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雨石

（北京科技大学审计室，北京 100083）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按照四本预算全口径管理的政府收入是国家发展、政府执政、人民安居乐业的资源保障。按照传统的观点，财政是政府的收支活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将财政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财政已不再仅仅是经济范畴，而是事关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所有领域的基本要素。政府需要通过税收、非税收入等方式调集资源，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实现社会保障这一国民收入再分配等目标。换言之，社会生产是为了公共消费，经济增长最终要服务于社会福利的实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四本预算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只有财政收入提高了、公共产品及服务提供增加了，不但把蛋糕做大更把蛋糕分好，民生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国富则民强，民富则国强。

一、政府收入与经济增长

（一）政府收入

根据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预算法》，我国现行的政府收入按照四本预算的全口径预算管理模式，分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前三类收入是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则要专项用于政府社会保障计划的开支，具有强制性专款专用的性质。四本预算应当保持完整独立，其中后三本预算要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包括18个税种筹集的税收收入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等非税收入。按照现代国家的财政制度，筹集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税收。目前我国税收收入占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比重不足60%，而非税收入比重偏高。据官方统计，2019年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合计约占GDP比重的12%，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未来改革的目标是优化政府收入结构，着力推动非税收入向税收收入转化，结合简政放权原则，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最终将税收收入占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比重提高到70%以上。

2.政府性基金收入

政府性基金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支持特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向法人、公民、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包括各种基金、资金、附加、专项收费等。“十三五”时期已将各类政府性基金逐项分析予以清理规范列入日程，将具备纠正外部性经济调节功能的改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将不具备经济调节功能甚至起相反作用的逐步取消。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随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资职能的逐渐分离，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必须建立起独立于公共预算之外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以全面掌握经营性国有资本的收支营运情况，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再投资的有序进行。这已成为客观必然。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将提高到30%，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建立和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统筹用好国有资本收益，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合理配置国有资本、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未来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国有资本、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收入的统筹力度。

4.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社会保险是由政府举办、企业和职工缴费筹资的社会保障计划，是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几种保障性待遇，对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国家改革、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即“五险一金”中的“五险”：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每项保险又分别包括企业和职工缴纳的保险费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基金的利息收入。社保保障水平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向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解决企业与个人的缴费规模、发放养老金的标准和基金积累率等问题，要从人口众多且老龄化日益突出等实际情况出发，兼顾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二）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指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示。二者分别根据属地、属人原则来衡量一国财富，其中后者不包括外国人在本国投资带来的产出。GDP可以表述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及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是最常用的衡量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

经济增长是一种资本积累的过程，会引起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部分均衡会在增长的过程中被打破，甚至会引发经济衰退、失业等问题。因此，保持经济稳定是增长的前提和客观要求，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引导市场的生产、消费活动，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三大职能。

1.资源配置

政府需要通过税收、非税收入等方式调集资源，对各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流向、结构进行引导，并将调集的资源集中用于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研究及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集体消费的特征，市场不能以有效的水平和数量进行提供，只能靠政府财政收入主导供给。

2.收入分配

国民收入一般采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种形式。初次分配遵循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主要由市场参与，追求分配的效率；再分配是保障基本生活条件为目的的平等分配，由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体系、公共产品的提供参与收入的再分配，追求分配的公平。

3.宏观调控

科学、有效、有度的宏观调控是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重任不能完全交由市场来承担，市场失灵时政府出面进行经济运行调节是十分必要的，从而可以达到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

二、多元线性回归的理论模型

回归分析是处理变量之间关系的统计方法，在回归分析中，线性回归的统计模型最为重要。“线性”是针对未知参数β而言的，一是因为线性回归的应用最为广泛，二是许多非线性回归可以通过适当的变换转化为线性回归处理。多元线性回归具有一个因变量和多个自变量，如果自变量x，x，...，x与因变量y具有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且各自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弱时，就可以认为符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其表达形式如下：

式（1）中，y是因变量，x，x，...，x是自变量，ε是随机误差项，β，β，...，β是回归参数。

对随机误差项有如下假定：

由于客观经济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很难用有限个因素来对其进行说明，随机误差项ε的引入正好可以用于表示由于主观认识水平的局限而没有考虑到的客观因素。

