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挺之 高清明 何 飞

（1.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2.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71）

0 引言

“全球-地方”构成了旅游目的地开发分析的重要关系范畴，但二者关系往往被描述为不平等的，前者一般被视为外来的、支配性的，是主导者；后者则是内在的、抵抗的，处于被动地位，二者互动的过程被看成是去地方化、改变地方的文化意义和身份的过程（王建光，2011），甚至被认为是现代性的殖民过程（钱俊希 等，2015）。然而，随着普适性主张受到另类本土见解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地方性在调解所谓的全球发展形势方面的重要性（Chang，2015），进而不再强调全球和地方之间的对立，相反，认为旅游开发过程是全球力量与地方传统协商或协调的过程（Oakes，1993；Chang et al.，1996）。这一过 程被称为“全球地 方化”（glocalization），地方不再作为与全球对立的现实而存在，而是与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动态谈判的力量。

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者深入讨论了全球地方化的具体作用和一般机制（Singh，2009；Chang，2015；Guneratne，2001；Chang et al.，2017；Ajduk，2018；Bidwell et al.，2019）。其中，我国的研究者尤为重视民族旅游中的“全球地方化”问题，围绕全球力量如何影响地方重构和再生（曾国军等，2013；钱俊希，2013）、精英消费话语如何塑造地方性（陈映婕，2006；冯莉，2017）、全球性如何导致地方性丧失（陈宵，2014）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大多数研究将全球地方化视为全球力量策略性地适应地方的过程，地方在其中是消极无奈的（Cawley et al.，2002；Soulard et al.，2019），而关于地方如何积极主动接受、改造和同化全球化因素的研究还较少。

作为民族旅游的重要形式，民族社区旅游为弥补上述不足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