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琼 徐建牛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述评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呈现出“单位制”的组织结构形态，“单位”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统治和一种社会结构，a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它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功能，以行政性、封闭性和单一性为特征。b李路路：《“单位制”的变迁与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 年第1 期。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的消失，基层社会转向“街居制”，直到现在的“社区制”。c何海兵：《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管理世界》2003 年第6 期。“单位人”向“后单位人”转变。d王宁：《后单位制时代，“单位人”转变成了什么人》，《学术研究》2018 年第11 期。由于社会流动性大，社区居民之间越来越“陌生”，社区出现了“碎片化”和“原子化”，这种状态难以形成有效的秩序和规范，缺乏凝聚力。因此，通过社会再组织化促成不同主体在推动社区建设领域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是探寻一种服务型社区治理机制。e杨君、徐选国等：《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3 期。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同时将“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a《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8449023.htm，2019 年11 月5 日。2021 年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b《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 年7 月12 日第2 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的制度顶层设计本身包含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互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层社会再组织化提供了合法性空间。国家治理不仅包含社会治理，而且规定和引领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则在社会领域实现国家治理要求和价值取向，体现国家治理的状况和水平。c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3 期。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与治理策略调整，增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并为社会力量发展释放出较大空间；社会通过寻求和争取更大的机会得以发展。影响社会治理发展轨迹与进程的力量主要来自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良好的社会基础则形构了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与内生逻辑。d郁建兴：《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探索与争鸣》2014 年第12 期。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通过有形或无形的组织方式建构了社会中的权威关系、政治过程和资源配置渠道，也相应地塑造了群体间的边界和关系，并在这一制度基础上产生了稳定的群体互动和政治行为。e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学术月刊》2014 年第10 期。国家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由刚性管制向柔性服务转变，治理空间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其基本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公共权力运作流程不再总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而是互动式、多向度的。f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 年第2 期。

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g孙立平：《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4 期。社会体制改革是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h李培林：《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求是》2017 年第4 期。社会治理更强调“双向互动”、多元参与、合作、协商，法治的理念和公开、透明的治理方式。i李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前线》2014 年第1 期。其核心是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实现共管共治，有效的社会治理也必须发挥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双重作用。j燕继荣：《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4 期。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还存在公共性发育与社会赋权方面的难题。k李友梅：《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11 期。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落脚点，也是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主要场景。最早滕尼斯（1887）提出“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人群组合。1933 年费孝通将英文Community 翻译成“社区”。l丁元竹：《中文“社区”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启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 周年》，《民族研究》2020 年第4 期。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社区的研究分为“共同体”和“复合体”两种倾向。前者认为在由“单位制”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的过程中，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在传统单位制解体的过程中对社会进行整合，重新建构一个以“社区制”为主体的治理体系，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共同体；m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2 期。后者认为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n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4 期。不仅是人们生活所在的共同体，其治理方式方法也涉及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调整。o吴晓林、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1 期。实际上，城市社区作为一个系统，具有治理单元和社会单元二重性。前者对应刚性的政治属性，成为基层治理体系的主要部分；后者对应差异化的建设目标，即形成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具有弹性的社会共同体。a蔡禾、黄晓星：《城市社区二重性及其治理》，《山东社会科学》2020 年第4 期。社区社会组织是在社区范围内，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化、多样化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自觉参与并开展活动，以实现社区公益性或共益性目的的社会自发组织形态。b陈洪涛、王名：《社会组织在建设城市社区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基于居民参与型社区社会组织的视角》，《行政论坛》2009 年第1 期。通过各种活动将社区居民联结起来，在参与社区服务、化解矛盾纠纷、增强邻里关系、社区公共事务协商、推动社区自治、激发社区活力、引领社区志愿服务和营造社区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还具有培育公共精神、社会整合等功能。c郁建兴、李慧凤：《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5 期。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都深入探讨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设计的合法性体制框架内推进。然而，尚对两个问题关注不够。其一，对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只是提出了一个路径，对再组织化的形态、过程，再组织化对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影响缺乏深入探讨；其二，多数研究都倾向于从某一个视角分析，或者只是将国家治理作为其研究的框架背景，缺少对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二者之间相互兼容、相互协调的良性互动机制的深入探讨。笔者认为，按照国家治理所设计的社会治理基本制度框架，要体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社区居民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它既是一个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形态趋势；又是一个建构基层社区秩序与规范的过程。本文以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经验探索为例，从再组织化的视角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d本文资料来源于杭州市HXWD 社区、HXTD 社区、HZQL 社区、HZJB 社区、宁波市NHBM 社区、NHBA社区、NHWQ 社区、温州市WLWM 社区、WLSG 社区、嘉兴海宁市JHN 社区、JHX 社区调研获得。

