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庆彦，李 敏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刘乃昌先生，1930年6月24日出生于山东省滕县(今滕州市)，我国著名词学家、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幼年曾接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国学根基。1949年4月，刘乃昌先生进入济南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学习。1951年3月，华东大学与青岛山东大学合并，又转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师从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诸先生。1953年毕业留校。1956年考取杭州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更名为杭州大学，1998年合并入浙江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于“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1959年毕业后，分配至曲阜师范学院(今曲阜师范大学)工作，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晋升副教授，1980年晋升教授。历任文科学报主编、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89年调回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至离休。1992年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被山东大学返聘为博士生导师。2015年2月2日在济南病逝，享年85岁。

刘乃昌先生一生潜心治学、积年矻矻、辛勤耕耘、成就卓著。早在浙江师范学院学习期间，就因其成绩突出，参加了浙江省科研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主要致力于宋代文学与词学研究，且集中在苏轼、辛弃疾、姜夔三大家身上，而对王禹偁、晏殊、王安石、司马光、曾巩、苏门弟子、李清照、江西诗派、文天祥等作家亦有深入研究，从而以点带面，观照全局，先后推出《情缘理趣展妙姿——两宋文学探胜》《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略论》《辛弃疾论丛》《苏轼文学论集》《姜夔诗词选注》《姜夔词新释辑评》《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陈与义选集》《东坡词》《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宋词三百首新编》等二十多部学术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光明日报》《词学》等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曾多次荣获夏承焘词学奖和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华文学通史·宋代文学史》《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词学研究丛书》《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等。诸多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均享有盛誉，而其中尤令人瞩目的是他在词学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一 词籍整理

刘乃昌先生在词籍的编选、校勘、笺注方面可以说是全面开花，硕果累累。就整个词史层面而言，他和萧涤非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词赋卷》收录了盛唐至晚清具有代表性的140篇词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其中有敦煌曲子词一篇，另外还选入四位女词人的作品，除传统名家李清照外，还有戴复古妻、王清惠、秋瑾，可以说是颇具特色。另外，本书邀请叶嘉莹、唐圭璋、周汝昌等海内外名家撰写赏析文稿，别具风韵，妙笔生辉。刘乃昌先生不顾年高体弱，亲自补写词类鉴赏，并审读了全书，使读者得以通览古代词作的精品杰构，从而获得高尚的思想洗礼与深刻的艺术享受。

就整个宋词层面而言，刘乃昌先生和马兴荣、刘继才两位先生主编的《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共选宋词6443首，是一本介于唐圭璋先生主编的《全宋词》和普通选本之间的大型宋词选本。撷英集萃，集评部分收录前人对选词的评论，使研读者更充分了解该词的艺术地位和历史接受情况。他还与朱德才先生联合选注了《宋词选》，收录两宋各期各派名家代表作800首，各篇首条注释涵容题解、本事、背景、意旨、艺术评赏等项。另外，刘乃昌先生选注了《宋词三百首新编》，既全面观照，又兼收并蓄。既有婉约美词，又有苍劲壮词，展示了宋词风格体式的多样。词中难字、拗语、掌故，悉行注明，堪称精选本。本书所选的第一首词——王禹偁《点绛唇》，是一首长期以来被大多数选家都忽视的好作品。当代词学领域的著作也很少提到王禹偁。刘乃昌先生在王禹偁的简介中认为他是北宋首开一代风气的诗文作家。在评析中介绍到宋初词风绮靡，本篇能以清丽的笔触抒发个人襟抱。说明他注意到了王禹偁和《点绛唇》的地位和独特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同时，他还对上彊村民(朱孝臧)编选的《宋词三百首》进行评注，整理成《宋词三百首评注》一书。朱编《宋词三百首》曾由唐圭璋先生为之笺释，粲然大备，学人奉之为圭臬。但刘乃昌先生考虑到此书置于目下庞大读者群体前，诠释稍简，艺术评赏尚可增强。于是重新进行评注，除词人简介外，还有题解及注释和精妙的评析。不仅普及了华夏精品，还提高了知识层阅读品位。

