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丹 张炼

摘要：《西学东渐记》原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记录了自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其中的历史成功经验对如今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书中的主人公容闳是经历超越“本我”、坚守“自我”、达到“超我”境界的中西文化交流事业的贡献者，也是留学先贤、推行西学东渐的抗争者和赤心报国的爱国者。文章意在借鉴前人庖丁解牛的经验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的人格变化历程，为当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事业带来一些启发性思考。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西学东渐记》；容闳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20-00-03

1 容闳与《西学东渐记》

容闳（1828—1912），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作为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容闳主张“教育救国”，为振兴中华实业，他积极投身于西方科技引进活动，是幼童赴美留学最早的组织者，可谓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因而被公认为是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不仅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更是一位为中华之振兴呕心沥血的爱国人士。

容闳晚年用英文写成了一本自传性质的书，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译本——《西学东渐记》，自述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自己人生中的各种见闻和经历，包括为清政府购买引进第一批外国机器、发展中国留学教育工作等情况，还有与太平天国的接触、戊戌变法前后的历史，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范本。为了实现现代化，今日的中国仍在积极引进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也注重对先进知识的学习，派遣人员出国考察、学生出国学习仍然是实现中西科技与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手段。《西学东渐记》是最早到西方留学的容闳用其所学为祖国的物质建设和教育文化作出开山辟路之贡献的见证，时至今日仍然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借鉴和研究价值。

2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与“超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格结构。“本我”、“自我”与“超我”互相影响，在不同时期支配个体产生不同的行为［1］。

本我（Id）為人格结构理论中最基本、最原始的部分，代表人类的原始冲动，如饥饿、生气、性等各种人的生理需要，处在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本我”所遵循的原则只有一个——享乐原则，意味着人类通过满足自身最原始的生理需要避免痛苦和风险［2］。

自我（Ego）源自“本我”，一方面受到“本我”的驱使，另一方面还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简单来说，“自我”像是一种理性化的“本我”，受到人类思维意识的限制，处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3］。这种人格结构促使人类在其本身和环境中不断调整，且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才是人格的执行者。

超我（Super-ego）是道德化后的“自我”，由人们心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内化而来，是人类行为中最能体现文明、社会规范和道德的部分，如善良、感恩等。“超我”不仅能抑制“本我”的原始冲动，还能对人类自身起到监控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更完美的人生境界。因此，“超我”处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对整个人格结构起着管制作用。

本文结合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从“自我”“本我”“超我”三个角度对《西学东渐记》中主人公容闳深入人心的爱国者形象构建进行研究。

3 《西学东渐记》中容闳的形象构建

本文基于弗洛伊德后期的人格结构理论对文本进行解读，认为在异国他乡的留学先贤、推行西学东渐的抗争者、赤心报国的爱国者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人格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西学东渐记》中，容闳在作为陈述主体的同时，又充当了被凝视的主体，书中更多的是对中国当时社会状况几乎不加修饰的描写和揭露。其中反映出的三种人格则是源于容闳不同时期的人格价值取向。本文借鉴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的“本我”“自我”“超我”三个角度，解读《西学东渐记》中远赴海外求学又回归祖国推行西学东渐的爱国之士容闳的人格变化，尝试分析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爱国人士强烈的自我身份意识的觉醒。

3.1 本我——独在异乡的留学先贤

1847年，容闳赴美求学，3年后便考入了耶鲁大学，期间成绩优异，甚至获得了在当地留任的机会，集中体现为人格中的“本我”状态。在这种“本我”状态的加持以及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容闳最终割舍了迈入大学校门时留着的辫子和穿在身上的长袍。

常年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容闳对本国语言的记忆早已日渐模糊，除了语言的障碍外，异国的经历也如同一个烙印，很难使他不引起国内群众的排挤和猜疑，极易遭到国人的误解和边缘化，且书中提到“同校前后三级中之学生，稔予者几过半。故余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予在校时，名誉颇佳。于今思之，亦无甚关系”［4］。作为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容闳当时在学校具备极佳的声誉，与校友们的相处可谓到了左右逢源的地步，加之其对美国当时的形势了如指掌，种种安定的因素如洪水猛兽般吞噬着容闳归国的决心。

这是来自“本我”的遏抑。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只遵循享乐原则，在美国享有安定的生活以及同学的尊重，且留美的大门一次次向其敞开，这种本能享乐的欲望和对未知的恐惧真实地体现了容闳作为一名长居国外，与祖国几乎脱节的留学生面临归国选择时内心的无奈和挣扎。然而，高等教育的经历让容闳对祖国的危机以及自身的抱负有着更深的认识，“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当时的中国正渐渐被腐败和落后侵蚀，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祖国的景象不断触动容闳的内心，深感负荷，望救亡图存。这便是理性的驱使，且这种理性使人逐渐完成“本我”的跨越，走向“自我”。

3.2 自我——推行西学东渐的抗争者

“自我”在人格结构中无法独立存在，会偏向于“本我”或者“超我”。因此，“自我”体现的是一种具有偏向性的价值取向，也时刻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容闳在书中多处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报国之心，如“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4］。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当地良好的发展前途已然敞开大门，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外国列强的侵略导致国内局势持续动荡。面对如此乱局，容闳选择放弃在他国优越的生活环境，毅然返回祖国走上教育救国之路。这正是容闳逐步从“本我”走向“自我”的体现。

将西方学术引入中国并非易事，常年的闭关锁国和思想的封建落后使得西学东渐举步维艰。首先，容闳初次归国便遭遇语言的阻碍。由于久居异乡，容闳将本国的语言几乎忘尽：一是在归国的船只上因身为中国人却不懂中国语遭到讥笑，语言不通，无力辩解；二是中文与英文差异甚大，除了本身语法规则的迥异外，中文的高语境使用条件、国内各种方言以及南北语音语调的差异都使重新拾起中文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容闳花了近4年的时间再次苦学中文。

