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军，郑毓铭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载《共产党员》2021年第21期。但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较高，特别是在地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份与最低省份的比例为3.26，只有8个省份高于平均水平，说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比较大。对于如何优化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成为中国共同富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通常来说，合理的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争相的激励效应，辖区内经济增长较快的地方官员更容易获得晋升，(2)Andrew Walde.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in Oi and Walder eds，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26,1999；Xie，Yu & Emily Hannum.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101(4):950-992.这种治理机制使得部分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大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使得地区间收入差距呈现上升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3)见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刘伟：《经济增长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研究脉络》，载《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1期;曾湘泉,李智,王辉：《官员任期对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当前中国的市场分割主要表现为转轨时期政府的各种干预市场的选择性行为，(4)刘志彪，孔令池：《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载《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8期。这些制度性选择因素会导致不同地区间包括要素流动和商品交易成本的上升，进而造成地区间劳动力市场分割、资本市场分割和商品市场分割等。

针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体现在采取分割市场的政策在省之间的博弈中可能是一个占优策略，(5)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了事实上的机会不平等和收入不均等，(6)沈坤荣，余吉祥：《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市场化进程中城乡劳动力分工视角的研究》，载《管理世界》2011年第2期；余向华，陈雪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效应及其变迁——工资差异与机会差异双重视角下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刘瑞明：《国有企业、隐性补贴与市场分割:理论与经验证据》，载《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资本市场也是要素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方面。资本市场分割扭曲了资本最优配置，拉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资本市场的空间配置偏差会影响居民福利水平。(7)陈诗一，刘文杰：《要素市场化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载《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9期。对于商品市场分割采用地区间贸易成本衡量，除了客观性的运输成本之外，还包括了地方保护所导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8)卿陶，黄先海：《国内市场分割、双重市场激励与企业创新》，载《中国工业经济》2021第12期。包括省际间的边界效应、(9)Poncet, S.“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 1-21.基于“一价原理”构造价格波动方差指数的反映国内最终消费商品的贸易成本，(10)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载《经济研究》 2009年第3期。潘文卿,李跟强：《中国区域间贸易成本：测度与分解》，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Tombe，T. and Zhu，X.Trade，Migration 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The American Eco- nomic Review，2019，109(5) ：1843-1872．这些贸易成本更多的是综合贸易成本，既有决策者无法影响的客观因素导致的成本，也有主观因素导致的成本，因此基于上述方法计算的贸易成本无法反应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市场分割，需要把运输成本等客观因素剥离出来，单独考察制度性贸易成本。(11)Anne C． D． and H． Keith.The Puzzling Persistence of the Distance Effect on Bilateral Trade.The Review of E- 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8,90(1):37-48;Caliendo L，Parro F. Estimates of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FT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5，82(1):1-44.

本文在Samuelson“冰川成本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对价格法，以 Eaton and Kortum(12)Eaton J， Kortum S.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Econometrica，2002，70(5):1741-1779.以及 Caliendo and Parro(13)Caliendo L， Parro F. Estimates of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FT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5，82(1):1-44.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多部门的效益评估模型，评估要素市场分割和商品市场分割对不同地区收入的影响。研究劳动力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统一对降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为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提出不同的路径。

二、共同大市场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

(一)基本模型

假定一个国家内部存在N+1个地区，N为国内不同地区，n∈{1,…,N}，国外假定只有1个国家，每个地区有J个部门，j∈{1,…,J}。假定市场属于完全竞争，也就是说，不存在阻碍贸易的各种因素。

对于代表性消费者，存在连续差异化产品j，j∈{1,…,J}代表性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显示多样性的偏好，其效用函数取决于消费的数量及种类, 代表性消费者对j产品产出的偏好由下式给出：

(1)

代表性家庭的收入约束为：

(2)

可以求得：

(3)

(4)

(5)

对于生产部门，有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劳动力和资本虽然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存在各种障碍，劳动力报酬和资本收益在地区间存在差异，代表性消费者取得的劳动报酬都用于最终产品的消费。

在每个行业j中，都有一系列由ωj∈[0，1]的变量,每个生产变量都是劳动、资本和中间投入的Cobb-Douglas函数。更具体地说，在地区i，每个行业变量的生产函数为：

(6)

单位区间上的生产选择：

(7)

