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峰明 王璐源

From the text of Marx’s“Introduction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 we can neither regard“The Two Roads”of economics as research processes and research methods,nor regard the second road only as the roads and methods of classical economics.Because the first road is from the perceptual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thinking,which is the research process;On the contrary,the second road is from abstract thinking to concrete thinking,which is a narrative process.Without the second road,no economics can explain and explain things based on essence and laws.(2) We can neither think that Marx rejected and denied the first road,nor can we absolutely oppose the two roads.Because without the first road,it is impossible to reveal and grasp the essence and law of the deep through the surface of the phenomenon of things.In this sense,the first road lays the materialist principle and foundation for the second road,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Marxist economic criticism.(3) The“abstraction”of the first road cannot be regarded as the“particularity”containing the content of experience,so it is related to real things;while the“abstraction”of the second road excludes the“generality”of empirical content,so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real things.Because any abstraction,no matter how high its degree of abstraction,is the embodiment and reflection of real things;In particular,the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abstraction itself is the embodiment and reflection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real things.

在马克思著作的解读史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一个理解难度较大的文本，特别是其中就方法问题所做的论述，既难得一见，又引发了诸多议论。吴猛教授在《哲学研究》2021 年第2 期发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兼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认识论建构》一文（以下简称“吴文”），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完成的认识论变革，对《导言》中关于两条道路、两个顺序、两种方法的论述提出新阐释、新观点。但笔者发现，“吴文”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存在偏差，在此提出来与吴猛教授商榷并供学界同仁讨论。

一、如何理解“两条道路”的含义

在《导言》第三小节中，马克思提出和阐释了政治经济学所走过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生动的整体出发，对它们进行分析和研究，从中概括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从而实现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化。第二条道路则是把这些个别要素和关系以概念或范畴的形式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然后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这些简单的抽象范畴不断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具体的范畴，从而形成经济学体系或经济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在马克思看来，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而后一条道路或“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1-42 页。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显然是指从抽象到具体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第二条道路的方法。这是“吴文”与学界一致认同的观点。

然而，在如何理解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问题上，“吴文”则对以下理解提出质疑：“这种方法正是马克思所赞成并将运用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研究方法”。因为这一理解意味着“马克思本人所使用的方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完全相同”，从而导致“无法理解马克思缘何能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在“吴文”看来，马克思所谓的“正确性”，是限定在科学范围内的正确性，而马克思此处所说的“科学”，并不是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以建立各种经济学体系为目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此，“马克思将第二条道路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称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这一方法是一种完备的、可以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方法”。可见，“吴文”是通过把正确性与科学相联系，进而把科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联系，在“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之间画上了等号，从而将马克思所说的第二条道路的科学性，限定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

在此基础上，“吴文”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之所以对第二条道路表示认同，是基于对其所体现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顺序”的肯定，即肯定这一顺序使具体在思维中以结果而不是起点表现了出来。换言之，即认为马克思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可以导致某种具体的再现”的方法，看作是一种研究顺序和研究方法。这就从根本上否证和颠覆了学界一直以来基于叙述过程和叙述方法给予第二条道路“正确性”的观点，从而也就否证和颠覆了马克思对两个过程、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区分。

可以看出，“吴文”上述颠覆性观点的关键性支撑在于，其抓住了马克思在《导言》中将第一条道路指认为“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这一说法，将两条道路分别对应于政治经济学所谓发展初期和成熟时期，认为第一条道路是发展初期的研究方法，第二条道路则是成熟时期的研究方法。然而，即使撇开政治经济学发展成熟与否的标准问题不谈，也撇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批判”的具体含义不谈，只要我们回到《导言》的文本语境，就可以发现，“吴文”对两条道路的界定以及这种“对应性”本身就同马克思原意不相吻合，以此为据的论点和论证自然也难以成立。

