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琪儿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在比较阅读中会发现同一作家由于思想观念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其相同题材的作品在选材、立意、情感等多方面均有不同。本文通过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与《长明灯》的比较、鉴别和对照，深化对两篇狂人叙事作品多层次的理解。鲁迅塑造了两个典型的狂人形象：一个是《狂人日记》中呼喊着“救救孩子”的“狂人”，另一个是《长明灯》中从“吹灯”到“放火”的“疯子”。最终，“狂人”回归了常人世界，而“疯子”被常人世界囚禁，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鲁迅借狂人之口来揭露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开展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继而在《长明灯》中用“吹灯”象征思想启蒙，用“放火”象征社会革命，通过两个狂人形象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与封建迷信的弊病，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也映射出鲁迅在革命不同时期的心境变化。

一、叙事对象比较

《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中的叙事对象都是“狂人”和“狂人”周围的人。所谓“周围人”，即庸众、看客。他们的形象特征相似，在两篇小说中狂人与周围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常人世界与狂人世界的二元对立。

首先，在两篇小说中，他人对主人公的定位相同。周围人对主人公的身份定位都是“疯子”。常人口中的“疯子”即是与自己的认知相悖，有违既定的行为法则与社会制度，举止无法得到大部分人的理解甚至会遭到反对的人，他们通常偏离社会的道德规范而被排斥，被视为异端，他们与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存在对抗与反叛，他们向“正常人”所维护的“无物之阵”发起进攻，是“文化反叛者”和“思想的先觉者”。但在常人占据话语权的世界，狂人世界不被理解并遭遇排斥和围剿，两个世界泾渭分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从赵贵翁奇怪的神色和七八个人连带小孩议论到哥哥请何先生为狂人看病时，周围的人逐步将狂人推向“疯子”的身份认定，划分出了常人世界和狂人世界的界限，当“狂人”进一步说破周围人“吃人”和自己“被吃”的残酷真相时，身份指认便开始了：“疯子有什么好看”，用“疯子”的命名来否定狂人，“狂人”被越来越多周围的人指认成了“疯癫”，这使得常人世界和狂人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到后来“大哥”为“狂人”请医生一事在常人世界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在狂人世界更多了一份落井下石的恶意，证实了狂人对常人世界“吃人”计谋的猜想，两个世界表面的纠纷为肉体上的“吃与被吃”，实为精神层面的冲突，即压灭异端与异端的反抗。《长明灯》中的“疯子”执意要吹熄吉光屯城隍庙里据说是从梁武帝时就燃起的一直未熄灭过的“长明灯”，方头、阔亭、庄七光在故事的开始就对他进行了判定和公认——“疯子”“这是我们屯上一个大害”，并进一步想要加害于他。当“疯子”扬言“我放火”明确要熄灭长明灯时，他和常人世界的冲突达到了顶峰，但在常人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权下，他在被判定为“疯子”并将要有损于常人利益之时，肉体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他被关在了一间仅开小窗、粗木直栏的屋子里，被剥夺了自由活动乃至生存的权利，但常人世界这样的做法也仅仅局限于对“狂人”身体上的监禁，无法强制他的精神。“疯子”们都被集体无意识的喧哗所包围，他们是鲁迅塑造出的“病态人物”，但鲁迅旨在反应病态社会中人的精神病态，而“狂人”的主体性精神也在与荒诞病态的生存处境斗争中得以彰显。

其次，在塑造的狂人类型上，两篇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类型的狂人，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长明灯》中的“疯子”都是蒙昧时代的思想先觉者，都是在铁屋子里呐喊的清醒者，都是失败的反封建志士。《狂人日记》中写道：“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狂人在看似疯癫的叙述中控诉了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吃人”事实，而这“吃人”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所谓的“仁义道德”。《长明灯》中疯子执意要熄灭封建统治者借以愚弄和欺骗百姓的“长明灯”，但“长明灯”一直被常人守护着燃烧。这种事实的继承和延续展现的是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狂人们的振臂呐喊会在无意识的集体之下式微。但有所不同的是两者的结局，《长明灯》中的“疯子”最后未被常人世界所同化，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回归了常人世界。两者截然不同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足见鲁迅塑造“狂人”的多样性。由是，鲁迅塑造出的两位狂人形象均带有浓浓的悲剧性与浪漫主义色彩，皆为现代启蒙思想所服务。换言之，《长明灯》中的“疯子”形象可视为对狂人形象的丰富、补充与进一步发展。