二、再组织化：以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为例

居民自治属于政府主导型自治,而自治的成长又要求政府下放权力，转变职能，改变领导方式，在自治基础上重新塑造政府，实现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e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3 期。社会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个体的组织化。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形成的联结机制构成社会共同体。f张秀兰、徐晓新：《社区：微观组织建设与社会管理——后单位制时代的社会政策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1 期。

至2020 年，浙江全省社区社会组织备案总数23 万个，其中城市社区社会组织8.8 万个，平均每个社区18 个；农村社区社会组织14.2 万个，平均每个社区8 个。g《2020 年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浙民财〔2021〕127 号），2021 年 7 月 7 日印发。笔者在2018 年承担浙江省民政厅“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课题研究，调研了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海宁共11 个社区，以及相关市区、街道委员会。涉及的社区社会组织的类型主要有兴趣娱乐类、公益服务类和纠纷调解类。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表明，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是以社区社会组织为纽带，将居民联系到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目标的组织中。从初期阶段的居民娱乐兴趣小组，到中期阶段的社区公益小组、矛盾纠纷调解等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开展活动，形成了基层社区网络化的结构，创新了社区居民互助服务模式，增进了居民之间新型信任合作关系，同时还形成了纠纷调解机制。

第一，建构了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网络结构形态，形成了新型社会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社会治理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由普通甚至陌生的邻里关系转化为自愿加入有共同兴趣、共同目标、共同任务的社会组织成员。通过开展活动，组织成员平等沟通、互助协商，逐步建立了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协调的和谐关系，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关系，超越了传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差序格局”。如杭州、宁波、温州、海宁等地社区的兴趣小组、公益社团等。

第二，逐渐成为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浙江省一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已经开始由兴趣、娱乐型向参与社区治理的公益型转型，逐渐形成了初步规模。社区居民不再只是被动的社区服务对象，而是逐渐成为参与社区居民互助服务、有秩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老大难”问题治理的一支主体力量。他们是社区协同共治的参与者、治理成果的共享者、和谐关系的共建者。如NHBM 社区从2014 年成立了NB市首支“红帽子”民间社区护水志愿队，一天两次、全年无休巡护河水。aNHBA 社区主任访谈，2019 年3 月。JHX 社区的“爱心联盟”则依托微信公众号同步宣传和参与“五水共治”等志愿服务活动。bJHX 访谈资料及提供资料，2019 年2 月。

第三，创新了社区居民互助服务的模式。传统的社区服务都是由社区主导，或借助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为老弱病残居民等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目前浙江省城市社区的居民互助与自我服务已经发展很快。由原来的社区对居民服务，或借助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为老弱病残居民等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转变为互助服务、助人自助。从结构上创新了原来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主客体”关系量，创新了社区治理的主体格局，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第四，建构了社区矛盾纠纷的自我调解机制。社区居民的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大多数都是可以通过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自我调解的。如HXWD 社区的“和事佬”们就生活在楼道里，对社情民意有着早发现、早介入、早解决的特殊功能。其成员分工负责、分片包干，将了解民情民意、宣传政策法规、调解矛盾纠纷的功能延伸到社区的每个单元楼道，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新三十六计”“373”等调解工作机制。cHXWD 社区“和事佬协会”原会长访谈，2018 年11 月。HXTD 社区的“鲍大妈聊天室”从2005 年成立以来，坚持14 年共服务超过4.1 万人（户）次，受到了居民群众的尊重与信任。并且其功能拓展到化解矛盾、传递信息、调查研究等多方面。dHTD 社区书记访谈，2019 年3 月。NHBA 社区的“和谐花工作室”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和模式，针对家庭矛盾中的情感问题，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和排查隐患。eNHBA 社区书记访谈，2019 年3 月。实际上，社区拥有宝贵的人力资源，即“五老”（老干部、老党员、老企业家、老教师、老同志），这些老人有热情、有耐心为社区提供经验和指导，为社区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些社区将“五老”的作用发挥得好，社区治理效果明显提升。

