，洋纸打倒土纸，洋烟排挤条丝烟”的贸易入超，洋货充斥闽西市场，直接打击本土手工业；资本入侵则是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银行，其魔爪从汇兑剥削上升至发行非法货币，不仅搅乱中国金融秩序，阻碍币制统一，更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野蛮侵犯。帝国主义还在华收买军阀、扶植买办阶级，成为其奴役中国人民的爪牙。因此，闽西地区被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代理人——盘踞在闽西的各派军阀所控制，军阀卖官鬻爵、地主豪绅买官纳职，二者互相勾连鱼肉人民，在各自钱庄票号滥发杂钞劣币，加剧闽西金融市场混乱，群众不敢以之作为交换媒介，在偏远山村甚至回到“以物易物”的境地。1929年“朱毛红军”三赴闽西，帮助80万贫农分得土地，民间高利贷“一概而废”。贫苦工农虽免除高利盘剥，但新的金融治理体系尚未建立，苏区金融停滞生长且无法周转农村生产所需资金，造成工农群众借贷无门。由于当时尚无公营商业及新式金融组织，社会上又未产生新的借贷制度，贫农只好廉价出售粮食，然供过于求使粮价更低，造成谷贱伤农的后果。外来工业品价格奇高与苏区农产品价格低廉形成“剪刀差”。因此即便完成土地革命、废除高利贷，“剪刀差”仍然存在。简言之，封建地主与军阀、金融资本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三座大山”的压迫，是闽西苏区矛盾参差的社会经济状态。

第三，国民党对闽西苏区实行疯狂的军事进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一举扼杀闽西革命，严重阻碍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更激发了苏区军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中国共产党汲取“巴黎公社因为没有夺取法兰西银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清醒地认识到要用“枪杆子”夺取政权、“钱袋子”巩固政权的重要性。要举好“枪杆子”，必须抓紧“钱袋子”，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重塑红色金融治理体系，才能巩固政权、给养军需；只有抓紧了“钱袋子”，才更有举起“枪杆子”的斗争底气。这是中国共产党提振苏区经济、治理苏区金融的革命斗争需要。

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状态和革命斗争需要共同构成了闽西金融体系创建的背景。为促进苏区金融体系的新陈代谢、反对“三座大山”的压迫、冲破经济封锁、巩固闽西苏区，中国共产党人在苏区经济建设中面临着三大任务：一是统一发行货币，清除旧币杂钞，没收帝国主义银行资本，严厉监管私人银行、钱庄的经营，防止一切金融投机；二是取消封建典当，消灭民间高利贷，废除封建性债务剥削；三是消除工农产品“剪刀差”，开发农民生产需要的低利贷，主动沟通赤白贸易，因地制宜建立红色金融治理体系。因此，三大任务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需要建立闽西工农银行。

二、闽西工农银行的建制概况

闽西工农银行诞生于1930年11月7日的龙岩城下井巷(一说为铜钵巷)。与此同时，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关于设立闽西工农银行》第七号布告，颁布了苏区首部银行组织纲要——《闽西工农银行章程》。该章程是红色金融史上第一部“银行法”，开启了党领导下政府管理股份制银行的尝试。赖祖烈回忆：“开业的那天，门外彩旗飘扬，大门上悬挂红底白字的‘闽西工农银行’横匾分外引人注目。银行所在地的下井巷口好像过节一样，早上八点多钟，龙岩城的各界人民群众……一起庆祝闽西工农银行的成立。”[2]

(一)科层化组织架构的初步形成

闽西苏维埃政府推举阮山、张涌滨、曹菊如、邓子恢、蓝为仁、赖祖烈、黄维仁为银行委员会委员。七人委员会构成闽西工农银行的核心领导集体，形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批“红色董事”。闽西工农银行行长由银行委员会主任阮山担任，下设秘书、会计科、营业科、司库。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陈寄今任司库，赖祖烈任营业科科长兼秘书，全行共约11人。银行委员会共同计划银行一切事宜，任免并监督银行主任及各科科长。在内部控制方面：银行委员会选派主任1人，统管银行一切事务，直接对委员会负责；再选派秘书1人，会计科科长1人，司库1人，分别管理各科事宜，直接对主任负责，间接对委员会负责；其他工作人员由主任及各科科长斟酌选任并指挥之[3]。闽西工农银行在组织设计上根据功能不同、权限不同、级别不同，已初步具备分层、分职责、分部门的科层化管理结构。这种革命时期形成的简单科层化结构，虽不完备，但在战时人才缺乏、财力不足的极端条件下已具有相对的进步性，部门职责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银行的业务运营效率。

