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韩，韦 虹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引言

问世于2014年的长篇小说《无声告白》是美籍华裔女作家伍绮诗耗时六年精心打磨而成的处女作和代表作，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广受读者喜爱。其中故事情节编排巧妙，文笔细腻沉稳，不仅一跃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籍排行榜，还夺得当年度亚马逊最佳图书奖。作为新生代华裔女作家，伍绮诗凭借这部小说和《小小小小的火》震惊了欧美文坛，在全球掀起了“伍绮诗现象”。

伍绮诗的《无声告白》分别描述了美国少数边缘群体——华裔男性、白人女性及中美混血儿——由种族歧视、性别压迫和代际冲突而产生的“失语性”现象。在美国华裔文学中，沉默与失语不仅是一个较为普遍的主题，同时也在华裔女作家的作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伍绮诗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她对中美跨族裔家庭的失语现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通过对《无声告白》中失语人物的细致刻画，伍绮诗尖锐地影射了美国历史现实语境中跨族裔家庭成员的失语本质。

《无声告白》中的人物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美国。美籍华裔男性詹姆斯·李与白人中年女性玛丽琳·沃克尔是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由二者所组建的跨族裔家庭，再现了美国特定历史时期跨种族家庭成员的内心创伤与失语状态。在深沉内敛的笔锋之下，伍绮诗以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形式，带领读者深入跨族裔家庭中无法言说的内心伤痛。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虽然詹姆斯深受美国文化熏陶，但仍受到来自白人主流社会的排斥，且无法摆脱内心的自卑感与羞耻感。他的妻子玛丽琳虽然是一个白人，但却两次因其女性身份的束缚而与她心心念念的职业梦想失之交臂，郁郁不得志。在二者组成的中美跨族裔家庭中，他们的大女儿莉迪亚为避免家庭分裂，盲目地承接父母所有的期待，最终迷失了自我。

然而，这三位主人公却将各自遭受的创伤深埋心底，不愿对外交流，从而导致夫妻、代际之间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产生交流障碍，并由此触发了精神危机，最终都被裹挟到失语困境中无法逃脱。本文试图分别围绕詹姆斯的身份缺失、玛丽琳的性别束缚和莉迪亚的压抑人格三个方面展开讨论，通过聚焦中美跨文化家庭成员的失语现象，进而揭露三位主要人物内心所无法言说的秘密，从而揭示出沟通对维系跨种族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要作用。

一、詹姆斯：社会身份缺失的边缘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詹姆斯自小便被白人主流文化所同化，深谙美式风俗习惯，但特殊的华裔身份属性却使他遭受着无尽的种族主义迫害，无法摆脱白人群体的心理霸凌。面对白人社会的疏离态度，与母国文化相割裂的詹姆斯难以界定自身文化身份，游荡在中美双重文化的隔层备受精神折磨。美国社会身份属性的缺失，使得詹姆斯不得不为自己贴上自卑的标签，沦为文化失语境地中孤独的边缘人。

文化研究领域的先驱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读本》中曾指出，西方“主导领域”将外来移民建构为异己分子，并有足够的权力逼迫他们“将自身视做和体验为‘他者’”[1]212。从美国历史现实语境来看，尽管它被冠之以文化“大熔炉”的美称，但就其本质而言，在“海纳百川”的虚假表象之下，种族界线依旧是不可逾越的雷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东方形象的虚构与丑化，暴露出一种以白人优越、华人卑劣为基础的种族谬论。白人种族歧视观念中所隐含的敌对主义催生了詹姆斯的身份焦虑与自卑心理，致使其深陷种族等级观念的泥潭中，无法规避民族身份给他带来的伤害。

尽管詹姆斯出生在美国，也没有去过别的国家，但他“从不觉得自己属于这里”[2]41。在这片鼓吹人人平等的自由土地上，詹姆斯没有丝毫的归属感。白人主流文化对亚洲面孔的排斥，直接影响了他的身份定位。这种隐性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牵引着詹姆斯的身份认同走向，并将其定性为文化异己者。地理归属是冲突中的群体判定身份的唯一标准[3]25。詹姆斯的黄皮肤、黑头发与黑眼睛，引起了周遭无数白人的关注。然而，他们眼中所散发出的凝视性目光，实质上饱含西方对东方的恶性刻板印象，时时刻刻提醒着詹姆斯的“他者”身份。“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概括性区分，强调了现实语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因而这种划分所带来的结果通常是不尽如人意的[4]57。面对难以僭越的黄白种族边界，詹姆斯只能活在以西方镜像为参照的“他者”世界中，难以摆脱自身“失语性”困境。

