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龙，朱沛华

一、问题提出

作为新型的基础设施形式，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大动脉，与常规的“铁公基”相比具有更大的经济外部性和发展潜力。“十四五”规划将“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作为单独章节进行强调，并将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作为重点规划内容，彰显顶层设计层面对全面建设和发展数字经济、抢占工业制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的决心。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区域层面的信息技术进步，从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强化知识溢出效应等途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改善资本与劳动要素需求，优化要素结构配置（孙伟增和郭冬梅，2021）。二是催生企业对绿色产品、生产、理念以及相关服务的需求，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存在激励，能率先采取先进技术设备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业绩持续提升（郭朝先和刘艳红，2020）。然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外部性以及相关影响机制有待深入探讨。现有研究仍未明确回答的问题是，在基础设施与信息环境不断完善的条件下，企业管理层如何将这些因素纳入经营决策中，对企业ESG（是指一种通过将环境、社会与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与企业经营，从而积极响应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投资、经营之道）投资是否产生重要作用？

基于ESG理念的绩效评估正逐步重塑企业经营的评价体系。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ESG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中国ESG发展报告2021》数据显示，发布ESG相关的独立报告占比不超过3成，发布ESG专业报告的占比不到2%。提高国内企业绿色治理能力，有利于实现“双碳”目标，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

基于上述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需要重视和深入研究。在大力建设数字经济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下，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纳入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关系。对此，综合采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价、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论证外部信息环境改善对企业ESG投资决策的影响效应，进而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要素生产率及资本市场表现等渠道论证相关机制。

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丰富了相关研究。第一，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改善绿色治理能力联系起来，从企业决策的微观视角拓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外部性的认识，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个新的政策研究视角。第二，将城市层面与企业层面数据相结合，灵活使用数字经济上市公司发展情况构造工具变量以克服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准确识别信息环境改善促进企业转型、改善ESG表现的影响效应。第三，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要素产出效率以及资本市场表现等视角论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企业ESG相关决策的具体机制。

二、理论分析

（一）相关文献回顾

ESG理念倡导企业在经营决策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社会责任以及长期价值等因素。近年来，企业ESG投资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贯彻ESG理念的经济效应、影响ESG投资的相关机制以及基础设施发展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等三方面展开探讨。

ESG投资具有正向的经济效应。从银行信贷角度看，宋科等（2022）指出银行ESG投资整体上有利于流动性创造，表现为表内流动性创造的积极效应，与对表外流动性创造的消极效应。在ESG理念下，银行风险承担意愿增强，更倾向于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同时，ESG理念也弱化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顾雷雷等，2020；谢红军和吕雪，2022）。在出现黑天鹅事件甚至是经济危机冲击时，ESG绩效更优的企业表现出更强韧性，抗风险能力更强（Broadstock et al.，2021）。美国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财务业绩与其ESG绩效呈正相关（Cornett et al.，2016）。

现有研究从企业内部视角讨论影响ESG投资的相关机制。一是从成本收益的视角，企业ESG决策和改善绿色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与经营发展可持续的激励相容，是企业是否自主贯彻ESG理念的关键因素（刘乾和陈林，2021）。二是从企业行为的视角，管理层特征因素对ESG决策产生关键作用。Borghesi et al.（2014）发现年轻的CEO更可能作出ESG决策。Ferrell et al.（2016）发现管理层的超额薪酬是阻碍企业ESG投资的重要因素。Iliev&Roth（2021）指出董事在跨国公司中兼职能够将相关信息传递到企业管理层决策过程中，因此董事会面临法律法规变化时将直接改变企业ESG投资的相关决策。

基础设施发展能够对企业决策产生持续影响，尤其是激励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彭小辉和王静怡（2019）指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除了发挥节能减排效应以外，还能够促进劳动要素流动，降低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推动城市绿色治理绩效的改善。与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对信息公开、信息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企业相关决策发挥的影响应更加强烈（Duggal et al.，2007）。

