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雨宁 姚宇洋 蒋亚唅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以下简称“《海》”）作于清末，被胡适誉为“苏州土话的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其出现标志着苏白文学的正式成立，开创了吴语文学的新表现形式。它的主要不足是大量使用方言词汇，在阅读上给读者造成了障碍。金宇澄的《繁花》（以下简称“《繁》”）则是在普通话普及三代人的当下，有意识地对传统沪语进行召唤的崭新尝试；其重视方言与日常的结合，主张将语言从理想的逻辑系统抽离，实现沪语在对话与叙事中的穿插，同时并未完全割裂普通话与沪语的关联。沪语与普通话的对照写作使金宇澄获得了双语双方言的文化语言叙述视角，在对吴方言词的进一步流变和文学作品自觉运用方言表现人物的个性神理等方面，《繁》的出现也起到了建设性作用。在跨时代的语体和语用背景下，文学如何使用方言、方言又如何介入文学，在《繁》对《海》语言使用层面的接受与背离中，可以获得一定的思路 启示。

一、叙述传统的延续——吴语记言、白话记事

《海》被认为是最早的一部系统的吴方言小说，它一改过去文学作品对苏白的有限性摘用，而将其范围扩大至所有人物的语言，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苏白参构全书的效用。研究界普遍认为《海》采用“一种记事，用的是普通的白话；一种记言，用的是苏白”的叙事手法，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形式借助引号的使用而相互分离。苏白记言有助于重现吴语声音，还原日常生活情境；白话记事则以较为克制的笔法，客观讲述故事发展脉络。金宇澄在创作《繁》时延续了苏白记言、白话记事的叙述传统，并将大段引号改成逗号——借助置身事外的复述者身份，作品中的人物退居为“他者”，不仅弥合了人物对话与叙事旁白的区隔，也使全书叙事节奏更为流畅自然，实现了方言与日常生活结合的旨归。

与此同时，金宇澄还保留了吴地群众的语言习惯，一些具有吴语“地域神味”传统的词汇被有意保留并放大。譬如在现代汉语语义中属近义词且可相互替换的“说”与“讲”二字，在《繁》中得到细微区分：人物对白中用“讲”，叙事语言中则用“说”。第十章写陶陶与钟大师的对话：陶陶说，如果真有情况，也不应该跟我老婆讲嘛。大师说，我讲啥呢，要紧关子，我一句不讲的。如此几番来回，无有例外。再如事体、像腔、适意、揩面等词，细读来与大众的语言习惯略有出入，但倘若为了追求表意清晰而用普通话中的同义词加以替代，则会让方言的神韵大打折扣。金宇澄正是抓住了苏白表音大于表义的特性，在叙事与对白间穿插进不同的语言形式，借助地方性特色词汇的隐形驱动力，唤起通用语区域内读者对方言的认同，从而彰显苏白方言对增加小说生活气息、引发读者情感共振的独特作用。

二、地域氛围的创设——“不响”之音

李洱在《花腔》中说“沉默有自己的语言”，其实早在《庄子》中就出现过对于静默的捍卫：“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认为“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金宇澄敏锐地抓住了上海人际交往风俗里这一静态的心理特征，将其进行文学化的对焦，使文本涵摄出“平静而近自然”的风韵。在漫卷的篇幅中，“不响”几近勾连起全书脉络，“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更将“不响”上升至哲学本体的高度。《繁》的“不响”是克制与保留的底色，这也成为金宇澄笔下独特的语言城市编码。

金宇澄曾在《一席》中谈到，在《繁》的写作中对“不响”的有意取涉频率达1300 余次，除却对上海弄堂生活氛围的如实凝练，这一现象也表征出对《海》中吴方言的继承与革新。早在《海》中“勿响”二字便在文中频频出现，虽不及《繁》中“不响”使用的次数之多，却无疑为后者提供了写作思路和语境。在《繁》中，这种无言胜有声的语词状态被升华为一种留白的艺术，在表示听者沉默谛听状态的同时也指称了人物的心理性格。说话者的说话方式往往体现了人物的思想方式，“把语言称为一种精神活动，完全是一个更正确和更合适的表达”。作为吴地，尤其是上海普遍通行的文化现象，短短“不响”二字在不同情境下包含着许多暗涌的情愫，“当然它不会有一千种含义，但是结合上下文，它表达了细微的指向，一个‘不响’可让我们看见人物的态度与神情：装糊涂，尴尬，不悦，撒胡赖，忍耐，逃避，高高挂起，道貌岸然等等”。

