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茗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连弧纹镜是以内向连弧纹为主纹的铜镜，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本文所讨论的，是东汉时期的云雷纹连弧纹镜和凹带连弧纹镜，不包括战国连弧纹镜和西汉圈带铭文连弧纹镜。镜背纹饰按八等分配置于同心圆圈带，完全由几何形状构成。其形制简练、使用广泛且影响深远，是汉镜中非常重要的镜类，始见于西汉末期，流行于整个东汉，魏晋时趋于消失。本文基于类型学研究，考察东汉连弧纹镜形制演变和分布等问题，并对其形制来源及日本福冈平原1号墓所见连弧纹镜的来源进行探讨。

一、类型学研究

国内目前已发表的东汉连弧纹镜约300件。根据镜背纹饰的不同，可分为5型。

A型 柿蒂钮座云雷纹连弧纹镜。纹饰完整且规整，不乏直径18厘米以上的大型镜。钮座外依次为凸宽带、八内向连弧纹、云雷纹与栉齿纹带、宽平素缘。四叶间各有一字，多为“长宜子孙”。连弧纹间多有纹饰或铭文，如山形和帐结纹相间分布、或“寿如金石佳且好兮”铭。根据钮座外、凸宽带内栉齿纹带的有无，可分为二亚型。

Aa型 有栉齿纹带。纹饰规整，直径约20厘米。四叶间铭文多为“长宜子孙”，仅一例“宜秩高官”。连弧纹间有山形和帐结纹相间分布或“寿如金石”铭或无纹三种情况。连弧纹外为云雷纹和八涡卷纹带，内外各有一道栉齿纹（图一，1、2）。

图一 A型、B型连弧纹镜

Ab型 无栉齿纹带。纹饰较Aa型多样，按直径可分为约14和20厘米的两种。铭文可见“长宜子孙”“君宜官秩”和“位至三公”。连弧间纹饰或铭文不一。连弧纹带外为云雷纹带或多道弦纹。浙江龙游出土镜在涡卷纹间饰云雷纹，比较特殊（图一，3、4）。

B型 圆形钮座云雷纹连弧纹镜。圆形钮座外有一周凸带或凸弦纹，宽窄不一。主纹区与A型相似，但更为简化、粗疏，表现在：连弧高度和云雷纹带宽度比例不稳定；连弧纹数或云雷纹带间涡卷纹数不固定；连弧纹之间多饰以小圆圈，中有圆心，或山形纹或点状纹；云雷纹带多简化为弦纹。此型镜少见铭文（图一，5、6）。

C型 四叶钮座线圈凹带连弧纹镜。以钮座四叶和连弧纹为主纹饰，其间以圈带区隔，主纹区外为一周窄素凹带。连弧间有纹饰或铭文，近半数无纹。根据钮座四叶形态的不同，可分为三式。

Ⅰ式 柿蒂钮座。按直径可分为约12和16厘米的两种，最大的约23厘米。四叶间铭文常见“长宜子孙”。连弧间一般无纹（图二，1）。

图二 C型、D型连弧纹镜

Ⅱ式 蝙蝠形钮座。纹饰与Ⅰ式差别不大。直径多分布于11～14和15～20厘米两个区间，最大的约24厘米。四叶间有“君宜高官”或“位至三公”铭。A型和C型Ⅰ式镜的钮孔对准铭文，而C型Ⅱ式镜出现了钮孔对准四叶的情况（图二，2）。

Ⅲ式 云纹钮座。钮座四叶或五叶，形态介于叶形和蝙蝠形之间。此式比较特殊，连弧间呈断裂状，镜背装饰感较强（图二，3、4）。

D型 简化四叶钮座凹带连弧纹镜。纹饰与C型相似，而钮座与连弧纹之间无圈带，四叶尖端直指连弧纹间隔。由于纹饰简化，镜的直径多在10厘米左右。四叶间铭文最常见“长宜子孙”，亦见“君宜高官”“位至三公”。“长宜子孙”铭字形瘦长，竖划似悬针，指向连弧之间。根据钮座四叶形态的不同，可分为二式。