首先，如果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表述进行溯源，就会发现，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相关思想的批判性继承。b黑格尔说：“正如逻辑理念的开展是由抽象进展到具体，同样在哲学史上，那最早的体系每每是最抽象的，因而也是最贫乏的。”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190 页。以范畴所包含的规定（即内容）的相对多寡来确定范畴的相对的具体性与抽象性，其中，包含相对较多规定的范畴就是较具体的范畴，反之，就是较抽象的范畴。根据这一标准，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对某一国家的考察为例指出，经济学在最开始进行研究时，面对的是人口这样的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研究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运用抽象思维能力，对这一感性的、直观的感性具体展开分析。“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即获得对构成人口的各个方面、各种关系的本质性认识和把握，使人口成为一种思维抽象。在马克思看来，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这一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过程，就是经济学所走过的“第一条道路”。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1、42 页。而从这一过程的内容来看，即是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事物的无规定的前概念阶段，上升到获得对事物的概念式理解和把握的阶段。在此意义上，第一条道路既显示着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研究过程，也显示着透过事物的现象表层把握深处的本质和规律这一过程的首要性或优先性。而“吴文”单纯地将其定位为经济学发展初期所走过的道路，只是抓住了第一条道路在经济学研究的时间上的“在先性”，而忽视了真正为马克思所强调的研究过程本身的首要性或优先性。相应地，马克思在其中对于产生时期的经济学将研究过程直接作为叙述过程，从而混淆了性质不同的两个过程的错误的批判性揭示，就同时被“吴文”忽略了。进一步地，这又使得“吴文”将第二条道路归结为研究过程、研究顺序和研究方法，并将其归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而割断其与马克思的联系。

其次，马克思认为，尽管思维抽象是对感性具体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但仅达到思维抽象，获得对现实事物（如人口）的概念式把握是不够的，因为这仅仅是完成了对事物的研究过程。接下来，还需要将研究结果或成果科学地表达或叙述出来，需要运用这些概念（即需要立足于本质和规律）对现实事物做出解释和说明，或者说，需要立足于思维抽象展开对感性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使之成为被理解了的、被概念所把握的、“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即思维具体。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所谓的以“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为特征的第二条道路，a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1-42 页。即是从作为研究结果的思维抽象出发，对感性具体进行解释和说明，最后上升为思维具体的叙述过程。

然而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展开叙述？在叙述过程中如何处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呢？这就触及《导言》所论述的核心问题：叙述过程中的概念顺序问题，即叙述方法本身。马克思的观点是：由于人口作为一个包含着许多规定的范畴，较之于构成人口的阶级，是一个较为具体的范畴，阶级则是较为抽象的范畴，所以如果经济学从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1 页。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从具体的人口开始到比较抽象的阶级，只是上述透过现象揭示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一研究过程的顺序；对于立足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即运用概念展开对事物的解释和说明的叙述过程来说，应当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顺序展开，即从较为简单、抽象的概念出发，不断地上升成较为具体、复杂的概念。理由就在于，只有先解释和说明了较为简单的、抽象的概念，才能解释和说明那些更为具体和复杂的概念。反之则不然。换言之，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叙述过程，所遵循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顺序和叙述方法。这就意味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对叙述过程、叙述顺序和叙述方法的概括与总结，而非“吴文”所说的研究顺序。并且，如上所述，在马克思那里，研究顺序恰恰不是从抽象到具体，而是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之所以提出两条道路并强调第二条道路在科学上的正确性，原因既不在于从时间上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历史阶段划分，将第一条道路归结为经济学的发展初期，将第二条道路归结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也不在于绝对地否定第一条道路而肯定第二条道路，更不在于只肯定第二条道路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顺序的正确性。马克思的用意在于，通过区分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来揭示产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把两个过程混为一谈，以研究过程取代叙述过程的错误，从而进一步强调叙述过程应该遵循的方法和原则。也就是说，马克思对两条道路的区分，是对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分。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强调的，只是在叙述（而非研究）的意义上，第二条道路这一叙述过程应该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科学的叙述方法和原则。显然，这并不意味着第一条道路在任何意义上都是错误的，更不意味着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第二条道路的唯一代言人。恰恰相反，就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而言，马克思实际上更加强调第一条道路的优先性，强调第一条道路所奠定的整个批判的唯物主义基础和原则。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在简要阐明两种方法后，就转向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详细讨论，而这也正是接下来要与“吴文”进行商榷的内容。

二、如何理解“两条道路”之间的关系

在将第二条道路划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后，“吴文”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虽然可以导致某种具体的再现，但由于这一道路不仅未指明“‘具体’与现实的关系”，而且从根本上抹杀了马克思更为强调的“‘具体’作为‘现实的起点’”，并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的地位；所以第二条道路实际上是一条和第一条道路简单对立的道路。也正是由于这种对立性，才使马克思“在刚刚‘赞扬’过第二条道路后，马上就对这条道路的哲学表达者黑格尔”的幻觉进行批判，因为“黑格尔的这一幻觉正是源于他没有在‘具体’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内在关系”。但随即，“吴文”又通过区分两条道路上的具体和抽象的含义，来说明马克思不仅没有用第一条道路来修正或补充第二条道路，并且对第一条道路实际上持拒斥态度。“吴文”不仅没能全面理解具体和抽象的含义，而且事实上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提出要把两个具体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将两个具体混为一谈。这又使得“吴文”对两条道路关系的理解和对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真正缘由的理解都值得商榷。