第五，在参与社区治理中逐渐形成民主协商的议事规则。社区的民主协商往往是针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具体公共问题或事项展开的。以NHBA 社区改造停车位和安装电梯为例，针对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NHBA 社区组织引导物业、居民、施工方、社工等通过“共识论坛”“居民议事会”等平台，开展“六位一体”的沟通协商，形成了“事前—事中—事后”全程沟通、公开、参与的模式，最终形成了居民认可的实施方案，新增车位357 个。fNHBA 社区访谈及提供资料，2019 年2 月。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问题，NHBA 社区通过社区的“开放空间”与小区8 个楼道居民协商旧楼增装电梯的问题，最终顺利完成旧住宅加装电梯的项目。gNHBA 社区主任访谈，2019 年3 月。通过社区公共平台或公共空间，居民在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沟通协商的机会，增加了参与的积极性，学会了协调、妥协与合作，最终达成大家接受的方案，并形成了一套大家认可的规则和程序。居民组织有序地参与治理有利于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的形成。进一步分析上述经验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核心主导作用，党员干部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海宁等地的社区社会组织带领居民有组织、按程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申请项目都要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如社区党组织定期（每月）召开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会议、定期培训等。

二是政府赋权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基础。在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获得了政府的一定程度或者部分赋权。这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一个体制性的制度安排。2016 年浙江省民政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社区社会组织是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2017 年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2018 年浙江省民政厅、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指导意见》，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政府将社区治理的部分权力开始让渡给社区居民，重点支持那些有利于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社区社会组织，为他们开展活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如社区居民兴趣小组、志愿者队伍等群众自治组织采取社区备案制，而大型的社会组织则需要到区民居局社会组织管理机构进行注册登记，还需要一定的注册资金（3 万元）。

三是社区居民的公益精神和参与治理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浙江省形成的社区公益品牌都是依靠社区居民的公益和志愿者精神支撑的。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经验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再组织化形成了社区组织网络化的结构形态。这种网络结构的社会组织具有超时空性与开放性、行动空间再生产中的虚拟性、社会关系的平等性与自主性、秩序建构中的扁平化与多中心性、社群交往纽带的网缘化、群体成员的异质性较高和群体边界模糊等社会组织特征。a张文宏：《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4 期。这些社区社会组织遵循网络化运作逻辑，以沟通交流、协商合作的模式运作。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网络化组织形态不同于科层制组织，没有严格的层级制度，而是由社会成员或社区居民以平等的资格自愿组织的，组织领导由全体成员推选产生；这种网络化组织是以其成员的共同兴趣或共同任务目标为导向的，社区居民都有加入其中并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平等沟通协商，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规范、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机制；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注重实效，切实解决社区居民身边的“老大难”问题。其秩序性和稳定性有助于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解能力的提升，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在社会领域的目标达成，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

为什么浙江经验对于解释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关系具有典型性意义？因为社区居民通过再组织化形成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现了基层社会结构转型的方向和趋势。从共性来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浙江省在推进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方面走得更快一些，落实得更加扎实一些。从地域性来看，浙江省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有目共睹。“枫桥经验”之所以诞生在浙江，就是因为浙江人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比较适应中国社会“情、理、法”兼容的传统，能够运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

三、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机制

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要形成良性互动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上，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权力和权威关系形成转型。随着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转型，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各主体的权力边界逐渐清晰，权力和权威来源各有侧重。权力是迫使对方服从的制度性强制力量,权威是一种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两者的实质性区别是强制服从和自愿服从。b俞可平：《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 年第3 期。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参与的格局下，国家不再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处在领导地位，其权威来自于制度与政策的合法性，带有行政色彩。而社区社会组织的领导权威主要来自于其成员的认同，组织成员和社区居民则是协同参与的主体角色，在基层社会，认同性权威以其日常性的形式运作，以满足社区发展和居民的社会需求为目标，解决各种实际问题，适应基层社会生活的逻辑，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质量和发展趋势。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必须要在二者之间建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效机制。这些机制既要维护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目标的一致性，又要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创新活力，还要具有良性互动的可持续性，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

