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薪诚，陈庆杰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一、研究背景与现状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不断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的经济冲击以及中美关系恶化的加剧，一系列因素导致我国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2020年上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调意味着中国经济将由过去主要依靠进出口拉动转型成为以消费拉动为主要手段。近期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也重点提出要全面促进消费，增加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消费对我国经济的重要影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农村地区蕴藏了巨大的消费潜力，所以如何释放农村经济潜力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为了更好研究如何释放农村经济潜力，农村地区、农村低保群体、低保制度近年来广受学界的关注。刘彤（2016）曾提出，随着城市化水平深入，农村地区年轻劳动力涌向城市，造成了农村年轻人口极速流失。年轻人口的流失导致农村地区消费水平止步不前，留守在农村的中老年群体往往因为食品能自给自足而不会进行过多消费。段刚（2020）对农村就业问题分析时曾提出，农村产业单一，就业岗位稀缺。刘丽娟（2019）指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个综合性的福利，还包括以其为资格能享受到的廉租住房保障、教育救助、就业救助、医疗救助、倒房重建、子女就业，捆绑福利易产生“贫困陷阱”。李迎生（2007）认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缺乏对被救助者在工作方面的激励与支持，且一些配套福利措施降低了其工作倾向。韩华为（2019）采用CFPS的数据，实证得出农村低保群体容易陷入低保制度的福利依赖中，从而减少劳动力供给。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来解释人们的消费决策。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决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来决定。

基于上述研究及理论，本文提出一个研究假设：由于农村地区欠发达，没有足够多的劳动岗位，低保群体面对工作带来的暂时性收入，更倾向于选择低保制度带来稳定的低保金收入及一些配套福利政策，进而对低保制度产生福利依赖。农村低保制度可能会产生“贫困陷阱”，从而抑制农村低保家庭的消费。

针对以上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选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2018）的数据并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的数据，所取年份是2020年北京大学最新公布的2018年度第四轮调查数据。该数据库中主要是五个方面，分别是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支出、工作与退休。本文的研究指标分别从这五个数据库中选取。

（二）样本选择

为了考察农村低保制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本文将农村地区家庭户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户主年龄选取为45—60岁在法定工作年龄的期限主体。由于Charls（2018）的数据库中在子女个数的统计上缺失太多样本以至无法具体描述家庭规模，故本文借家庭户主的视角来衡量一个家庭的日常消费。本文认为，在法定工作年龄的家庭户主对家庭的月消费具有支配权，这也比较符合中国家庭的现状，每一户家庭总有一位成员掌握经济大权，消费倾向往往受其个人消费观及家庭总体债务状况影响。剔除掉不符合条件以及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本文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 248个。其中，低保样本（干预组）71个，非低保样本（对照组）2 177个。

（三）变量选择

本文借鉴文雯（2021）、韩华为（2019）等与本文研究主题相似的研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选取以下变量，见表1。

表1 变量选取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在调查问卷中选取月平均家庭消费（包括房租、食物、衣服、通讯支出、水电费、燃料费、服务支出、娱乐支出、日用品和医疗支出等），同时，为了减少模型中各变量取值存在的巨大差异性，故月平均消费取对数处理，以此来增加模型的拟合程度。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选取调查问卷中对家庭是否为低保户的确定，低保家庭取值为1，非低保家庭取值为0。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从个人层面与家庭层面来选取与消费相关的变量。其中，个人层面（户主视角）选取的控制变量为户主的性别、学历、健康状况及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长，除工作时长为连续变量外，其余个人层面控制变量都二值处理；家庭层面选取的控制变量为家庭欠款、家庭可用现金以及家庭在银行的存款，这三个变量对家庭的消费在理论上是有影响的，因此选取这三个变量比较合理。

为了考察农村低保制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本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是被解释变量，在回归方程中代表月消费的对数Consumption；Dibao是回归方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代表是否参与了最低生活保障；х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了个人层面与家庭层面；ε是误差项。本文主要关注估计系数β，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效应。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选取的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各变量选取的统计指标有均值、标准差、中位数、众数、最小值与最大值，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

