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空间哲学意蕴

2022-09-23王巍

理论导刊 2022年9期

王巍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 1300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文明兴衰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为人类永续发展的“大计”，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空间哲学理念诠释了中国式生态文明观的价值基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指向，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厚重性与开创性。

一、空间正义价值哲学

(一)分配公平

空间作为一种有价资源，其分配方式从本质上规定着空间正义价值的实现程度。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空间的资本化和空间的政治化加剧了空间资源分配的非均衡化趋势，空间资源占有的不公平成为社会不平等的现实面向。同时，生态空间被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侵蚀”，生态功能价值被“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万能论”遮蔽，(空间)分配的正义性被资本的“正义性”掩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生态空间的价值本位出发，对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进行科学布局，以空间规划为表征进行空间资源的再分配，重新回归基于分配公平的空间正义导向。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体现了生态保护的政治自觉。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严格落实主体功能区布局，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通过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通过严密的法治改善生态环境，依靠制度和法治推进空间资源的再分配，是我们党生态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根本逻辑。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和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和宪法，赋予其法律地位，同时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构建起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体制保障。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红线制度为生态空间资源的合理“留存”提供了刚性保障。此外，党中央推动制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着眼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合理布局的同时，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格、整体和系统保护。制度性“生态留白”以国家空间规划的实践样式进行空间资源的再分配，保障空间资源的分配正义，践行着中国式的空间正义价值哲学。

事实上，从洞庭湖保护区到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从扎龙自然保护区到普氏野马繁育驯化基地，从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到三江源国家公园，从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太行山生态廊道，从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到海南东寨港自然保护区再到无量山和哀牢山自然保护区，从退耕还林还草到退塘还林还湿，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摒弃了对自我利益的过度“锚定”和对主体力量的过分“陶醉”，以科学化的空间规划彰显着空间分配正义价值，使濒危物种重新获得了物种延续的生态条件和自然环境。在中国看来，给繁复多样的野生物种以足够的生存空间也是给人类自身留下更为广阔长久的生存空间。

(二)权利平等

每个生命都有非凡独特的魅力，每个生命都有生存繁衍的权利，地球是所有生命共享的空间资源。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一直是人类发展的永恒课题。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人因自然而生，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此在”，人与自然并不是主客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共生、共在关系。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具有超越其他物种的特殊权利和地位。这一重要观点扬弃了人类主体权利过度膨胀的“中心性”和主体权利边界过度扩张的“自为性”，复归人与自然的共同价值基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不仅指涉一种科学的自然观，而且包含一种生命权利的平等意识。习近平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将生态环境纳入“生命范畴”，赋予同等生命意义，“诉说着”中国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生存与发展权利的重视。这种重视不仅体现了中国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空间所有权、使用权与居住权的保障(空间分配的表意实践)，也蕴含着“生命权利”平等观的旨趣，诠释了基于权利平等的空间正义价值哲学。从中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到启动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再到开启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工程，在线性历史时空中勾勒出中国保障地球生命个体平等生存与发展权利的空间实践过程。此外，无论是华北豹保护区的建立，还是太行山生态廊道的修复，无论是港珠澳大桥为保护中华白海豚进行的“绿色”装配，还是青藏公路货车司机对藏羚羊的“文明礼让”，都“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尊重与保护野生物种生存与繁衍空间权利的实践，都在书写中国式“生命权利”的平等哲学。

生态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整体。习近平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他用“命脉”将人与山水林田湖草自然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书写了人与自然要素的“一体化”关联，突显了生态的整体属性、共生属性与开放属性。山水林田湖草并非“外在”于“我”的物化存在，而是“内在”于“我”的生命存在，是“我”之生命构成，是“我”之生命意义，是“我”之生命延伸。这样，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以“无外”原则建构了自然万物(物种)与“我”同构的生命意义，蕴含着生命权利的平等哲学内涵。事实上，从2012年将生态战略纳入国家战略总体布局到2016年确认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再到2021年起长江重点流域十年禁渔，人对野生物种空间权利的“让渡”表达了“主我”权利向“客我”权利的变轨，也诠释着中国式“生命哲学”的回归与“生命共同体”的再构。

