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祥，王春凯

(1.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99)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脉络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其中，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条件、文明是美好生活精神文化追求的高度凝练，两者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全社会需要建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出门佩戴口罩、垃圾分类投放、保持社交距离、推广分餐公筷、看病网上预约等，正在悄然成为良好社会风尚。这些健康文明的做法要推广开来、坚持下去。”(2)《习近平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 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25日。然而，农村社会普遍存在“脏乱差”“垃圾围村”“聚众赌博”“天价彩礼”“人情异化”“铺张浪费”“孝道式微”等不健康、不文明的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我国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积极介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建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国家治理、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基层治理已经出现“生活治理”的转向。(3)杜鹏：《乡村治理的“生活治理”转向:制度与生活的统一》，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那么，新时期国家如何建构或形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呢？本文基于基层治理的实践案例，尝试从治理认同的角度找寻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建构路径。

对此，需要澄清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内涵及构成，才能更有针对性的探讨其建构路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最早在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4)王雅林:《生活方式研究评述》，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4期。可见，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从诞生之初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探索和建构的产物。通过分析我国政策文件及学术文献中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相关表述，本文认为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指衣、食、住、行、用、乐、社会交往、家庭关系等日常生活领域中，关乎身体健康和道德文明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模式。具体而言，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内容主要包括饮食、卫生、生活作息、社会公德(比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文明礼貌，遵纪守法)、家庭美德(比如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风俗习惯类的生活方式。

本文的研究围绕生活方式的建构路径展开。根据生活方式影响因素的不同，学界关于生活方式建构路径的探讨目前呈现经济基础、生活知识或生活观念、心理认同、政府治理4种分析视角。然而，经济基础视角下的生活方式建构忽视个体的能动性选择；生活知识或生活观念的分析视角认为人们是自然而然的接受这套生活指南，忽视了生活指南体系的心理基础，没有发现心理认同对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构的重要作用；心理认同的分析视角则认识到生活指南体系依赖于一定的心理基础，并通过挖掘、提升生活知识或生活观念的科学性及价值合理性建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但是关于非典前后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表明，非典期间倡导的生活卫生习惯具有科学性，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但是非典前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5)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新华临床医学院暑期社会实践课题组：《“非典”前后上海市民生活卫生习惯的比较分析》，载《社会》2004年第2期。(6)陈友华:《SARS危机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载《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这表明生活指南体系的科学性及价值合理性不必然产生心理认同，而是需要一系列治理策略；政府治理的分析视角认识到健康生活方式的建构需要各类治理策略的有效干预，但是政府治理的分析视角没有进一步回答“政府治理的关键环节及核心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因而没有明确提出“对心理认同进行治理”的分析思路。

沿着上述思路，笔者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治理认同”的分析视角。“治理认同”指通过各类治理机制形塑人们对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心理认同，强调认同建构与治理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治理认同的分析视角是对心理认同及政府治理视角的综合，亦是对两种分析视角的进一步补充和深化。

二、理论框架与案例介绍

(一)理论框架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包括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家庭本位等都属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侧重于风俗习惯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属于文化的范畴。那么，对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心理认同则属于文化认同的范畴。这启示我们或许可以借鉴文化认同理论中的治理内容来解释治理认同视角下生活方式建构的问题。

文化认同理论认为：文化认同支配着人们在衣、食、住、行、用、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制度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行为。(8)郑晓云:《文化认同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文化认同理论揭示了文化认同与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文化认同理论，尤其是文化认同理论中的治理内容，对于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适用性。文化认同理论中的治理内容主要包括治理(文化)认同的必要性、实践机制、权力基础3个部分。一是治理(文化)认同的必要性。文化认同是“人为建构”的过程，需要经过漫长的建构或治理过程形成。二是治理(文化)认同的实践机制，主要包括区分—显化、文化灌输、利益整合、社会关系、道德规范和权威6种实践机制。三是治理(文化)认同的权力基础，是行动者或组织影响其他行为者或组织的态度或行为的实践，使他人形塑认同并按照相关期望行动，必须依赖于行动者或组织影响其他行为者或组织的态度或行为的能力，即权力，(9)[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4～595页。虽然文化认同理论没有明确提出治理认同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但是其都隐约表达出治理认同的权力基础的观点。不同于文化认同理论的治理机制，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建构有其特殊性，为此，笔者主要从利益引导、道德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威4个方面论述治理认同的实践机制，进一步澄清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构实践中治理认同的权力基础及其趋势(如图1)。