詹姆斯的大半生都是在华人移民社群的阴影下度过的。自幼时起，他便一直受到白人主流文化的攻击与挑战。“当一个人遭遇一个他无法适应或无力应对的问题，并且深信自己无法解决时，他会表现出自卑情结。”[5]33-34面对白人强势文化的示威，詹姆斯毫无招架之力，他强忍着内心的羞耻感与自卑感，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劳埃德学院的“第一位东方学生”[2]44，詹姆斯自始至终都被同学们的疑问目光追寻着。在开学第一天，他就因同桌的一句“你的眼睛怎么了？”[2]44而察觉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并根本无力辩解。这次难堪的创伤经历在詹姆斯的心里生根发芽，并成为他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即使詹姆斯最后顺利考入哈佛大学，但他的失语处境依旧没有得到改善。作为历史系有史以来成绩最好的学生，虽然詹姆斯“坚信自己会被哈佛录用”[2]50，但学院却因其特殊的种族身份拒绝了他，转而录取他的白人同学威廉。面对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詹姆斯没有为自己争取话语权，而是默默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凯尔纳曾指出：“在关系性的、系统性的背景下，差异本身就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6]244詹姆斯身上所具备的中国文化属性，正是竖立在他与白人群体之间的隔膜与屏障。为了能够在社会中得以存活，即使面对职场上的不公正待遇，詹姆斯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然而，令詹姆斯更为痛苦的是，他曾经所遭受过的屈辱，在大儿子内斯身上又再次上演。在内斯年幼的时候，詹姆斯曾陪他去学游泳。然而，当内斯滑进游泳池后，白人孩子们却纷纷对他避之不及，并大声喊道“中国佬找不到中国啦”[2]90。在这一刻，内斯如跳梁小丑般成为了供众人娱乐的笑柄。白人孩子们对内斯的羞辱与戏谑，不仅深深地刺痛了詹姆斯的心，还唤醒了他幼时的创伤记忆。在劳埃德学院的一次体育课上，当詹姆斯穿好衬衣，却找不到自己的裤子。迫于无奈，他只能“拿包挡住裸露的双腿”[2]99，去寻找“失踪”的裤子，最终发现它被系在下水管道上。詹姆斯知道这“并非偶然”[2]90，白人同学的行为已经从最初的目光探寻上升为戏弄与嘲笑，而这次经历也在他的内心划上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内斯融入群体的失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詹姆斯的内心创伤，而他与妻子玛丽琳之间的无效沟通才真正强化了他的失语状态。为了重拾梦想，玛丽琳曾离家出走。虽然她在信中以“我现在并不快乐”“我再也不能继续压抑下去了”[2]97等含混不清的话语向丈夫表明缘由，但詹姆斯却误读了她的话语信息。在詹姆斯看来，家庭的分裂与自己的种族身份不无关联。而在莉迪亚离世后，玛丽琳对詹姆斯的言语反击再次使他陷入情感焦虑：“我知道怎样独立思考，你知道，不像某些人，我不会对着警察扣头。”[2]113玛丽琳的言外之意如利刃般“划开他的皮肉”，无情地“刺进他的心”[2]210，以致他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一群头戴尖顶帽”“留着大辫子”[2]113的华人苦力工形象。文化记忆的创伤击碎了詹姆斯内心的最后一道屏障。出于对华裔身份属性的恐惧和羞耻，詹姆斯再次选择了沉默不语，并毫不犹豫地逃离了这个异化的家庭。

民族属性与人们生来就无法决定的肤色、性别、血统、出身等一些“自然的”、无法人为选择的事物融为一体[7]6。詹姆斯的东方面孔与血统不仅是与生俱来的，更是无法抹煞的。然而，正是他身上所具有的这些华裔身份属性与特征，深化了白人的种族一体化观念。在白人世界中，詹姆斯被定性为异类，并无法寻求身份认同，以致其最终游荡在文化失语的边缘地带而无法发声。

