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贤

中国乡村素来是传承本土文化的载体，固定地域下产生的熟人社会让乡村伦理文化一度极其繁荣。“餐桌”作为生活化上升到本土化的伦理象征，是乡村伦理文化最直接的显现方式，礼制也通过它不断繁荣。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根植于小农生产的经济体系被打破，城乡资源要素的流通冲击着地缘格局，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冲击着血缘格局，凝结这上下五千年的优秀乡土伦理文化面临着解构消散的危机；村民背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信仰，年轻一代淡漠了对土地本身的感情，让整个乡村的伦理文化处于裂变边缘。在寻找具体原因时，通过审视乡土伦理自身，发现造成这种伦理式微的原因不仅仅是来自于外部的冲击，还有其自身伦理文化的局限。因此，本文想依托于时代背景，剔除“封建传统”和“宗族思想”等机制僵化的元素，保留优秀的伦理本质，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共同体，以期引领乡村伦理治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餐桌与乡村伦理共同体

“共同体”在1887年被滕尼斯从社会概念中分离出来，成为现代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通过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而来的。他想通过“共同体”来表达人们在自然而然基础上情感的一致，以及紧密且排他的社会生活方式。情感的一致离不开伦理空间的共同构建，成熟的共同体模式中，伦理的构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学者波普兰在此基础上将“共同体”定义为社区、抑或者社群，是在行动上、思想上有着共同遵循的道德标准，从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于此定义，共同体的核心实际上是伦理共同体，伦理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就是社区共同体根与脉的生长过程。传统乡村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乡土性的伦理共同体，“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乡土”蕴含着对自然和谐，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餐桌”在乡土的生活模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里的“餐桌”象征着一个时间性的理念，即在繁忙日常中，有限地缘下的固定相处模式。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导致传统乡村的人口的流动率极低，构建了一种“生于斯，死于斯”的地域环境。用老子的话来表达，便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景象。人与人的关系，在此种环境下拥有了特有的表达：“熟人社会”。熟人社会表现为地域性的熟人脉络和利己性的差序格局。村民对人际关系事务的处理原则基本是以波及自身的利益程度为准则，离“自己”越近的熟人关系显得越为重要，远的和“自己”生活少有交集，便是俗称的“远房亲戚”了。

传统乡村伦理共同体结构稳固的有力支撑是长久延续的礼治秩序，这区别于西方的以法治为支撑的理念。西方认为道德是上帝给予的，是人人需要遵守的准则，而人与人之间的准则是通过法律规定与维系的，在约束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维持社会秩序。但在礼制维系下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人们在相互熟悉的基础上产生信任与合作，信任互助成为与乡村熟人社会相对应的交往伦理”。它产生于村民生活交际中的传统模式，一方面源自于村民在生活中解决基本问题后产生的有效经验，通过固定的行为范式维持村民意见的统一；另一方面来源于长老统治下的村规民约。乡村权力的基本结构是以男性为核心的父权家庭体系，是构成乡村伦理话语权的最基本要素。乡村或宗族中的长老、族长，有见识的乡绅通过传承赋予的权力去制定村规民约，以固定形式的广泛认同实现乡村高度的自我治理，具体应用中还可以解决某些传统经验无法解决的生活问题。有效经验和村民民约的共同作用形成了稳定的乡村伦理共知。这种认知是乡村人民在狭小的地域下生活繁衍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的伦理认同中饱含着传统乡村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敬重，拥有着长远的影响力，即便在乡村地缘格局打破的当下，不少人在这种礼制传统的影响下，节假日都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和自己的亲人在餐桌前吃一顿热饭。其中不仅蕴含着最基本父母和子女的亲族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伦理共同体传播散发的载体，传统家风家训、村规民约乃至长久传承的伦理意愿都可以借此延续下去。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餐桌”式乡村模式便是乡村伦理意蕴的最明显表达和最直接载体，不仅见证了乡土社会伦理产生的过程，也搭建了一个让伦理传播的公共空间。