(三)差异秩序

差异性的重置与多样性的回归拓展了空间的意义与功能，建构了空间正义的价值维度。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加剧了空间的同质化、抽象化与模式化进程，空间的差异性被统一性取代，空间的多样性被同一性替代，生物的多样空间秩序被人以“扩张性”的身体哲学解构，空间差异性的消弭暗含着生物多样性危机。“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资源依赖，是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安全的重要前提，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地球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而生命具有不同的秩序形态。因此，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守护“差异性的生命秩序形态”，就是守护差异性的“空间秩序”。中国守护差异性“空间秩序”的实践通过差异秩序的“物化”符号——种质资源库和生物基因库表达。从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到国家作物种质库，从中国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到小麦近饱和突变基因库再到中国国家基因库，从生物活体库到数字基因库，以线性时空展现的“物化”符号构造了中国守护“差异性生命秩序形态”的意义空间，诠释着延续差异生命秩序的美学和基于差异秩序的空间正义价值哲学。

习近平强调：“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力，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去同质化的差异空间承载着生命秩序之美，而生命秩序之美需要人民携手共护。建设生态廊道、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签署履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方略，是中国人民携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历史哲学与实践哲学的最生动的诠释。

二、空间生活意义哲学

(一)空间生活哲学的转向

空间是生活场景的表达，而不是资本景观的“堆积”；空间是生活意义的书写，而不是消费主义的物化。然而在西方消费主义的诱导下，生态空间的自然属性被资本“消解”，自然价值被消费价值“遮蔽”，并导致了使用价值与消费价值的二元分离，生态空间成为外在于人的“异己”物体，并陷入了价值“异化”。习近平指出：“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绿水青山既具有自然财富属性，又具有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属性，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守护自然财富，就是增殖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揭示了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辩证关系。他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有机统一、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非对立排斥关系，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保护自然生产力，经济发展就是发展自然生产力，生态环境保护内在具有经济发展的意义向度，经济发展内在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要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构了生态环境的生产力属性和经济价值“标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内在统一性诠释了三个层面的“转向”：第一，主体价值的转向。由过去生态空间经济价值的主体性与目标性(由经济价值定义自然价值)转向自然价值的主体性与目标性(由自然价值定义经济价值)，生态空间的经济属性由生态空间的自然属性定义与重构，生态空间向原始的本真属性——自然属性回归，实现了生态空间的价值“摆正”(原先生态的“恶化”是生态空间的自然价值被“遮蔽”的结果)。第二，生产范式的转向。由过去资源消耗型向绿色生态型转向，绿色发展理念的确立、绿色空间格局的形塑、绿色产业结构的构建、绿色生产方式的形成推动着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第三，生活哲学的转向。由消费至上、物质功利的生活哲学转向自然求真、和合向善的生活哲学，重新回归空间生活的本原与价值本位。

(二)乡土生活意义的书写

第一，乡土生活即农业生产(生产生活化)。人与自然既是生命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自然是“我”之生命构成，是“我”之生命延伸，生态空间不再是外在于“我”的“异己”物化形态，而是嵌入“我”之生活空间中并作为生活空间的“自然”延伸呈现。伴随着主体价值的转向，生态空间的经济价值由自然价值建构，生产被吸纳到生态的意义框架之中，生产空间被嵌入生态空间的价值框架之中。因而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实现了意义嵌入，生活—生态—生产实现了意义容纳。习近平强调：“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绿色低碳”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生活方式的重构，包含着生产与生活的双重属性。山间的“梯田耕作”既是农业生产的呈现，也是日常生活的书写，构成了生产与生活的“双重场域”。农业生产的“分水制度”隐含的“分配理念”书写了共享、公平、互利、互助、平等的乡土生活哲学，彰显了中国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哲学。山间田里的“稻田鱼鸭绿色农业生产方式”暗含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的生产哲学，绿色农业生产的展开是共生、共利、和谐乡土生活意义的表达，也是简约、有序、自然乡土生活哲学的书写。