首先，“吴文”对两条道路上具体与抽象的含义的理解和区分值得商榷。一方面，“吴文”认为，马克思不仅肯定具体之为思维的结果，而且更为强调具体之为现实的起点；但“吴文”没有看到，在马克思那里，作为思维结果的具体与作为现实起点的具体，恰恰是分属于两条道路上的、具有不同规定性的思维具体与感性具体。如上所述，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经历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研究过程和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叙述过程。其中，感性具体作为一个尚未被认识和理解的、混沌的整体和表象，是整个研究过程的起点；而思维具体作为被理解和把握了的具体总体，作为由各种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是运用作为思维抽象的概念对感性具体所做的解释和说明，因而是思维的结果，也是叙述过程的结果。这就说明，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现实或“直观和表象”的起点的具体，是（也只能是）感性具体；而作为思维结果的具体，是（也只能是）思维具体。a“吴文”也许会说，马克思讲：“它（指思维具体——引者注）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2 页。这里的论述不正好说明思维具体既是思维的结果，也是现实的起点吗？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在此所指认的现实的起点，与其说是思维具体本身，毋宁说是它向作为研究过程起点的感性具体的复归。因为，在其现实性上，它们本来就是同一的，是同一个现实（如人口），而不是两种不同的现实。换言之，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已被认识了的现实，一个则是尚未被认识的现实，因而这种区别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非存在论意义上的。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进而言之，对二者的区分事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如果将思维具体等同于感性具体，就意味着将思维具体这一思维的结果当作现实的起点，把现实事物和关系看作思维的产物，从而走向了唯心主义，这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可见，“吴文”并未全面理解马克思对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所做的区分，以及感性具体与思维具体这两个属于不同过程的具体所具有的不同内涵。另一方面，“吴文”又提出区分两条道路上的具体和抽象，但是将第一条道路上的具体与抽象，归结为“特定整体”和“与这一特定整体相联系的抽象”；而将第二条道路上的抽象与具体，归结为“具有‘永恒性’的范畴”和“范畴运动自身所产生的一般具体”。在他看来，两条道路上的具体和抽象分别代表着特殊与一般。笔者则认为，实际情况与“吴文”的区分正好相反。因为，第一条道路作为研究过程，是实现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飞跃，即从直观的无规定的表象中提炼出对于这一表象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理解和把握。这就表明，思维抽象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对感性具体的一般本质即共性的一般（而非特殊）认识。与此相反，第二条道路作为叙述过程，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是运用深入于事物一般本质的概念，对事物展开具体的、历史的解释和说明。也就是说，在思维抽象这一对事物共性的认识的基础上，获得对事物的丰富个性和特殊（而非一般）的解释和说明。因此，如果要用一般与特殊来区分两条道路上的具体与抽象，可以说思维抽象是一般，思维具体则是特殊，而感性具体不过是一些无规定的杂多。

其次，“吴文”对两条道路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值得商榷。实际上，马克思既没有拒斥第一条道路，也没有将两条道路简单对立起来。相反，尽管在《导言》中，马克思论述的重点放在作为叙述过程的第二条道路上，强调叙述过程应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的叙述方法；但实际上，马克思并不是就叙述过程孤立地谈论叙述方法，而是结合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来说明叙述过程和叙述方法的。换言之，在论述叙述过程和叙述方法时，马克思更加强调作为第一条道路的研究过程的优先性和基础地位。也就是说，尽管科学的叙述方法要求从抽象范畴开始，但这一抽象范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第一条道路，经由对感性具体进行分析所获得的思维抽象。因此，可以明确的是，从表象和经验事实出发，对既定事实展开分析，从感性具体走向思维抽象，是科学的经济学研究的必经过程。这就意味着，尽管在（也仅仅在）叙述的意义上，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是不科学的，但第一条道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必经阶段，是第二条道路这一叙述过程和科学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在作为叙述过程的第二条道路上，第一条道路总是以浓缩的形式得以再现，就是其最为显明的体现和证明。因此，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绝不是简单对立的，二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总体进程和方法。质言之，在马克思那里，科学的经济学批判必须把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整合起来，一方面，要透过事物的现象（感性具体）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思维抽象），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本质和规律性认识（思维抽象）去具体地、历史地解释和说明现实事物（思维具体）。这其中，第一条道路既是科学研究所必须经由的步骤和途径，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所在。