图1 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建构、治理认同与非正式权力正式化

(二)案例介绍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属于典型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一方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涉及讲卫生的身体健康实践。另一方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又涉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道德文明实践。因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观察窗口。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在山东单县的田野调查。对比来看，某些地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陷入“谋利式参与”(10)韩玉祥：《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治理新困境及其突围——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人力投入过密化”(11)冷波：《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过密化及其解释》，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的治理困境，而包括庭院整治、垃圾分类、村容村貌(主要是公共路面的清扫)3个部分的山东单县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养成健康文明的卫生习惯，因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的3个村庄。

案例一：山东单县苏村的庭院整治工作。2019年11月11日，苏村在上级政府的号召下开启“美丽庭院”创建工程，并成立以妇女群体为主的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一般为中老年妇女，具有人缘好、肯吃亏、踏实能干等优良品格，属于“老实人”。全村规划5个胡同，不同胡同的志愿者队伍负责宣传、组织本胡同开展美丽庭院整治工作。美丽庭院整治工作要求“五清理一规范”：“五清理”为清庭院、清厅堂、清卧室、清厨房、清厕所；“一规范”为家庭成员衣帽干净、整洁，家庭和睦，团结邻里，遵纪守法，生活方式健康。志愿者服务队负责组织美丽庭院的评选工作。每月的1号、11号、21号，志愿者入户对村民的美丽庭院创建情况进行检查。通过一系列奖惩措施，80%的苏村村民可以完成庭院整治工作。

案例二：山东单县刘村的垃圾分类工作。2018年12月3日，刘村在上级政府的号召下开启垃圾分类工作。刘村将垃圾分为可沤垃圾和不可沤垃圾。村委会给每户配备一个小桶，用于盛放可沤垃圾，每天早晨8点前放置于家门口，由保洁员逐户收集，并将桶内垃圾转运到集中存放处，自然发酵为有机肥料，村民可施用于田间作物。不可沤垃圾由村民自行放入街道上的大垃圾桶内。大垃圾桶一般由4～5户共用。针对初期宣传动员效果不好的情况，刘村建立了以低龄老年人群体为主的街长制。街长一般是由群众选举、村委会推荐“老实人”或“能人”。街长属于义务劳动，没有工资，负责垃圾分类的常态化检查，大约每3天一次。垃圾分类活动推进到5到6个月的时候，90%的刘村村民普遍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自觉完成垃圾分类工作。村里的环境显著改善，蚊子和苍蝇也变少了。

案例三：山东单县齐村的村容村貌工作。齐村的村容村貌工作主要是公共路面的清扫。2019年2月，在上级政府的号召下，齐村建立了以低龄老年人群体为主的街长制。街长带头参加义务劳动，每天5～6点起床清扫大街小巷。在街长的感染下，每条街可以发动10多名志愿者参加大街小巷的义务劳动。这些被带动的志愿者多数为中老年妇女。对于这些义务劳动的志愿者，街长给予“文明钞票”作为奖励。他们每天打扫大街小巷，逐渐感染了大多数村民。后来，90%的群众负责门前小巷的路面清扫，街长和志愿者只需要负责主干街道的路面清扫。

三、治理认同的必要性及其实践机制

(一)治理认同的必要性

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属于风俗习惯的范畴。风俗习惯背后是特定人群长期形成、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信仰体系、价值理念等深层次因素，这使得生活习惯具有很强的韧性，不会被轻易消除掉。(12)杨雪冬：《论生活习惯与制度建设：变革的视角》，载《清华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原生活方式的韧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自觉自发的建构新的心理认同，而是需要一个治理认同的实践过程。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中，治理认同的必要性具体体现在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构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两个方面。