第二，乡土生活即诗意美学。空间中的生活不仅具有意义导向和价值指向，而且具有美学特征。生活的展开不仅是意义与价值的书写，也是美学的诠释。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具体要求，勾画了“美丽乡村”宜居宜业的美好图景。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涂脂抹粉’，房子外面刷层白灰，一白遮百丑。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乡间流水、山间梯田、日常耕作就是最好的“美景”，彰显了乡土“视觉之美”，谱写了古风古貌、诗情画意的山水田园“美卷”；乡民自然而原初的生活形态就是最好的“美景”，淳朴自然、愉悦欢快而又充满温馨感的生活之韵，彰显了乡土“生活之美”，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旨趣；乡村节庆仪式和民俗活动就是最好的“美景”，彰显了乡民“心灵之美”，书写了乡民质朴、自然、率真、纯粹的心灵美学。视觉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共同建构了中国乡土生活的诗意美学空间。

第三，乡土生活即乡土精神世界的表达。习近平指出：“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乡村不仅是乡民成长的场所、栖居的家园，也是乡民的“情感寄托”与“精神故土”，承载着“乡愁”与“寄思”。在“美丽乡村”的诗意生活中乡民多彩而纯粹的精神世界完成了“隐蔽性”归场，诗意化的乡土“生活之韵”唤醒了乡土精神世界的“回归”，勾勒了乡民静谧而自然、丰富而饱满的乡土精神世界图景。乡土生活不仅是美学的诠释，也是乡土精神世界的表达。习近平强调：“人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生活—精神的双重展开不仅使乡土生活意义具有了精神厚度与人本张力，也使乡土生活的主体(乡民)完成了“自在性”复归，扬弃了乡村被边缘化、乡民被脸谱化、乡土生活意义被消解、乡土精神世界被解构的伦理困顿。

三、空间生产逻辑哲学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实践是空间“再造”的过程，也是绿色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实质上是对原有“经验性”空间生产方式的重构和对大众化、生命式、去等级化、去中心化空间生产方式的复归。从宏观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空间生产逻辑哲学包括“谁来进行绿色空间的生产”“为谁进行绿色空间的生产”“生产什么样的绿色空间”三重意蕴。

(一)公众参与

2016年4月，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我们要着力推进国土绿化、建设美丽中国。”“要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推动国土绿化，开展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绿色空间的生产，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共担责任、共同参与。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中，进一步发挥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公众参与，不断完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良好的生态环境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建设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商、共建、共享的事业，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在场”，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生态文明的建设者、生态收益的获得者，没有任何人能够“独身事外”。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空间生产需要全民绿色行动，需要增强大众的生态意识与环保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以实际行动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形成崇尚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绿色空间的生产、美丽中国的实现有赖人民的积极参与，有赖大众的自觉行动，人民是绿色空间生产的主体，大众参与是绿色空间生产的动力。依靠人民进行绿色空间生产蕴含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也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伟力根植于人民，根植于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公众参与绿色空间生产是“全景式”的演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利用硅藻探索人工模拟光合作用以减轻对石化能源的依赖书写了“技术精英”参与绿色空间生产的实践理性哲学；“追蝶青年”对野生彩蝶的城市“寻访”与保护诠释了普通民众参与绿色空间生产的浪漫主义哲学；青少年对联合国环保提议的畅想叙写了“青少年”参与绿色空间生产的价值理性哲学。“技术精英”、普通民众、青少年构成了公众参与绿色空间生产逻辑哲学的主体位面；实践理性哲学、浪漫主义哲学、价值理性哲学构成了公众参与绿色空间生产逻辑哲学的内容剖面。

