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正伟 王 琪

云南是世界著名的茶树发源地，种茶、饮茶的历史悠久。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均有独具特色的饮茶习俗，如白族的“三道茶”、傣族的“竹箭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基诺族的“凉拌茶”、佤族的“烧茶”、拉祜族的“烤茶”、彝族的“土罐茶”、纳西族的“龙虎斗茶”等，代代相传至今。茶也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影响，如《德昂族简史》说：“作为金齿后裔之一部分的德昂族，种茶的历史久远，他们当是茶叶的主要出售者，故经济生活比较富裕，以致在人们的观念中德昂人很有钱，银子也多。”李全敏《礼物馈赠与关系建构：德昂族社会中的茶叶》一文，则表明了茶在德昂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滇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等地是云南重要的产茶区，当地的民众普遍认为诸葛亮在公元225年平定南中后在当地种植茶树，所以把他作为“茶祖”加以崇拜。

滇西把诸葛亮作为茶祖加以崇拜，以普洱和西双版纳两地为盛。今天的普洱市中心立有“孔明兴茶”的雕像，从1993年开始举办第一届中国普洱茶节，除2010年第十届在上海举办，2012年第十二届在北京举办外，其他各届都是在普洱举办。普洱茶节主要是以茶为媒，为中外的商贸活动搭建平台，此外还包括学术研讨、旅游观光、文艺会演、赛事举办等活动。2005年第七届普洱茶节开始有盛大的祭茶祖仪式，这是普洱市将各县区拉祜族、佤族、傣族、布朗族等各少数民族的祭茶祖仪式进行整合的结果。2013年10月，普洱祭茶祖仪式被列入云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与普洱市由官方组织不同，西双版纳的茶祖祭祀活动，主要是由民间自发举办。目前可见最早记载西双版纳地区产茶、饮茶的是唐代樊绰的《蛮书》，其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合烹而饮之”。根据方国瑜先生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银生城”即南诏国，“银生节度辖地，犹今之西双版纳地”。据说“椒、姜、桂合烹而饮”之法，至今还保留在佤族饮用的擂茶中。这样的历史渊源，为当地今天开展相关文化活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2005年3月底，在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勐仑镇举办了“纪念孔明兴茶1780周年暨中国云南普洱茶古茶山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一年研讨会组委会还在勐仑镇树立了“茶祖诸葛孔明公植茶遗址”石碑。2017、2018两年的4月，当地举行了首届和第二届祭祀茶祖活动，以此来宣传当地的茶叶以及相关文化。而且当地人普遍认为，这种茶祖祭祀仪式在清末就已经形成了。祭祀的地点在勐仑镇孔明山祭风台，参会人员有学者、茶商及当地百姓等，祭祀活动有较为规范的流程。祭祀时摆放案桌，桌中央竖立一大幅“茶祖千秋”诸葛亮画像，祭品分别摆放于画像两侧，左为三样果鲜，右为牛、猪、羊三牲之头，画像前方正中间为立起摆放的茶饼。案桌后面、画像两侧为六大茶山旗幡，颜色各有不同。朗读祭文是祭祀活动的重头，活动的末尾还安排了茶农的聚餐，以及具有民族风情的文艺表演。

对于上述两地的茶祖崇拜问题，学界的讨论都很少见，尤其是对普洱市茶祖崇拜的研究几乎没见到过。而对于西双版纳的茶祖崇拜，就笔者所见，林超民先生是目前唯一做过较详细有关探讨的学者。他认为西双版纳茶王树祭祀的兴起“当在18世纪中叶以后”。本文拟从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从目前西双版纳茶祖祭祀的开展情况入手，对其形成时间、原因，以及普洱茶、茶马古道中的滇藏道的发展历史等相关问题，再进行一些新的探讨。

作为滇西两个相邻的州市，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为什么都会把诸葛亮当作茶祖崇拜，而其他地方则不见这一现象？这种崇拜究竟是始于上文说的清代，还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事，又或者另有时间？

