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勇，项 楠，张 晶

(武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院，武汉 430081)

数字经济凭借其强大的技术优势打破了时空界限，推动形成了协同、开放、多边的经济模式。在此影响之下，新就业形态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而兴起。人社部统计数据显示，29种新职业中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岗位占比超过3/4，自媒体工作者、外派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一批数字零工职业获得了“官方认可”。然而，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提高生产效率及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等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亟待应对的重大挑战。

一、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平台

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家的社会。”在科学技术不断更迭的浪潮中，“信息—数字—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流趋势，人类步入数字文明新时代。放眼历史，从个人电脑到手机移动端，数字技术不断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将“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数字技术的更迭换代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使得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成为动态而非静态的“数字经济”形态。与此同时，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推动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一种以数据生产要素为核心，依托于各类算法逻辑，承载相互依赖的双边或多边主体互动的模式——数字平台，作为数字化经济发展的衍生产物也开始兴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统计显示(图1)，截至2020年末，我国价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的市场价值达35043亿美元，数字平台数量为197个，相较于2019年，市场价值增幅高达56.33%。除此之外，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截至2020年底，全球100亿美元以上数字平台(图2)主要活跃于电子商务、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等领域。由此可见，数字平台已然成为一种新型经营模式和企业组织模式渗透进民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图1 2015-2020年中国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数字平台的数量和市场价值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2 全球100亿美元以上数字平台行业分布(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相较于传统平台而言，依托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平台具有更多显著的特征与优势。以数据生产要素为核心，使得数字平台相较于传统平台规模经济效应更明显，运营成本更低；依托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媒体，使其具有更强的空间外部性，具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和用户参与度。除此之外，在互联网的高传输速度下，数字平台在信息获取上具有更强的实时性，极大地解决了传统平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这也是其能够被广泛接受并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数字平台既是一种新型互联网经营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数字化基础设施。相较于传统平台而言，它以数据流量作为主要的收益来源，而数据流量的产生则依托于用户群体的使用，因而对于平台运营商而言它是谋利产业，对于用户特别是劳动者而言，它则是一种新的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变革直接推动劳动方式变化。在以移动终端、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作为劳动工具，以数据作为主要劳动对象的今天，一种依托于数字平台的 “数字化”劳动形式正在冲击着传统劳动形式。

二、数字平台孕育“数字零工”

“零工劳动”一词最早流行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当时，大量失业人群希望通过临时性工作来增加收入来源，许多匹配临时服务供求的平台也应运而生。一般情况下，零工劳动的实现由零工工作者、平台和服务接受者三部分共同推动。而如今，互联网科技和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如美团、滴滴、饿了么等众多强大的零工服务平台，显著提高了临时性工作的分配效率，扩大了零工经济的受众和规模。

数字技术推动下的传统零工劳动开始向数字零工劳动转型，即由依托线下中介平台的兼职或临时工向依托于数字平台的兼职或短期劳动转变。这种无固定雇主与工作时间地点、通常采用计时或计件工资制的依托于平台的零工工作者也被称为“数字零工”。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将自己的闲暇时间、专业知识和技能等以提供服务的方式与他人共享，以期获取收益。由于具有传统零工劳动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数字零工成为当前零工劳动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规模呈现不断增长态势。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统计数据(图3)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数字零工劳动从业人员数量约为8400万人，相较2019年增长7.69%。对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数字零工劳动具有如下特点。

图3 2017-2020年我国数字零工劳动人员数量(数据来源：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

1.工作灵活性助力个人解放。相较于一般零工劳动，数字零工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灵活，在互联网的网络空间延伸性和实时交互性的助推下，劳动者可以不再受制于传统工作的时间和办公地点限制，拥有充分工作的自主权，并发展成为一种自我雇佣的生产关系，如美团骑手可根据自己的配送距离和配送时间等灵活接单等。除此之外，数字技术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提升了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使得零工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极大缩短，在本就是自由职业的前提下，其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实现了人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2.技术赋能性降低劳动成本。数字经济之下，零工劳动者与客户之间不再通过以往的劳动中介机构建立联系，而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平台通过云计算对劳动的供给池和需求池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精准匹配。这也使得劳动者和被服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得以消除，减少了双方的等待时间，使得时间方面更为灵活，有效降低了时间成本。除此之外，数字零工劳动对于劳动者学历和技术的要求相对一般工薪阶层较低，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数字零工从业人员学历多为初、高中人群。除此之外，数字零工劳动者的边际劳动成本也相对一般的个体经营者较低，无需原材料和场地，只需要一部手机和劳动者自身便可以轻松完成劳动。低学历和低成本带来了数字零工劳动的低门槛，再加之当前零工劳动市场普遍采用计件或计时工资制，低投入成本下的多劳多得使得数字零工劳动成为人们选择零工工作的首选。《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图4)显示35.11%的零工工作为互联网平台零工工作，如网约车、外卖员、自媒体等。