因此，n地区j部门的福利水平为：

(8)

(9)

(10)

根据上面两个公式，可以得出n地区j部门的福利水平为：

(11)

(二)存在市场分割的福利变化

借鉴 Antràs and De Gortari(2020)的经验，考察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贸易成本变动对福利的影响。经济由N≥ 1 个地区组成，其中消费者从差异化产品中获得效用，也就是跨产品的偏好CES函数。地区n的企业在价值链的工序阶段由企业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决定，如何嵌入价值链和产业链，以及嵌入产业链的哪个生产阶段由企业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共同决定。

在技术方面，产品的生产按照工序分工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生产只使用劳动和资本，第二阶段的生产将劳动、资本与第一阶段生产的商品结合起来，也就是以下公式：

(12)

(13)

考虑选择成本最低的生产路径以向其它地区的消费者提供消费品的领先企业问题，其生产成本为：

(14)

产出就变化为：

(15)

(16)

给定区域间贸易成本变动、产出量和偏好因子等，可以求得N+1区域产出变动，进而根据贸易成本变动对地区福利的影响。

三、模型设定和变量分析

(一)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命题，主要检验两个问题：市场分割是否对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市场分割中劳动力、资本和商品市场分割，影响程度的排序如何？为此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THAIit=β0+β1lbsegit+β2kmsegit+β3gmsegit+βiXit+di+μt+εit

(17)

(1)和(2)式中，被解释变量THAIit为第i省(区、市)第t年的收入差距;核心解释变量seg为地区间市场分割程度；Xit为控制变量；δi为省份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因变量

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有很多，如基尼指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已有的研究分别从宏观层面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以及微观层面的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分析。本文采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离值表示地区收入差距。偏离值越高，说明收入差距越大。

2．核心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市场分割程度，包括劳动力市场分割、资本市场分割和商品市场分割。

(1)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lbseg)。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计算方法采用相对价格法，建立在冰川成本模型理论基础之上，以不同地区劳动力相对价格方差的变动来反映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其计算方法为：

(18)

(19)

基础数据来自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2020) 、《中国统计年鉴》 (2004—2020) 。

(2)资本市场分割程度(kmseg)。借鉴高传伦(2017)(14)高传伦：《我国资本市场分割与资本扩张的经济增长效应》，载《商业研究》2017年第8期。的方法，资本市场分割程度可以理解为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规制、所有制类型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货币供给能力、资本形成能力、银行市场化水平、股票市场发育程度六个维度的综合性反映:cms=F(grc,otc,msc,cfa,bml,smd)，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因子分析，根据KMO检验值以及巴特利特球形检验作为标准。数据来源于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等，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估算，部分通过年份的时间序列OLS回归获取。

3．控制变量

包括地区控制变量和行业控制变量。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较多，从地区角度看，包括地区经济增长(PGDP)、城镇化水平(City)、产业结构(IS)、贸易水平(trade)、技术进步(RD)、人力资本(Hum)等，其中经济发展程度(PGDP)由人均GDP来表示，城市化率(City)用城镇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IS)用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比上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表示，贸易水平(trade)用对外贸易出口额表示。技术进步(RD)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来表示。人力资本(Hum)由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以上指标的测度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及2003—2020年各省的统计年鉴。

四、回归结果与经济解释

(一)基准回归

表1显示的是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仅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分割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模型(2)为资本市场分割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其结果的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本市场分割显著影响了地区间收入差距。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系数在10%的商品显著，其影响系数为0.0172。总体来看，地区分割影响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假说1得到实证支持。从3个市场分割影响系数的大小比较看，资本市场影响收入差距的程度最大，劳动力市场分割次之，商品市场分割的营销最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需要加强资本市场的一体化，降低资本流动的障碍，促进资本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流动，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商品市场的影响系数最小，并不代表商品市场的统一大市场程度低，只是经过多年的国内市场一体化，国内市场地区分割程度较低。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人均GDP、城镇化率、产业结构、贸易、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都非常显著，其中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系数较高，说明为促进共同富裕，有必要提升落后地区的城镇化率，不断加大农村地区人口向中小城镇转移，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受教育水平，加大人才吸引力度。

表1 市场分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进行的稳健性检验,更换原有核心变量的统计口径，以不同的方式对“地区收入差距”和“地区市场分割”重新测度，检验核心结论是否发生变更(如表2所示)。