清朝雍正时期在滇西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将原车里宣慰司（今西双版纳）辖区内澜沧江东岸的六个版纳（意为六个提供赋税的行政单位）划归普洱府，其中就包含六大茶山，因此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被称为普洱茶。1953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六大茶山又改隶西双版纳。据普洱府设立后首部流传于世的方志“道光《普洱府志》”记载：“旧传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悠乐，置鐵莽于莽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以名其山。又莽芝有茶王树，较五山茶树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诸葛亮在平定南中的过程中，走遍六大茶山，分别留下一些器物，并以此作为山的名称。其中莽芝山有相传为诸葛亮所种的茶王树，道光时仍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百姓的奉祀。而一个“犹”字，表明在这之前当地已有这一习俗。而在清朝嘉庆时期成书的檀萃《滇海虞衡志》中，确实已有这一习俗的记载：“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道光《普洱府志》应是取材于此。另外，道光《普洱府志》卷六《山川·孔明山》说：“在城南四百八十里，在六茶山中，上有祭风台旧址，相传为诸葛扎营处。”又记载莽芝山的茶王树祭祀：“土人岁以牲醴祭之。”还对茶王树祭祀的时间、地点等做了补充：“在城南六茶山之中，登其上可俯视诸山，相传武侯于此祭风，又呼为孔明山。”。上文说到的茶祖祭祀，对象是诸葛亮；而道光《普洱府志》说的却是对茶王树的祭祀。但两者在具体地点上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推断，诸葛亮茶祖祭祀是由茶王树祭祀演化而来。且茶王树既是“武侯遗种”，祭祀对象由茶王树变为诸葛亮，也是一种自然的迁移或延伸，更何况正如林超民先生所说，把诸葛亮作为茶祖祭祀，还能更好地实现茶农、茶商追求经济利益和国家认同的动机。上述六大茶山的归属在普洱和西双版纳之间的历史变动，以及六大茶山与诸葛亮的渊源关系，是今天两地都开展诸葛亮茶祖祭祀的历史基础，这也体现了当代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为实现地方经济利益，对历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

“居滇十余年”的檀萃、地方官编纂的道光《普洱府志》，都只提到茶王树祭祀而未提诸葛亮茶祖祭祀，说明后者在清朝嘉道时期尚未形成，否则断不至于在其中没有反映卷6“志禽。而光绪二十三年重修的《普洱府志》，其卷十九《食货志六·物产·茶》、卷四十九《杂志一·古迹·六茶山遗迹》也记载了茶王树祭祀，但同样未提诸葛亮茶祖崇拜。近代茶界泰斗、傣学专家李拂一，在20世纪30年代成书的《车里》中提到：

车里宣慰司东去可百里曰攸乐山，其人曰攸乐人，“攸乐者，丢落也”，谓为武侯所丢落也。自云中土人，先世随武侯南征戍此，蜀亡，遂家焉，娶夷妇，习夷礼，从夷俗，至于今乐不知中华为何物，汉人为何如人也。惟孔明，妇稚皆知，闻其名，未有不肃然起敬者，咸呼之为孔明老爹云。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攸乐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随诸葛亮南征而来的蜀国士兵，蜀国灭亡后在当地安家，完全“夷化”，但又对诸葛亮备极推崇，称之为“孔明老爹”，也没有提到当地的诸葛亮茶祖祭祀。而且以林超民先生搜罗史料之全，若诸葛亮茶祖崇拜在流传的史料中有记载，他理应不会漏掉。因此似可认为，诸葛亮茶祖崇拜主要是由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茶农、茶商，在先前茶王树祭祀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相沿流传的一种习俗，且形成时间当在非常晚近的时候。当然，不管是茶王树祭祀还是诸葛亮茶祖祭祀，都是在滇西地区浓厚的诸葛亮崇拜氛围中形成的。

