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庆君，方文杰，李 静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解决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增强银行稳定性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银企之间依然还有信息不对称问题，但银行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型手段甄别贷款对象、降低贷款业务成本、提高风险控制能力，更好地为银行创造利润（张一林等，2021）。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银行一方面可以改变传统服务方式，降低日常业务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创新传统金融产品，提升客户体验。同时，通过标准化和自动化金融数据的聚合平台，银行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提供新服务，补充客户信息。银行数字化成为增强金融稳定性、促进经济增长的新途径。已有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Jagtiani&Lemieux（2018）研究发现，通过金融科技平台，银行可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获得更多小微企业信息，这对于提高银行风险评估水平很有帮助。Alexander Luz（2019）研究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可以大大降低银行处理业务的时间成本，大大提高银行放贷效率。房颖（2021）从金融科技降低信息约束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高了商业银行数字化水平，数字化转型后的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对小微企业进行信贷评估，使得小微企业获得信贷的难度下降。大量文献研究表明，银行通过数字化可以从以下方面影响银行贷款业务：第一，银行数字化可以降低银行办理信贷业务的时间成本，提高贷款效率。第二，银行数字化可以更好地甄别客户质量，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问题，从而提高贷款质量。第三，银行数字化可以降低银行的信息搜寻成本和监督成本，降低银行在贷款业务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银行数字化能够帮助银行更好地获得企业信息，有助于增加贷款的有效供给。

二是研究数字金融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黄益平（2017）认为数字金融会导致货币政策效果弱化，同时由于数字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范围会更大，传导速度会更快，一旦发生金融风险，所造成的影响也将极为严重。战明华和李欢（2018）发现，数字化时代的金融创新催生了影子银行发展，影子银行的出现削弱了传统货币政策效果。高然等（2018）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的兴起会对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产生一定替代作用，最终会削弱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战明华等（2020）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放大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效应，弱化了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效应，但数字金融发展总体上提高了货币政策效果。Vincent Yao（2022）研究了金融科技贷款的兴起引起的市场集中度变化，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Zhou（2022）研究发现基于消费者社交网络传播的金融科技贷款进一步增强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

总体来看，从交易成本角度研究银行数字化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的文献有所不足。因此基于银行数字化降低银行贷款业务交易成本的假设，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企业、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政府等5个部门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银行数字化转型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并通过对不同政策目标赋予不同权重，得出银行数字化水平不同时，哪种政策目标带来的福利损失最小。

笔者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基于银行数字化降低贷款业务交易成本的假设，研究了银行数字化转型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二是研究了银行数字化通过利率和信贷渠道对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产生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一）家庭

假设经济中存在着无数无差异性的家庭，可以用代表性家庭来进行分析。在代表性家庭部门中，一般存在跨期消费行为，其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当期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一生的效用最大化，因此代表性家庭部门通过选择最终产品的消费、住房的需求，享受更多闲暇时间和增加手中持有实际货币余额等形式获得当期效用，进而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家庭效用函数采用MIU形式，即将货币因素纳入家庭效用函数。其效用最大化条件：

式（1）为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其中，E为期望算子；β∈（0，1）为家庭部门的贴现系数；σ为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τ为住房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ψ为劳动的负效应系数；η为劳动力供给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θ为家庭所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在家庭效用函数中的权重；σ为实际货币弹性的倒数。设定投资I和资本K之间的关系：

其中，δ为资本折旧率；K为t期家庭的资本存量；I为t期家庭的投资。代表性家庭部门面临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式（3）中，不等式左边为家庭现金预算的净流出，右边为家庭现金预算的净流入。其中，R为银行存款利率；P为以货币定价的商品价格；PC为家庭t期的消费支出；Q为t时期住房的名义价格；B为t期家庭持有的名义债券存量，并在t期获得名义利率i；M为家庭t期持有的货币存量；N为家庭在t期可以提供的劳动量；W为劳动者在t期获得的名义工资；h为t期家庭部门的房产持有总量；房产供给量冲击服从AR（1）过程，即lnh=ρlnh+ε；h为t-1期家庭拥有的用于生产的房屋资产数量，且h=a*h；Π为t期企业的利润；T为政府收的一次总付税。