Ⅰ式 柿蒂钮座。与C型Ⅰ式相似，柿蒂形四叶与连弧几乎平行（图二，5）。

Ⅱ式 蝙蝠形钮座。与C型Ⅱ式相似，蝙蝠形四叶间距不定，其间铭文内容及形态也随间距情况变化（图二，6）。

E型 素连弧纹镜。镜背纹饰极简，直径8～10厘米。圆钮座外依次为凸宽带（或弦纹）、连弧纹、凹带、平素缘。制作粗疏，连弧数目及高度比例不一，个别镜的凹带内填以斜向栉齿纹（图三）。

图三 E型连弧纹镜（偃师华润电厂M121:19）

二、年代学研究

基于类型学研究，结合墓葬年代、伴出纪年品和同出镜型式（表一～三），可以大致把握东汉连弧纹镜的形制演变情况。

表一 东汉连弧纹镜型式与墓葬年代统计表

云雷纹连弧纹镜中，Aa型和Ab型几乎同时出现于两汉之际，但从数量和伴出纪年品来看，Aa型要略早于Ab型。永平七年（64年）铭“公孙家作”镜，直径13.7厘米，是目前所知唯一的纪年镜，属本文分类的Ab型。梅原末治认为将铭文嵌于云雷纹带的做法显示出此镜年代偏晚。东汉时期Aa型略多于Ab型。Aa型流行于东汉早期至中期，以东汉中期墓所见精美规整的Aa型镜最为突出，东汉晚期不再制作；而Ab型镜的制作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在魏晋墓中仍能见到。

B型是A型省去柿蒂钮座的形态，B型与A型数量的变化始终呈正相关，且一直少于A型镜。连弧纹和云雷纹的组合西汉中期就已出现，形制上可归入本文分类的B型。柿蒂钮座、连弧纹和云雷纹带的组合（即本文分类的A型）则最早在西汉末期形成。也就是说，B型镜的出现要早于A型，开始是西汉铭带连弧纹镜的一种变体，而后成为东汉初期A型镜的衍生镜式发展起来。

凹带连弧纹镜中，C型的出现略早于D型，而后D型数量迅速超过C型。C型镜出现于东汉早期，与A型镜同出于东汉早中期墓。C型是A型省去云雷纹带的形态。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C型Ⅰ式镜，凹带部分较宽，保留了云雷纹带的比例，应为A型至C型Ⅰ式镜的过渡形态，这一变化可以锁定在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C型Ⅱ式镜出现，D型镜与之大约同时，显示出密切的关系。

D型镜省去钮座外的凸宽带，与A型的关联进一步削弱，形成了不同的视觉效果。随着这一道区隔的消失，四叶向镜缘推移，连弧纹带被推移至与外区相接，四叶间填以兽面、对凤等，即东汉晚期常见的兽首镜、四叶八凤镜等。根据伴出纪年物来看，C型Ⅱ式年代稍早于D型Ⅱ式，而西安雅荷智能花园M4同时出土Aa型和D型Ⅱ式镜，说明D型Ⅱ式东汉中期就已出现。蝙蝠形钮座是东汉中期诸多镜类中同时兴起的纹饰元素，凹带连弧纹镜中Ⅱ式镜在东汉中期以后陡然增多。而Ⅰ式镜的数量不多且变化不大，其中C型Ⅰ式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时代较早；D型Ⅰ式的出现与D型镜、Ⅱ式镜基本同时。