首先，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构的艰巨性，主要表现在行为习惯培养的长期性与日常性两个方面。其一，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垃圾分类和庭院整治工作十分典型。很多村民表示，垃圾分类和庭院整治的任务前几天还记在心里，过几天一忙起来就忘了。其二，行为习惯的养成不仅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更需要每时每刻的日常性坚持。垃圾分类工作最为典型。人们一日三餐都在生产厨余垃圾，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生活垃圾。垃圾分类的全天候与日常性特点使每个人不间断的、高频率的自我规训，这显然是高难度行为。

其次，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构的复杂性，受到惯习倾向、弱利益关联、生活杂乱性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其一，惯习倾向的影响。布迪厄的惯习理论指出，惯习是某种性情倾向、某种趋势、某种习性或某种爱好，已经沉淀为个体的心智结构。(13)马姝，夏建中：《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理论综述》，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人们旧有的惯习倾向会不自觉的阻碍新的惯习及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甚至会出现反抗行为。一向配合村里工作的老党员讲到：“苏村的庭院整治工作刚开始实施时，我想不通为什么要庭院整治。老书记还每天喇叭里讲庭院整治。我当时想着老书记是不是疯了？”其二，弱利益关联的影响。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不能直接转化为显化的利益，人们便缺少自觉认同的内在动力。很多村民认为，庭院不干净整洁、垃圾不分类、村容村貌脏乱差这些问题并不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收入和身体健康。反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需要投入时间成本，影响人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休闲。其三，生活杂乱性的影响。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嵌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日常生活是杂乱无章的、相互冲突的。每到农忙季节，3个村庄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就会大打折扣，打乱正在养成的行为习惯。不会垃圾分类的亲朋好友的到访、年轻人们工作忙、赶时间等各类状况亦会影响生活习惯的养成。

(二)治理认同的实践机制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可能形成自发自觉的文化认同，因而需要一系列实践机制来治理认同。山东单县的人居环境整治实践通过利益引导、道德规范、社会关系、社会权威四种实践机制形塑人们的文化认同。其中，通过利益引导，干净卫生的道德规范的机制组合，村民中的积极分子被动员起来，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建构水平可以达到50%；通过干净卫生、无私奉献的道德规范，社会关系，社会权威的机制组合，村民中的一部分落后分子又被动员起来，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建构水平又可以达到80%或90%(如表1)。

表1 治理认同的实践机制及其效果

1.利益引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获益化

文化认同的塑造不能忽视经济利益的整合。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原本就具有弱利益关联的特点，导致村民缺少文化认同的内在动力。通过利益的整合与增量，村民在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建构过程中获益更多，从而形塑着人们的文化认同。

山东单县的人居环境整治实践采取利益引导的实践机制。利益引导不同于利益强制。利益强制指通过较大体量的利益换取人们的服从行为。利益强制看似属于个体的自愿行为，实际上却是一种经济霸权行为。利益引导则侧重于通过微弱的利益启发、鼓励、强化村民养成健康文明的卫生习惯。具体而言，利益引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居环境整治实践实施“积分兑奖制”，村民可以兑换米、面、油、盐、洗衣粉、肥皂等生活用品。3个村庄根据人居环境整治的检查情况打分、评分，发放“文明钞票”。根据积分排名，每3个月开展一次奖品兑换活动。其二，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变废为宝。如刘村将可沤垃圾集中处理，发酵为天然的农家肥。

2.道德规范：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道德化

道德规范是内心的法律，形塑人们对道德条例的文化认同，改变人们的态度与行为。然而，道德规范需要通过社会舆论或礼俗制度等外在的约束起作用。山东单县的人居环境整治实践通过社会舆论引领干净卫生和无私奉献两种道德规范。这两种道德规范使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具有了道德意涵，出现背离行为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社会形成挑战与反叛。

