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斌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一、问题提出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明确提出“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全面布局“十四五”时期中国健康老龄化的方案。可见，促进健康老龄化是当前中国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顶层战略举措。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发布的《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对新形式下的健康老龄化给予了重新界定和阐释，提出“新健康老龄化”概念，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提升老年人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功能，使老年人在与有利的外界环境(既包括家庭、人际关系等微观环境，也包括社会观念、公共政策等宏观环境)互动中充分发挥其功能，并将促进健康老龄化视为投资而非消费。(1)WHO. World 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 WHO, Geneva，2015：20-35.新健康老龄化的提出反映了健康老龄化观念发生了从个体内在能力延伸至外在功能发挥、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投资、从老年期健康到全生命周期健康的重大转变。

在国内外社会环境快速变迁背景下，老龄化社会治理观念与方式逐渐发生变革，人们对健康的概念与认知在不断发生变化，(2)张文娟，王东京：《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变化趋势》，载《人口与经济》2018年第4期。这意味着了解我国老年人口最新的健康状况、动态变化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必要。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对中国老年人口自评健康进行了调查。本文基于对“七普”数据分析，主要探究以下问题：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现状如何？(3)本研究中的老年人是指 60 周岁及以上的人口。过去十年和未来四十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变动趋势如何？老年人口健康变动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哪些新的影响？

二、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现状及特征

(一) 中国老年人总体健康状况良好，全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约有619万人

由于生理机能的退化，老年人往往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但是大多数老年人并非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孱弱、无助与多病。如图1所示，2020年，自评为健康的老年人占54.64%，基本健康老年人占32.61%。大约87.25%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良好。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口占10.41%，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仅占2.34%。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很多关于老年人的常见观念和主观臆断都源于过时的陈规旧习，(4)WHO. World 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 WHO, Geneva，2015：1-10.我们应当抛弃传统思维模式以积极眼光重新认识中国老年群体。

图1 2005-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动态变化

与2010年相比，2020年数据结果表明十年来中国老年人口整体健康水平在提升。具体而言，自评为健康与基本健康的老年人比例之和与2010年相比约上升4.10个百分点。若与2005年“小普查”中身体健康和基本能保证正常工作生活的老年人比例之和相比约上升3.74个百分点。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新生代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和健康意识都在提高，(5)杜鹏，李龙：《中国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发展趋势前瞻》，载《人口与发展》2022年第1期。(6)汪斌：《健康中国背景下国民健康意识特征及影响机制》，载《深圳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老年人健康状况也随之改善。但是失能老年人比例仍长期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2020年全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大约有619万人。

(二) 男性老年人健康状况优于女性老年人，高龄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比例相对较高

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女性占51.8%，男性占48.2%，有必要分性别探讨老年人健康状况。

从性别看，男性老年人自评为健康的比例要远高于女性，而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或生活不能自理的女性老年人比例均高于男性(见表1)。高龄女性失能风险明显较高。这种健康上的性别差异可能源于早期收入、教育、职业等方面不平等的长期累积作用。(7)郑莉，曾旭晖：《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载《社会》2016年第6期。从年龄看，在越高年龄的年龄组中，自评为健康老年人比例更低。而基本健康老年人在整个老年期内形成了一个中间高两边低的“倒U”形结构。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中生活不能自理比例明显更高。

表1 2020年中国分年龄、性别老年人口健康状况 %

(三) 乡村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城镇老年人健康水平仍远高于乡村

“七普”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城镇老年人占54.0%，乡村老年人占46.0%，但乡村老龄化程度为23.8%，比城镇高6.6个百分点，中国乡村已经处于老龄社会，有必要分城乡分析老年人健康状况。2020年全国城镇自评为健康和基本健康的老年人口比例之和均远高于乡村，而乡村生活不能自理以及不健康但生活可以自理的老年人口比例均远高于城镇。如图2所示，2020年有91.7%的城市老年人处于健康或基本健康状态，镇老年人该比例为87.7%，而乡村老年人该比例仅为83.9%，乡村老年人自评为健康或基本健康的比例之和比城市老年人约低8个百分点。“七普”数据表明我国城镇老年人健康水平远高于乡村。同时，通过比较2010年与2020年两次普查数据发现，十年来乡村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均略有下降，乡村健康和基本健康老年人比例之和上升了4.2个百分点，乡村老年人的整体健康状况较十年前略有改善。