“不响”作为沪地独特的语言编码，实则也流露出上海人的处世哲学。维特根斯坦曾下过著名的论断：“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借方言呈现出的小说世界以其地缘的独特性实现了现实向度的复归。“在真正的小说中，每一个话语背后都觉得出存在着一种社会性语言，连同它的内在逻辑和内在必然性。”长篇小说中的对话是社会性语言不同观点的对话，而占据《繁》人物对话重要篇幅的“不响”恰恰是上海人性格里谨慎、精明、矜持、明哲保身的表征。正如作者在回答记者访谈时说的：“生活在这个时代，一般意义的内心世界，大家都懂了，不必重复”，“况且中国人最关心世道，最聪明，样样事体其实都懂得，但一般只能是‘不响’”。这里的“不响”看似无语，实则却是“不想、不便、不好、不能说”的内心絮语，是被悬置了内容的心理独白的概括和凝练。就这样，絮语与不响的对立并置组成了全书的二元叙述模式，人物对话间的言说成为《繁》独特的叙事手段。在讲与听的关系支解中，读者进入文本的预设语态并拥有了自由解读话语的权利；文本形式的断裂和失衡恰恰破除了书中人物对话语境与作者说书人身份的讲述语境间的壁障，实现了阅读时空与文本时空跨越性的重叠。

三、语法程度的变异

（一）连词联结的宾语前置

美国当代描写语言学派的学者格林伯格（Joseph H. Greenberg）在分析语言类型学时，将人类诸语言的基本语序类型做了六大分类，其中现代汉语语序基本归属于主谓宾（SVO）型，而一些方言中的特殊语序可被视作基本语序的临时变体，也是古汉语构词形态在未受规范化的口语中得以保留的证明。吴方言中的动词后置结构便具有SOV 型语言的特征，正常汉语语序的“耐勿攀相好”被写作“耐相好末勿攀”，读来便觉沪地神韵增色不少，这便是语言表现文学的最直接功用。

有时SOV 型结构在句中也不必得到完整的呈现，这与钱乃荣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NPS 句”遥相呼应：“NP”是名词短语，“S”表主谓句或无主句，整体句型结构属于宾语前置的一种，但在具体的口语交际时主语通常可以被省略，但宾语与谓语作为中心成分则必须存在，有时也需要连词介入以联结二者成分——在吴方言的历时性演革中，这几乎成为一种默认的范式。“风凉话 少讲”“一淘北头 去”将宾语提前，鱼摊女人老公捉奸前“香烟一揿、筷·子 一掼”写作“一揿香烟、一掼筷子”也并无碍，但表现不出动作的连贯及愤怒的情绪；弄堂民众“米·不淘，菜不烧，碗筷不摆”便出门看热闹的匆忙情景也通过三个动词后置结构的连用得以展现。以上例句中，“勿、少、一、不”作为副词或量词充当着连词成分，联结着宾语与谓语动词。苏北话中也存在动词倒置现象，“家来啦”实为来（回）家之意，且宾语与谓词通常直接相连。

（二）句式统筹下的成分简省

在语言的发展中，方言总会或多或少地保留一部分古时的语法特点。成分省略和删减始终是吴方言口语里的突出现象，“绞把手巾”省略量词“一”，“每一只是赞货”省略范围副词“都”。对金宇澄而言，“句式是上海的已经够了，具体用字尽量可以去掉”“很多沪语句子不易书面表达只能舍弃，反复拿捏用心良苦”，表现出异于《海》语言策略的对上海语调的忠实。介词、副词、量词等语词成分的省略使得小说的句子多呈现为实词相连的缀段结构，“楼下琴声不断。麻雀细声鸣叫。弄堂里，嘶哑喉咙喊了一句，修洋伞”。句群甚至段落被拆解为多组短句，标点符号代替语言成分在句中起间隔作用，这也是造成有些读者阅读时“胸闷气短”的原因之一，同时显现出语法形态的时代性变革。

四、读者接受的改良

“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海》作为吴语文学第一部成熟的杰作，它在方言的使用上比《何典》《九尾鱼》等吴语小说都要更彻底。然而谈起《海》不获风行的原因，孙家振指出：“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销，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方言是通行于一个地区的地方性语言变体，其中包纳了大量只为本地人熟悉运用的特色方言词，而《海》中起勾连情节作用的人物语言全以苏州土白为架构材料，无疑是对读者阅读的一大挑战；在普通话普及的当下，吴语中的有音无字现象更是影响了读者的 接受度。