(二)人民福祉

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福祉为价值旨归。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民生问题，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更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空间生产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旨归，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导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环境收益。习近平多次强调，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解决好突出环境问题，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还老百姓清洁、干净、美丽的自然生态。中国绿色空间生产并非遵循资本逻辑的驱动，不是以经济价值为最终“标的”的市场经济行为，而是遵循人民逻辑的演绎，以人民福祉为最终“标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旨归的生产哲学，内含四重意蕴：第一，唯物史观。一切为了人民是人民实践主体论和历史主体论的彰显，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是党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党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遵循。第二，矛盾运动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从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与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第三，有机联系观。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推进绿色空间的生产就是推进生态产品的生产，就是生态价值的共有、经济价值的共享、经济收益的共获，绿色空间的生产完成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意义再生产。第四，全面发展观。无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根本目的在于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获得全面、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充分享有生存权、安全权、发展权、参与权等应有权利，不断释放和激活人民的能动性。人民历史主体、人民需求满足、人民共同富裕、人民全面发展“四重向度”诠释了绿色空间生产的人民逻辑。事实上，从山西右玉开展植树造林到宁夏灵武实施治沙造林再到陕西榆林推行退耕还林，绿色空间的“三向拓展”述说着以人民为中心治理毛乌素沙漠的实践成就，在时空交叠中诠释着中国绿色空间生产的实践美学；从“三北”防护林到塞罕坝林场，在空间实践中绘制着为民造绿的“壮美画卷”，书写着中国绿色空间生产的人民导向。

(三)去等级化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在资本增殖和扩张本性的驱动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观念的支配下，人类自视为自然的“主人”，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对生态空间进行人为改造，生态空间逐渐被资本“物化”，成为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消费物”，空间生产逻辑具有了“生命等级化”的意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最终异化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习近平多次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以“无外”原则诠释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共同体”属性，书写了去生命等级化、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空间生产逻辑哲学，在本质上是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与扬弃，也是对中国本土“和合”理念的复归与重构。

资本主义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空间表达，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与渗透，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被解构，乡村逐渐成为城市的“附庸”，成为城市空间再生产的“原料产地”与“空间消费”场所，乡村的生态空间逐渐被城市的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入侵”，加剧了城市与乡村的空间断裂与生态失衡。习近平强调：“必须像保护城市环境一样保护农村环境，重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绝不能在生态环境方面出现城乡‘二元结构’状态。”乡村与城市不具有异质化的生态空间属性，乡村与城市构成了生态空间的“连续体”，都有共享生态文明成果的权利，都有共享生态发展“红利”的资格，在内在本质上扬弃了城乡差异化的“生态价值位”，从而完成了城乡生态均衡的价值“祛蔽”。“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表达了城乡生态空间去差异化的哲学意指，书写了去城乡等级化、去城市中心主义的绿色空间生产逻辑哲学。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空间的扩张，全球空间逐渐“皈依”资本的逻辑。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尤其是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型工业生产)的转移与扩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产业联系将非资本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并成为非资本主义国家生态资源和生态收益的“掠夺者”，这在潜在层面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对抗以及全球生态空间治理的不平衡。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密切合作、携手前行。生态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事关人类的共同利益与未来发展，各国应该摈弃狭隘的自我利益界定，共同关注并携手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协商共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有效履行大国责任与义务，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积极构建共同而有区别的全球生态治理责任体系，为建设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面对生态问题，全人类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无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都需要共同应对，都应该携手前行，共商绿色方案，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绿色空间。习近平“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共赢观完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哲学表达，诠释了去权力等级化、去国家中心主义的绿色空间生产逻辑哲学。

去生命等级化、去城乡等级化、去权力等级化完成了绿色空间生产逻辑哲学的生产内容表达，环保行动的实施、美丽乡村的建设、保护地合作的开展以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建立则完成了绿色空间生产逻辑哲学的实践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