图2 2010、2020年分城乡老年人口健康状况

(四) 有配偶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中44.8%为丧偶老年人

有配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如图3a所示，有配偶老年人中自评为健康的比例高达60.2%，离婚老年人中自评为健康比例为57.3%，而在丧偶老年人中这一比例仅为36.7%。出现在生命历程中的丧偶事件对健康的负面影响被称之为“丧偶效应”，即在夫妻一方去世后另一方的死亡概率和健康风险会显著增加。此外，在不健康老年人中丧偶比例相对较高。如图3b所示，在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中丧偶比例达44.8%，远高于自评为健康和基本健康老年人中的丧偶比例。

图3 2020年老年人口的婚姻状况与健康状况

(五) 健康老年人经济独立性更好，不健康老年人半数主要依靠家庭供养

经济独立性更好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往往更优。如图4a所示，以劳动收入、离退休金或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自评为健康比例均较高，分别达72.3%和61.4%，而在以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自评为健康比例仅为23.0%。与之相对应，生活不能自理或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中半数主要依靠家庭供养，而在自评为健康老年人或基本健康老年人中这一比例分别仅为24.2%和38.7%(见图4b)。这相对“六普”有所下降。(8)杜鹏：《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分析》，载《人口与经济》2013年第6期。在生命历程和结构视角下老年期健康水平与经济状况是其毕生累积结果，这使得在老年期个体更容易在健康和经济上表现出“双重劣势”。

图4 2020年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与健康状况

(六) 与家庭成员同住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好，养老机构在失能老年人照护方面有重要作用

与家庭成员同住老年人健康状况普遍更好。如图5a所示，与配偶和子女同住、仅与配偶同住或仅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自评为健康比例分别占64.3%、57.6%和44.0%，这要远高于独居老年人。由图5b还可知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中居住在养老机构比例为8.3%，而同一比例在基本健康和自评为健康老年人中分别仅为0.7%和0.2%。这反映了养老机构在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老年人照护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图5 2020年老年人口居住方式与健康状况

(七) 老年人健康水平分布存在空间差异，经济发达地区老年人健康水平更高

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分布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健康老年人比例高于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如图6所示，东部地区的大多数省份自评为健康和基本健康的老年人比例之和超过90%，中部地区基本维持在85%水平附近，东北地区自评为健康和基本健康老年人比例之和均值约为84%，而在半数西部地区省份中该比例低于82.5%。从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还可知，人均GDP每增加7320元，省际健康老年人的比例提升1个百分点。换而言之，随着人均GDP提升，省际健康老年人口水平随之提高。且人均GDP对省际老年人健康水平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其R方达到35.3%。综上，“七普”数据表明经济越发达省份或地区老年人健康水平明显更高。

图6 2020年省际人均GDP与健康老年人口比例

三、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变动趋势的队列分析

仅依靠截面数据的分析很难区分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变化究竟是年龄增长还是队列更替带来的结果。因此使用队列分析方法进一步探究老年人的健康变动趋势。

表2 2010、2020年分城乡、性别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截面变化和队列变化 %

(一) 随年龄增长老年人健康水平总体在逐渐下降，进入高龄期后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比例明显上升

“队列变化”指的是2010年活到2020年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十年前相比发生的变化。“截面变化”指的是2020年各年龄组与十年前相同年龄组相比发生的变化。如表2所示，队列变化结果表明2020年同一队列老年人健康状况与2010年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70～79岁和80～89岁年龄组中自评为健康老年人比例分别下降了10.1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在70～79岁和80～89岁年龄组中，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的比例分别上升了5.3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在80～89岁和90岁及以上年龄组中，生活不能自理比例中分别上升了3.6与8.6个百分点。从截面变化看，自评为健康老年人比例呈上升趋势，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比例呈下降趋势。将之与队列变化结果对比可知，过去十年来中国老年人口整体健康水平上升主要由新生代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改善所贡献。

