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昌，葛恒刚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2021年11月6日至7日，“纪念唐圭璋先生120周年诞辰暨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韵文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研讨。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会议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学者们跨越空间的限制真诚对话，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唐圭璋先生的学问风度素为学界所钦仰，在6日上午的开幕式上，专家们深情回忆了唐老的嘉言懿行，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唐先生的学术贡献。开幕式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高峰教授主持，唐圭璋先生的女儿唐棣棣、外孙女卢英，唐先生助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济平等亲友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国祥教授首先致欢迎辞，他回顾了唐圭璋先生长达七十年的治学历程和充满智慧的人生教诲，认为在唐先生的身上，最好地诠释了南京师范大学“正德厚生，笃学敏行”的校训精神。中国韵文学会会长肖瑞峰教授指出，唐先生是民国积衰动乱岁月里“为往圣继绝学”的典范之一，他不仅是学术大师，也是教育大家，今天的唐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早已成为国内外词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莫砺锋教授从私德、师德与公德三个方面表达了对唐先生的敬仰，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纪念和深切怀念唐老，其实质就是呼唤传统的回归，呼唤前辈们所创造的风清气正的学术风气的回归。唐圭璋先生的首届硕士生、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在现场侃侃而谈，分享了唐先生痴迷学术、关爱学生的众多感人事迹，尤其强调了唐先生的人品之高与学风之正。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王兆鹏教授也是唐先生的高足，他在视频致辞中指出，现代词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足可与唐诗研究相颉颃的成就，与唐先生所打下的宋词研究的文献基础密切相关，我们不仅要学习唐先生超越现实功利的治学精神，还要学习其锲而不舍的学术坚守。此外，日本南山大学蔡毅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田安教授、澳大利亚资深教育专家史双元先生或通过视频连线，或以录播的形式发表了讲话。开幕式最后还举行了《唐门词学——唐圭璋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文集》发布仪式。该书全面展示了唐门弟子词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内容分为三大板块：“词学研究”收录唐门知名学者的代表性词学论文；“纪念文萃”选登了三篇纪念性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唐先生的治词业绩、学术风范与人格精神；“唐门学谱”以“门”“派”“支”为基本架构，系统梳理了几代唐门学人薪火相继的学术传承。其中，编制学谱之举在全国学术界尚属首创。

大会主题发言由李昌集、陈水云教授先后主持和评议，施议对、曾大兴、胡传志、朱惠国、孙克强、岳淑珍等教授分别做了精彩报告。学术研讨阶段，与会学者分为三个小组在不同会场进行学术交流，讨论结束后，由钱锡生、沙先一、刘勇刚三位教授作为小组代表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发言。会议共收到高质量参会论文68篇，另有悉尼诗词协会发来的纪念诗词十余首。专家们围绕多个议题展开探索，其中既有高屋建瓴、指引方向的宏观论述，又有阐幽发覆、精密细致的微观分析；既有聚焦学术热点的新见解，又有针对学术难点、冷点的新尝试；既反映了当前词学研究的水平，又昭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从取得的成果来看，会议对继承唐圭璋先生的学术传统，开拓词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境界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

