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浩伟

(香港树仁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香港 999077)

引言

连珠，为两汉以后出现的一种颇具特色的文体，为赋与骈文的一种变体，兼具文学性和逻辑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于《杂文》篇及《定势》篇中对连珠的起源、历史及特色皆有论及。本文借着研究刘勰对连珠文体的阐释，分析《定势》篇中对“势”的理解，从而阐明“势”的概念正好准确表达了文学体裁与风格形成的关系。

一 刘勰对连珠文体的认识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连珠文体的论述集中在《杂文》篇及《定势》篇之中，当中包括了他对连珠文体的起源、文类及写作要求等方面的意见，体现出他对前代文学批评及其后文学发展趋势的掌握。

(1)连珠文体的起源

连珠文体篇幅短小，每首四句至八句，也有八句以上者。连珠讲求文辞明润，利用比喻说明事理，部分对偶工整，四六对偶而有韵，实是一种微型骈文，亦被视为骈文的初始形态。待到骈文发展成熟后，连珠更作为属文的初步练习使用。西晋傅玄所撰的《连珠序》为最早的骈文批评文章，其先对连珠文体的起源和发展做概述，并扼要简述文体的艺术特征，亦对代表作家作品做出简评。傅玄提出“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将连珠文体的起源定于“汉章帝之世”。但到南北朝时期，其时的文学界则另有看法，如沈约(441—513)《注制旨连珠表》中云：“窃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放易象论，动模经诰。”任昉《文章缘起》言：“连珠，扬雄作。”而刘勰亦指连珠发轫于扬雄，其《杂文》篇言“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璅语，肇为连珠”，足见刘勰继承了齐梁时期对连珠文体起源的共识。而稍晚于刘勰的魏收则于《魏书·李先传》中记载“俄而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提出连珠文体起源于韩非子之说，后人如明代杨慎亦承其说，但认为是“韩非书中有连语，先列其目，而后著其解，谓之连珠，据此则连珠之体兆于韩非”，认为“连珠”一语实指《韩非子·内外储说》中词义连贯的文辞，而非文体之称。

(2)连珠文体的文类

在南北朝时期，“连珠”即已作为一种文体而存在，如任昉所撰的《文章缘起》将各类文体分为八十四题，是将连珠与“赋”分列，而萧统《昭明文选》虽将连珠专列为一类文体，但仅收录陆机《演连珠》五十首。

纵然南北朝时人将“赋”与“连珠”分为两类，但连珠从形式上来看，实是一种精粹的微型赋，故与萧统同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纵将连珠与赋分列，将其归入“杂文”，但仍视对问、七辞和连珠为赋的变体，可惜他称三者均为“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视之为文人于闲暇所为的末流之作，对连珠的地位评价不高。刘勰认为连珠仿效者虽众，但多比不上扬雄所作，独以晋代陆机所撰《拟连珠》最为出色。继扬雄创作“连珠”后，衍生出“拟连珠”“畅连珠”“广连珠”“仿连珠”等续作名称，诸作体例大抵相循，但自隋唐后，作者渐少。待至清代，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将骈文分为三类，分别为：庙堂之制，奏进之篇；指事述意之作；缘情托兴之作。连珠归属于“缘情托兴之作”一类，他认为相关作品是“其言浅，其旨浅，其趣博，往往托思于言表，潜神于旨里，引情于趣外”。这实是符合连珠的发展史，盖因连珠发展到南北朝时期，逻辑性较为削弱，而文学性逐渐增强之故。若如学者郑子瑜般视“连珠”作为修辞格的一种，并视其为顶真，实是忽略了连珠作为文体的发展史。

(3)连珠文体的写作要求

傅玄虽指连珠文体始于汉章帝时，由班固、傅毅等受诏而作，与南朝时期流传说法不同，但他为连珠文体的特色下了清晰定义：

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

傅玄指出连珠文体的辞藻华丽而行文洗练，并不直书意旨，而是“假喻以达其旨”，即以比兴手法写作，使文章兼具类比论证的思维逻辑。同时，文章强调要“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既要对读者有所启发与劝诫，又要使读者感到“易观而可悦”，却未有细加阐述如何达成相关目的。及至沈约在《注制旨连珠表》中做出补充：“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他指出连珠是要文章辞句连续，互相发明，像连成串的珠子，故称连珠。唐代张铣在《六臣注文选》中有所补述，其言：“连珠者，假托众物，陈义以通讽喻之道。连，贯也，言穿贯情理，如珠之在贯焉。”继承前人所指连珠具有比喻讽刺的特质，但将“连”的意涵从“辞句连续”转为“言穿贯情理”，强调了内容方面的重要性和推论性质，清代王之渍对此曾有所补充，有言：