(二) 随年龄增长城乡老年人健康水平总体均呈现迅速下降趋势，但生活不能自理城镇老年人比例在进入高龄期后增长幅度高于乡村

从分队列变化城乡数据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城镇和乡村老年人健康水平十年来总体均呈现下降趋势。以70～79岁和80～89为例，自评为健康乡村老年人比例分别下降13.2%和4.0%，自评为健康的城镇老年人比例分别下降8.2%和3.7%，基本健康的乡村老年人和城镇老年人比例在70～79岁略有上升，在80～89岁和90岁及上年龄组中均出现下降，其下降幅度在3.7%到9.2%之间。但在进入高龄期后乡村老年人不健康比例增长幅度要低于城镇老年人。以80～89岁年龄组和9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为例，生活不能自理乡村老年人比例分别增加了3.2%和7.5%，生活不能自理城镇老年人比例分别增加了4.2%和10.0%。这有可能是死亡选择性作用。从截面变化看，不同年龄组中自评为健康的城乡老年人比例均有所提高，但乡村老年人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比例上升幅度低于城镇老年人。这可能反映了十年来年轻新生代乡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相比过去有所提升。

(三) 随年龄增长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健康水平总体均呈现下降趋势，但生活不能自理女性老年人比例在进入高龄期后增长幅度高于男性

从队列变化分性别数据看，十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健康水平总体上均呈现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以70～79岁和80～89岁年龄组为例，自评为健康女性老年人比例分别下降了8.5%和1.8%，自评为健康男性老年人比例分别下降了11.5%和3.7%。但女性老年人在进入高龄期后生活不能自理比例增长幅度高于男性。以80～89岁年龄组和90岁及以上高龄组为例，生活不能自理女性老年人比例分别增加了4.1%和9.3%，而在生活不能自理男性老年人中这一比例仅增加了2.9%和6.8%。从截面变化看，男性和女性老年人自评为健康的比例均有所提高，基本健康比例和不健康比例均出现下降。对比可知，2020年两性较年轻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相比2010年更好。

四、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变动的趋势前瞻

在假设中国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比例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基于队列要素法预测未来四十年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口规模及变动趋势。 本研究对人口预测参数设定主要包括起始人口、生育参数、死亡参数、迁移参数。其中起始人口、生育模式设定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相应数据为准。并假设中国生育水平长期维持在1.30的水平，设定出生性别比从2020年的111.3 线性递减至2060年的107。在死亡水平的设定上，以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性别平均预期寿命为基础(男性为 75.37岁，女性为80.88岁)， 并假设预测期内我国男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 2060年时将达到 79.91 岁, 女性达到85.06岁。经对比，以寇尔-德曼模型西区生命表作为预测期间的死亡模式，同时将迁移参数设为0，并一直持续到2060年。

(一) 中国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进入超老龄社会，高龄老年人口在本世纪中叶前突破1亿规模

如图7所示，中国总人口规模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前，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呈不断增长趋势。具体而言，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在2020年为2.64亿，2024年将超过3亿，2035年前超过4亿，2051年将达到峰值4.93亿。

中国预计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进入超老龄社会。预测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在2020年为18.73%，在2034年超过30%，在2055年超过40%。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会不断加深，这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会不断老化。

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在本世纪中叶前突破1亿规模。预测结果显示，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将从2020年的0.36亿到2044年突破1亿规模，到2055年达到峰值1.45亿。高龄老年人规模在短暂的四十年内提高了近3倍。由于高龄老年人生活依赖性较强，是失能高发阶段，这会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形成严峻挑战。

(二) 不健康老年人口赡养比快速上升，由疾病扩张与老龄化叠加产生的社会经济负担逐渐增加

从前文已知，健康的老年人经济独立性明显更好，对家庭和社会的依赖较小。因此若不对老年群体内部进行区分而直接使用经典老年赡养比指标计算人口抚养系数会高估老龄化带来的养老负担。鉴于此，本研究在经典老年赡养比基础上提出不健康老年人口赡养比和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赡养比。不健康老年人口赡养比通过将60岁及以上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及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规模相加之和除以同年15～59岁劳动力人口规模然后乘以百分数。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赡养比通过将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规模除以同年15～59岁劳动力人口规模然后乘以百分数。