在实际问题中，如果将n组经济数据代入式（1）中，可表示为

写成矩阵形式为：

当（X'X）存在时，回归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可以表达为：

三、数据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选取

我国重大财税改革的出台为经济社会转型、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经验和制度保障。1993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后，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一方面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另一方面清晰界定了政府作为出资人和社会公共管理者两种身份，对规范各种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2000年前后，国家从建立部门预算开始，推行了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等一系列改革，我国财政改革向纵深推进。自2011年起实施财政部《关于将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起，预算外资金的时代正式终结；2015年实施的新《预算法》后，预算正式由“一本”变成了“四本”。

通过梳理财税改革及经济发展脉络，本文拟选取2013年至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避免自变量X取值距离过大，影响模型建立的效果。由于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资金性质差异较大，为使构建的模型能更好分析政策，本文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个自变量来表示，其他三本预算各自对应一个自变量。

（二）回归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

本文使用R语言中的函数lm（因变量～自变量1+自变量2+…）完成多元线性回归，然后使用summary查看初次拟合的模型细节，如图1所示。

图1 GDP与四本预算的多元线性回归初次拟合

虽然从调整的R=0.996 1来看模型拟合效果良好,以0.05为显著性水平，在整体上回归系数检验P值为0.002 783，接近于0，说明该回归方程有意义，但是只有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的系数对应的P值显著，且非税收入的系数符合不符合实际经济意义，模型需要修正。

（三）共线性诊断

如果各自变量之间有太强的相关性，即多重共线性，利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得到的回归参数估计值就会很不稳定，因此对模型多重共线性的诊断十分必要。方差膨胀系数VIF是检验自变量X之间是否具有共线性的有效工具，其表达式为：

VIF表示自变量X的方差膨胀系数，R是把自变量X作为因变量，与其余自变量做回归时的R，一般认为当VIF大于10时，各自变量之间具有多重共线性。R语言检验因变量四本预算之间的方差膨胀系数，变量之间具有多重共线性，不能直接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拟合回归方程。

为推行财政综合预算、提高政府统筹资金能力、实现各项收入共同管理，各项支出统筹安排的“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财政管理模式，本文希望回归方程中尽量将代表四本预算的自变量均保留完整，因此不选取剔除法去剔除共线性严重的自变量，而是选取收缩方法（shrinkage method）中的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RR）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改进的最小二乘估计——岭回归估计

学者霍尔（A.E.Hoerl）在1962年首次提出岭回归这种改进的最小二乘法。它通过放弃最小二乘法的无偏性，以有偏估计为代价，提高估计量的稳定性。当|X'X|≈0即各自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时，如果加入正常数矩阵λI=（λ＞0），那么X'X+λI接近奇异的程度就会远小于X'X接近奇异的程度，因此β的岭回归估计可以表述为：

选择λ值的一般原则是：

1.各回归系数的岭估计基本稳定；

2.用最小二乘估计所得的回归系数不合理，其岭估计变得合理；

3.回归系数没有不符合经济意义的绝对值；

残差平方和增加不太多。

本文选取岭参数的范围为[0，1]，每隔0.01计算一次，由此得到λ与5个回归系数的岭迹图，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5个回归系数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局面，我们可以对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有更大的信心。

图2岭迹图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系统深刻地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之问，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现阶段对四本预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评价财政政策的宏观效应，也为实现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等范畴提供新的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四本预算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税收、非税、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社会保险基金每增长1%，会分别引起GDP增长2.13%、3.97%、2.03%、38.17%、1.92%。其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对GDP增长的贡献最大，贡献最小的是社会保险基金，这与其需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性质基本吻合。由此可以看出该实证分析的结果是很合理的，并根据结果给出如下政策启示。

（一）继续贯彻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各级政府须将四本预算全部纳入绩效管理，完善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管理好、使用好、分配好，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税制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现行税制结构距离现代国家治理和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仍有差距。一是流转税比重偏高，制约了税收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发挥，削弱了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二是税收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作用发挥不充分，以费代税的问题仍然存在，导致费基挤占税基。

（三）政府性基金有待规范清理

未来改革的重点是结合简政放权，将各类政府性基金逐项分析，具备纠正外部性经济调节功能的改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不具备经济调节功能甚至起相反作用的予以逐步清理取消。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仍需提高

国有企业应缴利润自2007年统一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企预算外资金已成为历史。但目前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的比例仍然偏低，亟须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理顺国企分配关系，加大国有资本经营调入一般公共的力度，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