二、玛丽琳：性别角色束缚的缄默者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丽琳是一位美国白人，自高中伊始，她便展现出了与同时期其他普通女性的不同之处——致力于追求与众不同的生活与梦想。玛丽琳的职业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然而虽然她的工科成绩十分优异，并对医生梦想抱有极大的信心，但最终却因男权社会的打压而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追求，成为一个事事以丈夫与子女为中心的“家中天使”，难以挣脱母亲角色的枷锁，最终不幸沦为理想幻灭的失语者。

凯特·米利特是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著作《性政治》对两性地位的划分作了归因，其中之一便是“性角色”将“料理家务、照管婴儿之事划归女性，其他的人类成就、兴趣和抱负则为男性之责”[8]35。男权社会将女性局限在家庭日常琐事中，并向她们灌输“男主外，女主内”的愚昧观念，从而使女性甘愿臣服于男性权威，最终成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他者”。正如《圣经》之《创世纪》所描述的那样，夏娃是由亚当多余的一块肋骨塑造而成的。因此，女性从一开始便被认定为是男性的附属品。在父权制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即使玛丽琳是一位思想先进的知识女性，但男权社会对女性地位的打压与限制，还是将她的梦想无情地淹没。

社会性别角色将玛丽琳局限在家庭生活中，残忍地扼杀了她的职业理想，并剥夺了她的女性话语权。与詹姆斯的结合，促使玛丽琳实现了从个体到母亲的角色转换，并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梦想，转身投入到相夫教子的“重任”中。女性被迫从社会生活中隐退，成为男权社会中的“他者”附庸[9]。成为母亲后，玛丽琳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毕生追求，并被家庭责任所局限，人生亦变得平淡乏味。然而，玛丽琳母亲的突然离世不仅给了她沉重一击，而且还唤醒了她心底沉寂了十年的愿望。在母亲旧居整理遗物时，玛丽琳发现了母亲珍藏已久的《贝蒂·克罗克烹饪书》。这本书不仅象征着母亲的人生旅途，更影射着玛丽琳的内心创伤，并使她回忆起“母亲人生的渺小”[2]82。玛丽琳的母亲多丽丝·沃克尔是传统观念的传播者与践行者。她传授家政课，热衷于履行家庭职责，并将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当成自己的唯一目标。在玛丽琳母亲看来，把褶边缝齐就是“了不起的成就”，洗净衣物上的污渍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2]31。母亲的过去让玛丽琳联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为孩子“准备早饭、晚饭”，“把午饭放进干净的纸袋”，“给面包片抹花生酱”[2]84或者“跪在地上给内斯系鞋带”，“翻起他的衣领，插入领撑”[2]123等等。玛丽琳毫无自我可言，她的生活因家庭因素而受到制约，一生都被毫无意义的琐事支配着。然而，当母亲的职业阴影向她席卷而来时，她的世界就好似被一张漫天铺洒的巨网完全笼罩住了，不仅将她的心裹得遍体鳞伤，还唤起了她那不堪回首的记忆，引发了势不可挡的精神困惑与危机。

重复的强迫性也会令人从过去的经验中回忆起那些不快乐的经历[10]14。创伤记忆的突然涌现，打破了玛丽琳的内心安谧，以致她感到“心神不宁”[2]83，陷入巨大的悲伤和沮丧之中，她“为鸡蛋难过”，“为一切难过”[2]84。但作为母亲，责任的重担又让玛丽琳无法抽身。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本我与超我的交锋碰撞中，玛丽琳陷入了无尽的思想挣扎。然而，即使玛丽琳面临如此严重的精神危机，她亦没有向家人吐露自己的心声，因为她害怕失去这个异常珍贵的机会。于是，在本我人格的引诱下，玛丽琳毅然决定离家出走，以期通过社会地位的提升与社会性别角色的转变来打破自身沉默处境，最终为自己发声、为女性呐喊。

