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博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国对贫困的治理从“绝对贫困”治理逐步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在“相对贫困”的治理阶段，要求我们在解决贫困人口“物质贫困”的同时，还要关注“精神贫困”，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保障。因此需要我们对“贫困”的理解追根溯源，从经典理论中寻求依据，不断丰富和完善对“贫困”的理解；处理好“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转型期间出现的新问题；注重“精神贫困”问题，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马克思“精神贫困”的理论之源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贫困”的讨论多集中在“绝对贫困”的范畴，即“物质贫困”的范畴，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在于国民财富的下降导致的低收入、人口增长、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没有涉及贫困问题的根源，更没有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从现代性视角分析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并提出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概念，着力解决“相对贫困”中的“精神贫困”问题， 是我国现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保障。

(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贫困”的讨论多集中在“绝对贫困”的范畴，即“物质贫困”的范畴，没有涉及贫困问题的根源，更没有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批判。首先，马克思基于现代性视角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贫困现象解释的不合理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贫困归因于个人的不努力、懒惰导致的；马克思基于现代性视角，认为英国社会的普遍性赤贫是现代工业的必然结果，把贫困简单地归因为个人的不努力、懒惰是不合理的。马克思还基于政治国家与现代社会关系的角度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解决贫困问题策略的不合理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倡导具有自发调节功能的市场经济，让其充分发挥作用，面对市场经济作用下的贫困问题，主张通过国家修订法律、改进政府执政方式、控制人口增长、增加社会福利等方式来解决。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意志的践行者，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不可能通过一些具体的策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要从根源入手，消除私有制、消灭剥削，显然政治国家的统治者不可能做到这些，因此在政治国家中，贫困也不可能彻底根除。

(二)马克思贫困理论的二元维度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贫困”问题是由国家政策的无效性导致的，因此只要改善治理策略，就能解决贫困问题；且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一无所有的赤贫者，属于“绝对贫困”的范畴；马克思认为“贫困”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并提出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概念，从现代性视角分析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及解决途径，为新发展阶段的脱贫之路指明了方向。

在马克思看来，“绝对贫困”是一种生存性贫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制导致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形成了劳动能力与物质财富的对立，劳动者除了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在这里，“……劳动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机体中存在的和具有的从事劳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却与实现劳动能力的一切物的条件，即同它本身的现实性完全分离了，失去了这些条件而独立地存在着。”“绝对贫困”意味着劳动者全部的生产资料被剥夺，是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生存性贫困。劳动者如果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毋庸置疑将陷入一种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状态，不过由于其生存已经受到威胁，所以无暇考虑精神需要。因此在“绝对贫困”的概念中，虽然既包括“物质贫困”也包含“精神贫困”，但“物质贫困”占据了“绝对贫困”的主要内涵。

“相对贫困”属于发展性贫困，指劳动者的收入及生活状况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却陷入了“相对贫困”，即发展性贫困。在这一阶段，劳动者的收入及生活状况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却将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无偿贡献给了资本家，所以“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在这里，下降的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工资、社会地位，还包括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减少，从而导致劳动者的“精神贫困”。在“相对贫困”阶段，由于资本家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据工人的剩余时间而延长工作日，拼命压榨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使劳动者丧失了发展自己的时间，因而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上衍生出了“精神贫困”。

(三)“相对贫困”的衍生：“精神贫困”

“精神贫困”是指劳动者丧失了发展自己的自由时间后，身体和心智都得不到发展，从而导致“精神贫困”；抑或拥有自由时间，但却对自由时间进行消极运用所致。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可以使“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即“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都要使占据它的人“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也就是说拥有自由时间的人，不论是闲暇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哪怕仅仅只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只要能在这一时间内完成自我发展，达到自我满足，能够以全新的、积极的状态投入到下一次的直接生产中，就完成了自由时间所赋予的使命。

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拥有真正的自由时间似乎是一种奢望：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工人们彻底沦为机器的一部分，工人们只能麻木地、机械地站在机器旁从事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完全丧失了教化和塑形的作用，劳动只意味着辛劳和痛苦，劳动使工人完全丧失了主体性，更毋宁说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工人完全丧失了发展自己的自由时间后，身体和心智都得不到发展，从而导致“精神贫困”。

二、我国“精神贫困”的现实之境

现阶段我国“精神贫困”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因自由时间绝对匮乏导致的“精神贫困”、因自由时间相对缺失导致的“精神贫困”、因自由时间的消极运用导致的“精神贫困”。自由时间的绝对匮乏，是指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增加，从而导致自由时间匮乏，劳动者无暇发展自己，从而导致“精神贫困”；自由时间的相对缺乏，是指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阶段，劳动者必要劳动降低，但剩余劳动增加，自由时间相对较少，发展自己的时间依然是有限的，因此形成了“精神贫困”；自由时间的消极运用，是指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阶段，劳动者必要劳动降低，自由时间充裕，却没有积极地利用自由时间完成自我发展，而是将自由时间完全用于个人消遣或一味追求个人利益，从而形成“精神贫困”。