二、叙述主体的区别

其一，《狂人日记》和《长明灯》最显著的就是叙述视角的差异。叙述主体即叙述者，是指叙事作品“陈述行为的主体”，这里的叙述视角是指小说叙述者的视角。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运用日记体的形式和嵌套式的故事结构，以“余”作为公开的叙述者，通过看到的狂人日记摘录来记叙，叙述视角始终聚焦在作品人物狂人一身。全篇小说由第一人称进入狂人的自我意识，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体验感，更能表现狂人疯狂惊恐的情感，富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小序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与日记写作无关的“余”， 而作者本身通过文言小序简单交代了日记的前因后果。在小序中的“余”指明了狂人的病症类似于“迫害狂”，也交代了狂人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从“余”这一常人视角也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意味和悲剧色彩。《长明灯》则全篇采用第三人称摄像式外视角叙事，具有较强的逼真性和客观性，跟随固定的人物如方头、阔亭等开展故事，记录四个场景中人物的言行，大多通过他人口中所言来表现“疯子”的形象。作者的写作角度是凡人视角，他并没有采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是以旁观叙述者的姿态客观地描述，以疯子的行踪为转移。这种融入式的叙写，将读者快速拉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使读者沉浸其中，并不会带来强烈的地域和时空冲击。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狂人日记》呈现的是狂人眼中的常人世界，他看到的都是别人吃人，他在震惊中醒来，他高声呐喊；《长明灯》呈现的是常人世界眼中的狂人，他们把觉醒者视为疯子，他们迫害他。可见，两者的表现重心也是不同的，《狂人日记》侧重于狂人视角，而《长明灯》则倾向于常人视角。鲁迅用丰富的叙述视角将“狂人”的内心以不同程度呈现给读者，叙事主体有明显区别。

其二，从作者的视角出发，两篇小说的叙事心态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狂人日记》中尚有“救救孩子”的热气，那么《长明灯》中的“戏文唱一出”已经满是鬼气和冷气了。同样是写孩子，鲁迅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从“《狂人日记》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中可以看出，这时候的鲁迅还在反抗绝望，还带着一点点的乐观精神，到了《长明灯》中就变成了孩子对着“疯子”： “吧！”“吧”与杀同音？足见鲁迅此时的绝望是大于反抗绝望的，他曾将希望寄托于青年和孩子身上，但是现在这种转变和鲁迅的写作时段有很大的关联性。从1918 年写作《狂人日记》，到1925 年写作《长明灯》，在七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方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革命势力正在发展，鲁迅的思想也已经处在走出彷徨进向转折期的前夜，所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只是揭露了千年的“仁义道德”写满了“吃人”，空将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却并未付诸实践，而长明灯中的“疯子”则是有意识地去用行动“灭灯”，姿态更加决绝。这也是疯子和狂人面对封建主义最大的区别所在，狂人仅仅停留在发现封建主义的弊病，但没有想去推翻它，没有想怎样去推翻它，但疯子会付诸行动、为此奔走。

李大钊曾评《长明灯》：“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此时的鲁迅感受到了“救救孩子”的声音空洞，也认识到了启蒙民众无用的现实，他充满着犹疑，看不见那条希望的路，这也是为什么鲁迅会在写作《狂人日记》七年之后再次创作一篇狂人主题小说。“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在绝望与反抗绝望之间摇摆，所以我们尚可在《狂人日记》中读到些许的乐观精神，但无法在《长明灯》中看见希望，因为鲁迅已经走上了无路可走之路，就如同《长明灯》中的“疯子”与青年人商量得不到回应便就此作罢后决定立刻吹灯以至于放火一样，他放弃了思想启蒙而转向了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战斗姿态也变成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三、叙事意义的辨析

两篇小说的主题都是在抨击封建主义，但若精确来讲，两篇的具体抨击对象是不同的。愚以为，《狂人日记》的攻击对象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吃人礼教，而《长明灯》的批判目标是中国封建的庸俗迷信文化，即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迷信落后的封建文化与吃人的封建礼教并不可混为一谈，而是两者共同构成了旧中国落后腐朽的思想文化。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狂人日记》集中攻击的就是家庭制度和礼教，就是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所带来的罪孽，对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而《长明灯》中人们不敢吹灭长明灯是由于他们的愚昧、无知和迷信，作者意在抨击的是传统文化中的落后的封建迷信文化，类似于“跳大神”“看八字”之流，是包括儒教、佛教、道教里的不健康因素以及其他民间宗教意味的成分，而它们在儒学的拿捏下，被杂糅在一起，成为中国人所特有的信仰混合物，进一步讲是以儒家思想包括佛道在内为基石的宗法社会、宗族制度而非封建礼教。所谓封建礼教，即重名节、讲秩序，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囚禁群众，与传统的庸俗、迷信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它们在群众身上表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结合两篇小说的社会现实状况看，以科学解构神权、摆脱神对人的控制、确立人的主体性，是中国人走出愚昧的基础性一步，而瓦解封建礼教则是建立在解构神权之后的重要一环。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两者的领域范围有所交集，但它们依旧是封建主义的两个方面，不可一概而论。封建迷信与封建礼教二者缺一不可，必须先破除二者才可进行思想启蒙。虽然有学者在为礼教正名，认为鲁迅否定的是“庸俗”而非“礼教”，但是在鲁迅笔下的礼教是吃人的封建礼教，无须过度解读。