最后，“吴文”对马克思缘何批判黑格尔的理解也值得商榷。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同时，“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2-43 页。这就再次说明，在马克思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第二条道路所指的，就是从思维抽象走向思维具体，以概念解释和说明感性具体，从而获得思维具体的叙述过程和叙述方法。并且，它是建立在对感性具体进行分析的研究过程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始终强调，思维具体作为一种被理解和把握的具体总体或整体，是叙述过程的结果，而它在叙述之前，则是以现实的感性具体存在着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它来自现实，这是经济学方法不可动摇的唯物主义基础和原则。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却正好相反，“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2 页。就是说，黑格尔将思维抽象这一思维的产物和结果，看作是现实的起点和出发点，而将“实在”这一客观事物，也就是“吴文”所说的“现实”，看作是思维即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和自我建构的结果。他把事物的现实存在归结为绝对精神的支撑，把现实事物的规定（即属性）归结为思维的赋予，强调概念对于现实事物、思维对于现实存在的首要性和优先性。c例如，黑格尔认为：“思维和对象的关系是主动的，是对于某物的反思，因此思维活动的产物、普遍概念，就包含有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黑格尔：《小逻辑》，第74 页。在他看来，不被思维所理解、不被概念所把握的事物不具有现实性，d当然，这里的“现实性”指的是在思维或思想意义上的现实性，而非在经验或感性意义上的现实性，黑格尔并不否认事物的经验存在和经验意义上的“现实性”。这样，他就用思维和概念的运动过程来代替甚或取消了现实的客观事物的运动过程。e有鉴于此，见田石介认为，在黑格尔那里，逻辑与历史，逻辑学、本体论与认识论处于一种神秘的“同一（=）”的境地。[日]见田石介：《资本论的方法研究》，张小金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年，第204-212 页。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说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指认其将思维的结果看作起点的思想是一种概念赋义，是一种以思维强制现实、以逻辑强制历史的思辨哲学，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

可见，马克思之所以在提出两条道路之后转向对黑格尔的批判，意在揭示和强调自己的叙述方法的唯物主义原则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如此，怎么能将第二条道路的哲学基础归之于黑格尔呢？怎么能把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原因归之于第二条道路抹杀了“‘具体’作为‘现实的起点’的地位”呢？最后，又怎么能说黑格尔的幻觉“源于他没有在‘具体’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内在关系”呢？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言，黑格尔的幻觉恰恰在于其将思维具体这一结果看作现实的起点，以思维具体排斥、否定作为现实的起点的感性具体，从而在具体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陷入思辨唯心主义泥淖而难以自拔。

三、如何理解两条道路中“抽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基于将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分别划归经济学发展初期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所使用的方法这一认识，“吴文”以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对劳动概念的抽象程度的差异为据指出，第一条道路上的抽象是包含着感性具体的“片面的……或不‘纯粹’的抽象”，是经验现实不丰富的体现；而第二条道路上的抽象，则摆脱了“特定的有限经验的限制，而只与其抽象的规定性本身……相联”，成为“与现实世界无关的‘一般范畴’”，并且，“马克思将这种规定性称为‘形式规定性’”。加之，作为第二条道路的终点的具体“实际上都是范畴”，因此，“作为一个过程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其内在推动力似乎就是思维本身。由此可见，在‘第二条道路’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运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事实上并没有现实（无论是‘经验’意义上的现实还是其他意义上的现实）的位置”。由此，“吴文”认为，马克思为何在已经揭示了第二条道路中不能“容纳自己所指认的‘现实’”后仍然采用和这条道路类似的方法，就成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显然，在“吴文”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第二条道路上的抽象，已经达到了对现实事物最一般的和最高程度的抽象，从而成为与现实世界和现实关系无关的抽象规定本身，或者说，成为超现实的范畴。并且，由于第二条道路是一个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演绎过程，所以是概念和范畴的自我运动和上升的过程。这就表明，“吴文”不仅没能全面理解两条道路中抽象的不同含义，以及不同程度的抽象与现实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否认了第一条道路的首要性和优先性，从而抽去了第二条道路的唯物论基础，所以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等量齐观。

