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燕

若不细看，很难发现那是一条小径，伏于围墙根下，小河里的革命草张牙舞爪地爬上来，蔓延、覆盖，无意间为其打了掩护。严格地说，它不能称之为路，不过隔段距离垫块石头，上面铺层薄薄的泥土罢了，窄得只够放下一只脚。

无数次，堂姐从她家的后门出来，蹑手蹑脚踏入小径，张开双臂，蝙蝠似的贴着墙，一步，一步，轻捷如猫，围墙到头了，左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家院子里。她活络如河里的泥鳅，一有风吹草动，要么嗖地滑进小径，要么，飞一般蹿上台阶，奔进我家的门，来跟我们会合。会合后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好做，她不多话，多数就在屋里坐一会儿，偶尔，我跟弟弟搭积木比赛或下军旗，她就在一旁观战。

我家院子大，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天地。母亲随和，即便一众小人儿踩烂了菜地一角，打破了腌鱼的坛子，闹腾得烟尘滚滚天翻地覆，她也只说下回小心，还不时提供自己炒的瓜子和花生。大概是堂姐对满院子的欢声笑语甚为好奇，她登上她们家的二楼阳台，趴在水泥围栏上，目光越过敦实的石头围墙，落在我们身上。我抬头就能望见她，小脑袋孤零零架于深灰色水泥护栏墙，背后的天空辽阔得那么不真实，衬得她就像被随意抛出去的一个气球。

我家的围墙，西面垒得低矮，母亲在院角撒下南瓜籽，夏天，粗韧的南瓜藤一路攀爬而上，与莹莹家的在墙上狭路相逢，母亲跟莹莹妈总是各抱一个南瓜，隔着墙聊天。弟弟去邻家，偷懒不想走院门，便直接翻墙而过。东边和南边的围墙，则高而坚固，用黄土弥合石块间的缝隙，更在紧要处浇上了水泥。围墙外，东边小河，南面堂姐家，就是说，出她家的后门，面对的不是墙就是河，两家相邻，却搞得这般壁垒森严，两兄弟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可见一斑。

父亲老说，自那个女人过门，他的哥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因财产分割等问题，简直视两个弟弟为仇敌，手足之情像盐粒丢进了大海，消失得找不到踪迹。那个女人，自然指堂姐的母亲。父亲不是一个会隐忍的人，他脾气急躁，不善于沟通，如此一来，双方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已出现窟窿的冰面，没有人试着小心避过，都只顾砸下去，砸下去，越砸越大，直至全面塌陷。最令父母亲难以释怀的是，有一回大伯出海回来，听了老婆的一面之词后，带领其小舅子等一干人冲进我家，对毫无防备的父亲大打出手，并在愤怒中甩出狠话，要将我弟弟绑上石头沉入河里。父亲彻底寒心，建围墙决意断绝兄弟之情。之后，大伯家迅速翻盖起了楼房，高出我家围墙一大截。

“绑上石头沉入河里”，这句话经母亲反复提及，像一条可怖的黑蛇牢牢追着我，恍若随时就会缠绕住幼小的我。有时候，姐弟俩待在院子里，听到墙外传来大伯的劈柴声、咳嗽声，我瞬间汗毛竖起，感觉那条蛇即刻就要扑过来，颤着声音让弟弟赶紧躲进屋去。这种恐惧，即便在大伯去世后，仍然留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大伯走得很突然，出海途中，好好地吃着早饭，猝然倒下。父亲震惊而悲伤，和母亲去帮忙料理后事，留我们姐弟俩在家。围墙外的那栋楼似乎一下子矮了下去，哀号声、嘈杂声从楼顶从窗缝从墙隙奋力钻出来，周遭的一切都变得阴郁起来。在众多声音里，我轻易就辨别出了那个哭声，那是堂姐，大伯唯一的孩子。

堂姐的母亲顶了大伯的职，进入海运公司招待所工作，每天晚出晚归，这是个闲职，晚出可以理解，晚归则跟个性、习惯有关了。她是个做事细致、缓慢，且有严重洁癖的人，时常，与人同时间去井头洗衣服，人家洗完回家了，她还在反复地搓、刷、甩，不洗到天黑不罢休。我曾见过她抖床单，床单被两只手抓着，在二楼护栏墙外不停抖动，床单四个边，挨个抓着抖，抖完一遍又一遍，而后，翻个面抖，又翻过去抖……成年后的堂姐跟我说起，去挑水，累了也不敢在半路放下水桶，她母亲受不了桶底沾到路面的脏东西，会发很大的火。堂姐从不带同学同伴们回家，她家是不能弄脏弄乱的，一点点都不可以。