(二)募股方式与多样化业务运营

股份制银行需募股方可运营，闽西工农银行定资本金为20万元，分20万股。股金以大洋为单位，收现金不收纸币，可使用旧银器折价认股、金器照时价认股。由各级政府、各工会、各部队按人员比例组成募股委员会。除了向全闽西群众招募，合作社每资本百元至少应认股10元，粮食调剂局每资本百元至少应认股20元；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每人至少应买股票1元[3]。银行以动员募股为契机，宣传创办为工农自身谋利的金融机关的重要性。“银行所得的红利之分配，以20%为公积金，20%奖励工作人员，其余60%归股东照股摊分。”[3]工农银行所得红利归工农自身所有，这与国民党统治下掠夺人民的反动银行有本质上的区别。

闽西工农银行在章程中对业务范围进行了大致界定，其运营情况在曹菊如的回忆录中亦有相应记载。银行开业当日即展现出业务的繁忙，“闽西工农银行……一楼，摆设着曲尺柜台，柜台里面办公，柜台上面挂着‘存款’‘放款’‘汇兑’‘问事’‘收买金银’等玻璃挂牌……土地革命后，金银首饰无用了，(群众)收兑银器首饰、兑换现金应接不暇。”[4]曹菊如的回忆映射出闽西工农银行办理“存款、放款、汇兑、买期票、买卖金银”等业务，并见证其“发行纸币、铸造铜片、兼营储蓄事业”[3]的运营场景，恍若将读者置身于银行开业的盛举。银行在创立之初，业务运营的规模便初具多样化。当然，这是在当时苏区金融机构百废待兴状态下的相对情形，因此这里的多样化主要针对除了满足个人存储业务外，还兼营买卖期票、铸熔金银、发行货币等，这是闽西工农银行“类现代央行职能”的早期体现。

(三)战略化职能定位及行址变迁

闽西工农银行的职能定位以革命变化的具体情况为转移，在不同的矛盾形势下有相应的战略性补充。1930年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总结了3年来革命斗争经验后决定：“目前为要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以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唯一的办法是设立闽西工农银行。”[3]《关于设立闽西工农银行》开篇即指出敌军封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与设立闽西工农银行的必要性[3]。简言之，闽西工农银行的职能即对内调剂金融，巩固经济；对外冲破经济封锁，发展贸易。主要体现为：(1)调剂金融：发行纸币，保存现洋，清除杂钞劣币，树立纸币信用，调节货币流通；(2)代理金库：代理财政金库，经办政府收支；(3)保存通货：收购金银，熔铸金银币，取缔金银投机，防止金银外流；(4)扶持经济：发放低利贷，发展生产，支持合作经济；(5)促进储蓄：积极吸拢存款，鼓励节约储蓄；(6)沟通贸易：专设营业部，促进区域贸易，冲破经济封锁，防治剪刀差，保障军需民用。

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城创立后，行址历经多次变迁。闽西工农银行先迁至永定、上杭、龙岩3县交界的虎岗，在迁至上杭的白砂、溪口约半年后，跟随红军力量又转移至长汀涂坊。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0月23日闽西工农银行于长汀城再度开业，定址于十字街永华洋货店(今兆征路158号)[5]。在上杭南阳、白砂和永定湖雷分设3处存兑点。由此，闽西工农银行于汀江畔继续履行红色金融治理的使命，直至1934年10月红军北上才逐步停止业务，1935年完成其历史使命，共历时5年。闽西工农银行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有四分之三的时段在长汀度过，长汀由此发展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其繁荣程度有“上海广州不如汀州”“红色小上海”等美誉。

三、闽西工农银行开拓红色金融事业的制度探索与成就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闽西工农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政府以募股方式创建股份制银行的最初形态，其成立方式、实践方针、建制方法具有首创性。全面考察闽西工农银行盘活苏区经济的突出贡献，需要探究其在拉动循环、改善民生、移风易俗，为苏区经济建设开启新局面所进行的探索和取得的成就。

(一)拉动循环：红色贸易打造“红色小上海”

拉动经济循环是创办闽西工农银行的根本归旨。闽西工农银行以集中统一的货币发行权，树立起红色金融权威，打好经济运行的通货基石；以发展适应苏区经济运行的3种商业类型，带动苏区当地经济的内循环；以积极有效的红色贸易冲破经济封锁，打通赤白两地的区域经济，促进跨区流通的外循环，进而将长汀打造成苏区红色贸易的枢纽“红色小上海”。