就词人个案而言，刘乃昌先生编注的《苏轼选集》，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选词48首，也适当选入思想性一般而艺术上有特色或艺术性不强而思想上有意义的作品，酌收部分能反映作者生活和思想的词篇。与崔海正先生合作选注的《东坡词》反映了苏轼词的成就和风格的多种面目，编选的《辛弃疾集》和《姜夔诗词选注》亦分别反映了辛词和姜词的总体风貌和特色。由于他学有专攻，在进行评注时得心应手，亮点频现，尤其是后者荟萃白石诗词名篇佳作,因姜诗向无注释，此书有导夫先路之功。另外，先生的《姜夔词新释辑评》是在严谨的考证、整理基础上，吸取其时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成果，分类编年，逐词注释，准确有据。对每一篇选词的讲解充实丰富，挥洒自如，不仅仅是一段段学术性文字，更可称得上是一篇篇美文，读来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姜夔之词向来晦涩难懂，而先生生动形象的解读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和发散思路。此外，他还与杨庆存先生合作校注了《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晁补之、晁冲之兄弟是北宋后期文坛上颇富才华的词人，然而其词作向无注本。于是刘先生便将二晁词合而为一书，完成了这项非常必要的基础工作，填补了晁氏词释注方面的空白，对晁氏二人词作的传播大有帮助。

总之，刘乃昌先生在词籍文献的编选、校笺、辑评方面，共完成和修订10余部著作，从宏观到微观，从著名词人到非著名词人，从经典名篇到非经典之篇皆有所涉及，可谓选材精当、校勘严谨、注释详明、评论准确，不仅起到示人津梁的积极功能，而且具有显著的文献学意义，为后人研读词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 词人考订

刘乃昌先生在注重文献整理的同时，于词人考订方面也颇具成就，在诸多关键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发现，并以切实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了他的观点。他在年表传记方面著有《苏轼年表》《辛弃疾年表》《李清照志·辛弃疾志》以及《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评传》。关于《苏轼年表》，先生列述年代、史事、生活与创作。对史事的选取妥帖自然，很好地展示了苏轼一生的历史背景。每岁的生活与创作论述简明扼要，让人一目了然。《辛弃疾年表》是根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参酌有关史籍编列而成，同《苏轼年表》一样，非常便于研究者和读者检寻。《李清照志·辛弃疾志》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李清照和辛弃疾的家世、生平以及遗存和纪念物。在“李清照志”部分，采用最新研究成果，对李清照故里以及生母的相关疑云给出了明确的解释过程，证实了其故里为章丘明水，生母为王准孙女而非王拱辰孙女。在“辛弃疾志”部分，将辛弃疾的生平分为“起义南归”“漫游吴楚”“筹措恢复”“带湖闲居”“起用罢归”五个章节分别进行了论述。书中所列的遗存和纪念物对于了解和厘清李辛二人的相关问题也很有裨益。关于《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评传》，先生用简洁的笔墨介绍了晁补之的成长道路、宦海浮沉，特别注意描写他和苏轼的因缘际会，是了解晁补之乃至苏门文人精神成长的佳妙之作。另如有人说晁补之十七岁携《七述》拜谒苏轼，刘先生从《七述序》一文中发现了晁补之写作《七述》的经过，证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除了传记方面，刘乃昌先生对于词人的交游也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例如他考订苏轼与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李格非、晁补之、王安石等人的交游，特别是苏轼与王安石的交游方面，先生针对当时出于门户之见对苏王二人关系穿凿附会的做法感到不满，因此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探讨和考察。通过对两人文集所保留的一些和诗、次韵诗的分析，得出苏王二人虽因新法而意见抵牾，但私人关系并未破裂，相互谅解爱重，珍视彼此的才华和友谊才是双方关系的主流，一些认为二人党同伐异的流言毫不足取。就辛弃疾而言，他注意到了稼轩与陈亮的鹅湖之会以及稼轩与陆游、韩侂胄三人之间的关系，指出“两位古代抗战志士(指辛弃疾与陈亮)不仅在政治上交流意见、互相激励，批判了妥协投降主张，坚定了抗金恢复的壮志和理想，而且在文学上你唱我和，写出了几篇沉雄悲壮、蜚声文坛的词章，这是很有意义的”。针对有些论者认为辛弃疾的十年投闲是韩侂胄陷害的结果，刘乃昌先生分析了辛弃疾遭弹劾的时间和韩侂胄真正掌权的时间，认为把韩侂胄描述成辛弃疾、陆游等抗战派的对立面，理由和根据都是不充分的。针对有些论者认为韩侂胄是排斥异己的谗夫群小，北伐是韩侂胄用来假公济私的手段，刘乃昌先生通过分析陆游、辛弃疾赞贺韩侂胄的诗句如“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陆游《韩太傅生日》)、“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辛弃疾《清平乐·新来塞北》)等，指出三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的。不能因为某些前人所谓的韩氏为权奸的成见，就总是想使辛弃疾、陆游和韩侂胄划清界限。