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家庭部门选择C、h、N、M、B以达到效用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二）厂商

假设在厂商这个生产部门中存在不完全竞争，将厂商划分为两个部门，即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是由很多厂商构成，并且每一个厂商生产的产品有差异性，每个厂商都需要确定生产要素的投放量并且制定其生产的产品价格，因此假定中间产品生产商处于垄断竞争市场。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将所有中间产品部门生产的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处理，转化为最终产品供给社会使用，因此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1.最终产品生产部门

最终产品生产部门通过购买由中间产品商生产的中间产品Y（j）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最终产品Y。假定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为CES形式，最终产品生产函数：

其中，ε＞1代表的是不同中间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式（9）对中间产品加总的方法为Dixit-Stiglitz加总法。由于厂商在经济活动中的目标总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因而在求解过程中，得到了对第j种中间产品需求的函数：

对式（10）左右同时积分，然后将其代入最终产品生产函数式（9）中，最后可以得到最终产品的价格表达式：

2.中间产品生产部门

假定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由连续区间j∈[0，1]的同质厂商构成，且每个中间产品j只能由一个厂商来生产，它们都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C-D生产函数：

其中，l（j）为银行贷款，贷款利率为R。可以构建函数方程来最小化中间厂间的生产成本：

在生产函数约束下，对N（j）、K（j）、h（j）、mc进行拉格朗日求解，得到最优一阶条件：

（三）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有两种融资渠道：一是通过银行存款m向公众融资；二是通过常备借贷便利向中央银行贷款b。资金主要有两种用途，一是放贷给企业l；二是以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放在中央银行m，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等式为l+m=m+b。

考虑两种情况下商业银行面临的利润情况，第一种情况为不同数字化水平下商业银行的实际利润，第二种情况为当面临数字化冲击时商业银行的实际利润。不同数字化水平下商业银行的实际利润为：

面临数字化冲击时商业银行实际利润为：

其中，F为银行的数字化冲击，假设F遵循AR（1）过程lnF=ρlnF+ε。对、b进行拉格朗日求解可以得到一阶条件：

银行存款和常备借贷便利均是商业银行的负债，利率定价规则应是无风险利率加上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溢价。银行数字化后，银行的安全体系增强，信用风险溢价降低。相对而言，银行存款利率要低于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利率定价方程分别为：

其中，y为存款利率相对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溢价部分，y为常备借贷便利利率相对于存款利率的溢价部分。

（四）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通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利率，进而实现人民币币值稳定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终目标。国外文献中大多使用利率型货币政策规则，而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是采用数量型还是利率型，一直存在着争议。因而选取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规则，来探讨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当中央银行采取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时，假设货币供给增长率遵循下列AR（1）过程：

其中，ρ为货币供给量增长率的平滑系数，π是稳态时的通货膨胀率，ε代表货币供给量冲击。

当中央银行采取利率型的货币政策规则时，假设其遵循如下泰勒规则：

（五）政府部门

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可以得到铸币的收益税，政府部门可以将这部分收益税作为收入来源。为简易分析，假设政府没有任何支出，也不在债券市场上进行任何操作，只通过一次性总付税获得收入。政府的名义预算约束为：

从式（30）可以看出，货币存量变化M-M就是政府的名义收入。在政府没有支出的情况下，一次性总付税就必须满足：

如果货币增长量是正的，那么一次性总付税就是负，也就意味着政府将减少其铸币税来一次性补贴给家庭。

（六）均衡条件

一般均衡条件为总产出等于总需求：

其中，C为家庭部门消费的商品，I为家庭进行的资本投资，Fσl为商业银行在贷款业务中消耗的商品。

三、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

（一）参数校准

对部分参数值的设定采用了参数校准方法，主要参考国内外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某些参数的数值进行设定。对没有进行参数校准的部分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来设定参数值。

