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吉晨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正如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于1924 年在《论诸种浪漫主义的区别》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浪漫主义”（Romanticism）是一个意义驳杂、内涵丰富而容易引起歧义的术语。经过研究，他断言不是存在一种，而是存在复数形态的多种“浪漫主义”；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浪漫主义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但事实上，倘若以“共时—历时”的二分法视之，则不难化繁为简地看出，主要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从共时的观点看，这是一场文艺领域的历史运动，以及与这场运动紧密相关的文艺理论和思想，发生于18 世纪晚期的西欧，兴盛于19 世纪中叶的欧美；从历时的观点看，这是一种文艺流派，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创作理念、手法乃至精神，它不但突出表现于上述历史运动时期，而且广泛地为古往今来的文艺家所运用和共享。

作为历史运动的“浪漫主义”，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M. H.艾布拉姆斯认为，柯勒律治的时代不但经历了文学理论的剧烈变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见证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初步形成。恩斯特·贝勒尔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理论……是文学现代性的直接起源。”他认为，浪漫主义发起了一场针对西方文学传统的革命，采取一种全新的批判态度，对美学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可被视为与一贯统治欧洲的“摹仿说”美学系统的一次决裂。这一彻底的思想变革，势必对包括语言用词在内的众多领域产生了影响；反之，倘若摒弃浪漫主义的角度不顾，则18 世纪西方的一些语言文化现象便难以得到解释。例如，从词源学的角度，可发现在18 世纪，有关“文学”的许多词汇不约而同地发生了重要的语义转向，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文学”（literature）一词，其核心含义由原先的“知识”向后来的“写作”倾斜，并平添了“创造”“想象”“情感”等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意蕴，可谓是不但发明了一种新的概念，而且赋予了它许多新的内涵。这些语言现象既体现了西方文学观念朝现代化方向发展的进程，又反映了来自时代思潮，特别是文艺领域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聚焦于上述的第一种“浪漫主义”，考察其与18 世纪文学观转变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18 世纪西方文学观的转变——从文学的词源谈起

英语中的“literature”一词出现于14、15 世纪，当时它的含义为“书本知识”，特别是“通过阅读所获得的高雅知识”。其直接词源为拉丁语literatura/litteratura（学问、书写、语法），源于litera/littera（字母、书信、书写、文件、知识）。17 世纪，该词获得了“博览群书”和“广为阅读的书籍”两个新的义项，但它们都是本义“书本知识”的引申，并没有构成词义的根本性变化。直到18 世纪70 年代，在塞缪尔·约翰逊的《英国诗人传》（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中，该词首次出现了“写作”这一全新的含义，继而又延伸出“写作能力”“文字技巧”等义项；而“（作为总体的）文学作品”及“（某一时期、群体的）著作集合”的含义，根据现有资料，最早出现于1812 年。

与“文学”一词紧密相关的派生词同样值得考察。其反义形式illiterature 出现于16 世纪，它的含义是“无知”。其派生形容词literate 及其反义形式illiterate 均出现于15 世纪。在18 世纪，出现了它的另一个形容词literary，意为“写作的”。而literature原先的含义由19 世纪出现的literacy 一词担当，即“阅读能力”“博学（的状态）”。

由此可见，literature 及其相关词汇在18 世纪以来发生了两种显著的语义转向，具体表现为：① 语义范围上，由泛指变为特指；② 语义焦点上，由“文字/知识”变为“写作/文学”。文学最初所指的“高雅知识”，或许与一些过于实用的生活知识构成了对立，但其所指仍是含混而不明确的，在时人的共识中并未被语言清晰地界定出来，形成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作”的含义开始被引入文学概念，这在令其意蕴丰富化的同时，也改变着原有的语义焦点，更为现代化的文学概念由此逐步诞生。

最初进入英语时，literature 与其拉丁文词源litera/littera 的关联十分紧密，指经由与“字母”“书信”相关的“书籍”获得的“高雅知识”，而这种知识并不针对某一明确的领域。此时该词仍围绕一个特定的概念而展开：“文字。”无论是字母、书信，还是书籍和阅读所获得的知识，都建立于文字的基础上。在这些词义当中尚未形成一个高度抽象的“文学”概念，即便是literature 主要用以指代古代典籍的“高雅知识”义项仍不失为一个泛化的、不甚明晰的概念，并不能脱离作为其基石的具体的“文字”“书籍”而存在。而15 世纪至17 世纪的诸多派生词和新词义均可视为对literature 既有含义的修改与扩充。它们的核心含义都在于“知识”“能力”“教育程度”，并非关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具体知识和能力，之所以能被归并为同一个概念的所指，正是因为获得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共同途径在于“阅读”，即接触“文字”。