以说书人身份自居的金宇澄在写作《繁》时，没有像韩邦庆仿效古人仓颉那样依据汉字表意系统造字，也不是为还原吴语生态对汉语中本不存在连贯关系的语词进行刻意搬演，而是自觉摒弃易造成歧义的生僻方言词，通过改良方言语素、置换人称代词、语言多元杂糅等方式，自觉在平易叙事中融入旧上海文化底蕴，从而彰显地域风味、营造吴语阅读氛围。作为新世纪小说代表的《繁》在读者接受改良的层面，呈现为一种经过文学加工处理而塑就的对《海》方言叙事的超越。

（一）社会方言词的当代阐释

方言的历时性演变是区域语言学的重要议题，新词汇的衍生和旧词汇的淘汰是语词更迭的基本规律。两部小说都作于社会变革背景下，其中语言词汇的使用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海》诞生于封建清朝腐朽坍圮、帝国主义蠢蠢欲动的新旧矛盾交织的动荡时代，专属于半殖民化旧上海的社会语词也应运而生。东洋车实为人力车，夷场是旧上海租界，红头巡捕即上海租界的印度警察。这些社会方言词的诞生不仅勾勒着时代生活的侧面，更反映出人们为了沟通交流的方便，而对总体社会用语的简化趋向。

《繁》较《海》的创新在于其更多地将读者接受的问题纳入考量范畴，通过问答、对话形式对代际传承下的语言变体进行意义上的阐发。第一章，阿宝与祖父就阿宝爸爸的经历展开谈话：祖父说，当年就算去公司分部，做做“龙头”呢。阿宝说，啥。祖父说，就是账房。大伯不响。祖父说，逐步做上去，慢慢做，做到“总龙头”，做到“头柜”了，等于做主管，也就长见识，出面接待“糯米户头”“馊饭户头”。阿宝说，啥。大伯说，就是接生意，接待各种客户，好客户，坏客户。祖父用到了“长江弟兄、望仙子、龙头”等社会方言，与他相隔两代的阿宝无法理解这种隶属于祖父年代的方言，因而用疑问语气引出了祖父对其的当代阐释。同辈间的对话交流也为一些生僻语词的释义提供了可能，具体在小毛和沪生闲聊时对“赖三”的讨论中可得到佐证。这种“小辈询问—长辈解释”或同辈间互相阐发的人物对话模式，无不萌蘖于对可能造成阅读障碍的方言语词进行意义阐释的阅读需要，也根植于作者向大众普及人文历史、垦拓城市底蕴的心理诉求。

“行话”的大量运用营造了区别于大众交际用语的特殊语态，而以旁白或人物对话形式出现的大段讲解科普，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行业阶级性造成的陌生感。理发店里的陈设布局有专门的名称，“开水叫‘温津’，凳子叫‘摆身子’，肥皂叫‘发滑’，面盆，张师傅叫‘月亮’……剃刀叫‘青锋’，剃刀布叫‘起锋’”；爱集邮者对邮票种类专题的别名也颇有研究，“‘帝女’，菊花。‘命妇’，重瓣海棠……‘望江南’是决明花。‘雪团圞’，绣球花……”；淮海路国营旧货店里的各式旧家具也有专属称谓，“方台子叫‘四平’，圆台叫‘月亮’，椅子叫‘息脚’，床叫‘横睏’，屏风叫‘六曲’……”。由每一领域精通此道者完成对该范围内物件的精细介绍，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帮助不熟悉吴语的读者轻松无碍地达成阅读体验，在文中也更多彰示着时代历史的 变迁。

（二）江南调性的时代化开掘

吴语区别于其他方言语系的一大特质便是舒缓的语调和软糯的吐音，韩邦庆与金宇澄二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约而同地想要通过方言这一介质发掘江南调性，唤醒民众对上海地域之音的认同。《海》的创作意图是提升吴语的文学语言地位，为了还原吴语音韵，其大量运用“哉、啘、嗄、哚”等用法微妙的偏文言语气词，读音本身的千回百转将苏州土白的婉转风韵展现得淋漓尽致。《繁》则用意思相类的现代汉语口语“呢、吧”等字进行替换，节奏短促，丝毫不拖泥带水，更表现出沪地百姓的交流习性和常态，凸显吴语“灵”的一面。两部书中出现的动词重叠和拟声词叠用现象都有助于摹绘事物情状、展现人物情态，使读者更易进入小说的语言环境；《繁》对传播度较广且不易造成歧义的典型方言词的选用，对方言语调语气的化用、对紧凑短促语句节奏的青睐尤其体现了对江南调性的不同理解，创造了独特的方言叙事调腔。