连之为言贯也，珠则有取于珠圆玉润之意。凡论文只在顾名思义，知其义，则知所以为文矣。

王之渍提出了从文体名称入手做解释，用以说明“连珠”的意涵，但他所偏向的是指文辞连贯方面，故饶宗颐指连珠文体是要联合若干事项合成一篇，每种事项各为一颗明珠，累珠相连而为成串的连珠，亦因连珠的辞句要对比，上下对句，互相引申，不是指说事情，而是借喻以达旨。但杨明却说：“连珠之得名，盖以一首为一珠，合若干首为一篇，故名。”此言实是有误，盖因连珠文体并不一定是篇数繁多，若是一首之中逻辑精密，道理连贯，已可谓明珠成串，故连珠与其他文体相较，更为重视文章内在的逻辑性，致使连珠文体能充分体现逻辑与文学相结合之美。

刘勰对傅玄的批评理论实有所继承，他在批评杜笃、贾逵、刘珍及潘勖的作品时，便言“欲穿明珠，多贯鱼目”，正是继承了傅玄以贯珠为喻的说法。同时，刘勰进一步指出连珠文体的特色，言：

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璅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

(《杂文》)

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杂文》)

综合上述两则所论可知，刘勰对于撰写连珠文体提出了五项写作要求：(1)文章篇幅短小；(2)句法结构谨严；(3)文辞洁净洗练；(4)事理配合圆通；(5)声调润泽。其中，刘勰在论及连珠文体的音声节奏时指出，要达到“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的效果，实是补充了傅玄的说法，并将之与乐论关联起来，盖因《礼记·乐记》中有云：“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以此描绘乐歌音声上扬下响跌宕之态，他据此以论连珠，正能点出连珠的音声要求，足见其写作要求较前代更趋严谨。待到明代吴讷在归纳历代连珠发展时亦特意指出“其体则四六对偶而有韵”，强调音律的重要性，此亦是始自刘勰之说。

刘勰论及的“义明”与“事圆”，实隐含对文章逻辑性的要求，这使连珠在作为一类文体外，更可作为一种展现逻辑推论的形式。是以严复在翻译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名学浅说》()一书时，便将 “Syllogism”(直言三段论)一词翻译为“连珠”，他特加按语云：“演连珠见于文选，乃一体之骈文，常以‘臣闻’起，前一排言物理，后一排据此为推，用故字转，其式但作两层，与三词成辨者，实稍殊异。虽然，使学者他日取以审谛，其义意乃与此同。但旧是骈文，语多俳丽，遂生云雾，致质言难见耳。”严复认为是文辞缛丽，故掩盖连珠文体的逻辑性。然而，连珠实包括了演绎、归纳、类比等多种推理模式，不限于严复所举的演绎推理，且是以类比推理为多，故钱锺书据此而有谓：“严复定 ‘三段论法’之译名为 ‘连珠’，混淆之失惟均也。”归根究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纵未清晰点出对逻辑的要求，亦未有论及连珠的多种推理方式，但仍意识到在写作连珠文体时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律与格式要求，方可产生其特殊的文体风格。

二 “巧艳”作为文体风格

针对连珠文体的风格，刘勰称之为“巧艳”，内中牵涉到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与文体学的认知。刘勰在《定势》篇中云：“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界定连珠、七辞两种文体风格为“巧艳”，并指出“势”是依照文体体裁形成所产生。学界在讨论“势”的意涵时，纵有歧见，却均会引述下文，皆因刘勰在此段文字中对各类文体的特征做出描述，并对文体所能产生的文体风格做出概括：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定势》)