情况在18 世纪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写作”这一行动成为重要的义项，诞生了literary，即“写作的”，以及literature 的旧词新义，即“书写能力”“文字技巧”，而在新词illiteracy 的义项中，“写作”也与原先的“阅读”共据半壁江山。其次，1770 年代来自德国的“国家文学”（Nationalliteratur）一词的出现，预示了一种跨时代的重要变化：一个全新的领域开始诞生，“文学”，即用于指称那些“‘写得很好’、具有想象力和创意的书”的词汇，首次获得了独立，开始具体而不含糊地专门称呼那些具有“文学特质、文学趣味”的书籍。

总之，从泛指各种领域的知识到特指文学，从侧重“文字/知识”方面的博学状态到侧重“写作/文学”方面的创作过程，“文学”一词在18 世纪及其后经历了显著的语义转变。在“文学”含义现代化的历程中，其内涵逐渐与“艺术”“美学”“创造力”“想象力”等概念形成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体现着社会史、文化史在走向现代过程中的重大变化，其中显著可见的一项正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精神。

二、浪漫主义基本思想精神及其与文学观的联系

以赛亚·伯林曾将浪漫主义思想的基本意蕴概括为“独特性意识”和“差异性意识”。不同于古典主义者在共相中寻求和谐，浪漫主义对各种普遍性原则发起了激烈的反叛。孟德斯鸠发现不同的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起到决定性的塑造作用，他引用蒙特祖马二世对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的肯定之辞，即基督教对于西班牙人而言是很适宜的，但未必像阿兹特克教那样适合他的人民，赞同这种因地制宜、灵活务实的反启蒙观念。休谟通过对因果逻辑和可知论的怀疑，攻击了启蒙运动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认为并不存在普遍的理性原则。哈曼认为信仰是认识宇宙的唯一途径，而创造是人类灵魂的极乐，能充分实现自己的能量，所谓“唯有特殊性才有意味”，“上帝不是几何学家，不是数学家，而是诗人”，呼吁人类投入无限的大自然与历史，以生机论视角传达生命和世界的神秘性。“艺术是生命之树……科学是死亡之树。”神秘主义诗人将洛克和牛顿视为时代首恶，反对将现实切割成数学的碎片，扼杀了只能以非数学方式欣赏的艺术和精神，提倡以艺术家的方式实践爱的真谛。

除了由“独特性意识”和“差异性意识”引发的对世界的重新审视，浪漫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表白主义、情感主义、行动主义等观点。赫尔德将一切人类行为归结为表白自己的本性，尤其强调“艺术即表白”“艺术即交流”，任何艺术都是创造者的自我表白，因此，离开了创作者的创作目的，作品也就无从谈起，应当具体融入创造者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而非从信条和理念出发，才能真正欣赏艺术的本质。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人类生活始于感受而非推理，是迫于情感而发的叫喊构成了最初的人类语言，使之如高亢的歌声一般，富于激情，充满形象，可谓之“诗人的语言”而非“几何学的语言”。黑格尔发现所谓“善与善的冲突”，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对此已无能为力，宇宙呈现出其混沌而非理性的面貌，充斥着无法解决的矛盾、没有答案的问题。伦茨指出“唯有行动是世界的灵魂”，认为倘若没有行动，人类所有的快乐、感情、知识便失去了意义，一切无非是死亡的推延。席勒反复强调精神性的自由，认为悲剧不在于苦难的展示，而在于表现人对于任何压迫力量的反抗行动，人应当反抗自然的摆布与机械决定论的奴役，通过艺术获得解放，走向自由。费希特对自然的永恒法则及其严格的必然性感到恐惧，认为生命自行动而始，指出行动不是为了认识，认识却是为了行动，是行动的迫切需要使人愿意了解世界。知识不再是一种被动和凝固的东西，而是行动与创造的结果，它源于一个“积极能动的、富于想象力的自我”。艺术不再循规蹈矩地模仿自然，它本身即自然的创造者，自然在富于创造性的艺术面前也应退避三舍。