首先，就两条道路中的抽象而言，无论是第一条道路还是第二条道路，在马克思那里，都以思维抽象的形式存在着。如前所述，思维抽象作为对感性具体和现实事物的本质的概念式把握，它不是黑格尔式的概念、范畴在内在矛盾推动下“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2 页。而是建立在对作为感性具体的现实事物和现实关系的分析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明确指出，就作为思维抽象的概念或范畴而言，“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另外，“这些极其抽象的规定，在对它们作比较精确的考察时，总是表明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了的历史基础”。并且，“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它们正是从这种基础中，在这种规定性中抽象出来的”。b《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132、134 页。这就是说，以概念和范畴等形式存在的思维抽象，其内容是对现实事物和现实关系的抽象，是对现实事物和现实关系的理论反映，绝不能用抽象的思维形式否定和取消作为内容的现实关系和现实事物本身，从而把抽象与现实绝对割裂开来。质言之，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将范畴看作是现实事物和现实关系的理论表现，将范畴的演进和展开看作是范畴所表达的现实事物和现实关系的发展变化，这是马克思的抽象与黑格尔的根本区别。

其次，既然作为思维抽象的概念和范畴是对现实事物和现实关系的表达和反映，那么，当现实事物和现实关系发展的程度不同时，概念所能达到的抽象程度自然也就不同。换言之，不同程度的抽象恰恰表明，抽象总是依赖于现实事物和现实关系的，是建立在一定的、具体的现实事物和现实关系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怎么能说与现实无关呢？以劳动概念为例，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如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之所以把劳动（抽象）与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具体）相联系，在马克思看来，是因为当时的劳动关系的发展还不充分，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抽象出作为最高形态的劳动一般的程度。因此，这一时期反映劳动关系的劳动概念就只能达到简单抽象的程度，也就是“吴文”所说的“本身直接包含着感性具体”的、不纯粹的抽象。而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在一般的社会分工基础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企业内部分工，现实的劳动分工和劳动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亚当·斯密才能撇开工业劳动、商业劳动、农业劳动等各种具体的劳动形式，抽象出劳动一般概念。并且，虽说这一概念“不再受到特定的有限经验的限制”，但绝非“吴文”所说的“只与其抽象的规定性本身”相联系。因为，斯密的劳动一般概念，一方面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另一方面又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这后一方面不正是对劳动一般概念与现实劳动的联系的肯定吗？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5 页。这就是说，作为最高抽象形态的劳动一般概念，不是精神、概念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的结果，相反，只有在现实的劳动体系和劳动关系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或者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这一最发达的劳动体系和劳动关系中才能产生。这里，区别并不在于现实事物和关系的有还是无，而在于对现实事物和关系抽象的程度是高还是低。而无论抽象程度有多高，现实事物和关系总是进行抽象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像“吴文”那样认为劳动具体才与现实事物和关系相联系，而劳动一般则与现实事物和关系无关，就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包含了双重不彻底性的半截子唯物主义或半截子唯心主义。并且，马克思所说的形式规定或形式规定性，也并非如“吴文”所言，指的是与现实事物和现实世界无关的抽象规定性；相反，它所揭示和强调的恰恰是本质关系和本质规定对现实事物和现实关系的依赖性和依附性，是本质关系和本质规定与具有特定物质规定的现实事物和现实关系耦合之后所形成的规定或规定性。b对此的详细分析，参见王峰明：《经济范畴规定性的哲学辨析》，《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7 期。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抽象程度最高、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由于舍弃了各种具体的特殊形式而达到对现实事物的共同本质的把握，所以往往表现出一种普适的即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规定性；但如前所述，绝不能以范畴的抽象性和一般性抹杀范畴与现实事物和关系之间的关联，更不能以范畴的抽象性和一般性抹杀其所反映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现实事物和关系的差别，这是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区别。对此，马克思通过对俄罗斯人与美国人以及亚当·斯密“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的历史性区别的比较，做了最为清楚的阐释。马克思指出，劳动一般这一范畴，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一般规定性，但“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6 页。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作为高度抽象的劳动一般概念尽管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具体劳动，但只有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一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中，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因此，尽管俄罗斯人与美国人在观念上对所有劳动都同等看待，但实际上，一方面，他们同等看待劳动这一观念赖以生成的现实基础是完全不同的，美国人同等看待劳动的观念是发达的劳动分工体系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俄罗斯人则是天然的民族习俗所致。另一方面，他们对任何种类的劳动都同等看待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他们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d《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6 页。这就是说，俄罗斯人同等看待劳动与美国人，从而与亚当·斯密同等看待劳动，都只是具有形式的相似性，在内涵上完全不同，而内涵的不同恰恰取决于这一形式所对应的社会内容即劳动分工体系和劳动关系的历史性差别。因此，不能将俄罗斯人与美国人和亚当·斯密对劳动的认识等同起来，更不能将亚当·斯密发现劳动一般概念所依赖的现实的劳动关系与俄罗斯人同等看待劳动所依赖的固定在某种确定的劳动上的劳动关系等同起来。马克思强调指出：“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