不难看出，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行为以及内部治理对ESG投资的影响，而忽视了外部因素，尤其是市场环境信息化进程对企业ESG决策的重要作用。关于信息基础设施在企业决策层面上的相关研究相对匮乏，并未建立有效的理论研究框架，导致在提高企业绿色治理绩效领域，政策出台与监管强化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持。实际上，企业决定进行ESG投资受到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当外部市场环境更加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更强的激励奖赏机制时，企业进行ESG投资的动机无疑会更强（冯钰婷等，2021），信息是否能够有效传播在其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

（二）研究假设提出

相关基础设施能否健全完善是实现信息有效流通的前提。在数字时代下，衡量信息传播效率不仅仅是快速的信息传播，减少噪音信息和不良信息的干扰同样重要。完善的信息环境能够促使行为个体及时获取正确信息，排除错误信息的干扰，进而避免信息爆炸对行为个体决策的干扰。因此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的关键功能是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促使企业信息传输效率更高。企业决策信息更容易被市场所获知和验证，通过改善企业的市场形象、取得更好的社会声誉，为企业长期取得更大收益发挥激励效果。

跟以往消息传输受阻相比，企业行好事不再是“锦衣夜行”，也不需要刻意营销，而是向社会发送正面信号实现社会声誉的持续改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事件中，鸿星尔克公司为灾区捐献了价值5000万元的物资并收获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自媒体、社交平台的转发和传播进一步提升了信息传输效率，推动公司产品销量的大幅提升。据此，数字化技术催生企业ESG投资的激励，企业能够利用前沿数字技术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消费者双方的价值共享创造（邢小强等，2021）。

信息环境的改善同样放大了企业负面事件的信息传递效应，能够约束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信息环境改善、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高了市场监管效能，降低企业管理层违规违法的意愿（Menon，2018）。在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的共同作用下，信息基础设施发展能够推动企业管理层在决策层面形成自主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绿色治理能力的良性循环。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推动企业ESG绩效的改善。

从企业内部视角看，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促使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或购买价格使用数字要素，重塑企业生产函数。第一，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要素在企业经营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门槛不断下降——体现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升级以及技术外包成本的降低，因此企业能够关注并使用更多数字技术，推动内部治理以及生产流程的数字化转型。第二，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促使地方企业能够使用更加前沿的数字化技术，推动数字技术与自身业务模式的深度融合。长期看，数字化推动企业组织经营方式的变革，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与各类要素的产出效率（袁淳等，2021），必然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黄大禹等，2022）。因此，预期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外部性将促使企业转型，并提高企业要素产出效率，进而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ESG投资提供现实基础。据此提出第2、3个理论假设：

假设2：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使企业数字化转型。

假设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企业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

从市场效率视角看，基础设施发展意味着信息环境的完善，体现在信息安全性提高、开放数据平台的共享交换机制逐步完善，能够减弱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根据信贷配给理论，市场信息始终是不对称的，由此产生普遍的道德风险效应与逆向选择效应，使得市场融资需求始终高于融资供给（Mc Namara et al.，2020）。信息环境的改善提高了企业信息的可得性，与监管层面的信息披露制度相匹配时，金融机构与投资者能够掌握更加全面的企业相关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贷错配问题，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本市场表现。一是银行信贷渠道。信息更为完善时，银行在合约签订前更容易甄别出企业资质，合约签订后能够及时跟踪企业经营信息，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商业银行对企业的风险评估存在改善空间，进而签订信贷契约的利率下降。二是权益市场渠道。信息可得性的提高促使投资者对城市上市公司的业务情况、发展前景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更加客观的评估。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关注，企业估值在长期中呈现上升趋势。综上，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有利于改善企业的资本市场表现，也是解释其影响企业ESG投资的重要机制。据此提出第4个研究假设。