模型求解的所有工作都是基于Matlab R2012a和Dynare4.4.3软件来完成。国内现有大多数文献都将家庭效用贴现系数设置在0.9~0.99内，参考马亚明和刘翠（2014）研究，将代表性家庭的效用贴现系数β设定为0.9，将通货膨胀缺口系数φ设置为1.5。参考李巍和张志超（2011）将资本产出弹性α设定为0.3，将房屋产出弹性z设定为0.3。国内大多数文献比如郭娜（2019）将消费替代弹性倒数设置为1，因此也将家庭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σ设置为1。参考武晓利等（2014）将资本折旧率设定为0.1。参考巴曙松和田磊（2015）将住房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τ设定为1。根据赵胜民和张瀚文（2018）研究结果，将代表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η设定为1。参考大多数文献将代表劳动的负效应系数ψ设定为1，将代表家庭所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在家庭效用函数中的权重θ设置为1。参考赵恢林和黄建忠（2019）将不同中间产品间的替代弹性ε设定为6。参考汪勇和李雪松（2019）将租房占总房量的比例a设置为0.67。参考吕江林等（2020）将存款利率与存款准备金利率之差y设置为0.67，存款利率与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之差y设置为0.01，存款准备金利率r设置为0.0072。设定稳态时的通货膨胀率π为0，将价格黏性参数φ设定为0.75。一般而言，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交易成本在0.1~0.2之间，取值0.1325作为商业银行的交易成本。将所有外生冲击的标准方差都设置为1%。对数字化水平F分别取值1、0.5和0.1进行对比，因为随着银行数字化水平的提高，银行在贷款业务中付出的交易成本也就越低，在模型中可通过F取值的降低表现出来。

表1 主要参数校准值

（二）贝叶斯估计

1.先验分布

对于未校准的参数，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赋值。考虑到参数先验分布设定会影响到参数估计结果。因此，参考已有文献对参数先验分布进行设定。参照马亚明和刘翠（2014）研究，设定房屋偏好冲击持续系数ρ的先验分布服从Beta分布，均值为0.95，方差为0.01。参考许志伟和刘建丰（2019）将货币供给量冲击持续系数ρ的先验分布设定为Gamma分布，均值为0.5，方差为0.2。参考吕炜等（2018）将技术冲击持续系数ρ的先验分布设定为Beta分布，均值设定为0.95，方差为0.023。参考庄子罐等（2016）设定利率冲击系数ρ的先验分布为Beta分布，均值为0.8，方差为0.1。参考吕江林等（2020）设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冲击系数ρ的先验分布为Beta分布，均值为0.5，方差为0.1。

2.后验分布

基于Matlab 2012a及其嵌套软件包Dynare4.4.3进行数值模拟。为排除实际数据受到可能存在的季度趋势影响，首先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实际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再用HP滤波获得平稳数据。

通过对比表2、表3和表4发现，不论货币政策惯性与汇率制度如何，先验分布与后验分布都存在明显差异，说明模型参数估计有效。在有效估计的基础上调整了影响模型结论的参数，并进行了一系列敏感性分析，验证了研究结论有效性。

表2 参数先验分布

表3 不同数字化水平下，模型参数贝叶斯估计结果

表4 银行数字化冲击时，模型参数贝叶斯估计结果

四、模拟结果分析

（一）不同银行数字化水平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

通过dynare模拟银行不同数字化水平下，各经济变量对货币政策的响应程度，从而得出银行数字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程度。

1.银行数字化对利率的影响

由图1可知，在实行数量型货币政策下，当货币政策产生冲击时利率立即达到最大值，并且随着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利率的最大值越小，说明银行数字化降低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即银行数字化转型降低了利率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削弱了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的传导效果，进而弱化了货币政策效果。而在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情况下，当货币政策产生冲击时，利率随即达到最大值，并且随着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利率的响应峰值越大，说明银行数字化加强了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即银行数字化转型使得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更为有效，当实行依赖于利率进行经济调控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效果得到了强化。

图1 利率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左图）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右图）的脉冲响应图

这与国内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因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主要依靠货币数量对经济进行调节，而随着数字金融发展，货币数量很难被控制和调节，就会导致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越来越弱。同时，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人们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降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就越容易对人们产生影响，使得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愈发有效。而价格型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调节市场利率干预宏观经济，所以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使得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更为有效。