首先是社会舆论引领干净卫生的道德规范。调研发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制造出邻里舆论、街巷舆论、社会舆论3个层级的社会舆论体系，使干净卫生成为村庄社会的道德规范。在邻里舆论方面，邻里之间相互监督或相互比较。在刘村的垃圾分类工作中，4、5户家庭共同使用一个垃圾桶。如果有一家没有进行垃圾分类，街长为了弄清哪家没有垃圾分类便把这4、5户家庭全部召集过来。这样，邻里之间会产生相互监督的效果，以免给彼此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形塑了邻里之间的舆论场域。在刘村的垃圾分类工作及苏村的庭院整治工作中，街长或志愿者队伍带领落后分子参观学习的方式使邻里之间相互比较或相互评价，亦塑造了邻里之间的舆论场域。在街巷舆论方面，志愿者队伍、街长负责本街巷、本片区的环境卫生检查，他(她)们每次的检查行为及清扫行为都是对本街巷、本片区干净卫生行为的社会监督，形塑着街巷的舆论场域。在社区舆论方面，社区广播宣传、微信宣传、表彰大会宣传都形塑着社区舆论。在齐村的村容村貌整治中，对于一直不参与扫地村民，村委会会点名批评。在苏村的庭院整治工作中，每次入户检查所拍摄的照片直接发布于本村的村民公共微信群内。在3个村庄的积分兑换活动中，村里会召开表彰大会，对于健康文明示范户进行宣传及表扬。

其次是社会舆论引领无私奉献的道德规范。3个村庄的街长或志愿者大多数都属于村庄社会中的“老实人”。这些“老实人”在日常生活中肯吃亏、乐于助人，具有较强的奉献精神。这批无私奉献的群体没有工资待遇，却免费为大家义务劳动。在此情景下，街长或志愿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日复一日的对人民群众展开精神攻击和精神洗涤，不断感召着人民群众。遵守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象征着无私奉献精神。而不遵守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群众成为没有奉献精神的“异端”，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和精神压力。

3.社会关系：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关系化

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使朋辈群体之间的文化趋同，形成一致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行为。山东单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中，街长及志愿者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街长或志愿者的产生由村两委提名，再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村两委从老干部、老党员、退伍军人、普通群众中挑选出村庄社会的“老实人”群体和“能人”群体。其中，街长或志愿者以老实人为主，占比60%以上。以刘村16个街长为例(一位街长因病被替岗，因而15个街长变为16个街长)，老实人有10个，占比62.5%；能人有4个，占比25%；商人有1个，占比6.25%；“狠人”有1个，占比6.25%。(14)本数据整理自调研资料。老实人和能人的参与主要是获取社会荣誉、社会地位，具有可持续性和必然性。而商人与“狠人”的参与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具有不可持续性和偶然性。这些“老实人”在日常生活中肯吃亏、乐于助人、人缘好，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垃圾分类工作及庭院整治工作中，街长或志愿者对落后分子施以劝说或教育。因为大家相互之间有情感往来和互助往来，所以这些落后分子也积极的维护彼此的社会关系。正是出于对社会关系的认同，人们建构着对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文化认同。

4.社会权威：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公共化

郑晓云认为政治权威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影响或权力去促使人们改变原有的认同，(15)郑晓云：《文化认同论》，第121页。但是其研究忽视了社会权威的作用。实际上，村庄精英群体可以有效的动员和发动群众。(16)朱云：《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山东单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表明，社会权威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多数的街长或志愿者为老实人群体，然而也有少量能人群体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些能人群体属于地方社会的权威，在红白理事会、村民小组、广场舞队等社会组织中占据重要位置。一方面，社会权威依靠自己的组织位置积累道德威望，受到村民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社会权威掌握组织资源，使村民与社会权威直接建立制度性关联，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求助于社会权威。例如，苏村的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们组织志愿者们跳广场舞，齐村和刘村的一些街长负责红白事儿及村民小组事务。