第一，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赋权是一种基于权力让渡的机制。赋权始于美国20 世纪70 年代，主要运用于心理学、健康、保护女权等领域。20 世纪90 年代英国城市复兴中的社区赋权主要是以政府与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来体现，并通过社区组织吸纳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和城市复兴。a吴晓林、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1 期。社区赋权深嵌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肌理之中，涉及基层社会管理权力（权利）的拆解和重组。能够衡量传统权威力量推动改革的主动性和真实性，不但能够给社区居民“自决权”，从而为社区善治创造基础，还能提升民众的参与意识，为更新社区治理格局提供支持。它既可以被当成一种社区能力培育的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结果，既是社区治理转型的关键环节，又关乎基层社会管理的权力重构目标。b吴晓林、张慧敏：《社区赋权引论》，《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6 期。“赋权”机制解决了政府放权与基层社会承接政府服务职能的问题。“赋权”不是简单地放权，而是政府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目标、有条件地赋予基层组织一定的参与权力，同时也将相应权力连带的责任落实到基层。推动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向多元互动的横向网络结构转型，推动参与式治理机制和参与型社会的建设，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甚至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混合型”。c毛丹、陈建胜：《为“三社联动”赋权增能，让基层社会动起来》，《中国社会工作》2015 年第3 期。随着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成为另一种赋权的方式。政府通过对服务项目的支持，逐步将社会领域的部分权力和功能下放给基层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也逐步开始承接政府的社会治理功能，成为社会治理协同参与的主体。

第二，自下而上的创新驱动机制。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发挥执政党推动的主导性作用和社会成长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还需要实现各种政治力量的良性互动，提升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各种动力的整体效能。d张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学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4 期。基层社会的活力主要是通过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来实现的。如前所述，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开展社团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地展示了社区居民的交往活动和社会参与，满足了居民社会生活的需求。通过有组织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治理，形成了居民互助的服务模式，创造了许多接地气的公益项目和公益品牌，促进了社区文明建设。

第三，促进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积累机制。相对于网络化结构，社会资本则是关系资源与规则层面上的再组织化形式。自从“社会资本”概念被正式提出以来，科尔曼（J.S.Coleman）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e[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356-366 页。林南（Nan Lin）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社会网络中可以被行动者获得和利用的资源”。f[美]林南：《社会资本——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25 页。帕特南（Robert D.Putnam）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g[美]罗伯特 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从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人系网络中流行的信任中产生的能力。h[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近20 年来，社会学界对社区社会资本颇为关注，认为居民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资源、非正式互惠规范和信任关系，重建促进了社区居民的融合，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丰富的社会资本。i赵罗英、夏建中：《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以北京市D 区为例》，《学习与实践》2014 年第3 期。社会资本的内容包括重建信任关系、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和市民的社会网络三大相互关联的部分。j赵孟营、王思斌：《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模式的理论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 年第4 期。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为国家治理提供和谐、有序、稳定的社会基础，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增强社会组织和集体动员能力、聚集社会的正能量，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形成众志成城的价值认同和重要的力量资源。弥补了正式法律制度治理的短板，它与国家的制度治理、文化治理相结合，共同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a燕继荣：《民主：社会资本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学习与探索》2009 年第1 期。浙江经验表明，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社区居民形成了相互沟通、信任，相互支持、合作，和谐稳定的新型社会关系以及社区的凝聚力。这种新型邻里关系超越了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b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社会资本是基层社会新型社会关系资源，是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关系层面运作的重要载体。

四、结语与讨论

再组织化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不仅是基层社会组织形态和组织方式形成了转型，而且其基本逻辑也发生了改变。随着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逐步推进，居民的社会需求发生了很大转变，他们的需求不再是依靠行政单位获得生活资源，而是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社会参与和归属感。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从结构形态和关系资源两个层面上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形成有力支撑，同时成为国家治理社会基础中的基石。前者呈现为网络化的新型组织方式和社会秩序，后者则通过关系资源与规范运作实现社会的稳定，形成有利于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通过再组织化形成的秩序和规范，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性，促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层面，中国语境下，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很难用西方法团主义理论c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3 期。解释，也很难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范式来概括。d何海兵：《“国家——社会”范式框架下的中国城市社区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 年第4 期。这些理论对于从一个视角探讨国家治理或社会治理的某个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对于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契合点，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方面显然不够全面。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调、合作，以及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整合等。e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同样，在实践层面，区别于西方地方政府与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英国、美国的社区自身发展比较成熟，地方政府与社区直接形成结伴关系的模式。f吴晓林、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1 期。而在中国，在基层党组织和社区的领导下，社区居民重新组织起来，自我管理、互助服务，自我化解矛盾纠纷。这是社会自我发育、自我调节的新趋势。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基层社会进入了再组织化的发展阶段。再组织化有利于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体现了基层社会的自发性与自治性，体现了基层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体现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对夯实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具有强基固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