贸易以货币为媒介，沟通商品从生产到流通，是经济运行的先导和拉动循环的抓手。发展红色贸易的首要任务是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银行创办前，闽西金融市场充斥杂钞劣币，各色纸币输入使现金流出，而革命局势的不稳定使纸币随时可能变成废纸。基于此，闽西工农银行分别发行面额为1元的银元券及1角、2角的银元辅币券，并清除旧式金融体系留下的杂钞劣币。自1931年4月起，闽西工农银行逐步收回各区县信用合作社的货币发行权，唯将货币发行权集中统一于闽西工农银行，强化苏区经济治理的金融权威。货币是金融流通的重要手段，闽西工农银行要重塑红色金融治理体系，就必须掌握作为独立主权之一的货币发行权。只有货币的统一，才能统一市场贸易的度量衡，树立货币信用，这是拉动苏区经济循环的前提。

发展商业是拉动循环的应有之义，贸易的商业行为呈现为货品或服务的自愿交换。苏区商业由公营、合作社和私营3种类型构成。其中，合作社商业是工农群众自行集资交换商品的集体经济组织，在苏区主要以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为主。闽西工农银行大力支持合作社商业：“它(指闽西工农银行，下同)在粮食缺乏的时候，以巨额资本帮助各县建立粮食合作社，使苏区粮食得以调剂……尤其是本年造纸业的生产，得到银行很大的帮助。它投过巨额资本到汀连南阳的铸铁合作社去，现正积极帮助该合作社本身组织的健全与扩大。”[4]私营商业，包括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小商贩两部分。私营商业的重要经营场所是农村圩场，实行定期赶圩。土地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对旧圩场进行了改造，由政府统一制定度量衡、选定公用牙人，将旧圩场改造为“红色圩场”。闽西苏区的红色圩逐步成为各县商品集散地和中转地，如长汀的东西红色米市场。党对私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商店向银行借款，规定月利一分，即百分之一。”[3]使私营商业在红色贸易中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商人向银行借款，与苏维埃政府发生交易，政府通过商人购买物资，以备军需民用。

赤白贸易是拉动循环的重要环节。“闽西工农银行的营业部设在水东街，办理进出口贸易。当时是钱之光同志负责搞贸易工作，成立中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下设子公司，组织纸张木材、钨矿砂的输出，都归总公司，由对外贸易局领导。”[4]对外贸易局是领导苏区内外经济循环的重要机构。苏区的粮食、纸张、钨砂通过对外贸易局出口，经由“红色交通线”换回白区的盐、布、药、油，以缓解“剪刀差”。“闽西工农银行营业部……征购粮食留供军需，如1932年4月红五军团打漳州时的军粮就是闽西工农银行营业部供给的。”[6]漳州战役缴获了反动经营的胶鞋公司，收缴的鞋子先补给军需，剩余的即在营业部寄卖。此外，巧妙地利用矛盾“化敌为友”是撬动经济封锁的又一支点。广东、闽西的国民党官兵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他们既不信仰共产主义，也不尊崇三民主义，而将钞票主义奉为圭臬。红军战士们通过这些国民党官兵单独赴苏区活动的机会，将其纳为统战对象，让他们给苏区捎带食盐、药品，甚至是武器和子弹，这成为经济封锁的重大“突破口”。

不论是通过对外贸易局、红色交通线、银行的长汀营业部，还是“化敌为友”的统战方式，都激活了苏区经济循环的引擎，成为红色贸易打造“红色小上海”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改善民生：低利借贷为政权固本夯基

改善民生是闽西工农银行盘活经济的目标要求。闽西工农银行构建起维护苏区内外循环的货币体系和物价体系，通过制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贷款业务及其收购政策，使苏区贵金属、革命物资、关键农产品与货币的地区流通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只有在经济有序发展的保障下，才能真正凝聚民心、团结民众，从而巩固工农联盟，为新生政权固本夯基。

土地革命取缔高利贷，农民分得土地，但没有生产资金且告贷无门，就得贱卖粮食，高利贷则死灰复燃。闽西工农银行等金融组织的建立，开拓了新的信贷形式——低利贷款。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以后来往利息，最高不得超过一分五厘以上。”[7]1930年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改为“以后来往利息最高不得超过年利一分。”[3]《闽西工农银行章程》规定：“放款月利百分之〇六，定期存款半年以上者,月利百分之〇四五，活期存款月利百分之〇三，每一周年复利一次”[3]，低利贷纾解了工农的生活窘境，有效解决了工农业生产周转资金告贷无门的境况。特别在青黄不接的时节，银行放贷于民以兴修水利，添置农具，购买肥料、耕牛、种籽，为来年做好生产准备。除了贷款支持各类合作社的建设外，闽西工农银行同样支持公营商业在苏区的发展，如长汀的中华商业公司、中华贸易公司，实现了低利贷款对苏区工商业的资金保障。