另外，刘乃昌先生对词人的行实也多所关注。他不惮跋涉之劳，亲临寻访考查先哲陈迹，认真研究了苏轼在山东的政绩和文化遗泽，据此完成《苏轼与山东》一书，其中写到，东坡主动要求调来密州(今山东诸城)以便与胞弟苏辙接近，还同密州居民相处亲密，时有来往。元丰八年(1085)被命起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同时有两次行经济南，游览了山东的诸多自然历史胜迹如密州常山、登州海市、济南趵突泉等处，并留下了多篇佳作。又如，由于当时学人对晁补之行事履历的了解仿佛雾里看花，先生通过考查，在《晁补之行实的几点考索》一文中撮举数端以就正于方家读者。关于“何年受知于苏轼”这一问题，先生通过《鸡肋集》卷五十一《上苏公书》以及卷五十二《及第谢苏公书》中的片段，力证晁补之始谒苏轼是在二十一岁时而非坊间流传的十七岁。关于“补扬州通判及内召年月”，史乘无明载，先生通过对其诗文及相关文献的分析得出晁补之元祐五年(1090)要求补外，翌年春始赴任，澄清了这一疑难。关于晁氏“贬处州、信州的具体时间”也无记载，先生动手查考得出贬处州登程时间大致在绍圣四年(1097)，贬信州时间在元符二年(1099)。就晁补之“晚年退隐于何地”一题，学界笼统说法是回故乡巨野闲居，先生力证其回归地为金乡而非巨野。

统观刘乃昌先生对词人的考订过程，可见先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不循陈说，自出手眼，再加上殚精竭虑、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才获得诸多新成果。后人也因此才得以了解词人的更多真实境遇，对于诠释词人作品、推动词学发展都有深刻意义。

三 词学研究

刘乃昌先生的词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宋词上，他在《宋词扫描》一文中，用寥寥数语就将宋词的特性精准全面地概括了出来，即“音乐性、文学性；抒情性，寄托性；世俗性、雅正化；阴柔美，阳刚美”。而在研究过程中，亦是注意宏观与微观角度的互相穿插对照。他还对苏轼、辛弃疾、姜夔、晁补之等词人的艺术成就、艺术风格等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探讨和分析，并总结出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真识和新解，或高屋建瓴，或见微知著，或力却陈说，或填补空白，从而在词学研究的多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词体与词史

刘乃昌先生对词体与词史的认识是颇为开明和灵活的。“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在其独立发展的历程中，常常由于承受和汲取其他的特别是前行的文苑体制的某些沾溉和影响，而使自身趋于充实、成熟，不断得以演进。宋词亦不例外。”如他认为“赋”对宋词影响深巨，但它与宋词的关系如何，前人论述不多，因此总结出以下几点：赋的铺陈其事、层层描写手法被引入慢词长调，代表作家如柳永和周邦彦；排比事典，反复形容手法被引入词作中，代表作家如辛弃疾、辛派词人等；以小见大，体物寄怀手法被引入咏物词，代表作家如姜夔、王沂孙等。同时，刘先生还提出词体有惯性和弹性这一命题。针对某些论者以晚唐北宋词体为正宗，他认为不能说词这种形式只适合某种题材，只允许一种创作倾向。作家的创造力也是不可限量的，任何文体到天才手里都会不循故常而生创变。且词体只有应时而变，发展前景才能更广阔，考察词史的兴衰过程，正可以得出这种认识。从这一点上来说，他认为苏轼、辛弃疾对词体和词史发展做出了空前的贡献。他还将两宋三百余年间的词史大致分为六个时期，即北宋初期，承传五代遗风基础上酝酿新变；北宋中期，词坛出现活跃的革新局面；北宋晚期，词坛词作内容失于苍白单弱；宋金对峙时期，词坛感伤时局，呼吁抗战；隆兴和议后，词坛上有抗战词派和清刚派两大群体；南宋灭亡前后，是宋词发展终结期。而在其《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略论》中，又从“词的兴起与繁衍”“宋词的鼎盛”“宋词的发展轨迹”“宋词的流派论”“宋人评词的议论”“近年来的词学研究”六个方面，对于宋词概况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通过刘乃昌先生对词体和词史的认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理性而清晰的宋词嬗变脉络与总体特征。