表二 东汉连弧纹镜伴出纪年物一览表

C型Ⅲ式总体遵循东汉连弧纹镜的设计意旨，其突出特点是连弧纹刻意断开、其间填以纹饰。连弧间略微断开并不鲜见于东汉连弧纹镜，应是制作时偶然形成的，而在C型Ⅲ式上可以看出是刻意为之。其钮座四叶形状、四叶及弧形间填充纹饰、钮座外弦纹等蕴含着创新因素或产地特征。东汉晚期，江淮地区出现少量外向八叶方枚半圆弧镜，可能受到断裂式连弧纹镜的影响，其上半圆方枚带常见于汉末三国神兽镜。C型Ⅲ式镜内外区之间凹带内填以栉齿纹等，也与东汉晚期双头龙纹镜的素面凹带向栉齿纹带转变大致同时。

综上，东汉连弧纹镜的演变情况如折线图所示（图四）。A型镜出现于两汉之际，东汉早期至中期达到顶峰。其中Aa型镜在东汉早期数量激增，东汉以后消失；Ab型镜至魏晋时期仍然可见。B型镜出现于东汉早期，数量大体随着A型镜的发展而起伏。东汉以后，A型镜骤减，B型镜则总体保持平稳。C型镜出现于东汉早期，东汉晚期增至顶峰，东汉以后锐减。D型镜出现于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发展至顶峰，魏晋时期仍可见到。C、D型镜中，Ⅰ式（柿蒂钮座）镜在东汉时期数量稳定；Ⅱ式（蝙蝠形钮座）镜东汉中期开始激增，东汉后锐减。E型出现较晚，其数量与凹带连弧纹镜的变化大致呈正相关，至魏晋时期仍能见到。

图四 东汉连弧纹镜型式关系折线图

三、地域分布情况的考察

东汉连弧纹镜集中发现于司隶校尉部和荆州刺史部，其次是华北地区，边远地区有少量发现。如表四所示，早期镜的发现比较分散，特别是较大的A型镜，说明其为赐镜的可能性很高。扬州邗江宝女墩新莽墓出土镜，是Aa型镜中最大的一件，也是长江下游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东汉连弧纹镜。该墓等级较高，广西合浦丰门岭M10也是如此。蕲春陈家大地东汉早期连弧纹镜的发现较多，出土墓葬等级较高，应属东汉蕲春侯国的高等级贵族。长安及其周边是汉代高等级墓的集中区，所见汉代连弧纹镜发展序列完整，Aa型镜在西安东汉中期墓的发现最为集中，其中应不乏东汉早期甚至更早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南阳东汉连弧纹镜出现较早，演变序列比较完整，特别是西汉时期圆形和连珠形钮座云雷纹连弧纹镜的发现。早期连弧纹镜的发现也可能与此地手工业发达的传统以及东汉初年功臣贵戚聚集于此有关。

表四 早期东汉连弧纹镜一览表

两京地区连弧纹镜的发现至东汉中期达到顶峰，进一步观察，长安和洛阳的情况有所不同。长安地区连弧纹镜最集中于东汉中期，此后趋减，东汉以后就只有零星发现。洛阳地区连弧纹镜的数量和类型都比较稳定。第二，长安地区东汉中期云雷纹连弧纹镜和凹带连弧纹镜并行发展，以前者为主，而东汉以后基本不见云雷纹镜。洛阳地区则以凹带连弧纹镜为主，年代多为东汉中期以后。E型镜至迟在元嘉二年（152年）已出现在洛阳，洛阳E型镜的发现较长安多。位于两京之间的陕县刘家渠汉墓群出土21件铜镜中有9件是连弧纹镜。这批墓葬年代从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墓主人多为中小地主阶层。发掘者认为陕县墓葬整体风格近长安而远洛阳，至东汉后期才逐渐与洛阳风格接近，反映出迁都洛阳在思想意识上的转变滞后。这也能从连弧纹镜上得到印证，出土墓葬多在东汉中期以后，以凹带连弧纹镜为主，带有蝙蝠形钮座的居多。然而早期墓出土云雷纹连弧纹镜较少，侧面反映出东汉早期此类镜专供、赐镜的可能性较大。