土地革命后工农掌握政权，但是政权的稳固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工农个人的经济力量很弱小，但“经过经济建设公债及银行招股存款等方式，把群众资本吸收到建设国家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与帮助合作社事业等方面……使(信用合作社)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它的代替物。”[8]信用合作社将工农个人的经济火苗汇集成炬，同闽西工农银行一道，成为改善民生、消灭高利贷的同盟军，更是团结群众、巩固工农联盟的经济组织和战斗武器。政府通过银行支持信用合作社，使信用合作社成为闽西工农银行改善民生的得力助手。其一，信用合作社协助银行募集股金。杭武县规定：“各种合作社在1个月内，应将股金缴10%到工农银行入股。”[6]其二，信用合作社可办理个人借贷，“私人向银行借款，由信用合作社代理”[3]。其三，负责兑现和宣传使用纸币。“各合作社及政府均须负责兑现及推销银行纸票工作，假如有不明了的人……应向他宣传，并即以现洋换他的纸票，不能强迫他用纸票”[4]。在闽西工农银行指导下，信用合作社吸收闲散资金，用以恢复苏区农副业生产，为新生政权铸牢民生基石[9]。

为消除“剪刀差”，闽西工农银行配合信用合作社贷款给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制定“粮食调剂贷款”及粮食收购政策，维持粮食供给与粮食价格的相对平衡。粮食调剂局最初是闽西苏区管理粮食贸易的公营商业，后拓展为整个苏区调剂粮食的国家机关。1930年，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粮食调剂局，闽西工农银行大力贷款支持。邓子恢回忆：“贫苦农民在土改之后，需要相当数量的钱来开发割禾工资，而当时尚无借贷制度，因此贫农只好出售粮食，上市粮食多，自然就造成粮价跌落现象。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纸币，其中以一部分钱贷给粮食调剂局购粮。粮价从此稳定下来。”[10]粮食调剂局在收粮时以较高价格向粮食合作社购进粮食，缺粮时按原价的九五折卖给农民，这一“粮食调剂贷款”及其收购政策有效维持了苏区关键农产品——粮食的相对稳定供给，此举作为闽西控制粮价的独创经验逐步在苏区范围内推广开来。民以食为天，解决粮食问题是民心稳定的压舱石，民心稳则政权固。

闽西工农银行积极扶困救贫，以互济会等形式，救济战争中的难民，帮助他们重建家园，由此激发群众间的阶级认同感，坚固了工农联盟，使互助互济在根据地蔚然成风。

(三)移风易俗：节约储蓄塑造革命新风尚

在敌军封锁的困境下，闽西苏区的金融机构不仅要盘活经济以开源，更要保存金银、节约储蓄以节流。闽西工农银行以直接吸纳群众储蓄的方式、间接改善习俗变迁的政策和带头节省捐款的广泛动员，激发银行在革命时期“节约”对社会移风易俗的宏观辐射作用。

根据地的建立以及工农生活的改善为银行储蓄提供了物质基础。闽西工农银行办理3种储蓄：其一，定期储蓄即整存整取，最少存5元，期限3个月至1年，本利一次取偿；其二，活期储蓄即零存零取，随时存入或取出，最少存5角；其三是零存整取，期限为6个月至3年，分期存入银行，到期本利一次取回，每期存入5角以上；5角以下的，发行5分储蓄票，由信用合作社代售，凡储满5角可向银行换取正式储金存折，存款人可甲地存入、乙地取出。闽西工农银行采取上述渠道吸拢储蓄资金，可为工农群众的生产放贷，既帮助了苏区人民合理安排自身生活，又使吸收的储蓄资金成为闽西工农银行信贷资金的可观来源，在保障战备物资方面发挥了稳定剂的作用，促进了苏区货币资金的流通循环。灵活多样的储蓄选择和存取方式，更引导群众乐于养成自身节约储蓄的好习惯，逐步形成培育节俭新风尚的良性通路。