假设4：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资本市场表现。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研究对象是沪深A股上市公司，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评价数据起始年份为2017年，故选取2017—2021年为研究样本。研究数据来源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是企业ESG的评价数据。以华证ESG评级为主，来源于Wind数据库，选取企业期末的ESG评级构造ESG指标。以彭博ESG评分为替代指标，来自彭博资讯公司。二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评价数据。从紫光集团发布的历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中，选取“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分项评价数据作为代理指标。三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以及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四是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上市公司的数量与研发强度统计，来源于CSMAR数据库。依据上市公司的证券代码、注册地址所属城市、年份将上述数据进行合并，整合得到企业层面的研究样本。此外，剔除资产负债率高于100%的企业样本，以减弱极端观测值带来的估计偏误。

（二）模型与变量

被解释变量ESG评分指标的主要来源为华证ESG评级，该指标近年来受到学界关注和认可，在国际经济、企业创新领域均有应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研究价值（谢红军和吕雪，2022）。该评级指标将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ESG表现从低到高分为C、CC、CCC、B、BB、BBB、A、AA和AAA等9个等级。遵循相关研究做法，对上述等级进行赋值，对应1~9，故赋值越高代表企业ESG表现越好。据此处理得到的ESG评价指标为离散变量，使用常规估计方法将导致回归偏差，故采取泊松回归来减缓估计结果偏误。

假设华证ESG评分服从泊松分布，并构建条件期望函数见式（1）。x为一系列解释变量，β为对应的待估参数。

对应的估计模型：

其中，下标i表示企业，j表示企业所属城市，t表示年份。主要解释变量Infrastructure为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所关注的是系数β估计结果，预期作用方向为正。Control表示一系列的企业特征控制变量，ε表示测量误差。为降低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遗漏变量问题，加入行业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以降低行业自身发展规律以及特定时间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并汇报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性标准误。采取准极大似然估计对计量方程参数进行估计，由此得到的β并非是边际效应，而是“半弹性”系数。换言之，当解释变量增加一单位时，则ESG评级将增加β个百分点。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指标来源于历年的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该指数包含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城市服务、城市治理以及产业融合等4个模块。该指标体系包含三个方面的二级指标，分别是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基础以及运营基础。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包含宽带与移动网络渗透率、城市云平台应用以及信息安全等4个三级指标；数据基础包含城市大数据平台、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以及开放数据平台等3个三级指标；运营基础则分为运营体制、运营机制两种评价指标。该指标体系能够全面刻画城市所处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控制变量方面。参考企业ESG相关研究（Kim et al.，2019），选取企业年龄（Age）、经营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erage）、管理费率（Managecost）、总资产收益率（Roa）、流动比率（Liquid）、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来控制影响企业ESG投资的重要因素。

机制检验部分。依据理论假说，机制渠道分为三个方面：数字化转型、要素生产率以及资本市场表现。一是数字化转型，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方法，以企业年度报表做文本分析，数字化转型可分为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结束、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等5个类别。根据上述五类技术领域，搭建检索词库，提取相关文本出现的字数，作为企业在对应数字技术领域的转型程度。二是要素生产率，将要素划分为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劳动要素生产率为对数化的营业收入与在职员工的比值。资本要素生产率为对数化的营业收入与资本要素（固定资产净值与无形资产净值之和）的比值。三是资本市场表现。从信贷市场以及证券市场两方面选取变量，分别对应债务融资成本与托宾Q值。债务融资成本以企业年报中利息费用占负债合计的比重表示，反映了企业进行债权融资所需要支付的价格。托宾Q值的计算方法为：（企业市值+负债）/账面价值。托宾Q值反映了市场对企业成长前景的预期，比值越高表示市场投资者更看好企业的未来前景。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第一，若遗漏的解释变量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重要关系，比如城市的相关产业政策在推动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也促使企业ESG相关决策的改变，由此导致估计结果偏误。对此，采取工具变量法来控制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数字经济上市公司发展存在重要联系，以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数量、人均研发投入水平构造工具变量。由于地方的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情况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具有较强相关性，而与企业ESG表现并无直接关系，满足工具变量的前提条件。