图4 从事零工工种类型分布(数据来源：58同镇、清华大学县域治理研究中心)

3.信息整合力实现供需匹配。按需匹配是零工经济在互联网平台或软件支持下的显著特征，它形成了零工经济对于自由职业者的巨大吸引力。基于互联网网络空间下的共享性和大数据性，相较于传统零工劳动而言，零工经济在求职和招聘信息的获取上更为方便快捷，信息更加聚拢，摆脱了传统上门咨询的弊端，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快获得工作信息。同时，基于数字化专业平台建立的虚拟人才市场，劳动者能够直接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发布求职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选择自己想要从事的零工种类，满足自身多样化求职需要。代驾、网约车、外卖，同城配送、网络主播，多种类数字零工职业的背后，是数字技术对信息的整合归纳以及对劳动者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分析。

三、“数字零工”的劳动异化

就劳动异化而言，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神圣家族》等文本中都进行了阐述，主要包含四大方面，即人与人的劳动异化、人与人的劳动过程异化、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结合数字零工劳动的数字化特征来看，当前数字零工的劳动异化对应主要呈现出四大新特征：劳动数据商品化、剥削过程隐性化、劳动自觉迷失化和主体关系对立化。

1.劳动数据商品化。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据资源成为生产的关键要素，同时基于网络的外部性，数据资源得以充分发挥其规模经济效应，进而成为各大平台争相竞争的对象。“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在零工劳动过程中，数字平台一方面通过收集劳动者的地理位置、接单偏好等为劳动者提供“最优匹配”订单，并掌握劳动者的劳动情况，以此精进平台服务，吸引消费者；另一方面通过订单掌握收集被服务对象的个人身份信息、消费偏好、浏览记录等大量数据，通过先进的数据算法，尽可能把握“完全市场信息”以拥有精准的消费预判能力，并将信息出售给广告商使其可以针对个人精准投送广告，平台企业以此获取利润。马克思认为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的过程在于“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得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机巧，工人就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事实亦是如此，以美团为例，2020年美团财务报告显示美团全年餐饮外卖业务交易金额高达4889亿元，同比2019年增长24.5%，而美团在骑手方面的支出则为487亿元；截至2020年底美团在职骑手为950万名，骑手人均年收益约为5100元，月收益则约为425元，相较于美团餐饮外卖净收入的633亿元可谓冰山一角。在平台对数据进行二次加工，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为自己获取更多收益的过程中，作为“数据贡献者”的劳动者不仅并未劳有所得，甚至还将受到来自其所创造的数据的制约。

除此之外，就互联网平台密切使用者和依赖者的零工劳动者而言，其在使用平台获取劳动信息的过程中，不仅为平台提供了商家和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同时也无偿帮助平台取得商家和消费者的基本情况、个人偏好等，这都为平台不断完善自身系统、开展新的业务提供了市场调研基础，而与传统调研不同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平台是无偿占有这些由劳动者隐性创造的数据信息的。另外，在劳动者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平台监管的存在，使得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劳动者的劳动情况，平台利用这些劳动数据进行二次加工，调整平台运营模式，提升资本周转效率，获取更多利润。如美团平台通过捕捉骑手的送餐情况来制定更短的送餐路程，缩短送餐时间，进而提升送餐效率，以此作为卖点吸引消费者，从而为自身创造更多流量收益。而对骑手而言，不但没有享受到任何收益，反而还得为自己所创造的数据买单，只能通过平台获取订单且每笔订单完成后由平台进行收益抽成。