社会权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实践，将人与事的互动转变为人与公共权威或公共组织的互动，标志着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建构成为公共事务。对于大多数村民而言，村民对社会权威高度认同，因而愿意接受新的文化认同，建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对于少数不认可的村民而言，日后有求于社会权威，因而也不得不妥协。

四、治理认同的权力基础及其趋势

治理认同有其权力基础。那么，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建构究竟基于何种权力呢？治理认同的权力类型是什么？治理认同的各类权力又是如何再生产的？治理认同的各类权力之间的重要性程度有何差异？

(一)治理认同的权力基础

根据权力资源的属性，我们可以将基于暴力资源、行政管理资源、经济资源、文化网络资源所施展的权力分别称之为横暴权力、行政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山东单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表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建构主要基于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

1.经济权力及其再生产

经济权力指基于经济资源及其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所施展的权力。利益引导是治理认同的实践机制，其权力实践与经济资源相关。可见，经济权力是治理认同的基础性权力。

经济权力的再生产包括经济资源生产机制和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两个方面。在山东单县的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中，行政支持和社会资助的经济资源生产机制、利益勾连的经济资源配置机制再生产着经济权力。其一，行政支持是政府在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中给予资金支持。3个村庄都获得妇联组织、县委宣传部、乡镇政府等上级政府的资金支持。其二，社会资助是村委会通过拉赞助等形式筹集社会资金。例如，刘村的大多数资金属于社会资助。村书记认为，银行、超市等社会企业非常愿意赞助，这些爱心企业可以通过商业宣传盈利，因而通过社会资助来满足奖品开销并不是难事。其三，利益勾连是通过“积分兑奖制”建立经济资源与健康生活方式之间的利益勾连。

2.文化权力及其再生产

文化权力指基于文化网络资源及其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所施展的权力。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认为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组织体系(尤其是组织领袖)、各种规范、非正式的人际关系3部分组成。(17)[美]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显然，治理认同实践机制中所包含的道德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权威属于文化网络。文化权力是治理认同的基础性权力。

文化权力的再生产包括文化网络资源生产机制和文化网络资源配置机制两个方面。在山东单县的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中，社会基础和公共领域再造的文化网络资源生产机制、文化网络勾连的资源配置机制再生产着文化权力。其一，社会基础是文化网络资源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虽然随着市场化对乡村社会的袭卷，乡村社会关系发生解体与重构，村落社会共同体的社会结构逐渐式微，(18)石伟，董国礼:《集市村庄：基层市场与村庄的互嵌逻辑与发生机制》,载《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但其依然具有熟人社会的文化底蕴。村落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生产生活共同体，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互动中不断再生产着社会舆论、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权威。如果离开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文化网络资源便无法再生产。其二，公共领域的再造。熟人社会的逐渐解体使文化网络资源不断式微，出现“社会资本的碎片化”(19)郑泽宇，陈德敏:《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探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现象。村庄社会需要重新激活碎片化的公共舆论及道德规范。在山东单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街长制和志愿者服务队的组织架构实现公共领域的再造。在街长制和志愿者服务队塑造的公共领域中，街长和志愿者可以名正言顺的引领公共舆论的方向，形塑出干净卫生、无私奉献的道德规范。其三，文化网络勾连。通过建立文化网络资源与健康生活方式之间的文化网络勾连，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具有道德规范、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三重意涵，从而使人们认同、接受、遵从新的生活方式。

(二)治理认同的权力趋势

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都是治理认同的基础权力。那么，两种权力在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构实践中的重要性程度是否有所差异呢？治理认同的权力趋势是什么呢？对比来看，以文化权力为代表的非正式权力居于主导地位，并越来越呈现出“非正式权力正式化”的趋势。其中，文化权力居于主导地位。