其次，决定在中国寻找职业以寻求西学东渐路径的容闳，希望通过律师这一职业结识朝廷中人，一展宏图，但遭到香港律师群体的强烈抵制，只因若其以中国人的身份成为当地的律师，会被英国的法律团体认为是外部的入侵者，损害双方利益，这条路径由此不了了之。之后容闳在海关工作，看到当时的中国商人与海关狼狈为奸，不屑与其为伍，毅然辞去了海关翻译处的职位。接着从事商会，其间遭遇公司停止营业、几度失业、被英格兰人戏耍等，但容闳仍坚守初心，写信给船主，要求洋人必须向中国人道歉。而面对英格兰人的戏弄，他强硬地以拳头告之，一反当时国人禀性柔和、逆来顺受的常态，对他人的欺辱奋起反抗，一度在當时的租界掀起了一番波浪，向列强证明了“中国人有胆力自卫”。

这便是容闳对“自我”的坚守，起意回国之时深知前方的重重阻碍，回国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对语言的障碍，寻业时遭到的排挤与外人的欺辱，容闳内心深处的伟业支撑着其本心，“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而后终于获得译书的机会，被引荐给在朝廷中颇具影响力的曾国藩，其西学东渐的理想首次见到了曙光。一系列阻碍以及容闳对“本我”的坚守，表达了其对祖国现状的痛心疾首及理性思考，反映出容闳内心对列强霸道行径的愤怒、对国人软弱的无奈以及对心中大业的进一步坚守，从而构建出一个不畏强权和阻碍的勇敢的抗争者形象。

3.3 超我——赤心报国的爱国者

容闳强烈的自我身份意识逐步在重重阻碍中被唤醒，从而达到“超我”的境界。“超我”又被认为是“道德化的自我”，即在现实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追求，是人格结构中的社会面，“超我”所体现的是人格的理想化。

效力于朝廷的容闳曾向政府提出有关实施西学东渐教育计划的陈条，其中就包含了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意在为国家培养和储蓄栋梁之材。朝廷批复当时正有西学东渐计划的丁相国承接此事，但不巧后来其因遭父母之丧，需要退职居丧3年，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再次不了了之。再次落入心灰意冷境地的容闳仍希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而后，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成为教育计划的转折点。政府派4人交涉，容闳借此契机再次进言西学东渐的教育计划，终于在1871年，清政府采纳了容闳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建议。

1872年至1875年，共计120名幼童分别奔赴美国留学。1872年8月，30名幼童在陈兰彬的带领下从上海出发奔赴美国，这也是我国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在此期间，容闳亲自担任留学事务所的副监督，以帮助幼童们攻克语言的难关，从而帮助其更加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文化科技知识。难料后来的清政府朝令夕改，于1881年开始让留美的幼童分三批提前返国。尽管如此，这批留美学生在西方系统地接受了高等教育，归国后部分人成为国内政治、军事、建筑、交通等各个领域的知名人物，如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梁郭彦等，还有铁路、矿山、工厂等部门的技术骨干，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中国家喻户晓修建了京张铁路的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其也被誉为“中国近代工程之父”。总体来说，此次赴美留学的幼童在学成归国后，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走向现代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容闳为西学东渐的教育计划苦苦奔走16年，为寻求权臣的帮助，他不惜四处奔走打听置办西洋机器，为振兴中华实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本就是一种“超我”的境界。同时，他为达到救国的目的，在中国近代具有进步性的政治运动中积极献计献策，只图“谋求全中国之幸福”，这是容闳追求最高人生价值的体现。而这种“超我”状态的描写，构建了容闳倾其所有为祖国谋幸福的爱国者形象。

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对《西学东渐记》展开细读，可见“自我”在整个人格结构理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远赴海外求学的容闳受环境影响压抑“本我”，对祖国的忧虑唤起了内心的“自我”，最终在坚持“自我”并与重重阻碍斗争中实现了“超我”，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4 结语

容闳的一生都在推动西学东渐，热衷于搭建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虽然因长居国外，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容闳的爱国之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产生的积极影响仍然显而易见。

留美期间，容闳通过在耶鲁大学创办中国语言文化讲座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还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在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科技、军事、教育等知识后，成功地“援中入西”。虽然受当时物质条件、认知水平、社会风气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容闳当时践行的东学西传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无论是具体行动还是人格形象，都使容闳被公认为是“中国留学生之父”，也称得上中华文化在西方传播的早期开拓者。这一开拓创新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其从最初克服归国未知的恐惧超越“本我”，到遭遇重重阻碍坚守“自我”，直至为中华谋幸福达到“超我”，在作品《西学东渐记》中构建出一个独在异乡的留学先贤、推行西学东渐的抗争者、为中国谋福利的爱国者形象，也充分反映出这位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赤子之心。

营造良好的中西文化交流环境和寻求正确的中华文化传播路径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西学东渐记》中的一些成功之道仍是如今中西文化交流可以参考和借鉴的经验，而容闳那般始终坚守着的爱国情怀则是永葆中西文化交流事业活力的灵魂，值得新一代中华儿女传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6.

［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7-48.

［3］ 高原.精神分析取向中的自我研究述评［J］.科教文汇，2011：178.

［4］ 容闳.西学东渐记［M］.徐凤石，恽铁憔，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62.

作者简介：艾晓丹（1998—），女，贵州贵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张炼（1975—），女，贵州遵义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生态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