在习俗变迁方面，“闽西自暴动以来，各县妇女大多数实行剪发，所有金银首饰不卖变为废物一般”[9]。妇女思想随革命斗争的深入而解放，使闽西妇女抛去繁重的发簪和发髻。“尤其是杭武的青年妇女，热情拥护工农银行，在每一次的群众大会中，都有许多青年妇女，自动拿下身上戴的银饰，变价来买工农银行的股票。因此，银行的基金，在一年来有巨量的扩大。”[6]闽西工农银行则“以大批现金收买首饰银器，使群众久搁无用的死的银器，能够变换活的现金来使用”[6]。闽西工农银行对金银的收购政策使苏区内部的有效通货得以保存，不仅保证了苏区有充足的货币可流通，还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银行的股金，更推动了苏区妇女生活的移风易俗，一举三得。闽西工农银行的惠民政策深化了党群关系，形成了移风易俗塑造革命新风尚的良性循环。

裁减预算、杜绝浪费、节省费用是发展战时节俭经济的重要环节。苏区开展节省运动，激发节俭对社会的宏观辐射作用。“节俭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11]节省运动发扬红军官兵艰苦朴素的精神，“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12]。闽西工农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支援军需，将维持暂时生活费以外的酬劳金“一千一百一十四元四角三分六厘，全部自愿捐助为革命战争经费”，为节省运动树立典范。

在支持苏区的经济建设中，闽西工农银行拉动循环，以红色贸易打造“红色小上海”；改善民生，以低利借贷盘活经济来巩固政权；推动移风易俗，以节约储蓄塑造革命新风尚。闽西工农银行的创设和运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开展金融工作进行了先驱性探索并取得开创性成就。

四、闽西工农银行提振苏区经济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13]银行是为金融血脉造血、为经济肌体活血的治理载体，中央银行是国家唯一拥有货币发行权、主导经济金融发展的机构。闽西工农银行作为闽西苏区的中央银行，《闽西工农银行章程》开辟了中国红色金融法制的先河，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新中国央行制度的先行探索。在主导闽西经济金融的过程中，为振兴苏区县域经济、扶困救贫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推动红色贸易拉动经济循环中，防范化解战时经济风险，又展现出红色银行的独有特质，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金融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加快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闽西工农银行在发展苏区经济的金融战线上积累了办行经验，自主地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办行制度，为党在苏区治理经济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制度权威，唯有从制度根本上探究，方能解开其提振苏区经济的密码，对现代央行制度提供借鉴。

在内控经营制度上，闽西苏区无人有过银行工作经验，许多措施根据实际需要摸索。在略加改良商店记账的基础上，混合旧式记账与中式账簿的特点创新记账方式，而非直接照搬复式簿记。后得北京某大学的银行记账讲义以及广东的《银行簿记》，才开始掌握了现代银行会计结算制度，筹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便延续了这套制度。在货币储备制度上，闽西工农银行直接以实物储备稳定币值。根据1934年11月10日的日计表记载，银行直接拥有共计6 991.3元的货品[4]。闽西工农银行依靠实物储备构建起“物资-货币”平衡与物价稳定的红色金融治理苏区模式，通过此“金银+物资”本位制来确定苏区货币的币值，形成保证苏区货币信用的良方。此外，银行拥有合理的资金计划，“存库不动的现金30%；投入闽西政府及各级政府10%……社会市面流通13%；社会保险7%……”，[3]即准备金占30%、财政性用款限定在10%，社会保险的7%将用于临时支出，体现出资金安排的科学性。

《闽西工农银行章程》是我党1930年颁布的首部央行制度，确定了建制要求等共11条，篇幅短小精悍，银行要素基本具备，是红色政权下央行内部控制的初步实践。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全文共5章31条，文本体量增加、内容逐步系统，标志着我国红色银行制度开始成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1995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全文共8章51条，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央行制度，它剥离现代商业银行的职能，强化现代央行的制度特征，使我国央行内部控制登上新台阶。3份央行制度框架分别抓住各自历史条件下，党对经济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主要任务，体现党对央行制度认识的发展，彰显出我国央行制度变革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将闽西工农银行的四大职能和现代中央银行的四大目标对照分析，亦能证明央行制度变革的一以贯之。闽西工农银行以“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经济、推行低利贷”为四大职能；现代中央银行以“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为四大目标；前者“调节金融、发展经济”的实践方法与后者“稳定物价、经济增长”的实现目标有一致性；前者“推广低利贷”意在扶助生产、保障农民生活，后者促进“充分就业”则可提高生产力。现代中央银行还注重进出口贸易的均衡发展。因此，二者的制度效用呈逻辑延展性，是我党遵循中央银行制度规律的策应与前瞻。