二、餐桌的荒芜反映乡村伦理共同体的式微

(一)外部：城市化工业化冲击乡村伦理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打破了原有的乡土格局，传统气息浓厚的乡村被城市扩张与城乡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新兴文化影响。熟人社会模式被逐渐浇灭冷却，乡村老少之间的交流空间被挤压得让人难以呼吸，更别谈根基于此的传统礼制的继承和发展。这种“餐桌”的荒废也体现了现代化冲击下乡土文化的荒芜，村民原有的伦理共知逐渐瓦解，乡村伦理文化不可避免的式微。伦理共同体衰弱的具体原因，还是要从乡土社会的血缘和地缘格局出发讨论。于地缘上，市场化改革打破了乡村社会原有的封闭状态，为原来封闭地域内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机遇，乡村成员于是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方向，打破了原本稳定的生活模式。同时，新生代“村民”虽有着乡村户口，但渴望快节奏的城市化生活，希望在城市空间中找到自己发展的空间和契机，进而不间断地涌向城市，他们抛却掉了原本的乡土生活，继而淡化了对世代依存的那份土地有亲切感和归属感。这导致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失，赖以生存的土地闲置荒芜，自然状态下的自给自足体系被打破，随之到来的是留守老人和儿童不断增多，紧密的生存空间不断割裂，熟人社会被瓦解的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的空隙搭配上人与土地之间的裂缝，导致“现代农民日益成为单一性的原子式个体”，背后血缘伦理关系也自然被原子化。晚辈不仅不再那么依赖长辈，而且对村中的传统不屑一顾，反对道德等级体系的压迫。新生代村民弘扬城市中的自主、和平等意识，导致了父权家庭、固有的等级制度的衰弱。依托于此的长辈权威、传统的村规民约、伦理道德权威体系也跟随着被淡化。城乡文化的对立固然是一定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原本固有的文化存在内部的“疑难杂症”。就像在同一个“餐桌”吃饭，人的缺席会导致这餐饭少了原有的意味，但倘若饭菜不好吃是否也会让人离席，产生相似的结局，所以传统礼制文化的内在因素也要纳入分析范围。

(二)内部：乡土的解构促使餐桌的荒芜

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核心是传统乡村中的礼制文化，就传统礼制文化而言，其内在的机械化、保守化、单一化等问题也是导致伦理共同体式微的重要原因。传统的地缘空间结构下，建构的礼制体系原本是为了让乡村拥有更好的道德引领，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的思想全面向中国乡村传播，面对新思想的挑战，传统礼制没有选择与其碰撞出新的火花，而是将所有的侵袭阻挡在外，这种故步自封的伦理道德下，阻挡的不仅有落后的文化，还有许多能够指导人更好生活的优秀文化。传统文化机制僵化的构成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传统的家庭只想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培育下一代，他们希望年轻人能够依托于这种礼制，能够将内在稳定的文化体系传承下去，达到“培养成与上一代相似的年轻人，社会及其文化就是用这种方式使自己永存”。另一方面是传统宗族内部机制僵化。封闭性延续性的传承无法吸收外来的批判，难以突破传统文化本身内在的桎梏，导致其中不符合科学的封建宗族思想和封建传统也被不断地延续下来，如“传男不传女”“必须听取父母之令”之类的封建原则，进而和现代乡村治理下的自由民主思想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传统礼制想要遵守他们在“餐桌”上的那一套，新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年轻一代却渴望自由民主的伦理环境，在不断持续的摩擦和改造的进程中，传统乡村内核逐渐偏移了自身独特的伦理文化和拥有文化魅力的伦理价值根基，接踵而来的还有“落后、愚昧、封建”的价值标签，面临着被瓦解、被遗忘甚至可能被抛弃的窘迫境况。“餐桌”传承背后所隐现的庞大传统礼制体系也在这种矛盾的割裂中逐渐荒芜，传统的家庭不愿意去更正自古以来的观念，新生代也不愿意去继承和发展带有落后文化的习俗体系，逐渐走向了传统礼制文化的荒芜。

三、重建乡村伦理共同体让温情“回到餐桌”

(一)用“技术”回到餐桌构建亲情伦理

海德格尔认为，“新时代技术的行星运动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规定历史的伟大作用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作为前沿技术广泛地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即使身在乡村也无法避免受到科技的影响。技术并不是一个机械的工具，而是可以被综合运用进行乡村治理以达到伦理上重构，进而让传统乡村中独特的伦理价值显现出来，使人与人之间的乡土情感达到更高的温度。运用技术可以实现家庭的跨地域沟通，从而凝聚出适应时代的亲情伦理，在一传一达的过程中打破了血缘地缘上的鸿沟，进而有效化解乡村各领域中存在的矛盾。技术不仅桥接了小家庭之中的亲情伦理，同样架构了乡村大家庭之间的亲情凝结。传统的乡村中有很多的石碑、祠堂等习俗的承载体，这种承载体虽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扩张下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但是村民对这类传统的伦理共同空间仍有着强烈的情感依恋和过程认同，不希望类似的象征消逝在乡村的历史中。技术的新型建构为解决情感观念之间的矛盾提供了解决思路，不少新乡村开启了“智慧乡村”治理，利用5G的互联网平台，打造了更多的公共伦理空间，区别于传统的伦理空间，注重整体性战略的同时满足村民个体的伦理需求。这其中蕴含着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着重于对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思潮的融合，引领村民的伦理思想转型。新的伦理空间让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共同的情感有了具体的寄托，让乡村邻里重回“餐桌”聚一聚成为可能。