1.两类权力的重要性程度对比

首先是经济权力的重要性程度。经济权力发挥利益引导作用，而且主要针对积极分子发挥作用。其一，米、面、油、盐、洗衣粉、肥皂等生活用品的经济激励作用十分微弱，大多数村民根本不在意这些物质奖励。其二，由于积极分子群体属于思想觉悟较为先进的群体，即便没有利益引导，治理认同的其他实践机制依然能建构这部分群体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齐村的村容村貌工作较为典型。村容村貌整治的后期阶段，齐村取消了积分兑奖制度。虽然少数志愿者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村民仍然保持着的清扫门前小巷的卫生习惯。这都表明，经济权力只是发挥辅助性作用。

其次是文化权力的重要性程度。对比而言，文化权力发挥着主要作用。其一，道德规范建构着“积极分子”群体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其二，道德规范、社会关系、社会权威的机制组合更是建构着“落后分子”群体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发挥着攻坚克难的作用。因而，文化权力在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建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2.非正式权力的正式化

如上所述，治理认同与以文化权力为代表的非正式权力紧密关联。文化权力在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构过程中、在治理认同实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文化权力作为一种非正式权力(20)非正式权力一般指依靠人情、面子、道理、地方性观念等非正式手段或资源所施展的权力。本文的文化权力使用社会关系、社会权威、道德规范等非正式权力资源，因而属于非正式权力的范畴。具体参见袁泉:《基层治理中的二重合法性——“非正式权力运作”的一种解释》，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越来越制度化、前台化、日常化，呈现为“非正式权力正式化”的权力趋势。孙立平、郭于华曾提出“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基层治理现象。(21)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福州：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如今，“非正式权力的正式化”则标志着非正式权力在基层治理中已经不仅仅发挥临时性、辅助性、阶段性作用，而是越来越走向舞台中央。

“非正式权力的正式化”具体表现在“非正式权力主体的制度化、前台化”和“非正式权力运作的日常化”两个方面。其一，“非正式权力主体的制度化、前台化”指在基层治理中，非正式权力主体(组织)逐渐成为半正式的制度设置，从后台走向前台。孙立平、郭于华笔下描述的基层治理依然是乡村干部作为正式权力主体直接与村民打交道。然而，当前的基层治理普遍成立“街长制”“志愿者服务队”“巾帼志愿者队伍”“道德审判委员会”“红白理事会”等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基层治理由社会组织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乡村干部逐渐退居后台。其二，“非正式权力运作的日常化”指在基层治理中，非正式权力从阶段性、临时性、辅助性发挥作用转变为日常化、常态化发挥作用。孙立平、郭于华笔下描述的基层治理主要是在征收农业税、计划生育等重大事件中使用非正式权力，因而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根据特殊的事件、特殊的人物而发挥临时性、辅助性、阶段性的作用。然而，在当前的基层治理中，非正式权力弥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每时每刻都有非正式权力的介入。因而，非正式权力的运作逐渐日常化、常态化。

五、结论：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构、治理认同与非正式权力正式化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矛盾。为了满足人们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治理及基层治理逐渐转型。“健康中国”“美丽中国”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爱国卫生运动”“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等治理事务成为基层治理的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建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国家治理及基层治理重要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国家如何引领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变革成为重大理论命题。

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以失败告终，这表明以警察为代表的行政强制在生活方式变革中行不通。实际上，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属于风俗习惯的范畴，人民群体的心理认同极其重要。建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关键是“治理认同”。山东单县的人居环境整治实践通过利益引导、道德规范、社会关系、社会权威使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获益化、道德化、关系化、公共化，形塑人民对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心理认同。治理认同与以文化权力为代表的非正式权力紧密关联。文化权力在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构过程中、在治理认同实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文化权力作为一种非正式权力越来越重要，呈现出“非正式权力正式化”的趋势。

总结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表明，国家引领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变革需实现“治理认同”与“非正式权力的正式化”。然而，在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日益成为基层治理主要内容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基层治理没有完成“非正式权力正式化”的权力转型，没有走向“治理认同”，这就导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走向“体制机制”类形式主义。(22)韩玉祥:《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及其实践解释向度——基于京郊B村的实践经验》,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因此，为建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当前阶段的基层治理亟需完成“非正式权力的正式化”，并走向“治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