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 张贵群

摘要：网络谣言治理是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重要内容。在突发事件中，谣言在网络媒体的加持下被密集生产、传播，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文章基于“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中出现的10则谣言信息，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分析网络谣言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谣言类型、传播时差、主体角色和文本特色四个方面，通过分析得出谣言内容分为恐惧型、惋惜型、敌意型和消遣型这四种类型，谣言传播呈现出来得快、散得快的强时效性，媒体平台分化出造谣和辟谣两大阵营，信息文本采用多媒体联用的形式。最后，从政府网络治理的角度提出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变单项识别为多元识别、变单兵作战为多方协作的策略，旨在为突发事件网络谣言治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灾难事件；网络谣言；传播特征；治理思维；多方协作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9-0035-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美国文化输出对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GX-120；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自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扩散及治理体系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SKGH112

一、问题的提出

谣言古已有之。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J.N.Kapferer）称谣言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1]。与以往发源于微博并在微博持续发酵的“天津港爆炸事故”“玉树地震”“甬温动车追尾事故”等事件的网络谣言不同，有关“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的网络谣言展现出不同的景象。一是谣言在微博、微信、抖音、知乎等平台遍地开花，在不同平台呈现出相互串联、多级协作的传播态势。二是谣言在事故发生当天即呈现高速井喷状态，当事人发声、精英遇难、阴谋操控、早有预言等风格迥异的谣言层出不穷，掀起大规模的谣言潮，但此次谣言生命周期却很短，谣言几乎“一出即灭 ”，所有谣言几乎在两日内就走完了从生产到破灭的全过程。三是网民不再仅仅作为造谣者而存在，也不再只是消极等待官方辟谣，而是纷纷以辟谣者的姿态提出可信度较高的辟谣信息，这些有证据支撑的辟谣信息同样为公众所接受。本文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为例，对10例典型谣言进行文本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为研究样本，对事件发生当日围绕该事件的网络谣言进行跟踪监测，对网络谣言文本进行梳理，选取依据主要为参与主体众多、影响广泛，且已被官方证实为谣言。具体操作：第一步在百度搜索关键词“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得出一系列相关新闻，从里面筛选出得到官方证实且网民参与广泛的10例谣言作为研究样本（见下表）；第二步，以每一例谣言为研究对象，在百度上搜索该例谣言，得到相关信息，寻找该条谣言的初始文本，记录首次发布主体、发布时间及发布渠道；第三步，在每一例谣言文本后面输入“辟谣”“谣言”再次进行搜索，记录辟谣主体、时间和辟谣途径。

三、“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中谣言文本的案例解析

（一）谣言内容：网络谣言类型多样

本文将本次事故出现的10例谣言划分为恐惧型、惋惜型、敌意型和消遣型。由于时空的局限，人们不可能全都亲临事故现场，A1和A2谣言内容满足了人们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飞机坠毁视频A1和机舱内惊恐的尖叫A2具有极强的现场感，能让人感到震撼和可怕，因此、A1、A2事故视频属于恐惧型谣言。此外，人们非常关注飞机坠毁后是否有幸存者。在A3谣言中，近20人争相自称是没登机的幸运儿，引发了公众关注，信息发布者达到了获取关注的目的。A4、A5谣言中不论遇难的是飞行员也好，还是公司董事也好，对于各自领域来说都是重大损失，因此，A3、A4、A5这三则谣言属于惋惜型。任何事故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原因，这也是公众最为关注的。针对坠机原因的谣言，无论是航空公司压缩维修成本、恐怖分子劫机还是飞行员故意为之以及美国在捣鬼，都是对人性的恶意揣测，使网络舆情衍生出怀疑、猜忌、不满和攻击等负面情绪，因此，A6、A7、A8、A9等四则谣言属于敌意型。另外，还有一类“伪科学”的谣言A10也出现在本次灾难事件中，面对公众对事件真相的“饥渴”，部分谣言制造者制造带有“宿命”“预示”等具有神秘色彩的谣言来填补公众内心对信息的期盼，等待的焦虑让公众对信息的“消费”饥不择食，丧失基本的理性思考能力。由于其意图是希望引起公众的关注和讨论，因此A10这则谣言完全属于消遣型。