(二)现代化的村规民约引领乡村伦理共同体重构

传统乡村价值文化的表达多为祖训、家训等文字类形式，里面凝练着无数辈乡村村民共同的伦理价值取向。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这些传承的文字表达逐渐被边缘化，农民失去了祖训中优秀的美好田园式的生活理想和讴歌式的伦理文化传承。优秀的祖训家训对乡村社会伦理共同体的重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于此基础上提炼整合出的现代化村规民约便有着“道德引领与教化功能、引导规范村民行为功能、弘扬传统文化功能以及塑造核心价值观功能。”。村规民约是价值承载和传达的工具，就其形式上有着多种多样的表达，如三字经表达、民歌表达、顺口溜表达等。高度总结的文字条理清晰，扼要简明，传达价值情感直接具体。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区域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伦理文化，囊括着不同乡村之间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均衡等因素。只有认识到中国乡村文化传统层面上的具体差异而形成的村规民约，才能对具体矛盾的解决有着行之有效的功用，即将个性化的传统优秀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提炼出简约的村规民约去传提高村民的伦理认同感。细化而言，让村规民约提醒村民做到理解父母和孩子之间孝顺关系的同时，认可其中存在的平等关系；做到游子身在消费主义浪潮下拼搏的同时，不忘纯真质朴的乡土情感；做到追求个人主义价值追求的同时，尊重公共伦理空间的情感传达。村规民约的保障实施也是重中之重，传统乡村若违反祖训家训的惩罚性是强制性的、规定性的，是利用权威让村民屈服于文字。而现代村规民约的实施方式应是道德性的、舆论性的，应做到联系“熟人社会”的邻里特质，让违反村规民约的人受到全体村民的指责，受到某种程度上“面子的损伤”，更直接地保障了规范村规民约对村民的指导作用。久而久之，村民会认可村规民约中的优秀价值观，进而在伦理转型中形成新的动能，推动伦理共同体的重构。

(三)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生态伦理

中国乡村的共同伦理是建立在淳朴的乡土意蕴上的，乡村伦理的发展过程亦是乡村村民在农业生产中对土地的认识过程，在勤勉的农业耕作中产生对土地的敬畏和依恋，进而对自然的敬重和保护，就如道家阐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市场经济改革后，人员加速流动，乡村社会呈现出不断开放的状态，冲击了这种初心，消费主义为村民营造了虚荣的假象。乡村多元化致富的追求淡泊了对土地的敬畏，源源不断的土地被过度开垦，金钱驱动下的农药和化学药剂被大量使用，持续背离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初心。要想回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生态理念，要想村民能安下心来回到“餐桌”吃饭，就要在生态环境、经济产业、人文环境等多领域构建生态伦理。生态环境是乡村生活运行的基础，一个碧水蓝天、莺歌燕舞的环境会让村民有着美的感受；乡村充盈着生命原始的气息，感染他们回归到乡土大地。因而乡村首先需要进行美化提升，对脏乱差的现象进行整改，提高科学技术对污染的把控，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让村民享受耕作本身。于美丽环境基础上，构建绿色经济产业，依托乡村优势集群，发展特色旅游业，建立生态保护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产业，在经济和环境上架构起一座桥梁，打通生活美好和生态美好。人文环境上要考虑乡村中的留守老年群体，他们处于乡村伦理文化中的边缘部分，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的需求，应为他们提供一些绿色生态的公共活动空间，如小集市，河边的长亭等，帮助他们保留晚年乐观的生活态度，提升留守老年群体的整体精神风貌，给年轻一代做好示范，传播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理念。由此，整个乡村散发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同一片土地带来的乡土情怀归属感，能让远处务工的子女们回忆到家的气息，回忆起他们的“最后家园”，做到过年过节，在家乡原始动力的推动下，回到乡村，回到小家，于“餐桌”上吃一顿热乎的团圆饭。

结语

传统的乡村礼制文化很长一段时间保证了村民生活的自然和谐，构建的传统伦理共同体更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经济繁荣稳定。市场经济改革后，乡村的行政边界、社会边界，以及经济文化边界发生变化，适应新发展的前提是精神文明的提升，而伦理共同体的重构便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要根植于传统文化，保留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剔除封建宗族思想的落后因素；另一方面需结合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综合治理手段，用技术打破沦落的边界，构建出多形式、多方面和谐统一的伦理共同体，让乡土的初心回归到村民的心中。

①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UML； NNIES， 1855—1936)社会学形成时期的著名社会学家，德国的现代社会学的缔造者之一。他的社会学著作，尤其是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对社会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