上述浪漫主义基本思想精神深刻浸润着浪漫主义文学观。“独特性意识”和“差异性意识”激励浪漫主义作家以细致入微的真诚态度关注且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扩大了文学的表现题材和思想意蕴。此外，中世纪和古罗马历史备受关注，大自然开始成为广泛描写的对象，异域情调和神秘色彩遍布文学之中，民间文学、诗体小说等艺术领域及形式首次得到探索，这些都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家对事物独特性的洞察及其差异性的执着追求。表白主义、情感主义的观点则直接与“表现说”的文学观念相联系。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强调情感表达的文学观念，与此前认为“艺术即模仿”的“模仿说”、认为诗歌的目的在于使人愉快和给人教导的“实用说”颇不相同，将文艺创作的焦点转移到作者身上，认为艺术家本身构成了创造艺术品及其判断标准的主要因素，艺术品的本质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显，是诗人在激情指引下的创造，因而突出体现着诗人的思想、情感与意志。西方文学传统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悲剧和史诗的重视受到冲击，情感首次作为本质性的诗学要素出现并备受强调：维柯以“诗性智慧”说标举想象与情感的重要性，指出艺术想象是诗的本质、有独立的地位，而情感又是艺术想象的核心动力，将情感与原始诗歌的起源结合起来，指出情感性是诗的本质特征。而在米尔的《什么是诗》和《诗的两种类型》中，“抒情诗”成为最“纯正”的诗歌类型，情感表达的“自然天成”成为评判诗人的标准，认为诗歌应忠实于人类情感，外部世界只是诗人内心状态外化的等值物。而行动主义的观点则深刻影响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创造性原则。这一点甚至从“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词源中可以看出：它根源于拉丁语形容词Romanus（罗马的），与其派生词Romanicus（罗马风格的）、副词Romanice（写作）紧密相关，并直接产生于名词Romauns（传奇故事），法语、德语、俄语等许多语言中的“小说”一词均与之同源。可见，“浪漫主义”从其概念诞生伊始，就与作为虚构作品的“传奇故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凸显了其对创造性的重视和其与中世纪的渊源。施莱格尔兄弟在《雅典娜神殿》中强调艺术是一种自然天才的“自由创造”，将艺术创作看成唯有以直觉和想象来把握的有机整体。维柯认为“诗人即创造者”，他之所以将原始民族称为诗人，正是因为看到他们以隐喻和想象的诗性智慧创造了文化。总之，浪漫主义对西方文学观的影响可概括为“从具象模式到创作模式的转移”和“从模仿创作到创意创作的变迁”，不再把文学作品视为对先在现实的模仿，而认为它们源于人类思维与灵感，来自想象、情感和创造这些能产生完全独立的作品的人类 天赋。

在针对文艺进行的集中阐述中，浪漫主义文学观对于想象、情感和创造的强调俯拾皆是，这进一步导致了文艺作品中作者地位的无限张扬，天赋和天才被崇拜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费希特主张人类应对抗自然法则，对天才和灵感的主观能动性大加褒扬，将人的心灵提高到客观世界创造者的地位。柯勒律治深信天才的作用，他认为想象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诗人的心灵世界中时刻进行着无意识的活动，这就是天才人物身上的天赋。创作者的主体地位大大提高，而欣赏者对作品价值的重要性则显著下降。济慈说：“我生平作的诗，没有一行带有公众的思想阴影。”诗人不但享有先知、神父和传教士的名望，还被称为英雄、立法者乃至造物主，几乎与神明无异。“我们身肩重任，”1798 年诺瓦利斯宣称，“我们肩负着改变世界的使命。”一如雪莱在《诗辩》（1821）最后一句中写道：“诗人是这个世界未被公认的立法者。”而创造精神也因浪漫主义文学观而走向大众，“诗人”虽意蕴崇高但所指丰富，具有开放性，可以指向任何在生活中愿意创造、倾心想象的人。“诗”的含义也开始泛化：施莱格尔兄弟等人常把自己最为欣赏的散文，特别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称作“诗”，还把浪漫主义延伸至非语言艺术领域，一如狄德罗之前在对18 世纪70 年代的巴黎沙龙将一些绘画称为“富有诗意的”；柯勒律治主张诗歌不需要韵律的观点，即诗歌可以是优秀的散文。这两方面看似矛盾而实则统一。“除了上帝和诗人，没有什么配得上造物主的称号。”这句备受雪莱称赞的话，似乎是在颂赞作为创造性天才的诗人之稀罕，然而，浪漫主义语境中的“上帝”已非传统宗教观中那个独一而绝对的权威，而成了一个在自然和人类体内“无所不在”的存在，因而这句话实际上表达的是：当人类充分运用想象力、创造力与情感这些天赋能力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创造主体，成为像上帝一样的“诗人”。

由此，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文艺作品的焦点由外部世界或欣赏者彻底转移到了作者身上，作者成了一个既崇高、神圣又具备普遍意义的身份，作者主动的“写作”从此取代了读者被动的“知识”，成为“文学”的核心词义；而“文学”开始指代那些“写得很好、具有想象力和创意”的书，在浪漫主义文学观标榜想象、创造、情感及天赋才能的背景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结语

浪漫主义对西方文学观在18 世纪的转变起到了深刻的影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词语含义的变迁背后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而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概念在特定时期的变化又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佐证。从而，文学概念变化与浪漫主义运动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以“独特性意识”“差异性意识”乃至表白主义、情感主义、行动主义为核心的浪漫主义基本思想精神，与强调想象、情感与创造并高举作者主体地位、强调天赋能力作用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共同导致了“文学”相关词汇在18 世纪的语义转向，即由关注读者角度的“知识”转变为关注作者角度的“写作”，以及增添了“想象力”“创造力”等美学内涵，使文学概念朝现代观念的方向跨出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