刘勰曾将文体特征的要求比喻为“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故他将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史论序注、箴铭碑诔、连珠七辞等二十二种文体，归类成能展现六种不同艺术特征的文类，而他利用“准的乎”“羽仪乎”“楷式于”“师范于”“体制于”“从事于”六种词组，意在说明写作此六种文类时必须参照一定的写作要求，方能产生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宏深及巧艳六种艺术特征。黄侃在论及此段时，特意指出应将曹丕《典论·论文》及陆机《文赋》所论文体特色与此做比较，然而，曹丕所提出的四种风格在《定势》篇中皆有对应，但陆机所论的十种文体风格中，只有八种可作对应，加上陆机虽善写连珠，但在《文赋》中则未有论及，故首为连珠风格定调者实是刘勰。

不同文体纵是展现相同的特征，但实是各具特性，如章、表、奏、议四者，刘勰在《章表》篇中言“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正因文体不同而在写作及语言要求上有异，故他方要强调“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的重要性。范文澜亦谓：“本书上篇列举文章多体，而每体必敷理以举统，即论每体应取之势”。然而，“势”并非单纯凭文体决定，而是结合文章的内容、修辞、谋篇布局等不同写作技巧，方可造就风格迥异的文体，故在理解“势”的意涵时，必须扣连到文体创作之技法。

在《定势》篇论及的文体中，连珠的篇幅最短，亦是最容易体现文体风格的。刘勰虽以其作为“巧艳”的文体代表，但学者对“巧艳”的理解亦多有分歧，如周振甫称是“在巧艳上用力”，王更生则指是“巧辞辩说”，龙必锟指是“精巧艳丽”，张国庆、涂光社指为“可以从事巧艳的构想”，惜乎各家皆未细加阐述这种风格如何形成，故在理解“势”的形成时亦有所缺失，因而有必要分析文体风格形成的过程。

“巧艳”二字，实包含了对文体风格的两项主要要求。许慎《说文解字》云：“巧，技也”，“技，巧也”。二者互训，本义为技巧、技艺，但亦可解作工巧、精致，如《尚书·泰誓下》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孔颖达疏曰：“淫巧，谓过度工巧。”若是放诸解读文体风格时，实可视之为精巧的文章布局。在连珠文体方面，应演绎为针对连珠谋篇布局的逻辑性与及其骈体化的对仗倾向。而“艳”则是指文章辞采华丽，如晋代范宁《春秋谷梁传序》称“《左氏》艳而富”，唐代杨士勋疏云：“艳者，文辞可美之称也。”正是补充了“艳”作为形容文辞优美的要求，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言“诗赋欲丽”，唐代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归纳文体发展时有言：“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诗兼声色，赋叙物象，故言资绮靡，而文极华艳) ”，两者亦是指文章辞采色泽华丽，与刘勰所言之“艳”相通，此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日趋缛丽的文学风尚相关。

是以，“巧艳”的文体风格必须从写作方法中产生出来，牵涉的正是前文所论由刘勰所总结的五项写作要求与相应的写作技巧。虽然“巧艳”的特色与“势”的意涵相关，刘勰对两者却未有仔细析述，但若结合他对文学作品的赏析，实仍可还原他对相关概念的理解。

三 利用刘勰的观点分析连珠作品

刘勰虽以“巧艳”形容连珠文体的“势”，但对其产生的办法，仍是未有具体分析，故需要结合文学作品的分析，重构刘勰对“势”的观点。在《杂文》篇评价诸家成就时，刘勰视连珠中以陆机所作为优，亦对扬雄所作的连珠做出分析，却忽略了班固在连珠文体发展上的开拓之功，故下文将兼论扬雄、班固和陆机三者的作品，从三者的精巧结构与遣词造句入手，分析“巧艳”的“势”是如何产生的。

(1)扬雄与班固

扬雄今存题为《连珠》的有两则，均是篇幅短小之作，其一是：

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荐善，不废格之所排。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

王令樾指其结构为“先明理，终则表明主旨，如断案”，但若细考文句，便可知这则作品是以两对骈句组成，内容主要为臣子对君主做规劝，盼君主能提拔被大众遗忘的人才，大臣能不废弃正格所排除的人，使朝廷能广纳人才。此因为属受诏而作，故以“臣闻”开首，后世多亦从之，成为连珠文体的范式，但衍生出“盖闻”“尝闻”等变格。这则作品行文洗练，兼具有推论结构，奠定了连珠文体的写作要求。“是以”前的第一联属于逻辑上的“前提”，“是以”后的第二联为“结论”。与传统的三段式推论相较，结构上省略了“小前提”(今有明君取士，忠臣荐善)，但仍展示出一定的逻辑性。同时，扬雄通过比喻，将“众之所遗”和“格之所排”喻为“岩穴”与“侧陋”，但若能得“明君取士”及“忠臣荐善”即可达致“无隐”与“章显”的效果。第一联与第二联展现了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关系，是一种抽象类比的推论模式，造成“辞句连续，互相发明”的效果。然而，扬雄之作虽具有逻辑性的因果推论，却缺少了文学性的色彩。