（二）傳播时差：辟谣速度大为提升

根据以往的突发事件经验，关于突发事件的网络谣言呈现出传播速度快、持续时间久、辟谣主体单一、社会影响大等特点，而本次“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在网络空间中展现出另一番景象：数据显示，从一开始谣言就呈高速井喷态势，谣言发布量当日达到最高值。在3月21日16时2分“@央视新闻”报道“一架东航波音737客机在广西梧州藤县掉落，并引发山火”这一消息后不到半小时，抖音账号 “元宇宙斯”就在16时24分发布了编号A1谣言，甚至比广西消防官微（16时33分）、中国民航局官网（16时34分）和光明网（16时37分）等官方渠道还要早10分钟左右，在不到两个小时内，各种谣言以爆炸性的方式急剧传播开来，人们迅速加入讨论，掀起了大规模的谣言潮。各谣言的起始时间显示，谣言产生时间重叠，几乎同时出现，基本没有时间差，一个谣言尚未来得及辟谣，新的谣言又出现，但总体来看，这起事故引发的网络谣言持续时间却很短，呈现出来得快、散得快的强时效性，大部分谣言几乎在当日就得到澄清。

（三）参与主体：谣言传播两大阵营分化

网络媒介技术为媒体用户与信息源搭建了深度互动平台，人们在信息交流互动过程中，为了满足特定的自我需要[2]，形成了一个去中心、无边界、多方交织的网络舆论场。本次网络造谣主体依旧以普通网民和自媒体为主，造谣平台不再以微博为主，谣言来源更加多样化，抖音、微信和知乎等社交平台成为新的造谣阵地。从辟谣主体和平台来看，众网民、官媒是辟谣的主力，公司、专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谣言A1首发于抖音，随后被众平台网友质疑，后现代快报记者向福建当地求证，该视频确系因祭祖引发的山火，而非坠机。谣言A2也首发于抖音，有网友在其他平台提出质疑，指出应该是截取的某游戏视频，后经澎湃新闻调查，该视频实为埃塞俄比亚航空ET302空难事件的模拟画面。谣言A5发端于微信对话，后新闻记者对当事公司进行采访，公司发文证实A5为谣言。谣言A6产生于微信公众号“一点财闻”，指出航空公司压缩维修成本，直指客机因飞机失修而坠机。随后，中国民航立即通过官方微博进行年报数据披露，用维修成本不降反升的数据力破谣言，在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上，公司再次郑重辟谣。谣言A8产生于微信对话，将矛头直指飞行员，认为是故意驾机坠毁，专家通过专业分析进行辟谣。

（四）文本特征：多重手段综合加持

谣言的文本特征直接影响着受众对谣言真实性的判断。本次事故初期产生的10例谣言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网络谣言的文本特征。

1.信息文本构成上采用多媒体联用的形式

仅就“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最初的这10例谣言，就综合了“纯文字”“文字+图片”“文字+视频”“文字+超链接”等多种媒体形式。如A1和A2两则谣言就运用了“文字+视频”的形式，对视频场景进行嫁接，让受众产生在场感，使谣言得以广泛传播。

2.在语言运用上通过调动情感要素对受众进行情绪诱导

A3运用“死亡这么近”“瑟瑟发抖”“幸好”等语气词，给人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A4发出了“太痛心”“成本太大了”等感慨；A5运用“都是乱的”“有人在哭”等语气词进行情绪加持，易使受众产生悲痛惋惜的心理。

3.谣言攀附权威以增强可信性

很多谣言为了增强可信度和说服力，会引用专家和科学逻辑来进行严密生产，增强谣言的合理性[3]。如谣言A3都自称是发帖当事人；A5、A7、A8称消息来源于内部人士透露，是“内幕爆料”；谣言A6依据的是该公司上一年的公司公告，对公告内容进行断章取义式的解读和基于自身认知的主观推断；谣言A9的证据支持是波音客机以往的事故率；谣言A10依附的是以往一些预言的成功应验。

