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昕，孔令嫣

（1.广东金融学院，广州 510521；2.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510650）

“十四五”规划开局，面对更具不确定性的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世界环境，中国经济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新发展阶段是对我国当前历史方位的准确定位，是在已实现良好基础上的乘势而上，是历史性跨越阶段，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面对的三大挑战

中国经济只有应对挑战、破阻克难，才能乘势而上，取得更伟大的成就。当前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来自三个方面：中等收入陷阱、中美冲突和后新冠疫情。

（一）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虽然具有强大的韧性，但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十分警惕的“灰犀牛”，拉美、南非等国家是前车之鉴，这些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跻身高收入国家，经济陷入严重“滞胀”，经济增长停滞却通货膨胀高企。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面对的最主要挑战，实质是国民经济能否长期健康持续发展的问题。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10276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2020年再次超过1万美元，达10450美元，中国已迈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投资、消费与出口，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中国在这三方面都尚存在一些隐忧，需谨慎应对，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乘势而上。

投资方面存在多方面潜在风险，债务风险是首要隐忧，去杠杆势在必行但挑战巨大。中国国内整体债务体量巨大是不争的事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突出，企业债务风险也不容忽视，房地产等行业尤甚，居民杠杆率高，家庭负担沉重，挤出效应使大量家庭缺乏投资与消费能力。其次，赤字财政负担沉重，减税降费、经济增长率下降，影响财政收入长期低水平运行，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债务偿付压力，财政支出呈持续较高水平增长趋势，由此导致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其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放缓。2015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绝对值增幅降到个位数，传统基建高增长期已过；产业升级需要工业巨额投入，实体经济需要输血，但第二产业投资在整个固定资产丧失增速的同时，占比还在持续下滑。其四，实体经济回报率低，新增贷款避实就虚，仍以各种方式大量流向房地产。

消费不振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消费意愿、消费能力不足，拉动消费任务艰巨。消费支出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正常情况下对GDP增长贡献率超50%，而服务消费占消费支出超50%，服务业增长主要靠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拉动，制造业空心化、脱实就虚问题严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增速近年来一直在持续下滑，2020年更是-3.92%，创历史新低。居民借钱买房买到了极限，居民负债率高企，严重挤压消费；就业、居民收入形势严峻。同时，消费更为复杂化，在消费增速下行趋势中出现消费分级，消费结构整体上看是升级，但与部分人群的消费降级并存。

出口同样存在隐忧。中美贸易战2018年肇始，中国出口增速持续下滑；2020年出口同比增长4.0%，虽属超预期表现，受益于中国防疫处理得当，是世界上少数快速恢复工业品正常生产能力的主要国家，但疫情受益型出口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难以长期持续。

（二）中美冲突

中美冲突属于在2018年之前没有充分预估到的重大外部环境变化，本以为是“黑天鹅”，但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灰犀牛”。中美战略冲突具有必然性，中国崛起已被美国视为最大战略威胁，遏制中国、阻止老二赶超老大已成为美国政界共识。美国的遏制政策具有连续性，不会因为总统的变更大幅扭转，美国会联合盟友，继续制衡与遏制中国。

中美冲突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贸易战在经济上对中国影响有限但长期化，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比重不到20%，占GDP比重仅为3%；第二，中美冲突已从贸易战扩展到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政治战全方位冲突，中国将长期面对西方国家联手遏制中国的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第三，美国对中国在芯片等高端技术上的封锁与打压，反而让国人清醒，从而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巨大差距，倒逼产业调整。以史为鉴，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美日贸易战，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妥协并不能防止摩擦升级，只有增强科技实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内外需协调发展，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

（三）后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是2019年下半年不期而至的“黑天鹅”，是整个人类百年一遇的巨大灾难，危害远超2003年的非典，堪比1918-1920年肆虐全球的西班牙流感。疫情虽已在全球范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但是否还会出现多次反弹、还要持续多久才能结束，仍充满了未知性，世界进入后新冠疫情时代。经济下行周期叠加疫情，世界经济因新冠疫情遭到重创，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全球经济2020年萎缩了4.4%，是从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国防疫得力并且经济恢复措施得当，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主要经济体。但疫情后中国经济复苏并不可盲目乐观，疫情虽已得到基本控制，供给能力也得以基本保全，但有效需求不足作为主要问题重新突显。另外，经济复苏后所面对的滞胀压力、中小微企业处境困难、就业环境困难、消费习惯发生改变导致全民变“宅”、需时时警惕疫情的反复等等，都仍是中国经济要面对的挑战。

二、面对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四项战略选择

面对挑战，必须坚持正确的战略选择，才能保障中国经济继续乘势而上，实现历史性跨越，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持续发展的四项基本战略选择。

