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旭

“文章之体不一，而铭为最古。”《文心雕龙》和《文选》作为南朝文学史上的代表著作，分别对铭文做了评录。通过对《文心雕龙》和《文选》所载铭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萧统提倡的是辞藻华丽的铭文，刘勰则更注重铭文的本质和功能。二者的文学观念、身份地位的差异等催生出他们对铭文的不同态度。

一、铭文概述

（一）铭文的起源和发展

铭文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体。刘勰在《文心雕龙·铭箴》篇中将铭文的源头追溯到黄帝时代。从最初的散文文体发展成为韵文文体，铭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刘玉珺在《先唐铭文研究》中，将铭文的发展阶段归纳为先秦、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分别对应铭文的发轫形成期、成熟定型期和发展变革期。铭文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文体的特点与功能，写作题材进一步扩大，形式上也越来越灵活丰富。

（二）铭文的功能

铭文的功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为表颂赞，一为立警诫。商周时期，人们开始在青铜礼器上刻字来称颂功德。《礼记·祭统》中记载了铭文的写作规范和功用：

夫鼎有銘，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先祖之美，而名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

在内容上，铭文要“称扬先祖之美”，主张“称美而隐恶”，目的是使先祖之美德“名著之后世”，永垂不朽。铭文写作主观上希望“显扬先祖”而“明示后世”，客观上则注重铭文的社会功用，强调其教化后世的作用。

关于铭文的警诫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铭箴》中认为铭与箴一样，能给人以警示、劝诫。铭文的警诫功能按对象分类主要有两种，一为警诫自己，一为警诫他人。前者如“座右铭”，即刻在座位右侧的用以勉励、警诫自己的文辞。后者如《弓铭》等，往往是具有说教意味的铭文，这类铭文内容丰富，题材多样，用以督促、提醒他人或自己。

二、《文心雕龙》与《文选》铭文比较分析

（一）选文时代

《文心雕龙》与《文选》作为南朝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分别对铭文做了评录。《文心雕龙》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按照“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写作规范，论述铭文的产生、发展，以及文体特征和写作规范，并选择了从东汉至魏晋九位作家的铭文作品加以评论。《文选》一共选录了五篇铭文，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总集，通过选文表明了自己对铭文的文学观念。

《文选》收录了由东汉至南朝的五篇铭文，且相比《文心雕龙》对汉代铭文的侧重。《文选》所收录的五篇铭文并无明显的侧重之分，其中收录的南朝两篇铭文，即陆佐公的《石阙铭》和《新刻漏铭》也是如此。铭文发展至南朝，受当时重文学风气的影响，其风格与题材都向着骈俪化、贵族化的方向发展。《石阙铭》和《新刻漏铭》都是陆倕奉诏而作，其内容不外歌功颂德，写作风格较之前代铭文则明显地更加追求新巧绮丽。

《文选》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集，其所收录的作品自是优中选优，《文选》中所收录的五篇铭文，可以说是各个历史时期铭文创作的代表作品。通过对《文心雕龙》与《文选》所选铭文的分析，大体可以勾勒出铭文从汉代至南朝的发展概况：秦汉定型兴盛，作家作品繁多;魏晋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铭文的创作较为低迷，但也有一些代表性作品出现;铭文发展至南朝出现了变化，这一时期的铭文开始追求语言、声色、物象的绮丽风格。

（二）文体功能

前文论述铭文的功能是警诫与颂赞两种，刘勰亦不出此范围。他认为铭文最初的功能便是警诫与劝勉。在对铭文两种功能的权衡中，刘勰明显更倾向于其警诫功能，这种倾向主要起因于他的儒家思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儒家的圣贤之道作为自己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他认同文学具有政教和修身的社会作用，且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服务，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因此，他批评那些只注重赞颂而忽视警诫的铭文作品，如他对崔骃铭文的评价：“赞多戒少。”

关于铭文的颂赞作用，刘勰继承了《左传》的看法，认为铭文写作有着严格的等级要求，铭文须符合礼治，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如他在《铭箴》篇中的论述：

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

而他对那些不合礼制的铭文则并不赞成：

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灵公有蒿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