(一)自由时间的绝对匮乏导致的“精神贫困”

因自由时间的绝对匮乏导致的“精神贫困”，主要是由物质贫困引起的，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地区，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增加，从而导致自由时间匮乏，劳动者无暇发展自己，因此形成了“精神贫困”。因物质贫困引起的必要劳动的增加，这里的必要劳动带有某种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体现在某种外在强制力强加在了劳动者身上：或是自然的，或是社会的。我们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外在强制力称为自然强制力，这种自然强制力迫使人类从事赖以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劳动者的生命活动也被这种必要劳动所填满。这是因为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要活着首先要解决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条件问题。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属于“必然王国”领域，在这个领域劳动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需要。因此这种基于自然的外在强制力基础上的必要劳动，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改善，否则只能导致劳动者自由时间的绝对匮乏，从而导致绝对贫困。绝对贫困直接制约着人们精神文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精神贫困”产生的原因。

(二)因自由时间相对缺乏导致的“精神贫困”

自由时间的相对缺乏，是指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阶段，劳动者必要劳动降低，但剩余劳动增加，自由时间相对较少，发展自己的时间依然是有限的，由此导致“精神贫困”。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主要是由社会强制力所驱使。社会强制力指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外在强制力。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度的出现，社会成员日益分化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从而形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只能听命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摆布，接受后者的剥削和压榨，劳动者缺乏发展自己的自由时间，因此导致精神贫困。

在我国现阶段，自由时间的相对缺乏导致的“精神贫困”又与上述情况略有不同。这是由于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剩余劳动时间减少，相应的劳动者的“非劳动时间”增加。但是“非劳动时间”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增加，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不断翻新的欲望将劳动者的非劳动时间纳入到资本运动中：网络游戏、直播平台、短视频软件、购物软件、虚拟社交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构建出来的梦幻泡影将劳动者的非劳动时间消耗殆尽，劳动者的主体性自由便无从谈起，因此形成了“精神贫困”。

(三)因自由时间的消极运用导致的“精神贫困”

自由时间的消极运用，是指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阶段，劳动者必要劳动降低，自由时间充裕，却没有积极地利用自由时间完成自我发展，而是将自由时间完全用于个人消遣或一味追求个人利益，从而形成了“精神贫困”。因自由时间的消极运用而导致的“精神贫困”，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尤其指个人财富达到富裕水平的那些人，没有将自由时间用于主体自我实现的积极功能，而是将自由时间完全用于个人消遣或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形成了个人财富的增长和思想上进步呈不协调的发展趋势，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贫困”。此类“精神贫困”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颇大。比如，企业、明星的偷税漏税问题、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网络名人的理想信念缺失问题等，这些由“精神贫困”引起的恶劣行径影响了我国经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可以说，相对于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更大阻碍。

三、我国“精神贫困”的解决之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决“精神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和制度保障：要解决“精神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同时还要加强信仰教育，坚持精神扶贫，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是解决“精神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保障。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决“精神贫困”的物质保障

对于因自由时间的绝对匮乏和相对匮乏而导致的“精神贫困”，就要在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为劳动者提供自由时间。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由此看来，如果放弃市场经济，“放弃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重新依赖完全个体化的劳动，劳动者将极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必然性也就是自然强制力的奴役，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时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放弃阶级斗争，寄希望于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自然孕育出理想的自由王国，劳动者最终得到的将是主体消弭殆尽的技术牢笼。因此，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不偏不倚地实现人的解放。

(二)加强信仰教育是解决“精神贫困”的精神保障

对于因自由时间的消极运用而导致的“精神贫困”，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想信念是事业和人生的灯塔，决定我们的方向和立场，也决定我们的言论和行动。”坚持精神扶贫，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是我们的时代要求。首先，对于因自由时间的绝对匮乏导致的“精神贫困”，此种类型主要指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那部分困难群众，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宣传教育，促使其确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其次，对于因自由时间相对缺乏导致的“精神贫困”，主要指已经摆脱“绝对贫困”但又陷入“相对贫困”的人群，要加强对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树立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氛围，以取代对商品拜物教的盲目崇拜；最后，针对因自由时间的消极运用导致的“精神贫困”，此种类型主要包括被商品拜物教腐蚀的党员干部，要加强对其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为其思想补钙；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坚持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义。

解决“精神贫困”，是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摆脱“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的又一难题；关系着我们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因此，结合我国“精神贫困”的现实之境，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同时，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勇于自我革命，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最终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