（一）科技创新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强调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明确了中国未来整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配套文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也于2016年5月发布，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计划到2050年将中国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是牵动发展全局的牛鼻子，科学技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福祉，要坚持“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7.9万家增长至27.5万家，实现营业收入51.3万亿元；设立169家国家级高新区，2020年营业收入41.8万亿元；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2.4万亿元，比2015年增长69%，总量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强度达2.4%；2020年基础研究经费超1500亿元，比2015年增长近一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大幅提升，从2015年第29位升到2020年的第14位；到2020年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60%。科技创新关乎国运，中国科技创新在“十三五”规划取得的卓越成就基础上，“十四五”规划期间更应乘势而上，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要深度融合实体经济，发展高科技产业是重要抓手，以科技创新拉动产业发展与升级，进而带动就业与居民收入提升，大力发展高科技行业，大力发展“新基建”，推动工业文明迈向数字经济时代，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产业化；锻长板补短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弥补“卡脖子”高端核心技术上的不足，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产业链；强化从0到1的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实现应用研究升级和产业能力规模化创新，打造强国核心竞争力。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主线，必须长期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结构性”三个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中十分重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改革重点，要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一方面要减少无效的和低端供给，另一方面要扩大有效的和中高端供给，供给结构要增强应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思路，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条件下，重点着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大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从而使供给体系能够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合理匹配，进而切实增强经济持续发展与增长的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着眼于治本，着眼于中长期目标；而逆周期调节的需求侧管理，着眼于治标，为中长期改革提供更平稳的短期保障。

中国自2015年以来，一直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贯穿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采取多方面政策手段持续推进，取得了卓越成效。2015年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存在“三大困难”，产能过剩、楼市库存与债务高企；针对三大困难，2016年重点工作是开展“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三去”和降成本、补短板的“一降一补”；2017年进一步推进相关举措，强调“破、立、降”，强调破除无效供给化解过剩产能、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降低实体经济成本；2018年在肯定“三去一降一补”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稳促调惠防”，即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强调“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旨在巩固前期改革成果，进一步深化改革；2019年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以及稳预期；2020年面对不期而遇的新冠疫情，强调“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保基层运转；2021年则强调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并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协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迈向纵深领域，走向改革深水区，将继续成为“十四五”期间经济工作的主线，需要久久为功的持续努力，做到减法与加法并重，一方面要减少低端供给与无效供给，另一方面要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以实现经济与产业的转型升级，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重大战略决策，明确了“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与路径选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法，在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首次提出，并从5月全国“两会”期间“逐步形成”的提法，调整为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加快形成”的提法，体现了形势逼人的紧迫性。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对中国战略科技能力围追堵截的背景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判断，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坏的打算，体现了应对严峻外部环境变化的底线思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内要求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扩大内需，构建完整内需体系，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封闭运行，而是要以国内经济的复苏繁荣来推动国际经济复苏，通过发挥内需的潜力，使国内国际市场间实现更好的联通，以更好利用内外资源；对外则要求打通国际循环，打造稳定、高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谈判。

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迁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在2016年达到峰值64.5%，高企的外贸依存度警醒中国意识到，作为一个大国，其经济不能过度依赖外部，自2016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开始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外贸依存度逐年下降，到2020年为31.6%，因此2020年提出“双循环”概念，并非突如其来，而是经济发展的自然逻辑延续。从全球产业链发展变迁来看，2008年之前，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各个国家利用自身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上某一环节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中国在此时期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是紧跟上了时代的需要；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带来深度调整，多方面原因导致全球产业链回缩，如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输出国推动产业回归，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向技术资金密集型转型，并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弱化等，在此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占比，自然呈下降趋势，此时中国经济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主体方面，需要提振消费、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和完善社保，并积极推进城镇化，加大自主创新；同时要实现外循环赋能，内向、外向双向集成全球资源与要素，加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话语权；而要保持双循环畅通，则要改善营商环境，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中国还要保持战略定力，降杠杆、防风险、去泡沫的弦，必须一直紧绷不能松懈。

（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与基本国策，回顾4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一直伴随着要素的解放和体制机制的改革。202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是中国全方位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下半场，核心是积极主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对改革开放下半场的深水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要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来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高水平开放来反制“逆全球化”，以超大市场吸引力来反制“脱钩论”，用改善营商环境来反制“撤资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独立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这传统四大要素并列，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新技术、数字技术带来全球创新链产业链升级，也带来全球治理方式的升级，改革开放再出发也要运用新方法新手段，才能事半功倍。

三、结语

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面对许多重大挑战与风险，但也面对重大战略机遇，加强科技创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坚持改革开放，只有坚持这四项战略选择才能更好地奋进新征程，助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从战略层面来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稳定信心，坚定不移地办好自己的事，宏观政策方向不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改变；牢牢把握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以解决国内矛盾为主，稳增长；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基本方略，加强法治，推动由要素、商品等流动型的开放向体制、规则等的制度型开放转变；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强科技创新，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强国核心竞争力。短期战术层面，则应该加大基建投资，尤其是新基建，对冲经济下行，拉动经济增长；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跨周期调节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保就业，发展产业，提振内需，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推动产业升级，维护产业链供给安全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扩大进口，减少顺差，惠及更多贸易伙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广包容、共享的治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