很显然，茶王树祭祀中的茶，具体是指普洱茶，也就是说这一习俗的形成，肯定与普洱茶的兴起和发展有关。普洱茶在明清两代的遭遇是全然不同的，明朝万历时期在云南为官的浙江钱塘人谢肇淛在所著《滇略》中说：“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普茶”就是普洱茶，并且这种“蒸而成团”的做法本就是普洱茶的显著特点，在今天的澜沧布朗族中仍有保留。但是谢肇淛同时也感叹道：“滇苦无佳茗。其地非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卷3“产略”)他认为云南并不是没有好茶，只是“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当地人的制茶、煮茶方法不当，把产出的好茶浪费了，因此就跟没有好茶一样。这不禁让人想起前述唐朝樊绰说的“散收无采造法”，似乎表明从唐到明，普洱茶在制作工艺上都没有什么改进。同时这也表明在明末普洱茶仍没有什么名气，为“士庶所用”，而没有区分出所谓“贡茶”“粗品”的等级（清代有此划分，见下文论述），否则，即使是谢肇淛不喜爱喝，他也不至于做出“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煮茶时冒出的是草的气味，喝起来味道跟水差不多的评价。方国瑜先生《普洱茶》一文主要根据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的记载，认为明朝已在普洱设官经理茶贸，因茶叶市场在普洱，因此称为普洱茶。但是这段材料只是说普洱产茶，并曾为车里的土司占有，并不能反映茶叶贸易的数量、市场与外销等信息。

与明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道光时曾在云南遍访碑刻、撰成《滇南古金石录》的阮福写有《普洱茶记》，其中有关“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的记载，寥寥几字，却足以看出普洱茶在当时的颇受欢迎之态。其父即曾任云贵总督的阮元写有两首关于茶的诗：

啜茶

叶暗桄榔孔雀飞，万山潜蛰起春雷。蛮江新涨绿如酒，此水能无饮一杯。

滇园煮茶

先生茶隐处，还在竹林中。秋笋犹抽绿，凉花尚闹红。名园三迳胜，清味一瓯同。短榻松烟外，无能学醉翁。

由阮福对普洱茶的称赞推断，阮元诗中的“茶”很可能是指普洱茶，而他对饮茶、煮茶的感受，显然已与谢肇淛“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的评价有了天壤之别。

在此之前，康熙《云南通志》已说普洱茶：“性温味香，异于他产。”“耳”应为“洱”的误写，这是目前可见的云南方志中首次对普洱茶明确记载且给予好评，而明代的方志则不见这种记载。另外，林超民先生也注意到上述谢肇淛的那段材料，但他认为这是因为谢是福建长乐人，当地饮茶之风盛行，故谢喝不惯云南的普洱茶，才会对其有那样的认识和评价。但是，与谢肇淛一样遍历云南、见闻广博的明末江南人陈鼎、徐弘祖，在其所著《滇游记》《徐霞客游记》中，以及谪居云南三十多年的明朝嘉靖时期的状元杨慎的笔下，都不曾提到普洱茶。这些也能说明普洱茶在明代并不出名和为外界喜爱，这种情形直到清初才发生改变。

普洱茶的这种变化，主要与前述雍正时期对滇西的改土归流，设置普洱府有关。这使官府控制了六大茶山的茶叶贸易和茶税，普洱茶也成为贡品。乾隆时期张泓《滇南新语》记载普洱茶中的精品进贡，制作成饼的则是粗品滇茶。普洱茶得到清朝皇室的青睐，行销于京师，这一光鲜的历史，自是可以为今天的茶农、茶商加以宣扬，以提高它的商业价值。

清朝对滇西改土归流，不仅改变了普洱茶的身价，而且还使它成为清朝加强对藏区治理的重要物资。

木霁弘、陈保亚等人所著《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最早提出“茶马古道”的概念，并认为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从云南的普洱出发经拉萨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的滇藏古道，一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尼泊尔、印度的川藏古道。之后王丽萍先生《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视野下的考察》一书，又将唐蕃古道加入。因此概括起来，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分为三条：滇藏道、川藏道和青藏道（即唐蕃古道）。对于三条线路在沟通与藏区的经济联系上的作用，张翔先生说：“茶马古道相对持久的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历史上西藏扩张多沿唐蕃古道等方向展开，茶马古道沿线的横断山区相对平静。”也就是说，由于川藏道、滇藏道经历战争比青藏道要少，环境相对和平，而使它们成为唐以后输入藏区茶叶等物资的主要通道。但是两条道路在唐以后输入藏区茶叶等物资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对此还可以再进一步分析。