逃离家庭是玛丽琳规避心理创伤的外在行为表现。在玛丽琳看来，摆脱家庭的束缚、完成被迫中断的学业，自己才能避免走上母亲的不归路，挣脱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束缚。然而，第三个孩子的到来让她的梦想再次戛然而止。对玛丽琳而言，新生命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事业的失败与梦想的幻灭，更等同于自我主体性的殒没。在未来的生活中，她都无法为自己争取独立，而是要为家庭事务牺牲自己的一切。当意识到重生的希望被掐灭时，玛丽琳就像“被冰水兜头浇过”[2]138，仿佛预见了如母亲般的悲惨结局：丈夫和孩子离她而去，自己一个人“孤独终老”[2]82。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层面，她都无法真正逃脱家庭的束缚与禁锢。戏剧般的命运割裂了玛丽琳心灵与肉体之间的契合，从而让她进入一种自我妥协的隧道，最终被永恒的黑暗所吞噬。面对腹中鲜活的小生命，玛丽琳再度丧失了女性话语权，而这也寓示着自我主体意识的终结。于是，伴随着梦想之光的“黯然消散”，玛丽琳终究还是回到了那个“压抑憋闷”[2]141的伤心之地。

男权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定义，将玛丽琳限制在一个无声的世界中。在这个被消音了的修辞幻象里，向往、苦闷、求而不得等情感交织在一起。尽管玛丽琳曾不顾一切地逃离家庭，并希望借此摆脱母亲的职业阴影、颠覆女性的社会地位，但由于她与父权制思想背道而驰，因而最终迎来的仍然是沉重的失败感和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无法挣脱男权社会给女性施下的沉默魔咒。

三、莉迪亚：自我人格压抑的“空心人”

作为詹姆斯与玛丽琳的第二个孩子，莉迪亚因为继承了“母亲的蓝眼睛”[2]3而成为全家人的焦点与纽带，享受着独一无二的关怀与宠爱。但是，这份“独宠”却给年幼的莉迪亚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与灾难。事实上，莉迪亚并不如表面上那般快乐。为了防止家庭分裂，莉迪亚默默背负起父母所施加的陌生重担，用谎言营造了一个“完美”的自己，从而获取父母的爱与陪伴。然而，在父母期待这座大山的挤压作用下，莉迪亚逐渐成为了一个徒有其表的躯壳，并逐渐迷失了自我，最终绝望地走向死亡的炼狱。

玛丽琳的不告而别给莉迪亚稚嫩的心灵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害。在玛丽琳离家出走后，“‘母亲’形状的黑洞”[2]132在莉迪亚的脑海中无限扩大，并渐渐吞噬了她内心的光芒。母亲消失所带来的异样感，如狂放肆虐的病毒般“无声地噬咬着他们的心”，使她无法规避内心“四处蔓延的钝痛”[2]126。个体所爱的对象的缺失，能够对个体心理的自我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悄无声息地内化为无言的沉默[11]。母爱的缺失一度使莉迪亚缺乏安全感。在母亲不辞而别的那段煎熬的日子里，莉迪亚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她“开始做噩梦，梦见她和蜘蛛一起爬行，她和蛇绑在一起，她淹死在茶杯里”[2]132。莉迪亚梦境中反复浮现的场景，恰好延伸了她无意识层面被压抑的情感状态，暴露出其内心最深沉的恐惧，以至于连晚上做梦亦无法避免死亡的降临。正如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说：“这种情感过度来自潜意识、至今受到压抑的情感来源。”[12]247母亲的离开与随之而来的家庭破裂，击碎了莉迪亚幼小且脆弱的心灵。而与此同时，年幼无知的莉迪亚也对母亲离开的根源产生了错误认知。她将母亲的离家出走归咎于自己和哥哥身上，认为母亲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而离开的。于是，她在内心真诚地暗自祷告，如果母亲回来了，她会满足她所有的期待。

尽管此后玛丽琳因怀孕而重返家庭，但出于对母亲再次消失不见的恐惧，莉迪亚的神经依然处于紧绷状态。玛丽琳的此次回归，虽然填补了莉迪亚内心缺失的母爱，但母亲镶嵌在她身上的碎片般的梦想，却成为她自我压抑与人格扭曲的催化剂。事实上，莉迪亚并不热爱科学，也无法理解基本的知识概念。然而，在面对母亲为她精心设计的高压课程时，莉迪亚非但不拒绝，反而戴上了虚假的人格面具，并伪装成一副乖巧听话的模样，“顺从”地答应母亲的要求。面对母亲的这种热切“关怀”，莉迪亚能做到的只有自主消音，将真实的自我掩藏，并通过沉默的方式来挽留母亲。