2.词风与词派

学界对宋词词风词派的相关问题历来争论不休。前人已经意识到宋词不止于婉约、豪放两种风格。刘乃昌先生进一步总结为：“宋词史上两种并立的创作潮流或风格类型，其中又包含各不相同的个性风格。对两种风格类型，可以用刚美柔美来概括，而在刚美、柔美的风格类型之下，则可进一步用秾丽、典雅、豪放、婉约等风格术语，具体品评独特风格个性……”因此，用刚美和柔美既可以完整概括宋词的两个基本潮流，又可以各自统摄多样的个性风格。例如柳七、小晏的妩媚风流，秦观、李清照的婉约清新等都可归入阴柔一派；苏轼的高旷，辛弃疾的豪迈等都可以归入阳刚一派。可见刘乃昌先生的总结很好地解决了前人对宋词是否只有两种风格或流派的争论。另外，关于哪一派为正统的问题也有诸多异议。由于治词者向来以柔派为正，刚派为变，刘乃昌先生认为这是把刚美词排斥于正轨之外，不能算公允之见。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对两派的认识不能含有轩轾之意。柔派发展在前，刚派发展在后；柔派是固有的，刚派是新兴的，只有这样来看待词的递变，才算是比较允当的。除了从宏观层面评论词风词派，刘乃昌先生对于较为具体的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关于苏辛二人的词风，论者向来多注意其相同之处，先生则专门论述其不同之处。如两人感情色调各有特色，苏轼感情笃厚、爽朗、旷达、浩怀逸气，有时慷慨峥嵘，辛弃疾感情豪壮炽烈、激昂排宕，有时旷达超迈。苏词雄浑博大，但辛词的气韵显然更加壮伟、飞腾、奋厉，如雷崩电驰等。另外，他还注意到晁补之写词是学东坡的，也惯作壮语、旷语，但也有不同之处。如无咎词呈壮美之象，但有的地方不免趋于质直。然而并非一味朴质，有些词是亦拙亦巧的；晁词旷放处有一种兀傲跌宕之气，而不同于东坡的超然象外。关于姜夔，他认为其词风是独特的，有一种清雅疏淡、幽远超妙之致，在发展艺术流派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评价也是颇为中肯的。通过以上论述，可见刘乃昌先生于词风词派不乏通脱而深入的认识，这有助于扩展治词者的视野，并启发其认知。

3.词艺与词境

刘乃昌先生在词艺与词境的研究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且多所发明，时有精见。他认为苏轼能够成功地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如喜用直陈体叙事抒怀，善于截取日常惯见的生活小景寄寓情理或化用神话故事表达政治感慨，在使用比兴、比拟等修辞手法上也多有创新。故词到东坡手中，屠龙技高，游刃有余，纵横驰骋。词境愈阔，而词艺愈熟。就辛弃疾而言，刘先生指出，辛词善于吸收民间谚语及口语，甚至有的全用口语写成，纯是民歌风情。关于辛词用典一事，他对其利弊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有得有失，优劣兼具。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通篇迭用五事，用来贴切，内涵深刻，融会贯通，手法多变，而“《六幺令·用陆氏事送玉山令陆德麟》，即堆砌一系列陆姓人氏的典故，颇有逞才炫学、食古不化之弊”，可谓褒贬分明，态度公正。于词境上，先生则认为稼轩较东坡更为开拓一新。就李清照而言，前人多注意到其漱玉词特有的阴柔美，但究竟这种阴柔美是如何构成的，很少有人探析。刘乃昌先生指出，情思细腻执着，意象轻灵疏淡，风致委婉清雅，善用白描手法是使其词形成阴柔美，形成宛曲细密意境的主要原因。对于姜夔，刘乃昌先生从其经历和人品方面分析了为何姜词具有清旷离索、空灵蕴藉的意境，原因是姜夔经常辗转异乡，天涯羁旅，虽清贫苦涩，但从不屈服权贵，而一贯保持清纯品操，他的清苦阅历和高洁品格深刻烙印于词作之中，形成了如此独具之境。