表2 稳健性检验：更换变量口径

表2显示了变更核心变量口径的检验结果。将地区收入差距用泰尔指数表示，泰尔指数(Thai)不仅可以反应地区间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且更适合分析国内各省市的收入水平差距，公式如下：

i=1,2,3…,31;t=1,2,3…18;j=1,2……

(20)

(三)异质性分析

前述理论分析表明，不同区域的市场化水平不同，市场分割的程度也存在差异，中国要素市场呈非均衡化分布，地区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不同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将总样本分割成3个子样本，即全国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16)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以此来考察不同地区市场分割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

实证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地区收入都有促进作用，如列(1)所示，但是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没有影响。东部地区市场分割之所以对收入差距没有影响，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对劳动力流动设置的障碍较小，促进了共同富裕的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还有较大的障碍，虽然中西部地区鼓励劳动力流动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但是在户籍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障碍。从资本市场分割看，东部地区的影响最显著，无论是资金的存贷款金额还是上市公司数量等，东部地区的资金优势明显，显著的促进了东部地区收入水平的提升，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资本市场分割的影响程度在10%的水平下显著，其影响系数小于东部地区，这个结论不是说明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市场分割对收于差距的影响较小，而是说明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市场不发达，在促进居民收入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从商品市场分割程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商品市场分割程度最低，其影响也并不显著，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较高且在5%以上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中西部地区还存在较大程度上的商品市场分割。

表3 异质性分析：地区层面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们研究了包括劳动力市场分割、资本市场分割和商品市场分割在内的统一大市场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劳动力、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流动限制会导致居民福利的显著变化，而基于2004—202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劳动力市场分割、资本市场分割和商品市场分割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替代变量、核心变量滞后的稳健型检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地区异质性的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较为显著，对东部地区不显著，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在东部比较显著，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低。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深刻理解我国目前突出的地区间收入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之间一体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国内市场更有必要统一有序。长期以来，国内企业更愿意出口而不愿意开拓国内市场，其部分原因在于国内市场分割高导致成本增加。国家虽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是国际循环畅通而国内循环存在障碍，市场封锁、地方保护等现象仍然存在，商品和要素资源还不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和统一市场规则在全国范围顺畅流动和优化配置，(17)韩俊，任兴洲：《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0日。因此需要空间规模、交易方式、竞争制度等不断提升和完善，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破除妨碍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二，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在经历了2004年后急速下降阶段和2014年后的较大波动阶段，部分地区不断提高人口流动门槛，排斥外地人口在本地就业，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不断加剧，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又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劳动力市场)、城镇外来务工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等，同时受档案、工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行政级别、考核体制、户籍等诸多限制，技能型和高级劳动力流动被行政关系严重分割。因此，有必要深化劳动力市场结构改革，破除地方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促进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真正建立全国统一、高度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以期望消除由于不合理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

第三，健全资本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减少地区间资本流动的制度阻滞。金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特别是对于后发地区，由于存在资金缺口，迫切需要资金积累和有效使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包括传统金融市场和科技金融等已经得到快速增长，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大幅度下降，但是由于金融抑制，行政力量控制资本的配置，不同类型企业获得资金规模和成本相差比较大，再加上“银政壁垒”和属地管理制度，落后地区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中国证券市场属于非统一的市场，沪深交易所采用不同的规则和制度，省际间资本流动受到限制。需要积极破除阻碍资本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全局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金融领域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减少地区间资本流动的制度阻滞。

第四，消除阻碍商品流动的各种限制。短期来看，由于疫情封控管理导致道口关闭、货运人员管控等，物流不畅，背后存在的市场分割包括政出多门，条块分割。各地规则接口不一样，市场被行政区化割裂，小市场微循环特征凸显，政策上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通行证制度，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从中长期来看，各地产业结构高度同化，产业政策也趋于相同，部分地方政府实施某些有违竞争政策的条例、规定、措施等，可能对统一大市场产生分割效应。因此，需要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建设统一市场的基础制度、高标准联通的市场设施、统一的商品与服务市场、公平监管体系，以及对不正当市场行为的干预，改革和优化地方政府的职能，淡化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速目标，改变政绩评价考核体系等一系列的系统配套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