豫北冀南、京津冀以及鲁南苏北地区的发现在东汉中期以后，以凹带连弧纹镜为主，其中又以Ⅱ式镜为多。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3件C型I式镜，其中两件直径达36和29.2厘米，另有5件直径19.8～28.7厘米的连弧纹铁镜。该墓年代在东汉早中期，为诸侯王级墓葬，出土连弧纹镜的情况与宝女墩新莽墓相似。

表三 东汉连弧纹镜同出型式一览表

湘江流域大致以衡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是以长沙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南部是衡阳、耒阳、郴州一线。南部的发现不多，型式较杂。北部的长沙出土镜多为A型镜，镜体厚实、直径较大、纹饰规整，这批镜最有可能是东汉早期的产品。凹带连弧纹镜仅在长沙发现1件，为C型Ⅱ式镜，从整个湘江流域基本不见Ⅱ式镜来看，此镜可能来自北方。湘西北部的常德和大庸东汉墓出土有A型镜，东汉中晚期墓出土有D型和E型镜。

两广地区的发现以云雷纹连弧纹镜为主。A型镜多见于广西汉墓，如贵港马鞍岭东汉晚期墓出土镜，直径达30.4厘米。广州东汉晚期墓出土的37件铜镜中，5件为云雷纹连弧纹镜，其中A型2件，B型3件。此外，浙江汉墓出土镜主要有A型和C型Ⅲ式，C型Ⅲ式镜风格独特，目前仅见于浙江汉六朝墓以及鄂城西晋墓，当与东汉中期以来南方地区制镜业的发展有关。北方草原地区东汉晚期墓中亦有发现，以Ⅱ式凹带连弧纹镜居多。

综上，早期云雷纹连弧纹镜推测起源于西京长安。东汉中期连弧纹镜集中发现于两京地区，长安地区云雷纹和凹带连弧纹镜并行发展、增长迅速；洛阳地区则更常见凹带连弧纹镜，蝙蝠形钮座居多。魏晋时期，连弧纹镜在都城洛阳仍有不少发现。豫北冀南东汉中晚期墓多见凹带连弧纹镜，主要是来自洛阳的影响。华北平原的发现，除定县北庄汉墓较早，其余都不早于东汉中期，素连弧纹镜极为少见。长沙地区A型镜集中且年代较早，东汉中期以后湘江流域南部出现了各式连弧纹镜。远离东汉腹地的发现，反映出东汉早期对南方及边远地区的控制和南方制镜业的独立发展，以及东汉晚期汉文化向北方草原地区的蔓延。

四、云雷纹连弧纹镜形制来源及日本平原遗迹出土镜探讨

云雷纹连弧纹镜自出现伊始纹饰便完备规整。曾布川宽从图像学的角度认为内行花纹镜与规矩镜一样，展现的是自天极俯瞰的世界景观。早期云雷纹连弧纹镜多与方格规矩镜相伴而出，其体大厚重、形制规整、磨制精细，意味着大量的金属消耗、高超的制作工艺和昂贵的生产运输成本。直径在30厘米的大型镜，出现在远离两京的诸侯王墓中，无疑是一种身份象征。

东汉连弧纹镜的形制源于西汉圈带铭文连弧纹镜，后以云雷纹带取代了铭文带，永平七年铭镜上“公孙家作竟”之铭嵌于云雷纹中即其余绪。樋口隆康认为东汉连弧纹镜派生于清白镜，朝鲜乐浪出土的居摄元年铭镜（图五，1）为西汉清白镜和东汉连弧纹镜之间的过渡型式。西汉时期，单圈铭带连弧镜主要有日光、昭明、清白、铜华、日有熹镜等，镜背由钮座向外依次为：钮座（圆形、连珠或柿蒂）、凸带界圈、连弧纹带（或无）、铭文带、外区。自昭明镜始，钮座外凸带、主纹区八内向连弧纹和铭文带固定下来。昭明镜（图五，2）的连弧纹较矮，连弧间饰T形短线纹。清白镜（图五，3）的连弧纹增高，连弧间或饰山形和帐结纹。西汉中期，云雷纹带出现于铭带连弧纹镜，甚至替代了铭文带，如南阳理工大学M95出土镜（图五，4）和西安郑王村M172:30，属本文分类的B型。柿蒂钮座出现于西汉晚期镜，同时或稍晚与连弧纹、云雷纹带形成组合。根据表五可知，铜华镜是西汉圈带铭文镜向东汉云雷纹连弧纹镜转变的关键所在。综上，东汉连弧纹镜的形成，自西汉中期云雷纹出现于圈带铭文连弧纹镜始，连珠钮座向柿蒂钮座演变，云雷纹带逐渐取代铭文带，最终在两汉之际云雷纹连弧纹镜定型下来（图五，5）。