刘勰虽未有论及班固的连珠作品，但傅玄在《连珠序》中总结晋前连珠文体作家的成就时，特别推许班固的作品，其言“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显示不可忽略班固在“巧艳”风格发展中的地位。现存班固的连珠作品五首，且以第二首为例：

臣闻听决价而资玉者，无楚和之名；因近习而取士者，无伯玉之功。故玙璠之为宝，非驵侩之术也；伊、吕之为佐，非左右之旧。

第二首在形式结构上最为特别，同时运用典故入文，班固除开首“臣闻”二字外，通篇皆用对偶，对仗工整，句法谨严。每组对偶之间为因果关系，夹杂典故，如当中“楚和之名”，即指楚人卞和得璞玉于楚山中，屡次献玉之事；而“伊、吕之为佐”，即指商代伊尹辅商汤，西周吕尚佐周武王，二人辅弼君主，建立功业，仍成一代名臣，后世亦多将伊、吕并称泛指辅弼重臣。此首连珠内容用作对君主的劝谏，指出应择善固执，若任用左右亲近之人，难以成就霸王之业。班固此作形式整齐，两段结构皆为喻理并举，先喻后论，互相发明补充，借以表示个中因果逻辑。此作不似扬雄般有逻辑性推论，而是将相近的比喻并列，重点在于阐述道理。班固的作品明显是做到“必假喻以达其旨”，其文辞尚属质朴无华，典而不丽，未及六朝时期的连珠文般讲求文采与声韵，但相较扬雄已有所发展。

(2)陆机《演连珠》

刘勰归纳连珠文体的风格特征为“巧艳”，但真正符合此评价者仅有陆机一人，钱锺书亦言：“至陆机《演连珠》，庶足当 ‘喻美文丽’之目。”盖因刘勰独推许陆机《演连珠》的艺术成就，故通过分析陆机所作，有助重构刘勰对连珠文体的理解。

刘勰《文心雕龙》成书于约公元501至502年，成书前的连珠作品仅有95首流传，其中陆机的《演连珠》占其中一半之数。陆机作品最长一篇为六十三字，其他均在三十多字之数。文章最多十二句，最少六句，当中以八句最多(占三十五首)，却可做到“断义务明，练辞务简”的文学效果。是以刘勰对陆机的《演连珠》创作称誉有加，在《杂文》篇中有言：“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正是点出《演连珠》说理新颖，篇章、句子皆较过去篇幅扩大，文辞更为婉约华丽，所做的劝喻更为含蓄深远，此实反映了刘勰心目中理想的连珠文体应以陆机为标准。钱锺书在论及陆机《演连珠》时亦云“立譬多匠心切事，拈而不执，喻一边殊，可悟活法”，正点出了陆机作品的典范性，故借着分析《演连珠》作法实有助于辨明刘勰对“势”的理解。

连珠文体分为二段及三段两种形式，以前者为主，二段的一般只有两联，第一联表前提，第二联表结论，如扬雄与班固所撰的连珠文体乃二段式的“臣闻……是以……”，待到陆机演变成更精密的三段式“臣闻……何则……是以”和“臣闻……是以……故……”，骆鸿凯将《演连珠》的体式分为六类：(1)先举事例，次明理由；(2)先设喻，继举例；(3)先明理由，继举事例；(4)先设喻，次明理，终以断案；(5)先言理，次设喻，终以断案；(6)喻与理，起结各具。足见陆机所作于文体形式上实有所创新，拓展了连珠文体的艺术形态。下文将分别以《演连珠》的第二首及第三十九首为例，分析陆机撰写连珠文体的特色和技巧，借此深入理解刘勰的文学批评概念。