第二，若第三方对企业ESG表现的评分出现偏差，将导致其不能如实反映企业ESG水平，也导致研究结论偏误。对此，尝试更换ESG评价变量，使用彭博Bloomberg公布的ESG评价作为替代指标作稳健性检验。该ESG指标通过打分而非评级的方式对企业ESG表现进行评价，属于连续性质的变量。此外，彭博ESG指标除了ESG整体评分以外，还包括环境、社会、治理等三个方面的子项评分，是验证ESG变量测量偏差的理想变量。由于彭博ESG对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评价覆盖面较小，诸多上市公司并未得到评分，样本匹配后有效的企业样本观测量剧减，故主要用于验证实证结论的可信度。

（四）统计特征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企业平均的华证ESG评级为4.115，中位数为4，对应评级为B，样本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的ESG表现仍处于较低水平。彭博ESG评分结果亦显示企业ESG表现不佳，尤其是在环境（均值12.530）和社会（均值25.071）两个子项劣势较大。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看，上市公司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相关的技术研发关注度相对较低，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层面关注度更高，但整体上相关词频出现次数均较低，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

表1 主要变量统计特征

四、主要结果

（一）基准回归

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解释变量，华证ESG评级为被解释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第（1）列为单变量回归，第（2）列加入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第（3）（4）列逐步加入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ESG评分的影响显著为正，且无明显波动，即二者存在稳定的正相关性。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系数为0.0539，意味着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每增加0.01单位，企业ESG评级增加0.0539%。其经济学含义是，城市的信息环境越完善，相关基础设施越完备，企业选择进行ESG投资的意愿越强烈。结果初步得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决策的实证结论。

表2 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ESG表现

从企业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看，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经营规模、总资产收益率以及总资产周转率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由此，企业年龄并非是推动ESG投资的积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下，企业存续时间越长，其ESG表现反而越差，即企业内部缺乏内生的ESG投资激励，需要外部政策干预。企业负债占资产比重上升往往意味着偿债压力与经营风险扩大，企业难以履行社会责任或加大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的力度。经营规模、总资产收益率以及周转率越高，企业经营效益越好，能够获得更加充裕的资源用于改善ESG表现。

（二）异质性分析

对企业异质性特征进行识别，从是否为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是否为国有上市公司两个特征进行分析并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第一，是否为数字经济上市公司的识别依据来源于CSMAR数字经济数据库，根据其收录的企业识别出数字经济企业与非数字经济企业，结果为第（1）（2）列。核心变量Infrastructure在非数字经济企业组别中影响显著为正，在数字经济企业中影响为正而不显著。换言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ESG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数字经济企业中。数字经济企业由于自身数字技术水平较高，对外部信息基础设施的依赖性相对较低。非数字经济企业能够依托更为完备的信息环境，存在更强的ESG投资激励，向市场发送更为积极的信号。第二，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区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结果为第（3）（4）列。可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企业ESG表现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从经济布局看，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上游部分，通常具备自然垄断的产业特征，多数具有重污染、重排放的特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使国有企业更加重视绿色治理、社会责任，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加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契合，共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3 企业异质性检验

（三）稳健性测试

1.内生性检验

引入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上市公司发展情况构造工具变量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城市登记注册的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数量Digital-N，第二个是城市数字经济上市公司的人均研发投入水平。如前所述，两类工具变量满足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且与城市企业ESG表现无关的前提条件。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企业特征变量与固定效应因素下，城市数字经济企业数量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识别不足检验与弱识别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城市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数量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显著关联，且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过度识别检验在10%水平上不能显著拒绝原假设，即城市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数量、人均研发投入水平满足外生性条件。

表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拟合的Infrastructure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比系数无大幅波动。在控制内生性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依旧能够激励企业进行ESG投资。

2.更换ESG表现代理变量

以彭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指数为企业ESG代理变量再回归，根据该ESG评分方法，将被解释变量分为总评分ESG2、环境评分ESG2-E、社会评分ESG2-S以及治理评分ESG2-G。由于该ESG评分为连续变量，使用常规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检验，估计结果如表5。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ESG整体表现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与上文结果一致。