一 唐圭璋先生词学贡献研究

唐圭璋先生是现代词学的奠基者之一，一生勤奋治学，留下的系列著作堪称词学史上的里程碑，嘉惠学林，沾溉一代。先生虽已仙去三十余载，在当代学者中依然具有非凡的感召力，本次大会收到的十余篇相关论文即为明证。澳门大学施议对曾亲承唐老音旨，他的主题发言题为《唐圭璋先生的学问与人品》，认为唐先生是“民国四大词人”中唯一的科班出身者，既有成名之作，又有奠基之作。施教授强调了唐先生词学“全”的一面，他进一步指出，唐先生在与其通信中屡次提及准备招收一位词律学方向的博士，词学文献既是一种心灵文献，也是一种声学文献，过去我们对后者注意得还不够。曾大兴《唐圭璋对朱、况词学的继承与超越》指出唐先生在词籍整理、词学理论方面继承了朱祖谋和况周颐的词学遗产，又在辑佚、校勘、目录、词选、词史之学等方面有所超越。而唐先生研究过程中的“尽全意识”和“文献意识”，更是朱、况所不具备的。陈水云《唐圭璋先生对传统词学批评方法的继承与发扬》分别从词人传记、词林纪事、选本笺释三个方面阐述了唐圭璋先生的词学批评方法，认为他的词学批评既是历史的，也是美学的，是对传统诗教批评的现代改造，较好地体现了现代词学批评的“时代精神”。不仅如此，唐圭璋先生的批评方法还具有相当的系统性，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孙克强《唐圭璋批评王国维和现代词派析论》聚焦于唐先生对王国维《人间词话》和民国现代词派的批驳。民国时期，现代词派发起了一场对传统派的挑战，但传统派一方大都保持沉默，唯有唐圭璋先生横刀立马予以反击。对这一段史事的钩沉，既彰显了唐先生在词籍文献学之外的另一种风采，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张文昌、朱惠国《唐圭璋先生的词体声律研究》一文则总结了唐圭璋先生在词体声律学方面的探索，指出唐先生虽无词体学专著，但在零零散散的读词札记和各种论著之中，留下了诸多有关修订词谱、审音析韵、讨论诗词曲界限等内容的创造性成果，而其词籍整理中贯彻的“以律校词”法也从另一层面有力地推动了词律之学。此外，周明初《唐圭璋先生与〈明词汇刊〉之编纂》、曹辛华《新发现唐圭璋先生编〈道藏词综〉与唐老著述藏书问题》、胡传志《新见唐圭璋与宛敏灏往来书信十三通考释》、张幼良《自开户牖、骋殊轨辙——〈唐宋词简释〉的学术价值和思维特点》、钱锡生《圆融而通达，睿智而明澈——唐圭璋谈唐宋词》、刘勇刚《论唐圭璋的〈梦桐词〉》、付苏《肇业之基——略述唐圭璋先生在北美汉学界的影响》等文章分别从文献、交游、批评、创作乃至传播等多个层面论述了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贡献，材料之详赡，角度之新颖，均较此前有了很大的推进。

二 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词籍文献整理是词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论文中尤为突出的是关于整理体例与方法的宏观思考，提纲挈领，发人深省。胡可先《欧阳修词笺注例说》记录了作者校注欧词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如何利用诗歌注释的成就以拓展词籍注释的领域，同时在词籍注释中体现出词的特点，是胡先生着重考虑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以举例的方式，归纳了词籍注释的十一项原则，涉及词籍注释的方方面面，部分原则与方法如“以物证词”“以乐笺词”“俚语释证”皆令人耳目一新。叶晔《断代词总集整理的本位之别——〈全金元词〉〈全元词〉校读笔记》一文是作者校读唐圭璋先生所编《全金元词》和杨镰先生所编《全元词》之后给出的一份参考意见。文章就晚近词籍校勘与词文献探源能否兼顾、易代归属原则及其判断层级的设置、无名氏词和宗教教理词等作品是否应收入总集等问题进行了商榷，为断代词总集的重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分析鞭辟入里，深具卓见。王伟勇先生《谈当今词学文献应有的认知》也对今后的文献整理发表了若干颇有价值的看法。