除了无条件满足母亲的要求之外，莉迪亚还被迫承接了父亲詹姆斯的梦想。由于不甘身份融合的失败，詹姆斯便希望女儿能够代替自己跨越黄白种族疆界，以此修补他的自卑心理。然而，即使作为中美混血儿，莉迪亚亦无法躲避来自于白人主流文化的无限打压与嘲讽。相较于生活在美国的华裔群体，中美混血儿对身份认同存在更大的困惑[13]。血统的杂糅性使莉迪亚感到迷茫，无法获得归属感。作为中西方血液的融合体，莉迪亚并不具备西方社会所认可的纯正血统。即便她和母亲“长得很像”[2]3，但白人却仅凭她“手臂上的皮肤颜色太黄”[2]267，而将其视为异类。玛丽琳母亲的预言似乎在莉迪亚身上得到了验证：跨族裔家庭“在哪里都不会合群”[2]55。作为大家庭中的一员，莉迪亚的确未能凭借其杂糅血统幸免于难。在不被白人主流文化认同和接纳的困扰中，她“缺少朋友”，性格也渐渐变得“安静孤僻”[2]109。然而，面对父亲眼中的热切期盼，莉迪亚并没有及时止损，而是继续说谎并佯装融入白人圈子，以此维系家庭的正常运转。因而，在父亲面前，莉迪亚亦未试图发声，而是进行了再次伪装。但不幸的是，一味沉浸在压抑情感中的莉迪亚，也因此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于是，当无法回避事实真相之时，人格极度压抑的莉迪亚并未选择与父母吐露衷肠，反而毅然决然地跃入了米德伍德湖，借此解除内心无法承受的伤痛与精神危机，从而获得灵魂上的救赎。就莉迪亚而言，她的说谎行为实际是对父母的真情告白，正如小说标题所示，此“无声”更似有声。然而，“无声”却又暗示着莉迪亚自我主体意识的殒没。在父母面前，莉迪亚如提线木偶般丧失了可支配性的生理机能，终日活在瘫痪而又麻痹的失语世界中。因此，当实情逐渐浮出水面：物理成绩的直线下滑、驾照考试失利、作为精神支柱的哥哥内斯要去上大学等等……这一系列“倾斜挤压在她身上”[2]150的过于沉重的东西，犹如一潭死水般淤积在莉迪亚心底，瞬时又掀起了惊涛巨浪，将长期处于自我压抑空间里的少女拉扯到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经过一夜的反思，莉迪亚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活在恐惧之中”[2]270，一种对家庭再次解体的恐惧：当所有的真相都被赤裸裸地揭穿的那一刻，她的母亲“会再次消失”，她的父亲也会因此而再度“崩溃”[2]270。而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结局。于是，在凌晨两点的米德伍德湖畔，莉迪亚终于幡然醒悟，她“决心改变一切”[2]272，告诉自己要勇敢地拒绝父母的期待，成为真正的自己，并将人生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她紧紧抓住死亡这根救命稻草，勇敢地主宰自己的人生。

沉默与失语是莉迪亚最贴切的代名词。詹姆斯与玛丽琳对莉迪亚的期待不仅影响了家庭的和谐与发展，而且还间接引起了代际冲突。亲子关系的失谐，致使莉迪亚患上文化“失语症”，无法打破沉默的铜墙，成为社会与家庭中被消音了的失语者。在父母的支配与操控下，莉迪亚丧失了自我主体意识，无法做出自己的决定与选择，而她一味压抑真实情感、满足父母期待的行为又反过来致使她逐渐迷失了自我。

结语

《无声告白》是一部中美跨族裔婚姻悲剧，主要记录了华裔男性、白人女性及其混血子女内心难以启齿的痛楚。本文通过阐释詹姆斯的身份缺失、玛丽琳的理想幻灭与莉迪亚的压抑人格，揭开三位主人公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从而揭示出了种族主义、性别角色以及代际冲突是导致三位人物创伤与失语的根源。此外，夫妻间的无效沟通、亲子间的无尽沉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詹姆斯一家人的精神危机，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对《无声告白》中主要人物的失语现象进行探索，不仅能够引起人们对跨族裔家庭成员失语困境的关注，还能激发读者重新审视与思考国际间的种族关系、社会中的性别关系和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从而对呼吁人们共同打造美好地球村，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