图五 东汉云雷纹连弧纹镜的形制来源

表五 汉代圈带铭文连弧纹镜向连弧纹云雷纹镜的演变

东汉连弧纹镜在海外的发现，以日本福冈县前原市平原1号墓出土镜最为重要。该墓出土有7件连弧纹镜：超大型八叶钮座弦纹连弧纹镜5件，直径约46.5厘米；“大宜子孙”柿蒂钮座云雷纹连弧纹镜1件，直径27.1厘米；“长宜子孙”柿蒂钮座云雷纹连弧纹镜1件，直径18.7厘米。其中超大型八叶钮座镜（图六，1）和“大宜子孙”镜（图六，2），是仿制镜还是舶载镜尚未有定论，但一般认为年代在2世纪以后。本文认为这6件铜镜应为舶载镜，不排除大陆工匠东渡或传授制镜的可能，但制镜年代可能更早。

图六 日本平原遗迹出土镜和汉墓出土镜比较

首先，从技术上能够排除其为仿制镜。在当时的日本列岛，采用陶范铸镜和同型镜的制作技术生产直径超过40厘米的大型镜，无疑需要飞跃性的技术。

平原铜镜的一些特征可见于汉镜。柳田康雄认为“大宜子孙”镜可能是仿制镜，原因是其云雷纹为反向，且“大宜子孙”铭未见于汉镜中。但反向云雷纹也出现在邗江宝女墩出土镜（图六，4）和南阳市日报社M90出土镜（图五，6），说明这种情况虽罕见，但也绝非孤例，且可能是早期特征。宝女墩镜直径27.6厘米，近于“大宜子孙”镜，二者连弧间纹饰也十分相似，各纹饰圈带的比例几乎一致。“大宜子孙”铭虽未见于汉镜，但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东汉锦袜已见“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字样。八叶钮座在汉镜中非常少见，扬州邗江胡场西汉晚期墓出土的八叶钮座四菱瑞兽镜（图六，3），虽差别较大，但二者的钮座形态、内外区纹饰比例十分相近。上述镜与直径36厘米的北庄汉墓:50相比，同样都是钮部和外区比例较小而主纹区相对较大，南阳市日报社M80出土镜（图六，6）亦是如此。平原11号镜连弧部分内侧连接，表面略呈分离状，这种情况亦见于北庄汉墓:50（图六，5），制作工艺上可能存在联系。

平原1号墓出土镜类且随葬铜镜数量较多，反映出制镜年代可能较早。平原1号墓共出土40件铜镜，其中32件方格规矩四神镜、7件内行花纹镜和1件四乳四虺镜，是两汉之际典型的镜类组合。其中包括7组同型镜，据日本学者的观察，大多数镜上有着相似的铸造形成的细微褶痕，认为是同一时期经由同一路径输入比较合理。然而中国境内尚未发现与平原铜镜完全相同的汉镜，汉墓随葬多件铜镜的现象也不多见。山东平度界山西汉墓M1棺内随葬19件铜镜，主要分布在墓主人上半身，很可能是玉璧的代替品。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等诸侯王墓随葬玉璧均在20件以上，西汉晚期随葬玉璧减少，出土玉璧的墓葬比例有所下降。定县北庄汉墓随葬3件铜镜和5件铁镜，均为大型镜，为东汉诸侯王墓中所仅见。尽管墓葬年代已进入2世纪，考虑到输入的滞后性，平原铜镜的制作年代应该更早。