表5 以Bloomberg ESG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表1中关于Bloomberg ESG评分的统计特征显示，上市公司在环境与社会责任两方面表现较差，而治理水平相对较高。因此，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ESG弱项具有显著的补强效果，能够推动企业更加关注环境友好与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决策。因此，在信息环境更加完善时，企业为获得更高社会声誉，会选择在环境与社会方面进行更大力度的ESG投资。

五、机制分析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

进一步检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企业ESG投资的中间机制。第一个渠道是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转型决策。第（1）—（5）列分别对应5类数字化技术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第（6）列将5类技术进行加总后的估计结果。整体上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企业内部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分项上看，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数字技术应用是受到影响的技术转型领域，区块链以及大数据技术转型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原因在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区域层面信息环境的改善，一方面，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相关技术应用，能够依托更为透明、公开的信息来捕捉市场信息，迅速形成具有盈利前景的数字化商业模式，比如AI翻译、语言识别、平台定价等；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推动企业内部运营机制的革新，形成信息传输效率更高的线上办公流程，如疫情冲击下，企业能够借助各类在线办公平台软件来提升居家办公效率。相比之下，区块链与大数据为数字经济的底层基础技术，研发难度大、回报周期长。此外，上市公司公告对区块链技术提及的次数最少，也侧面证明该技术短期在市场应用前景的不确定性较大。

（二）要素产出效率渠道

第二个渠道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要素产出效率的影响。以劳动要素生产率与资本要素生产率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如表7第（1）（2）列所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即推动企业要素投入效率提高，对资本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相比劳动要素生产率更高。

表6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表7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要素产出效率、资本市场表现

数字化重塑企业生产函数，推动效率变革。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数字化与劳动、资本要素的结合，使得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水平持续提升。从企业内部的要素投入决策看，数字化技术促使企业经营流程的标准化和简约化，对传统流程的替代削减了冗余的资本、劳动以及中间投入要素，体现出数字要素对其他要素的替代效应。从外部信息环境的视角看，数字化推动企业业务模式变革，突破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对企业业绩存在长期的积极影响，体现出数字要素与其他要素的互补效应。因此，劳动、资本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提升为企业贯彻ESG理念提供更为理想的现实条件。

（三）资本市场反应渠道

第三个渠道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的资本市场表现。信息环境的完善能够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贷配给扭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应对企业资本市场表现呈现出积极影响。以债务融资成本以及托宾Q值分别代理企业在信贷市场与权益市场的绩效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7第（3）（4）列所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且显著提高了托宾Q值。一方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信息环境改善，削弱了企业与银行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降低贷款利率的风险溢价。市场对企业经营决策的监督能力提升，也会对企业给予更多关注，推动企业估值稳步上升。另一方面，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对企业未来成长前景给予更高预期，间接提高了企业资本市场表现。据此，在信息环境更加完善时，企业为取得更好的市场表现，进行ESG投资以提升社会声誉的激励更强。

六、结论与启示

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城市层面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稳健、显著地促进企业ESG投资。这种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与非数字经济企业中，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传统业务模式企业的绿色治理转型发挥更大推动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要素与劳动、资本要素的深度融合，进而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此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信息环境改善提高了企业资本市场表现，是理解企业进行ESG投资的重要视角。

由此得到的启示是，更加信息化的营商环境将加大企业ESG的投资力度，这为企业获得更好市场表现与更高社会声誉起“放大镜”和“催化剂”的效果。第一，大力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正向的企业激励机制。随着信息流通机制的畅通，企业决策信息更容易被市场所获知，消费者与投资者对企业的认可将通过提高企业社会声誉，有助于形成正向反馈的循环机制。第二，搭建完善的ESG评价体系，完善企业信息披露流程。应充分认识到ESG理念在企业治理中的应用前景，探索出台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建立标准化的企业ESG专业报告与审计制度，培育企业改善内部治理、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第三，健全互联网信息监督机制，形成信息高效、安全流通的市场环境。在当前监管体制下，仍存在诸多难以防范的监管漏洞，导致不良信息问题层出不穷。信息爆炸下信息安全、信息真实性受到重大挑战，亟需搭建具有权威性、安全性的公共信息平台，降低信息“噪音”，营造完善的信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