从铭文的功能方面来说，《文选》则并没有特殊的认识，在《文选》所选的五篇铭文中，既有洋洋洒洒的赞颂之作，如《石阙铭》《新刻漏铭》等，也有劝世警人的警诫之篇，如崔晔的《座右铭》。但整体上看，五篇铭文中，三篇侧重于褒赞，两篇侧重于警诫，除了萧统的文学观，他的皇室身份也起着重要影响。

（三）文体特征

《文心雕龙》是一部阐述文体发展、总结文体特征的文学批评著作，它通过“选文以定篇”来表达作者对某一类文体的看法。今不论李斯所作的刻石文，仅通过对东汉以来作家作品的文体研究，探讨刘勰对铭文的看法。

1.有序无序

《文心雕龙》收录班固铭文的代表作《封燕然山铭》和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这两篇铭文都采用了序与铭结合的方式，且序文远远长于铭文，刘勰亦评价其为：“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有些学者认为是对这两篇论文的高度赞美和肯定，实则不然。傅刚先生在《<昭明文选>研究》中，将齐梁时期的文学批评总结为“新变”和“通变”两种，“新变”是要求不断的创新发展，“通变”则要求总结前代经验，于通中求变。刘勰便是主张“通变”的作家，他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但刘勰的作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旨的，整部《文心雕龙》是以《原道》《征圣》《宗经》为核心纲领，要求一切都“稽诸于圣，宗之于经”。在对各种文体的评述中，刘勰却始终注重“通”而轻视“变”，强调通于经，而又以经为最高的创作典范。就这一点说，刘勰对文学的发展持的是矛盾甚至否定的态度。从铭文的发展历史看，铭文从最初产生时便因为载体的限制而篇幅不长，且没有序文，至若《封燕然山铭》这种序铭结合、序长于铭的形式，可以说是班固的首创。而刘勰对这一创体明显不太认同。

2.否定散体

铭文最初是一种题于器物上的叙事性散文，至秦代才逐渐确立了四言韵文的文体格式，成为后世铭文创作的一般体式特征。

《文心雕龙·铭箴》篇中论述铭文的文体特征，亦将四言韵文的形式作为铭文的写作规范。因此，刘勰评价蔡邕的铭文独冠古今的同时，也对他的《鼎铭》提出了批评，认为其全是散文，而无韵语，体制如同碑文。而这种形式的铭文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只可算作蔡邕铭文的独特风貌，本文对此不再多加论述。

而相对于刘勰对铭文写作格式的严格要求，《文选》在选录铭文时更加注重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出发，将铭文作为纯粹的文学审美对象，选录各个时代铭文的优秀作品以垂范后世。因此，他并不拘泥于铭文是否经典，而是注重铭文的艺术特色，这也是陆倕的两篇铭文入选的原因。

（四）选文风格

《文心雕龙·铭箴》与《文选序》中分别论述了铭文的写作风格，刘勰继承曹丕“铭诔尚实”与陆机“铭博约而温润”，提出了铭文应该“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的要求，铭文写作应具有“体贵宏润”的特点。“宏润”即义理典正，意旨醇厚，文辞润泽，功用远大，以达到铭文的教化作用，这就是铭文的文化精神内核。《文选》对于铭文写作风格的论述较少，只在《文选序》中提出了“铭则叙事清润”，虽与“宏润”只一字之差，却含义不同。《文选》所选取的《石阙铭》与《新刻漏铭》，都是鸿篇巨制，气势恢宏，新巧绮丽，密藻可观。这与刘勰要求的“取事核辨”“摛文简深”明显不同，而这种陈辞丽藻的写作方式正符合《文选》“沉思翰藻”的选文标准，也是萧统发展的文学观的体现。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与《文选》对铭文的不同选择，分别体现出了“宗经复古”和“文学发展”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念。《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思深”的文学评论著作，它更加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在对铭文文体的评述上，它更倾向于具有社会教化功能的警诫铭。对于铭文的风格，也更喜欢“义典”“文约”，这也是刘勰对南朝绮靡文风的挽救。而《文选》作为一部纯粹的文学选集，很少受根深蒂固的经学的影响，选文依据当时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对翰藻文采情有独钟，所选铭文也都是恢宏壮观、铺采摛文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