在院子里写作业或跟伙伴们玩时，经常能听到“啪啪啪”“噔噔噔”，声音自对面阳台而来，堂姐的脑袋一忽儿弹起来，一忽儿落下去，起起伏伏，两角辫随之上下翻飞，像两只飞翔的燕子。那是堂姐在跳绳。跳累了便趴在护栏墙，她在看我们，我能感觉到。某一次，我的目光触到她后，没来得及闪开，她好似对我笑了一下，我立马低下头，又惊又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两个小女孩，一个在自家阳台，一个在自家院子，远远相对了些时日，竟产生了点默契，比如，当跳绳或踢毽子的声音停止，我会不由自主地抬头，果然，堂姐正瞅着我们；比如，和弟弟玩皮球，一扔出去，弹跳着弹跳着就不见了，着急中往上瞧，堂姐探着身子，伸出手臂，手指点向某个位置。

终于有一天，堂姐从阳台下来，穿过小径，出现在我们家。

母亲惊愕，但很快恢复了正常，问：“你过来，妈妈不知道吧？”堂姐绞着手指，脑袋微垂，声音轻如蚊鸣，鼻尖冒出的汗细细密密。母亲端出炒花生和番薯片，让我们在屋里边吃边玩。那天，是我跟堂姐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也是两人第一次正式说话。之前的我们，就算去奶奶家，有一家在，另一家便回避，婶母跟奶奶也不睦。

起先，母亲担心邻近的人看见堂姐上我家，传到她母亲耳朵里，旧怨未化解，又添新的误会。从堂姐家出来，经过几户人家，上马路，右拐，进入狭长的小弄堂，再左拐，才是我家的院门。沿途皆是眼睛。显然，堂姐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寻着了毫不显眼的小近道，来时尽量避开外人，来了也基本不出屋子。

母亲在小径上陆续铺了数块石头，石头是挑选过的，平整且面积较大，呈“一”字排列，这样可以拓宽点路面，又盖了些许泥土，踩实。革命草长得猖狂，母亲抹了点水泥，阻止它们乱爬。

堂姐走小径走出了经验，不必贴墙了，手臂自然下垂，脚尖点在石头上，脚板轻轻一弹，就到了另一块石头上，转瞬就进了院子，跟有轻功似的；草很不识相地占道，她持一根细杆子，把草拨到一边，再落脚，两三步一拨，便走完了；刚下过雨，泥土湿，那就在脚上套塑料袋，绑紧，一来一回，鞋子洁净如新……

母亲说堂姐利落得像个大人。

很多时候，堂姐冒着“风险”穿过小径，来到我家，并不为什么事，就是纯粹的过来。她要么安静地看母亲做家务，偶尔眼明手快地搭一把手，要么跟着听会儿广播，要么帮我们捡皮球、找棋子、搭积木，也会加入穿花绳、缠梭子、给布娃娃缝衣服之类，事后，定将东西都收拾整齐。有那么几次，堂姐甚至没说两句话就回去了，参观似的在屋子里逛了一圈，然后，轻快地下了院子的台阶，挂于脖上的钥匙一跳一跳，裙角在围墙边一晃，便消失了。

有一阵子，每日傍晚时分，堂姐必过来。这是母亲叮嘱的。天将暗，堂姐从我家窗户望向她家的阳台，说天黑了，一个人跳跳绳弄出点响声就不大害怕了，阳台上还能看到四邻的灯光，亮亮的。她的侧脸隐在暗影里，晦昧不清。母亲蒸了糟鱼，炒了自己种的蔬菜，一一端上桌，父亲出海在外，吃饭时方桌常常空出了一个边，堂姐在，四个边就坐满了。原本，堂姐支吾着不愿吃晚饭，母亲懂她的顾虑，让她留点肚子，待她母亲回来娘儿俩再一起吃。堂姐听完，嘴角往上一弯，点了头。

要是稍晚了，姐弟俩拿着手电筒照亮小径，旁边小河里，“叽叽咕咕”声时断时续，革命草耍赖般满地躺，我们目送堂姐熟门熟路地通过，“嚓嚓嚓”，一步跃上自家后门的台阶，回头摆一下手，开门进屋。

堂姐如栽于院角的那株美人蕉，日益婷婷，做事，有主见，善打理，不自觉地，她一过来，我们姐弟俩就会赖上她，完不成的事交给她，做错了什么让她处理，好像她神通广大。美人蕉出花芽，抽新茎，依次开花，不断分蘖，院角一派繁盛，时光似清风拂过，触摸不着，却能感觉到它的远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跟着我的那条“蛇”彻底消失了。

多年后，我突然想到，堂姐从小径过来那么多趟，她母亲真的没有察觉没有听到过什么吗？答案无从得知，婶母过世得太早了，而我多么希望这一切，她其实都是早已知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