4.其他贡献

在学术研究上，刘乃昌先生笔耕不辍，著作宏富，嘉惠学林；而除此之外，他还致力于词学的文化普及、优秀人才的培育以及学术交流活动，弦歌不辍，春风化雨，奉献社会。

词学文化普及方面，刘乃昌先生所主编或评注的《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词赋卷》《宋词三百首新编》《宋词三百首评注》《苏轼选集》《辛弃疾集》《唐宋诗词一百问》等文学选本或知识读本不仅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样对词学的文化普及亦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因为这些选本、读本的出现也满足了读者大众对于了解词学、品读词作的需求,提升他们的情操陶冶大众的心灵，促进了千百年间词文化的传承，推进了新时期文化建设。1994年刘乃昌先生还应邀赴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为全美汉学教师做有关宋文化的学术演讲，将宋词这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形式传播到海外。

刘乃昌先生十分注重人品与文品的统一，严于己而宽于人，对工作一丝不苟。他益世助人，尽职尽责，言传身教，桃李芬芳。在培育人才和提携后进方面，同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崔海正、杨庆存教授就是两位直接受益于刘乃昌先生的具有代表性的学生。二人在曲阜师范大学学习时，先生给他们开列阅读书目，制订学习计划，让他们定期汇报学习成果，亲笔批改他们的论文并推荐发表；且还邀请著名学者到曲阜师大讲学，推荐他们参加重要学术会议和到北大、复旦学习深造，及参与《中华文学通史·宋代文学史》的撰写；并分别指导崔海正、杨庆存教授合作完成了《东坡词》和《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的校注工作。后来崔海正教授担任过济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词学研究所所长，山东省重点学科古代文学专业学术带头人，兼任过第四届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秦少游研究会理事等职务，先后出版《东坡词研究》《宋词研究述略》《宋代齐鲁词人概观》《中国词学研究体系建构稿》《北宋词研究史稿》(合作)等专著，在《文学遗产》《文史哲》《文献》《词学》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多次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和夏承焘词学奖。杨庆存教授后来担任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兼任过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特聘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宋代文学论稿》《宋代散文研究》《宋词经典品读》《诗词品鉴》等多部著作，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应该说两位教授在词学领域的入门和成长发展离不开刘乃昌先生的悉心指导。

刘乃昌先生毕生忠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因此，获得了党和人民给予的多项荣誉。1982年当选为山东省劳动模范，1983年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1984年作为山东省高教代表团六名成员之一出访美国、加拿大；1985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师；1988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等等。

而且，由于其突出的学术成就，刘乃昌先生曾被推举担任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词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多项学术职务，在众多学术交流活动中发表真知灼见，留下了坚实的脚印。如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于1992年9月8日由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教育部业务管理，挂靠山东大学。作为国家一级学术性社会团体组织，刘乃昌先生是该学会的重要发起人，并于1996—2011年长期担任会长。一直以来，他积极团结学人、推进学术交流，多次举办全国及国际性的李清照辛弃疾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论文集，有力地推动了学会的全面发展。

刘乃昌先生一生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工作，他性格谦逊，为人低调，淡泊名利，默默奉献，从不着意包装和推销自己，不关心外界对他的介绍和宣传，与世无争。其人生与事业之路虽充满坎坷和艰辛，但他无怨无悔，只有对人生的明达识度和事业的赤诚勉力，自谓：“乘风破浪是人生，大千变幻无终穷。浮沉非关人力外，枯荣亦在天机中。百年末业树桃李,一生薄艺有笔耕。云洁月皎心自好，岂问箪瓢与万钟。”(《庚午窗下偶书》)不可否认，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学人，刘先生正是我国词学研究由开拓期向创造期迈进的承前启后者。他坚持守正创新、教研结合、史论并重、融会贯通，经过不懈追求和孜孜探索，多方面开拓了宋词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常发前人所未发，论前人所少论，取得了深受学界赞誉的重要业绩，为新中国的词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学识品德，诠释着“为人师表”的含义，为后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学习其敬业的工作精神，继承其严谨的治学之道，重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肯定其应有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