关于历史上云南向藏区输出茶业的情形，隋唐时期，虽然南诏已产茶，但是其是否向藏区输出茶叶，则没有确凿的证据。檀萃《滇海虞衡志》说：“普茶，名重于天下……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卷11“志草木”)说明“普洱茶”在南诏时期就已销往藏区。后来的阮福也同样说：“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但两者毕竟是后出资料，不足为据。陆韧先生编著的《高原通途——云南民族交通》指出，元明清时期复兴了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与吐蕃联系的民族通道而形成的茶马贸易之道。南诏、大理时期云南早已产茶，并与吐蕃进行茶马贸易，然而所说并没有确凿的论据。

到了宋朝，与之并立的大理国需要与它开展茶马互市，拿自己产的马与宋朝的茶叶交换。这表明当时云南茶叶的产量、质量都不能满足境内民众（可能还有输出藏区）的需要，而要有赖于从宋朝输进。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拿来与大理国交易马匹的茶叶，四川是个重要的源头。史载：“威、雅、嘉、泸、文、龙州地接乌蛮、西羌，皆产大马，请委知州、寨主以锦彩、茶绢折买，从之。”但是元代则废止了这一做法。

而明朝利用茶叶来交易西藏的马匹，主要用的也是四川的茶叶。如明太祖“遣驸马都尉谢达，往谕蜀王椿”，其文曰：

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干、乌斯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迩因边吏讥察不严，以致私贩出境，为夷人所贱。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夷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今惟易红缨杂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夷狄哉？尔其谕布政司、都司，严为防禁，无致失利。

明太祖借鉴唐宋时期的做法，因茶叶是以荤膻食物为主的西藏民众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由官方组织以四川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交换，可兼取“专利”（包括收取茶税和获得马匹）和“制夷狄”的双重功效。而他说的“边吏讥察不严，以致私贩出境”即私茶贩卖的问题，后来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弘治时期，“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马资军中用。久而寖弛，奸人多挟私茶阑出为利，番马不时至”。弘治十五年（1502），云南安宁人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严为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服致诸番，番马大集”。这里再次强调了明太祖以四川茶叶交换西藏马匹，将之用来加强军事力量的做法。此法后来逐渐废弛，因商人为谋取利润贩运私茶，破坏了官方组织的川藏茶马贸易，藏马运来越来越少。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时，严禁贩运私茶，茶马贸易仍归官方垄断，官方由此不仅获得大量茶税收入，藏马也大量运来支持军事建设。方国瑜先生《普洱茶》一文说：“滇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当很早， 到明代已很发达。”但对明代云南茶叶行销藏族地区只是推测，没有举出有力的证据。

另据蓝勇《明茶马贸易〈四川省四路关驿图〉考》考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四川省四路关驿图》是“明代末年四川对西南边疆乌斯藏、朵干和云南地区茶马贸易布控所需的军事专用地图”“从事茶马贸易保卫的卫所人员所绘，主要用于茶马贸易交通的保护缉私之用”。明朝专门布置军事力量保护四川到西藏的茶道，以保障川藏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这是对明朝廷由官方组织、严禁私运政策的具体实施举措，也为本文四川茶叶是交易西藏马匹的大头，茶马古道中的川藏道才是明朝重点关注的对藏区输入茶叶的主要干道等论断，提供了实物证据。

云南茶叶在中原王朝对西藏的马匹交易中开始凸显作用，是在清朝。前人的相关研究，如方铁先生等论述了普洱茶在清代兴起的原因，及其与滇藏茶马互市的相互促进关系。石硕先生对各代与藏区“以茶易马”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厘清，即“以茶易马”主要在宋代，明代已削弱，元、清以茶叶输藏为主，基本不存在“以茶易马”。刘礼堂先生等勾勒了青藏、川藏、滇藏三条茶马古道支线在历史上的消长情形，具体为唐至明，川茶均运至陕南经青藏线运往西藏，但明代也开辟了川藏线，清初才开通滇藏线。这些研究都已关注到清代包括普洱茶在内的云南茶叶的输藏情况及其与滇藏道的互动关系，然而具体情形如何，还可以再进一步清晰化。