与会学者们在文献考证和辑佚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邓子勉《王沂孙词集文献叙录》就历代书目书志等著录的王沂孙词集排比考核，集中反映了王氏词集的编辑、传抄、刻印及版本等情况。孙虹《〈绝妙好词〉校正及编年补笺》首次为《绝妙好词》中的十六首词作进行了编年，其中既有对前贤的补充修正，也有根据史料自辟路径的新考。闵定庆、张洲《汪兆铨手批张德瀛〈耕烟词〉辑录》在台北发现了近世广州词坛名家张德瀛早年呈给汪兆铨点评的《耕烟词》清本，该本保留了张氏创作的“原生态”情形，为研究张氏生平与创作提供了不少有益信息。马里扬《徐益蕃批校〈淮海长短句〉笺记》介绍了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室藏徐益蕃批校《淮海长短句》一部，文章将徐氏批校的淮海词整理出来，略加笺注，一方面为近代学术史收集到了散落的珍贵一叶，另一方面也为淮海词的版本源流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薛玉坤《吴昌绶〈松邻遗集〉集外题跋辑补》和刘红霞《〈全宋词〉辑补:〈永乐大典·常州府〉清抄本宋代已佚方志十一首佚词》两篇文章则是专门的辑佚之作，从各种文献中爬梳剔抉，其事殊为不易。这类成果精密而细致，能解决实际问题，是词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词史与作家作品研究

词体文学史与作家作品研究历来是词学研究中的热点，在这次大会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从时段分布来看，本次会议论文对唐五代词和明词几乎没有什么关注，其他时代的研究虽仍以宋代为多，但相对比较均衡。先看宏观的词史研究，宋词研究方面，沈松勤先生的《论“周姜体派”》将宋元之际远祧周邦彦、近宗姜夔，既遵循相同的规范要素，又有着各自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的词人群体称为“周姜体派”，认为“周姜体派”与同时的“苏辛体派”联镳竞逐，共同开创了词的繁荣局面，在后来词的中兴史上具有范式意义。金元词研究方面，王晓骊《论宋金遗民词人的文化记忆及其文学表达》结合社会心理学讨论宋金遗民词人群体，勾画了个人记忆整合为集体记忆，集体记忆通过文学行为不断被激活，最终上升为文化记忆的过程。文章虽然借用了西方理论，却自然妥帖，并不显得突兀。张仲谋以明词研究见称，近亦涉足清词领域，其《乾嘉六家词札记》一文从乾嘉词坛撷取王鸣盛、沈起凤、吴蔚光、吴鼒、凌廷堪、钱枚六家，不持成见，不立标准，故能自出机杼，独获新知，借之可窥彼时词坛之一斑。晚清民国词研究也受到了一定青睐，马大勇《偏师亦足壮吾军：论晚清民国云贵词坛》是其“百年词史研究”课题的最新成果，作者将视线投向了一向较为荏弱的云贵词坛，发掘出了赵藩、陈荣昌、姚华、邓潜等几位颇具特色的词家，为晚清民国词史版图补上了不可或缺的一隅。黄浩然《民国年间的苏辛风潮》梳理了苏辛词风在民国时期发生、普及与传播的整个过程，同时探讨了其在词学创作和研究领域的深远影响。

再看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各个时期的词坛名家依然是学者们究心所在，但都力求方法的更新、视角的多维与论题的深化。如肖鹏、王兆鹏先生的《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现场勘查方案——宋词田野调查方法举隅》以调查报告的方式来撰写论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社会学田野调查法、刑侦学现场勘查法、考古学现场勘查法等，以解决辛弃疾《菩萨蛮》词的创作原点问题。该方案思路大胆开阔，具备可操作性，可与传统方法形成互补，为写实类宋词作品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照。汪超《乐音的救赎：论柳永词的文本重复及其消解》一文注意到柳永词文本在字面、立意和章法结构方面的重复现象，结合创作过程论析了其重复程度较高的原因，并指出了其积极的一面。杨庆存《论黄庭坚词的“随俗”与“脱俗”》指出黄庭坚曾写出了部分艳冶的“随俗”之作，也创作了一批新人耳目的“反俗”之篇。俚俗与典雅两种风格并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作家的生活和情感，也使其品格与词格达到了统一。刘锋焘《纪行、纪事表象的背后——再论蔡松年词》认为在蔡松年纪行、纪事的萧闲词背后，一方面是他本人的天性与兴趣，另一方面是词人避祸求生的一种方式。此外还有诸葛忆兵《论陆游艳词情诗之同调》、熊言安《从〈念奴娇·过洞庭〉看张孝祥词学苏轼的表和里》、范松义《论张维屏词之风貌及词史意义》等论文，共同显示了学者们在词体文学艺术方面的不懈探索。