[1]关于东汉连弧纹镜的时代，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资料的积累，已有基本认识。a.孙机认为自东汉明帝时，一些具有新风格的东汉镜型渐次问世，首先应举出的是连弧云雷纹镜。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14. b.孔祥星认为这种以内向连弧纹为主纹饰的连弧纹镜流行于整个东汉时期，以云雷纹连弧纹镜出现和流行时间较早。见孔祥星.中国古代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86-88. c.韩国河认为云雷纹连弧纹镜主要流行于东汉早期，出现时间可能早至西汉中期，而连弧纹凹面圈带镜流行于东汉早期晚段至东汉晚期。见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129，146. d.随着考古发现的积累，可以认为连弧纹镜出现于西汉时期，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少量可见于魏晋时期墓葬中。见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安东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976. e.立木修认为云雷纹连弧纹镜出现于公元前后，年代下限在1世纪末或2 世纪初，至迟到2 世纪中叶。见白云翔.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J].文物，2015(8). f.冈村秀典在汉镜编年研究中，基于对出土内行花纹镜的类型学研究，并结合汉墓情况进行检证从而比定绝对年代，认为内行花纹镜的年代为1 世纪初至2 世纪前半，并揭示出各型式间的早晚演变关系。见岡村秀典.後漢鏡の編年[J].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1993(55).

[2]樋口隆康最先关注到A 型镜钮座外凸宽带内栉齿纹带的有无这一细微差别。参见樋口隆康.古鏡[M].东京:新潮社，1979:128.

[3]梅原末治.漢三国六朝紀年鏡図説[M].京都:桑名文星堂，1942:12.

[4]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64(2).

[5]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博物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J].文物，1991(10).

[6]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 号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5(3).

[7]黄冈市博物馆，等.罗州城与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300-311.

[8]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出土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33-34.

[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李屯东汉元嘉二年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7(2).

[10]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J].考古学报，1965(1).

[11]长沙市博物馆.楚风汉韵——长沙市博物馆藏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97-100.

[1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港市马鞍岭东汉墓[J],考古，2002(3).

[1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448.

[14]曾布川寛.漢鏡と戦国鏡の宇宙表現の図像とThの系譜[C]//古文化研究（第13 号）.西川:黒川古文化研究所，2014:1-42.

[15]同[2]:126.

[16]柳田康雄,角浩行.平原遺跡:前原市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70 集）[M].前原:前原市教育委員会，2000:25-69.

[17]清水康二.“平原弥生古墳”出土大型内行花文鏡の再評価[C]//大塚初重先生頌寿記念考古学論集.东京:东京堂出版，2000:813-827. 该文认为平原墓出土镜中的大型内行花纹镜从技术上来看应为舶载镜，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平原铜镜采用的是中国的陶范铸镜技术，弥生时代的技术尚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二是5 件超大型八叶钮座镜采用了同型镜的制作技法，这种技法直至古坟时代前期都没有被频繁使用。三是钮孔设置较钮座稍高，不见于这一时期仿制镜，是舶载镜的特征。四是镜的外区至缘部平坦，内外厚度一致，缘部上端无翘起，这也是舶载镜的特征。

[18]即外侧云雷纹由粗至细为顺时针方向，一般情况为逆时针方向，故以前者为反向。

[19]柳田康雄.平原王墓出土銅鏡の観察総括[M]//平原遺跡:前原市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70 集）.前原:前原市教育委员会，2000:115-116.

[20]a.扬州博物馆,邗江县文化馆.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J].文物，1980（3）.b.徐忠文，周长源.汉广陵国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02.

[21]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出土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72-173. 注:该镜出土于扰土层。

[22]青岛市文物局,平度市博物馆.山东青岛市平度界山汉墓的发掘[J].考古,2005(6).

[23]石文嘉.汉代玉璧的随葬制度[J].中原文物，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