“取信于人的说服力首先取决于语调。好的小说家必有他自己的语调。”即便用上海话写作，金宇澄还是希望不懂方言的读者也能看懂，为此他采取了沪语思维而非原型的写作。其舍弃全方言的写作模式，对方言发音、表意特点和方言文字进行了细致遴选，在读音相近的情况下选择表意清晰畅达的语汇，将口头性的方言转化为系统性的可被其他地区读者理解的文学语言：吵架用“吵相骂”；倒霉用“触霉头”；表“一同”之意时不再沿用《海》的“一淘”，而选择读音相近且表意更为贴切的“一道”；删去读音生僻的“埭”转而用同样表趟数的普通话“次”，从而实现“最起码做到北方读者也可以看懂”的基础目标和写作初衷。

为了保证方言味道不丢失，同时确保不懂沪语的读者理解，金宇澄一直在为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平衡寻求一种同质化语境，“我的任务是寻求一种沟通，不是拿上海话做一个屏障”。他从双语双方言的文化语言视角切入，使本地群众在阅读时拥有区别于一般读者的亲切感受。《海》中大量出现的“耐”虽然被替换为现代汉语“你”，但在《繁》沪剧片段和电影中仍以“侬”出现；同时借鉴传统的说书体式，“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文字也大块大块，如梦呓，如中式古本”，将《海》借大段引号呈现人物对话的叙述模式转换为结构更为简短紧凑的他者叙事观照，读者能够自觉与人物内心话语保持距离，从而更客观地窥知事件全貌。金宇澄还选用“晓得、明朝、转去、白相、辰光、自家”等吴地方言语汇和“阿、蛮、煞”等江南特色地方语素与构词词缀，这都使得《繁》呈现出改良版沪语的总体叙事风貌。

五、方言语系的多样化

金宇澄较韩邦庆所做出的另一较大突破是吸纳了多样化的方言，将简洁灵动的吴语与干脆爽利的苏北话共同纳于全书生活情境之下，既符合新世纪外地人口大量涌入沪地的现实，又丰富了全书的语言谱系。韩邦庆虽然也塑造了从外乡抵至松江的赵朴斋等人以及异域外国巡捕形象，但在刻画人物时并没有凸显语言的差异性，他们使用的语言实质上都隶属于苏白语系，这就造成了文本整体语态的单一。《繁》在沪语思维的整体统辖下延续着对上海方言的青睐，但对别地语系的涵摄丰富了全书的语言图谱：城隍庙前摆花摊的绍兴摊贩口中的花草称谓与上海人熟识认知的相异，绍兴话“一根鱼”的搭配塑成读者语感上的陌生化；弄堂理发店王师傅、曹杨新村2 室阿姨、3 室嫂嫂等人豪爽的苏北腔以及作为孩童时尚标杆的粤语也在温婉细丽的吴语之外垦拓出另一番天地。对于苏北方言的描写同时揭示了苏北一带人民因战争水灾等问题移居上海后的城市内部生态，外地人移居上海练就的一口洋泾浜上海话同样成为城市声音的面影：借助方言对地域的描刻，小说彰显了对社会现状的牵系。

同时，金宇澄对吴地方言区做出了更细致的地域区分，同属吴地的苏州、浙江等地及其方言作为上海方言的辐射圈而存在。第四章俞小姐、范总等四人前往苏州遇到的内部招待所服务员便操着一口软糯的苏白话：“吵点啥家 、吵得弗 得了、此地有规定慨、倷·的一张嘴、出去之嘛，弗许再回转来哉，阿好”；大量暗含情感褒贬的语气词在甫老太等人的情景对话中也轮番上演，不同于全书叙述策略的吴侬软语仿佛是《海》的场景重现。十六章康总陆总等人来昆山谈完生意后在K 房教小姐讲上海话“一只碗”，昆山小姐“龇牙咧嘴”之糗态与上海本地人嘴型基本不动的正襟危坐相对照，康总“昆山等于是上海”的言论流露出上海人思维观念和情感倾向上的优越意识，同样也体现了作者为凸显吴地方言多样性而做的尝试与努力。在对别地方言的详瞻刻录和对吴地方言的区域细化中，《繁》勾勒出一幅包蕴万象的方言谱系。

六、结语

方言好比地区的活化石，言说着浓郁的地域特征和风土人情，也召唤着读者语感体验的回归。在沿袭与借鉴《海》语言使用的基础上，《繁》解决了方言可能造成阅读障碍的问题，展现了不同于前者的叙述语态。方言介质在文本中的参构，使得两部吴语小说在跨时代背景下实现了交流与碰撞，也为当下作家回归地域本真、重抵方言彼岸提供了有益的书写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