有些论文并不属于文学研究，而是着眼于文献考证，却在客观上推动了相关的词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如刘蔚《蔡伸与范成大舅甥关系发覆》一文从正面、侧面两个角度论证了蔡伸与范成大的甥舅亲缘关系，这一发现对南宋特别是中兴时期文学格局的建构具有较大意义。路成文《周邦彦通判睦州考》对周邦彦睦州行迹、任职心态做了探考和厘析，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周氏作品的理解。朱德慈《项莲生情史发微》据莲生文集中的《枯兰草自序》揭示了项氏的一段情史，使得词史上“莲生，古之伤心人也”的评价在内涵上落到了实处。正如钟振振先生在评议中所说，词学研究者应该尽量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向史学、文艺学、音韵学、乐律学等交叉学科汲取养分，而上述文章正是文史研究相结合的精彩案例。

四 词学史与词学理论研究

词学研究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对词学史的追溯与寻绎，对词学理论的归纳与阐释，不仅有助于理清线索、还原语境，也能为当下的学术研究和词体创作指引方向，因而也历来是学者们致力的重要内容。彭国忠《宋人称词为乐府之乐府学考察》就黄庭坚的词学理论生发开来，讨论了词的本体论、文体论和主体论，从更宏观的角度阐述了黄庭坚对词体的认识，是对宋代词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北宋初期词体创作不振，但其在词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岳淑珍《北宋初期词学的传承与流变》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考察。除了这两篇文章以外，其他讨论主要集中在清代和近现代词学研究领域。曹明升、沙先一《清代词学中的性灵说——一种“非主流”词学理论的生存状态与词史错位》分析了词中“性灵说”的内涵及演变过程，指出了清代词学中“性灵说”在理论层面几次被边缘化，但在创造层面蔚为大观的错位现象。作者认为，由于主流理论掌握着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我们当下对清词的认知。何扬《梁溪词人词学思想与清初词坛之演进》论述了梁溪词人群体中以顾贞观为代表的性灵派词人、以“花草”为旨归编纂《亦园词选》的侯文灿以及杜诏等后期梁溪词人的理论分野和演进轨迹，为了解清初词坛的多样生态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杨柏岭《“填词，智者之事”：传统人格与况周颐尊词“新”理据》结合“性情学养”论以及“性灵”“襟抱”“词心”说探讨了况周颐“词之为道，智者之事”“填词，智者之事”这一命题的独特内涵，并进一步阐明了该命题在中国诗学、文化史方面的意义。

台湾大学卓清芬教授《乔大壮“内转”析论》和陈国安《“心灵文献”解读：现代词学“厅堂”的建构——读〈杨海明词学文集〉》是近现代词学领域的两篇可贵成果。前者在介绍乔大壮的生平、著作以及《乔大壮手批周邦彦〈片玉集〉》的内容和意义之后，详细阐述了“内转”的词学背景、乔大壮的词学观点及其对周邦彦的推崇。文章不作泛泛之谈，表明了作者对“潜气内转”的独到看法，其中部分观点可与彭玉平先生新著《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中的有关论述相参证。后者是一篇书评，将杨海明先生三十年词学研究建构的体系称为“杨氏词学厅堂”，分析了这一“厅堂”的建筑结构和营造过程，认为杨先生是新时期唐宋词研究极具代表意义的个案，行文风格平实有趣，富有启发性。