如图7所示，不健康老年人口赡养比和生活不能自理人口老年赡养比在2020年到2060年之间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不健康老年人口赡养比在2020年为3.77%，在2030年达到5.83%，在2040年达到7.47%，在2058年达到10.50%峰值。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赡养比在2020年为0.69%，在2030年达到1.07%，在2040年达到1.37%，在2058年达到1.93%峰值。不健康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速度较快，由疾病扩张与老龄化叠加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明显增加。但这也远低于经典老年赡养比指标的估计结果。

图7 2020-2060年中国总人口规模、老年人口规模及不健康老年人口赡养比变动趋势

(三)健康红利和长寿红利将随老龄化加深愈加明显，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到本世纪中叶翻一番

健康红利是指通过对人口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投资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回报。健康红利是健康老龄化直接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长寿红利是指由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的规模和比例提高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及老年人口社会参与对经济增长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9)陆杰华，汪斌：《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新动向研究》，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长寿红利是积极老龄化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虽然人口预测结果显示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叶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超过4亿，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30%。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在本世纪中叶前突破1亿规模。但是若假设中国老年人能够继续维持当前健康水平，健康状况良好老年人口仍将占大多数。如表3所示，健康和基本健康老年人口规模之和在2020年约为2.30亿，在2030年达到3.33亿，2040年达到3.89亿，2050年达到 4.29亿。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在2030年达到895万，2040年达到1043万，2050年达到 1152万。若在此基础上继续考虑疾病扩张风险，(10)Zeng Y, Feng Q, Hesketh T, et al. Survival, disabilities i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nd physic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among the oldest-old in China: a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2017，389(10079)未来四十年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规模几乎要翻一番。综合看，政策制定者若能极具前瞻性继续切实推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政策，那么由此产生的健康红利和长寿红利效应将有效缓解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卫生及经济系统所产生的负面冲击。

表3 2020-2060年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口规模预测结果 (千人)

五、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变动的主要社会经济影响

健康红利与长寿红利将有望塑造新经济效应。中国老年人口总体较好的健康状况可以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升老年社会参与水平及发展老龄产业提供良好契机。未来四十年，老年人口参与家庭社会生活会产生积极社会经济效应，规模日益庞大的健康老年群体也会催生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以老年人口为中心的旅游、金融、地产、康养等产业生态圈将快速孵化，老年人口的健康优势在直接减轻老年人家庭及社会养老负担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队列分析结果显示十年来中国老年人口整体健康水平改善主要由新生代老年人口贡献。这表明若能前瞻性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不断缩小在性别、城乡及区域间的健康不平等，压缩老年期后端的生活不能自理时间，全力落实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政策，即使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在本世纪中叶前突破1亿，仍可以通过把握健康红利和长寿红利效应，激发经济发展新动力，并助力中国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

老年人口健康变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体现在老年人视角下的保障性健康养老需求未满足问题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发展问题。前者的挑战主要体现为如何满足失能老年人、丧偶老年人、贫困老年人等重点老年群体的保障性健康养老需求。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健康劣势老年群体规模会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而增加，这需要通过创新养老保障体制、发展医养结合及长期照护服务等综合性措施加以应对。后者的挑战指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从人口预测结果看，一是表现在生育率持续低迷、劳动力人口规模减少和高龄人口持续增加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直接影响。二是表现在不健康老年人口赡养比和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家庭与社会总体养老负担加重。三是表现在与省际、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别不平等叠加的老年健康不平等问题。发展问题治理必然会涉及更加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将发展问题视为“老年人问题”“人口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将高度考验老龄社会或超老龄社会政府的治理能力。

总体而言，结合对过去十年来老年人健康变动队列探究、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剖析以及未来四十年中国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规模及变动趋势前瞻分析。本研究认为，老年人口健康变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主要表现在由中国政府不断推进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所产生的健康红利与长寿红利效应。老年人口健康变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在于如何满足规模日益庞大的特殊老年人群体保障性健康养老需求以及缓解疾病与老龄化叠加对家庭养老、社会保障及宏观经济体系运行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