2.剥削过程隐性化。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认为，劳动者与生产活动之间的异化关系是劳动过程的异化，即在劳动这一过程中，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由于数字劳动所表现出的平台特征，相较于传统的劳动过程而言，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不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更加自由。然而，这只是数字劳动的“自由假象”。深入研究发现，在数字劳动者进行数字劳动的过程中，看似自由实则处处受限，由于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依托数字平台，而数字平台出于所谓的“权益保障”，要求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运用平台所提供的终端或者APP进行劳动，这就使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被平台时刻监管，劳动过程透明可见。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得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合理调配，个人主观能动性不被允许也无法发挥作用，必须遵照平台要求严格执行，进而造成“自由”下的人与人的劳动过程相异化。

除了平台对于劳动者的隐性剥削外，数字平台的零工劳动者还存在着“自我剥削”。马克思把工人分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在数字时代下，人人都可以是产业后备军。数字平台下的“自由”同样也加剧了零工工作的不稳定性、劳动节奏的快速性等，由此也制造出了种种紧迫性和焦虑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裹挟和逼促主体必须不断加剧“自我剥削”。要想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料以在社会中立足，就必须加快劳动节奏，一旦松懈就会面临退步、减薪甚至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平台资本正是利用劳动者的这一心理，通过采用大量的智能化劳动工具及数字化生产方式来遮蔽劳动者的产出贡献，通过降低技术劳动的稀缺性来消解劳动者的工资谈判能力，实现对劳动者肆无忌惮的隐性压榨，并且使劳动者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疲于奔命的劳动过程中。

3.劳动自觉迷失化。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类存在，具有自己的类特性，这种类特性作为人的一种自主自觉的活动，既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也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是人的本质属性。然而，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机器大工业中的应用代替了相应的劳动功能，人在技术系统面前必须服从技术本身的要求才能发挥科学技术的正常功能。于是人们失去了主体创造性，成了机器的零件和组成部分，人只执行他的某一方面纯粹机械的职能，如果不看他的外形和内在结构，人就只是一个齿轮或螺丝钉”。这种智能化技术的运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了缺点”。

相较于传统零工劳动下的工作时间、支出成本，数字技术和平台的运用，有效降低了劳动者的工作负担，避免了不必要的支出成本，如依托大数据平台提供的信息归纳筛选来规避找工作的弯路等。对于劳动者而言，数字技术的运用有效提高了劳动效率，缩短了劳动时间，劳动者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有所增加。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人们开始广泛接受和偏爱数字平台，愿意从事依托于数字平台的工作。国家信息中心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20年我国互联网平台工作人数已达8400万人，相比2017年增长率达20%。但在数字技术解放人的虚幻之下，实则是用户在平台资本和算法技术裹挟下,逐渐丧失了选择的自由和批判的能力。在零工劳动者不断利用数字平台进行劳动的过程中，平台资本利用算法技术分析并定向“投喂”受众,使受众陷入“信息茧房”的窠臼,沦为被平台资本“设定”的单向度的人。平台通过对双方信息的匹配、对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的全程把控，使劳动者不仅无权自由选择，而且还沉浸于数字平台所谓“最优选择”之中无法自拔，思想和行为逐渐被数字技术所掌控，其作为劳动者的自主性和反抗意识逐渐丧失。

4.主体关系对立化。就人和人的异化而言，马克思认为这是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和类本质异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所有权是异化的本质，在没有异化之前，所有权的自由本质集中表现为劳动者拥有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工人并不占有他自己的劳动产品，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表现为他人的财产。当自己的东西变成了他人的财产，意味着自己同他人的同一关系表现为对立、异化关系。

在数字经济时代，零工劳动者与平台之间、与商家之间表面上看似是平等合作关系，但在这背后存在的是平台与商家对数字劳动者的隐形剥削。一方面，劳动者通过平台获取相关信息，向商家提供劳动换取其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会受到商家的剥削，即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和固定的报酬之下提供优质和高效的劳动和服务；另一方面，平台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进行实时监管，并通过用户评价等形式限制劳动者，在服务结束后从劳动者和商家双方获取抽成和数据，用于扩大自己的资本再生产，赚取更多利润。在这一关系中，平台与劳动者、商家之间呈现出以平台为主的不平等关系。对于谋求生计的零工劳动者而言，零工劳动本就是他们在无法寻求常规雇佣劳动后的最终选择，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和平台之间的关系远比其他劳动关系更为紧密，劳动者想要多劳动，获取更多收益，就必须通过平台获取更多信息。这样平台就掌握了主动权，借此机会更进一步对劳动者进行隐形剥削，如充值平台会员、邀请新用户、完成一系列无偿任务等。而对于劳动者而言，往往敢怒不敢言。长此以往，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异化，最后发展成关系冲突。

