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教学之余对《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生平事迹做过一番稽考，作了几篇解读《聊斋志异》其书的文章，即便算是研究，有所收获，那也是历史的必然、顺乎自然的事情，不必做过多表功。近闻有研究者对比《红楼梦》研究，认为《聊斋志异》的研究尚不如红学深广，这其中自然也寓有期待之良意，就阵势和热度说，也确乎如此。我却有另一种看法：《聊斋志异》研究虽不够热闹，却也少了些无谓的争议和奇谈异说，所谓研究的论著虽少，却是一直走在守正出新、由浅入深的大路上。《蒲松龄研究》编辑部王清平打电话要我谈谈我做的研究，恭敬不如从命，于是不顾年迈健忘、难以通顺为文之难，遭致倚老卖老、自以为是等非议之嫌，主要就我所读所思所作，谈些拙识浅见。

我说历史的必然，并非表面谦虚实则狡黠的客套话。我做《聊斋志异》研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能做此课题、能有所收获，是独得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之惠。就天时方面说，此前《聊斋志异》早负盛名，在国内广泛流传，且有多种外文译本走向世界，文学成就价值极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力提倡白话文，中国文学研究亦随之大变，古代白话小说如《水浒传》等，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的对象。推行白话文的主将胡适关于《红楼梦》“自传说”的提出及其发现的相关文献，亦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著书立说，蔚然形成一股“红学热”。谈鬼说狐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受到冷遇，也是势所必然，幸有齐鲁文士敬重先贤，汇编蒲松龄诗文，亦有出版家新编重印聊斋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