2.银行数字化对贷款的影响

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在实行数量型货币政策情况下，货币政策冲击会使企业贷款数量立即达到最大值，并且随着数字化水平提高，贷款的增加值越小，这说明银行数字化弱化了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但在数字化水平较高时，贷款数量回归稳态的速度也越快，说明银行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未来经济情况的影响。在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时，通过脉冲响应图可以发现，数字化水平越高，第一期信贷额度增加得越少，但在第二期贷款数量达到峰值，数字化水平越高，贷款数量峰值越大；第二期后贷款数量开始逐渐回归稳态水平，数字化水平越高时，收敛速度越慢。这表明银行数字化刚开始削弱了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但强化了货币政策对未来经济的信贷渠道的影响。这不利于央行对当前经济的调控，甚至会导致货币政策与未来经济情况背道而驰的情况。也就是说，银行数字化弱化了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效果。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也弱化了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说明银行数字化在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方面的影响与数字金融有很强一致性。结合实际，由于银行数字化降低了银行在贷款业务中的交易成本，使得银行可以更低成本进行更多更安全的贷款业务，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金融摩擦问题，而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恰恰是通过调节贷款的方式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随着银行数字化水平提高，银行放贷数量也越来越多，用于储备应对风险和流动性的资金也就越来越少，直接减少了货币政策调控中介——银行持有的未用于贷款的资金数量，导致政策刚开始实施时，银行并没有像传统银行一样瞬间多出大量可供给的贷款，这也是银行数字化水平越高但在第一期贷款数量增加值越小的原因，基于此，银行数字化弱化了货币政策的信道渠道效应。

3.银行数字化对产出的影响

结合图1、图2和图3可以发现，由于银行数字化同时弱化了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所以随着银行数字化水平提高，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节能力也就越弱；随着数字化水平提高，产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小于银行数字化水平较低时的情况，且无论是否数字化，产出的波动性均较强，持续时间也较长。可以得出结论，银行数字化弱化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水平。而在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时，由于银行数字化强化了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但在前期弱化了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还增加了信贷渠道的滞后性，两种渠道分别会对经济产出产生影响。从图中可知，前期银行数字化对信贷渠道的弱化效用强于对利率渠道的强化效用，导致在货币政策刚开始实施时，银行数字化对产出的调控能力减弱。同时由于银行数字化增加了信贷渠道的滞后性，这也导致对产出的调控也产生了一定滞后性，所以产出的收敛速度较慢。总体来说，银行数字化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的增强作用弱于对信贷渠道的弱化作用，使得整体上对价格型货币政策产生弱化效果。

图2 信贷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左图）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右图）的脉冲响应图

图3 产出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左图）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右图）的脉冲响应图

4.银行数字化对通胀的影响

通过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由于银行数字化从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两方面弱化了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节能力，使得产出对货币政策的响应较低，这也导致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会太大。在图中表现为数字化水平越高，通胀水平越低。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而言，银行数字化在利率渠道上强化了货币政策效果，在信贷渠道上弱化了货币政策效果，两者之间产生了抵消作用，于是在总体上看，银行数字化并没有对通货膨胀水平产生影响。

图4 物价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左图）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右图）的脉冲响应图

综上所述，当实行数量型货币政策时，银行数字化同时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这是因为随着银行数字化水平的提高，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减少了金融摩擦。银行手中所持有的货币数量大幅减少，央行可以控制的货币数量变得更少且不明确，而数量型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调节货币数量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这就导致了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而当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时，随着银行数字化转型，金融市场越来越健全，利率传导机制更加有效。银行数字化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强化效用和对信贷渠道的弱化效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导致在价格型货币政策下，银行数字化并未对产出和通胀水平作出较大干扰。说明银行数字化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却有较大弱化效果。

（二）银行数字化冲击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图5 银行数字化冲击下的脉冲响应图

可以发现银行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对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替代效果。由于银行数字化降低了银行贷款业务的交易成本，银行贷款利率会降低，会增加企业贷款数量，从而刺激产出的增加。同时银行数字化水平的提高也加剧了市场竞争力，市场通过增加利率获取更多投资，刺激了家庭的投资欲望，产出的增加也促进了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增加、产出增加也激发了通货膨胀。银行数字化产生了正向的货币政策效果，对货币政策产生了替代效用。在实行数量型货币政策时，银行数字化带来的经济波动较大，而在价格型货币政策下，银行数字化带来的波动较小且收敛速度较快。在银行数字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稳定性更好。