五 词体声律研究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从词学研究的整体格局来看，词史之学、批评之学等体外层面的研究获得了蓬勃发展，而词的本体研究则显得滞后，一直是词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随着“词体声律研究与词谱重修”“明清词谱研究与《词律》《钦定词谱》修订”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相继启动，这一领域逐渐受到重视，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也是本次会议中的一大亮点。李昌集先生《乐、文互洽与词之变体的内在机制——以姜夔自度曲〈淡黄柳〉为例》讲述了词与音乐的关联性，认为音乐形式和语文形式的互洽，是词体生成和形式构成的本原机制，以跨学科的视野将音乐学、现代汉语知识与古代文学相结合，其中对词之“弹性文体”标准问题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廓清意义。肖瑞峰、杨珏沁《唐宋〈破阵子〉词调演进疏证》将《破阵子》词调视为词体发展史的一个样本，纵向梳理了唐宋时期该调兴起、发展、演变、衰落的完整过程，对该调的体式特征与题材特色也有比较精细的把握。词谱词韵研究方面，刘尊明、李文韬《程明善及其〈啸余谱·诗余谱〉新探》钩稽明代词谱学家程明善的生平事迹，指出其书是以歌源出于啸、词曲皆声之绪余等文学思想为指导，表现出探求词曲文学演变、树帜吟坛、指导创作的愿望与努力，对程氏纂辑、整理《诗余谱》的贡献与意义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谭新红《第一部词谱型别集——杨易霖〈周词订律〉研究》从周邦彦词集版本的角度探讨了民国时期杨易霖《周词订律》一书的特点与价值，就书中对周邦彦词对句和句法的论述进行了细致的归纳，这种扎实的研究态度，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肯定。清代词韵著作常将平声与相应的上去声韵统归一部进行编排，田玉琪《两宋词上去用韵探析》则将宋词上去声韵单独拿出来加以讨论，文中对具体韵部声情格调的分析，可以归入龙榆生先生提出的“声调之学”范畴，其对上去声搭配规则的考察结论，突破了清人万树以来延及当代的陈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以上分类当然不能囊括本次会议论文的全部，还有不少文章从广义的文化学视角介入词学，如史双元《宋词融摄佛道思想之诸种形式》是作者三十年前的一篇旧作，该文由表及里地讨论了宋词融摄佛道思想的诸种形式，是以宗教文化观照词体的具体范例。杨晓霭《宋徽宗的道乐实践及词坛“清真”》结合宋代的音乐文化，从《玉音法事》中窥探宋徽宗吟唱道乐及谱写道乐歌词的实践，认为大晟乐对道乐的吸收是不争的事实，为宣政乐坛和词坛的“清雅”取向找到了部分依据。宋子乔《文学治疗与鬼神信仰——论古典诗词中的“驱疟”现象》和刘畅《古典文学中“青玉”意象的使用与变迁》则分别涉及中国古代的民俗文化和玉文化。季品锋《叙事学视野下的宋词经典化》以欧阳修、李清照、辛弃疾的三首经典元宵词为案例，谈到了宋词的经典化问题，实际上是关于词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篇诗学文章，即周子翼《“以文为诗”考论》和张立荣《熙宁、元丰诗坛七律的格局与新变》，体现了会议的开放精神以及对不同专业背景学者们的吸引力。总的来看，本次研讨会在深切缅怀唐圭璋先生的同时，展现了海内外词学界精诚团结、薪火相继、砥砺前行的新鲜气象，促进了学术信息的畅通和词学研究的深拓，较好地实现了预期目的。

地处国内首个“世界文学之都”——南京，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本次会议也颇具特色。在主办方的组织下，与会学者们到附近的文化胜地清凉山崇正书院实地探访，共同欣赏了金陵琴派传人的古琴演奏与唐圭璋先生《梦桐词》佳篇的吟诵节目。会后，专家们纷纷发来祝贺信息，表示在多地疫情反弹的紧张形势下办成这次会议实属难得，并对会务组严谨合理的防疫安排和热情周到的服务表达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