最根本的是必须坚持党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推进金融双向开放”。[14]疏通金融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就要在现代央行制度中落实新发展理念：一是创新，健全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使科技、产业和金融多维互动。二是协调，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同调控。三是绿色，推广绿色生态金融，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四是开放，打造金融双向开放平台。五是共享，加大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增强金融的普惠性。

(二)强化金融对老区振兴的有效推进

土地革命前，闽西工农群众广受高利贷盘剥，帝国主义的压制使本土家庭手工业无法发展，且闽西苏区地处闭塞山区，加剧了乡村经济的萎靡。为改善工农的贫困生活，闽西工农银行严厉打击高利贷，并且与信用合作社一道，促进苏区金融治理体系的新陈代谢。在新式金融体系下，闽西工农银行在青黄不接时为贫困农民提供低利贷，倡导当地工农节约储蓄，不仅通过红色贸易向外“开源”，更主张贫苦群众自身向内“节流”。银行通过互济会扶困救贫，保障群众生活，发扬脱贫互助新风，加深群众间的阶级情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于长汀城建制后，闽西工农银行仍不断挖掘当地红色贸易潜能，建立水东街营业部并支持合作社经济，实施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刺激私营商业振兴苏区，激活长汀县域经济[15]。这些理念为新时代金融推进老区振兴、创新区域经济发展新范式提供了有益启示。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我国消灭了绝对贫困，使全面小康成为现实。把握脱贫攻坚的“胜”和巩固成果的“持”是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方法论。首先，“优先支持将革命老区县列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两不愁三保障’等脱贫攻坚成果”[16]。在金融帮扶上，就要“继续发挥再贷款作用，现有再贷款帮扶政策在展期期间保持不变。进一步完善针对脱贫人口的小额信贷政策……加大对脱贫地区优势特色产业信贷和保险支持力度”[17]，从而有效开发信贷的扶困救贫功能，继续强调央行的再贷款职能。其次，在革命老区设置专门的产业信贷，真正做到“扶上马，再送一程”，助推社会救助做到精准施治，维持老区帮扶政策的总体稳定。在“十四五”时期，要下好发展老区这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先手棋，需发挥出金融推进高质量老区振兴的驱动力，确保老区人民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提高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能力

闽西工农银行在战时诞生，不可避免地需应对革命环境所致的经济风险。经济风险，由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经营因素3种类型构成。其中，社会风险由政治动乱、战争等社会行为引起；自然风险由自然灾害、传染病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引起；经营风险由经营不善或市场因素引发。在战争年代，3种类型的经济风险相互交织、复杂多变。

其一，闽西工农银行创建的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敌人经济封锁与苏区经济发展相矛盾的社会危机。而在银行存续期间，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加剧经济震荡。故而闽西工农银行以加强根据地建设为目标，防范化解抗日反蒋所致的经济风险。其二，当自然灾害侵袭苏区时，闽西工农银行可实施向农民及合作社优先发放低利贷款的运行机制，有效扼制农业生产危机，积极应对作物减产等自然风险。其三，闽西工农银行在苏区建立独立的货币发行体系，使红色贸易拥有统一的流通媒介，在赤白两区交易过程中形成对经营风险的防御机制。闽西工农银行对苏区战时经济风险的积极防范与有效化解，在新时代提高经济抗险能力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15]处理好经济金融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是我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经济发展需直面的问题。经济发展是金融安全的基石，脱离经济发展谈金融安全，则是本末倒置。近代中国屡被列强资本侵略，工农群众遭受旧式金融体系的操纵，根本原因是自身生产力发展落后。因此，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走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金融安全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在新时代发展经济仍须居安思危，保持金融危机意识，树立维护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把握化解经济风险的先机。此外，要加强自身抗险能力，在新发展阶段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提高自身竞争力，完善监测经济风险的全过程机制，确保事前风险预警、事中风险研判和抵御，以及事后风险化解的处置与评估，严把关键风险点，打好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攻坚战[18]。

总之，闽西工农银行对新时代经济金融发展的启迪主要在3方面：一是要深入挖掘闽西工农银行章程的制度思想与科学性，并以之为鉴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法制建设，将新发展理念一以贯之于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全过程；二是要汲取闽西工农银行扶困救贫的经验，强化金融对老区振兴发展的有效推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鼓足后劲；三是要掌握闽西工农银行促进红色贸易的方法论，增强防范化解新发展阶段的经济风险能力，切实推动我国农业金融现代化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