（三）福利损失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各种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运用损失函数法进行政策组合的福利分析。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为“稳物价，促增长”，所以假设货币政策目标就是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波动的损失最小化。福利损失函数设定为：

其中，L 代表社会福利损失，Var（π）和 Var（Y）分别为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方差，参数λ表示为保持通货膨胀相对稳定的权重系数。得到福利损失的计算方式后，需要设定物价权重λ，以实现对福利损失的计算。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可知，随着银行数字化水平的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减弱。因此，如何权衡“经济增长”与“稳定物价”目标变得非常重要。根据《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物价与增长的权重不同。其中，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比较注重“稳定物价”目标，之后比较注重“经济增长”目标，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对“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视程度大幅上升。分别取权重λ为0.8、0.5、0.2，对福利损失进行了计算。

由表5 可看出，当实行数量型货币政策时，随着银行数字化水平提高，不论是注重“经济增长”还是注重“稳物价”，银行数字化都减少了社会福利损失水平；无论银行数字化水平的高低，当政府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时，福利损失水平都要低于以“稳物价”为目标时。当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时，随着数字化水平提高，无论是以“促增长”为主要目标，还是以“稳物价”为主要目标，银行数字化都减少了福利损失水平；以“促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福利损失水平要高于以“稳物价”为主要目标，所以当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时，政府应更注重于“稳物价”，这与实行数量型货币政策时的目标相反。对比两种货币政策可以发现，银行数字化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福利损失的影响水平要高于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水平，但无论数字化水平如何，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水平都要远低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时的福利损失水平，即使是数字化水平较高时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其福利损失水平都要远高于传统银行时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水平。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数字化水平高低，也无论政府是以“促增长”为主要经济目标还是以“稳物价”为主要经济目标，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福利损失水平上都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

表5 不同货币政策导致的福利损失

由表6可以得出结论，银行数字化冲击导致福利水平损失，且当实行数量型货币政策时，银行数字化冲击所导致的福利损失高于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时。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而言，当以“稳物价”为主要经济目标时，银行数字化冲击带来的福利损失水平要高于以“促增长”为主要经济目标时的福利损失水平。当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时，银行数字化冲击对以“促增长”为主要目标时的福利损失高于以“稳物价”为主要目标时的福利损失水平。可以得出结论，当实行数量型货币政策时，应以“促增长”为主要经济目标，当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时，应以“稳物价”为主要经济目标，同时，无论政府注重哪种经济目标，当面临银行数字化冲击时，价格型货币政策福利损失都要低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福利损失。

表6 银行数字化冲击导致的福利损失

五、结论和启示

验证了银行数字化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双重路径的理论逻辑。得出以下结论：（1）银行数字化会增加产出水平，扩张企业信贷规模，刺激消费和投资，但同时也强化了通货膨胀，这无疑会对货币政策效果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使得货币政策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同时，银行数字化冲击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产生的波动性较强，对价格型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较平缓。（2）银行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弱化了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使得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打了折扣；而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银行数字化弱化了信贷渠道，但强化了利率渠道，两种效果具有一定抵消作用，导致银行数字化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不大，仅仅弱化了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节效果，对通货膨胀的调节几乎没有影响。不同数字化水平下，产出的变动和信贷的变动趋势相近，表明当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时，银行数字化主要通过信贷渠道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总体而言，银行数字化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小。（3）银行数字化还会对福利损失产生影响，银行数字化水平越高，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越低。同时，无论银行数字化水平高低和注重哪种经济目标，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水平都要明显低于数量型货币政策。

根据以上结论得到如下启示。第一，银行数字化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弱化效果更为明显，而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弱化效果要小得多，所以从减少银行数字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影响的角度看，采用价格型货币政策会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第二，银行数字化主要通过信贷渠道弱化了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所以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可以强化借助利率渠道调控宏观经济。第三，当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时，应更加注重“稳物价”目标，这样会使得货币政策带来的福利损失水平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