先以陆机《演连珠》第二首为例，其文曰：

臣闻：任重于力，才尽则困；用广其器，应博则凶；(论题)

是以物胜权而衡殆，形遇镜则照穷；(喻比)

故明主程才以效业，贞臣底力而辞丰。(推论)

陆机此文与扬雄及班固一样皆以“臣闻”开首，抒述在治道上的见解，未脱传统连珠文体的主题内容，故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指出陆机取名为《演连珠》是因“言演旧义以广之也”。此文主旨在对君主和臣下做劝诫，提醒君主需要量才而用人，而臣子亦应有自知之明，不应冒进，应量力而仕。若不量力而为，违反人或物之本性，即将造成危难。其次，第二首的结构可清晰划分为论题、喻比、推论三部分，王令樾指出为“先言理，次设喻，终以论断”，但若细察陆机文字，在论题部分即为演绎论证，分别以人和器物做推论，道出不量力而为的坏处。继而做出类比论证，以秤锤与镜子的限制为例，将道理形象化表现出来，皆较前代所作为丰富。最终，则扣紧“明主”与“贞臣”的身份，将道理重新回归治道的讨论。与此同时，陆机亦着重声律的要求，三句结尾音声相近，“凶”“丰”均属冬韵，“穷”属东韵，两者是为对转关系，故符合刘勰对声律上的追求，此亦为陆机较前代连珠作品优胜之处。

再以陆机《演连珠》第三十九首为例，其文曰：

臣闻冲波安流，则龙舟不能以漂；震风洞发，则夏屋有时而倾。

何则？牵乎动则静凝，系乎静则动贞。

是以淫风大行，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盗跖挟曾史之情。

第三十九首旨在阐述人、物皆无常性，其善恶可因教化而改变。此与第二首的结构明显不同，王令樾指出为“先设喻，次明理，终以断案”，文章先假托比喻，以冲波激浪与疾风等自然现象切入，说明事物会随外在条件改变而生出变化。但从句子结构而言，除了“臣闻”、“何则”及“是以”等六字外，首句四六句两两相对，中间六六相偶，后句复以四六句结束，展现出骈文的句式形态。同时，此首亦显示出陆机对声律的讲究，因每句末如“倾”、“贞”及“情”等均用耕韵，使得文句抑扬相间，做成文句逻辑与声律相谐的效果。此外，陆机在创作时亦运用典故入文，如“冶容之悔”为化用《易系辞》“冶容诲淫”之句，而“盗跖挟曾史之情”一句中则利用对比例子，指春秋时期大盗盗跖若受教化，亦可成为像曾参及史鱼般的贤人。

综上所述可知，连珠在两汉的草创期时，业已有一定的撰写要求，待到魏晋时期，陆机因应文学发展的趋势，对修饰文句、运用典事和声律要求亦有所关注，故待到刘勰时便从前代作品中归纳出五点写作要求，亦唯有陆机方能完全满足他的写作标准，成为连珠文体的典范之作。通过分析可知，连珠文体的特色在于其创作时对其形式结构、谋篇布局、句法修辞皆有讲究，建立一套文体范式，方能构成特殊的文体风格，借此可知连珠的艺术特征正源于其特殊的写作方法。盖因连珠文体结构精巧，文辞雅丽，方能构成刘勰笔下所言“巧艳”的文体风格。由此推之，“势”正是因应文章的文体作法所产生的风格。

结语

连珠，既为两汉魏晋时期的特色文体，除具骈文初始形态的意义外，更因篇幅短小而别具异彩。通过分析可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结合前代论述和文学趋势，提出了连珠有五点具体的写作要求，并从中发展出以文章作法建立文体风格的“势”论。

刘勰在《定势》篇中列举文体风格时，将连珠文体的“势”称为“巧艳”。“巧艳”作为刘勰论“势”中的一种文体风格，是体裁决定的，学界虽多有讨论，但意见纷纭。唯通过以上对连珠的分析，可知作者皆要按照文章法式写作，方能产生文体风格，从而建成“势”，只有满足各项创作要求，方能使篇幅短小的连珠产生“巧艳”的文体风格，故此从分析可推知“势”的形成在于文体的写作办法，并可确认“势”的本质当为文体风格。同时，文学批评的概念不可与文体学及文本分析割裂，唯有互为补足，方可沿波讨源，还原相关概念的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