从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月消费的对数均值为7.25，去对数处理结果为家庭月平均消费在1 408元左右；中位数与众数分别为1 495元与1 998元，说明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月平均消费都在2 000元以下；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20元与19 930元，可以看出部分农村低保家庭在月平均消费上存在极大差异；低保状态的均值为0.03，从这也可以看出样本中大部分为非低保户，这也与选取的样本不谋而合，即低保样本71个、非低保样本2 177个。控制变量中性别的均值为0.61，可以看出样本中男性户主占到了样本的六成，女性户主为四成。从教育水平的均值来看，高中以下学历的户主占大部分，这也和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不谋而合，即文化水平低的个体占据了农村地区的主要部分。从婚姻状况的均值0.96来看，96%的户主都是已婚状况。健康程度的均值反映出八成的家庭户主都处于身体健康的状态。从日平均工作时长的均值来看，个体每天的劳动时长大致为8—9个小时，也有部分个体的工作时长相差巨大；家庭欠款的平均值为5 437元，但从中位数以及众数都为0元，并且最大值为692 160元，可以看出多数家庭并无欠款，少数家庭欠款额巨大。家庭可用现金的均值为2 870元，中位数为800元。综合其他指标来看，可以发现农村家庭在可支配现金上存在的巨大的差异，这是农村地区贫富差距的一种体现。同理，将农村家庭银行存款的均值、中位数、众数进行对比也能得到同样的结论。

四、回归结果与检验

（一）实证检验

OLS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低保状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估计系数=-0.409，说明农村低保制度对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呈现负相关关系。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家庭消费受到学历、教育背景以及银行存款的影响，具体而言体现为农村家庭户主学历越低，家庭消费越少；户主家庭存在配偶情况，农村家庭消费越多，农村家庭银行存款越少，农村家庭消费越少。农村家庭消费受户主性别、健康程度、工作时长、家庭欠款以及家庭可用现金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3 总体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常用于截面数据因政策处理而产生的非随机性问题。本文将低保样本作为干预组、非低保样本作为对照组，并通过卡尺最近邻匹配来匹配样本。

表4报告了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可以从各个协变量在匹配后的t值看出，匹配后的协变量是不显著的（|t|＜1.96），说明倾向得分匹配有效消除了两组协变量之间的系统差异，说明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即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4 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五、研究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描述性统计以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低保制度会抑制农村家庭的消费，并且农村家庭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贫富差距。这也符合事实现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发展较好，农村家庭往往比较富有，如浙江、江苏两省的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村相对于落后，如安徽、贵州两省。根据以往对农村地区低保制度的研究与本文的研究假设，相应证明本文的研究假设成立，即农村低保群体更容易陷入对低保制度的福利依赖。农村地区欠发达、劳动岗位少，所以农村家庭选择低保金带来的持久性收入，而低保金带来的持久性收入在每一期来看总是小于工作获取的收入，从而低保家庭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防范进而减少消费开支。

（二）对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些建议

农村地区欠发达、劳动岗位少，因此亟须大力发展产业来增加劳动岗位。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人才是发展的基础，所以必须加快农村产业振兴与人才振兴的步伐。农村地区应结合自身特色，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大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更多参与并分享产业增值红利。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采用产业链式招商引资方式吸引投资。具体可以表现为，如果当地具备上游和中游产业，则可引进生产下游产品的企业；如果当地具备中游和下游产业，则可引进生产上游产品企业的；如果招商企业生产中游产品，地方政府应尽力配套上下游市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背后资本的投入，更离不开人才。因此，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要注重人才的吸纳、培养以及配套合适的待遇。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年轻人才、劳动力集体涌向城市，导致城市流动人口的激增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内卷”。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走出困境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前提便是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只要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才自然会回流农村，所以应重视并加大力度发展农村的产业振兴。

（三）对低保制度改进的一些建议

低保制度自从诞生以来，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帮助与救助是实实在在的。但由于我国低保制度往往配套多项附带福利政策，如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救助等，被救助者往往不愿意失去低保户的身份，而低保户仅仅依靠低保金生活消费支出必然不会高。因此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可以适当提高低保金救助额，针对不同贫困状况制定不同的金额补助。补助金额的增长会对消费增长起到一定的作用。地方政府也可以借鉴美国福利制度的经验，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工作结合起来，要求低保家庭在接受低保救助的同时要配套完成相关的工作，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使这些低保家庭有了一笔工作上的收入。针对低保制度附带多项福利政策的问题，可以考虑将低保与其他专项救助区分开，并建立一套根据不同家庭情况而识别的机制，减少低保群体的福利依赖倾向。

结语

低保制度的本意是帮助真正有困难的群体渡过难关，在基本的开销与支出上得到补助。但如果被救助者因此陷入了“贫困陷阱”，在消费上反而更加拮据，这就与政策的本意背道而驰了。消费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应该受到重视。但中国人民传统的储蓄观念深入人心，如何使人民群众更加愿意消费，源头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性。只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人民群众不再有医疗、子女、住房等一系列后顾之忧，人民群众才愿意去消费。因此，“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要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实现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以及具备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