另外，从意象上的不同选取和不同含义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写作两篇小说的重心差异。《狂人日记》中选取的是“月光”这一意象。月光自西方而来，因此“月光”一方面是西方人文精神的隐喻性表达。众所周知，西方的启蒙思想是当时的中国“借”过来的，就像月亮本身也不发光，它的光也是反射太阳，从太阳那里“借”过来的一样，它在小说中隐喻着从西方引进的启蒙思想人文精神；另一方面“Luna”（月亮）一词在西方文化中和“疯狂”之意相关联，月光是狂人“发疯”的一个诱因，引导狂人对常人世界发起挑战。“长明灯”是小说《长明灯》中的一个意象，它可以是在神佛面前常年不灭的油灯，亦可以是为死者而点燃的，君王陵墓中也会放置，这暗示着封建迷信思想在农村的根深蒂固，反衬出周围环境的阴暗。它所处的地点为“社庙”，而“社庙”本身的用途就是祭祀。“社庙中的长明灯”则代表着民间祈福愿望的情感表达，是民间迷信色彩的符号寄托，是宗教神权的象征。小说中的“疯子”想要火烧社庙便是意欲彻底摧毁宗法制的社会革命。笔者在这里借用“长明灯”作为民俗落后文化的象征符号，目的就是揭示《长明灯》“反对封建庸俗文化和宗法制度”的思想内涵，并进一步从不同维度去“反封建”。可以说，《狂人日记》和《长明灯》的主题同中有异，同样是反对旧文化、旧秩序的大方向，但他们的着力点是不 同的。

通过对着力点的分析，我们可以进而从月光与烛光这两种不同光源的性质中找出一些隐喻。月光是自然光，而烛光却是人造光，象征“狂人”与“疯子”发疯的不同性质诱因。作为自然光的月亮照亮了黑暗，使狂人觉醒。小说开篇：“今天晚上，很好的月亮。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格外爽快。”这样的月光在文中被提及了三次，它所隐喻的启蒙思想与人文精神使狂人“精神格外爽快”，它照亮了黑暗的时代环境，让狂人清醒地认识到“吃人”的仁义礼教。人造光则不然，它的存在就是要让吉光屯人永远存在于蒙昧的黑暗中。在《长明灯》靠近结尾的部分，鲁迅写道：“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

由是，月光常常被认为是某种新思想与新价值观的象征，是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隐喻性表达，而烛光象征的则是中国本土的旧思想，是民间封建迷信的体现。自西而来的月光给社会带来新的生机与希望，自古而来的烛光则让人们永陷黑暗。在鲁迅等人的认知中，前者是让人活的，而后者是让人死的，这同鲁迅希望青年人多读西方书而不读中国书一样，他们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思想反对旧思想，与他们期盼月光的到来同时也渴望熄灭烛光的道理是类 似的。

由于作家的作品具有稳定习惯，鲁迅在狂人叙事上也无法避免一些相似性。鲁迅自己也承认：“夜里又做一篇，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并洗心，殊难革面，真实呜呼意嘻，如何是好。换一笔名，图掩人耳目，恐亦无补。”但是《长明灯》绝不是《狂人日记》的重写，虽然在题材方面取法相似，倘若细究，定是有所区别与发展的。鲁迅的狂人叙事葆有他自己作品的特色，包括文风、思想以及主题等，但正如鲁迅自己曾言“写旧的不愿”，他会根据自己短篇小说的框架基础与背景设定进行故事情节的不同建构。《狂人日记》和《长明灯》的叙事对象都是“狂人”和“狂人”周围的人，形成了常人世界与狂人世界的二元对立。在叙事视角方面，《狂人日记》为“日记体”的内在聚焦视角，而《长明灯》则是旁观者的叙事视角，叙事心态也从尚葆有热气转为满是鬼气与冷气。同时两篇小说在共同的反封建大主题之下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狂人日记》着重批判“吃人的礼教”，而《长明灯》致力于批判迷信文化、宗法制度。《狂人日记》和《长明灯》无论是在小说内容上、人物的塑造上还是写作主题上都有着紧密的互文关系，如果在阅读过程中对比参照综合观之，更能深入理解鲁迅“反封建”为主题的《呐喊》和《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