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奏准开辟北胜关（在今云南省永胜、华坪两县内），在此与西藏达赖喇嘛、青海干都台吉以茶换马。康熙四年（1665），朝廷继续在北胜州开设“茶马市”，以云南茶叶与西藏交易马匹，每两收税银三分。清朝初期，利用平定蒙古、西藏叛乱势力以及改土归流的时机，进一步疏通云南内外的交通，尤其是雍正二年（1724）对丽江木氏土司的改土归流，打通了在明代长期阻塞的滇藏之间的贸易通道，使云南的茶叶得以运往西藏，朝廷除了收取税收、获得军马之外，还能收到“以茶驭番”即加强对西藏控制的效果。雍正元年又建中甸厅（今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五年实行川滇藏勘界，地处川滇藏交界处的中甸从而成为滇藏茶马贸易的中转站。乾隆十三年（1748）实行茶引制度后，官府每年颁发三千引，由丽江府按月发给茶商，再由茶商赴普洱府收购茶叶，运到中甸与藏民交易。

综上所述，清初对云南的有关措置尤其是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使普洱茶成为贡茶，并且受到皇室和京师人们的喜爱。而对比明末的默默无闻，笔者推测，清初普洱茶在采摘要求、制作工艺等方面可能经历了重大变革。而至今易武当地人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雍正年间从石屏宝秀宝山迁来的移民刘汉成，在易武不仅开辟了上百亩的茶园，还创制了新的制茶工艺。但详细情形如何，还有待于材料的进一步发现。同时，清初疏通滇藏交通、完善行政建制，普洱茶等云南茶叶成为清朝输入藏区茶叶的重要部分，茶马古道中的滇藏道也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普洱茶饼

①参见《回顾·历届“中国普洱茶节”举办时间及内容概 要》， 普 洱 茶 网,www.puercn.com/puerchanews/hyxw/134412.html；《普洱祭茶祖仪式，共赴文化盛典》，《潇湘晨报》2021年3月22日

②这是一篇名为《第二届公祭茶祖武侯遗种普洱茶1793周年茶文化节》的报道文章，来自一个名为“茶业复兴”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由笔者一名西双版纳的学生推送给我。当时还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篇报道，但后来就找不到了。

③后来林先生又依据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定国曾转战五座茶山所在的勐腊等地，跟当地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被称为“诸葛亮”“孔明”，死后当地人又为他建立坟茔，推测他就是“孔明兴茶”之“孔明”。（林超民：《“孔明兴茶”别解》，《林超民文集》第2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但是，史志中明确记载是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平定南中时，在当地遗种茶树，而且一般都载明是“武侯”所为；今天在西双版纳仍被作为茶祖祭祀的，也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关于李定国与诸葛亮的渊源，据清道光时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记载，蜀人金公祉说孙可望是董卓、曹操，而劝李定国为诸葛亮，李定国说自己不敢为诸葛亮，但希望能效仿关羽、张飞、姜维等，遂与孙可望分道扬镳。徐鼒将他视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认为他后来能“努力报国，殉身缅甸”“由定国有杰士风，而非金公祉有以感之，胡能若是”。（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87-688页）相对于明末清初的李定国，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为晚出之书，因此所说之事可能是附会。但它意在表明诸葛亮的忠义，时隔一千多年后仍为蜀地百姓崇敬，乃至可以拿来感化农民军将领。而有材料表明，李定国也自比为诸葛亮，“尝一试其所有地，题用‘一匡天下’，自负以为仲父复出”。（查东山笔、沈墨庵阅：《东山国语·粤徼语·李定国》，《四部丛刊三编》本）

④道光时纂修了两部普洱府志，道光二十年（1840）知府郑绍谦纂修了首部，但后来亡佚。道光三十年知府李熙龄又续修，即为本文所引用的这版。

⑤其他持相同观点的研究，如蒋文中《从周代到明代的云茶简历——普洱茶的十五个重要历史发展节点（一）》：“在明代茶马交易中，随着产量最大的川茶由黎雅输入藏区不断倍增，使四川天全、雅安等地成为明代藏区与汉区之间茶马交易的主要市场。”（普洱茶网http://www.puercn.com/puerchawh/puerchals/198447.html）武沐、郭翔《明朝茶马贸易的几个问题》：明朝与藏区的茶马贸易，是其获取马匹的最主要途径。而“明朝用于茶马贸易的茶叶主要产于川陕两省的汉中、保宁和成都诸府茶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第138页）。

⑥云南茶叶以七圆饼为一筒（重四十九两），以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征税银三钱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