四、破解“数字零工”劳动异化的对策建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零工劳动成为当前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主要趋势，与之相伴的劳动异化问题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突出问题。如何在充分发挥数字零工劳动就业优势的基础上，解决劳动异化问题成为目前政府、平台等各方讨论研究的焦点。数字零工劳动异化问题主要由平台资本控制、劳动者主体性丧失和市场监管力度不足所引发，故而可以从数字平台、劳动力本身与市场这三个经济主体入手研究其针对性对策。

1.以“数字零工”提升劳动者就业水平。数字零工的出现，确实将人从传统的零工劳动形式中解放了出来，节省了人的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与之相伴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劳动者工作的不稳定性，加剧了劳动者的失业风险，使之长期处于焦虑、紧张心理之下，个人劳动自觉性丧失，沦为被压榨和剥削的对象。针对数字零工劳动中的失业风险，应当从劳动者本身着手加以应对。首先，提高劳动者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使劳动者面对各种数字零工劳动都能够适应工作，并在劳动过程中充分利用平台资源。对此，可以运用数字平台开展“点单式”和“订单式”技能培训服务。其次，相关机构要完善零工劳动劳资关系认定，以推出零工电子合同等方式从根源上解决零工劳动者劳动关系认定难、工伤保障难和讨薪难等维权难问题。同时，注重加强对劳动者进行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教育，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获得感。最后，政府就业办还可依托数字溯源技术和大数据平台建立零工劳动者电子档案，对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求职需求、专业技能、期望薪资和意向工作地点等进行“精准画像”，依托平台为零工劳动者提供精准供需匹配服务。

2.以数字技术建立劳动者维权渠道。解决数字零工劳动所产生的数据产品被平台无偿占有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对劳动者实际劳动量进行准确认定。对此，可以利用数字溯源技术，如区块链技术，准确定位每一个为数据商品生产作出贡献的劳动者，根据其贡献量进行按劳分配，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充分保障数字劳动生产者劳有所得。这样能够使得劳动者的隐性劳动透明化，通过参与劳动分配，提升劳动者实际劳动所得。同时，联合数字平台打造数据安全中心，对劳动者的劳动数据等隐私进行充分保护，严厉打击恶意贩卖数据、数据垄断等行为。

当前我国数字劳动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围绕数字劳动者而发生的权益侵害问题层出不穷。对此，可以利用数字平台的溯源技术打造网络监管平台，对于劳动过程中发生的欠薪问题、工伤判定等权益侵害问题进行追踪定位，明确责任主体，依托互联网技术早发现、早处置、早解决。同时，运用数字平台搭建劳动者维权投诉模块，创新劳动者维权途径。依托现有政府网上办公平台，打造由劳动者自愿选择上传其劳动过程相关数据、填写纠纷处理基本情况、后台登记后交由维权部门审核分流的维权流程。对于一般问题要进行线上调解，对于复杂纠纷要联合相关部门实行网上交接，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3.以数字资源管控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平台的一大突出优势就在于其强信息整合力。当前数字平台市场剥削问题严重的根源在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对此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加强数据资源要素的管理。数字平台和政府等相关部门可以联合组建大数据管理平台等数字资源统筹调度平台，实现对数据等资源的有效管控，通过建立不同访问权限的数据库来保障统一管理下的个体自主，有效预防和遏制平台的数据垄断，充分保障数据安全和共享性。同时，数字行业等相关主体还可以联合建立数据商品和受众商品交易平台，加快建立数字商品交易市场，稳定市场秩序，有效预防和遏制暴利之下的剥削加剧。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可以利用数字平台的强整合性打造“云上集市”，建立集中化数字零工劳动平台，实现从找工作到入职的一条龙、一站式服务，充分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就业灵活性和便捷性，推动数字零工市场规范化、规模化，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就业增收，助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