四、灾难事件后网络谣言的消解策略与路径

（一）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辟谣关口前移

实践证明，越早介入谣言治理，效果越好，谣言造成的损害越低。因此，不要等谣言出现的时候，才想起去辟谣，要提前预判，建立网络谣言超前预测与预警机制。

首先，根据事件类型提前预设谣言偏好性话题，即该类事件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哪些谣言，然后根据谣言的预判提前进行科普性信息准备，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精准投放科普信息，避免谣言风暴来袭后陷入被动局面。

其次，利用数据挖掘、模式识别等智能技术对舆情传播路径、观点倾向性等进行分析，探索网络谣言的自动研判技术，在社交网络中设置足够多的观测节点，有针对性地检测各类谣言易发领域、易发平台，及时关注各网络媒体的信息报道和舆情动态，对网络信息进行实时跟踪、评估和监督。

最后，高精准度地识别谣言的信息源。一旦监测到疑似谣言，便利用特定算法及时追踪和回溯信息源，追溯谣言出处，对谣言首发平台和账号予以警告和惩戒，并马上公布辟谣结果，防止谣言进一步传播。

（二）变单一识别为多元识别：引入更多谣言识别变量

谣言的形象固然丰满，却也留下了很多令人质疑的隐患[4]。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仅仅根据信息内容，一般网民很难辨别出信息的真假，因此，需要引入更多的谣言识别变量，对网络谣言进行有效识别。

第一，发布者的权威性，一般来说，政府部门、官方媒体、专业人士、事件当事人发布信息的真实性高于普通的网民和自媒体用户。

第二，发布渠道的正规性。一般来说，在官方网站或官方账号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要高于私人微博、微信、贴吧、QQ群出现的信息的真实性。

第三，信息是否带有情绪。网络谣言虽然类型各异，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文本，其在标题设置、语言表述、行文风格等方面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如谣言或虚假信息往往喜欢运用危言耸听的标题、身临其境的内容描述、情绪宣泄式的行文风格、极具煽动的总结陈词，而官方发布的信息会排除情感和个人意见，立足事实与理性，采用冷静叙事的文风。

（三）变单兵作战为综合治理：打好网络辟谣组合拳

事实证明，在官方信息发布滞后、缺位的情況下，谣言恰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能排解紧张情绪的发泄途径[5]，治理网络谣言、规范网络秩序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部门、各主体需要协同联动，通过社会化合作积极参与到网络辟谣的过程中去。目前，网络辟谣以政府和平台企业为主，其他组织或个体介入程度不高，辟谣效果有限。应该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网络空间治理，携手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网信部门应协同宣传、统战、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有效整合媒体、专家和公众等主体，建立网络辟谣协同工作机制，构建网络谣言“线索受理、核实查证、追责反馈、舆论引导”一体化工作模式，实现网络谣言信息综合研判，建立联合辟谣联盟，有效提升网络谣言处置效能。此外，要广泛动员群众力量，让谣言无处遁形。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抵制网络谣言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是广大民众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历经多次网络谣言风暴的洗礼，网民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和追踪核实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正成为辟谣的重要力量。不少网络信息本身暗含复杂的科学原理，仅凭政府自身的力量难以破解，客观上需要依靠不同专业背景的社会群体。因此，可以通过依托平台和设置奖励，积极引导并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抵制和治理谣言，实现网络谣言的群防群治、群策群力，共同创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

五、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谣言在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社会中找到了新的滋生土壤。谣言犹如进化的物种，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传播速度更快、内容形式更复杂、影响危害更大、治理也更为艰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构建政府、行业、社会、公民“四位一体”的网络谣言治理格局，是推动网络谣言治理、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的必然之举。

参考文献：

[1]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M].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 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5-167.

[3] 陈子晨.心理学视角下的网络谣言特点分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1）：106-108.

[4] 周裕琼. QQ群聊会让人更相信谣言吗？：关于四则奥运谣言的控制实验[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76-87.

[5] 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M].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3-4.

作者简介 张欣，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网络生态。张贵群，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