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梅

提 要：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它既给人类带来了“普照的光”，也带来了诸多弊病和危机。作为最早对现代性进行诊断的重要思想家，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审视从启蒙现代性深入资本现代性，始终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发展相伴而行。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本主导劳动的发展逻辑。扬弃和超越资本现代性，探索通向“自由王国”之路，马克思从“西欧经验”的普遍史观到东方社会道路思想的转变，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现实启示，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超越了西方资本主导劳动的发展逻辑，正以新的文明形态冉冉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现代性源于西方，从启蒙现代性到经典现代性，再到反思现代性的后现代性，至今已走过了两三百年的历程，仍是一场“未完成的设计”，仍处于现代性的“场域”中。人类既享受了现代性带来的“高度文明”，也经历了惨痛的“现代性之殇”，因而对现代性的研究探索、反思批判从未停止。马克思是最早对现代性进行审视的思想家之一，其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力透纸背，至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苦难中走来，成就辉煌伟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光明前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擘画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篇章。

一、现代性的诊断：从启蒙现代性到资本现代性

启蒙理性是现代性的初始样态，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渊源。启蒙理性彰显了理性的价值和权威，为近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一套全新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基础，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在推动欧洲社会走出黑暗中世纪、冲破封建神学的束缚，弘扬人的理性和主体性力量上功不可没，开启了从封建专制的传统社会向“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科学与技术的崇尚以及公平与正义的追求、自由个性与自我意识的张扬斩断了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联系，重构了自然和社会的价值理念与秩序原则，在经济理性、政治建构和文化启蒙等领域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雏形，为人类擘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人间天堂。资本与理性相结合促进了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扩张，资本主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成就辉煌”。然而，以私有资本为根基的现代性赋予资本主义社会以高度物质文明和普遍繁荣的背后，是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撕裂愈加严重，是阶级冲突和利益分化积聚的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启蒙理性日益蜕变为工具理性使人陷入物化和异化的生存方式，理性征服自然的欲望加剧生态破坏和环境危机。由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弊病以“现代性问题”的形式凸显出来，不断敲击着启蒙理性的梦幻，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启蒙现代性的内在矛盾。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回应着时代课题的研究和解答。诊断时代病症、探寻摆脱危机的路径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成为众学者关注的焦点。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挥巨大威力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性弊病丛生的时期。生活于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怀着为人类谋福利的崇高理想的马克思，见证了社会财富与贫困的分化、文明与野蛮的碰撞、进步与堕落的交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穿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揭示了经济运行背后的资本逻辑规制一切从而导致人的生存状态异化的秘密。“马克思是最早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作出全面诊断的重要思想家。”尽管马克思在著作中并没有使用“现代性”或“现代化”这一词语，却多次出现“现代工业”“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工人”“现代社会”等用语，处处闪现着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研究批判资本主义、探寻解构资本现代性的未来理想社会是围绕马克思一生的主题，其独到之处就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审视现代社会的矛盾困境，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剥离出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资本逻辑架构，把反思、批判的矛头转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在对资本私人占有的否定性批判中完成理论回路，最终通向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联合体。

正如对任何客观事物本质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对时代病症的诊断从国家和法哲学批判深入到“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反思启蒙现代性到批判资本现代性，深刻揭示了现代性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本逻辑主宰和控制着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作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重要精神渊源，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深受启蒙理性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随着认识的深化，从继承到反思，从作为理性原则的“国家和法”逐步深入到以物质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剖析，最后发展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理性之光的天国到粗陋的物质生产，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始终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发展相伴而行。

大学期间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以伊壁鸠鲁原子偏斜学说为载体，把对理性和自由的追求进化为自我意识哲学，崇尚自由理性精神，把现代世界看作理性的化身，呼唤个体自由意志引领人们摆脱命运的枷锁，追求自身心灵的自由和幸福快乐的生活。莱茵报时期第一次遇到的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严重挑战了他在大学时期所奉行的启蒙精神和理性法则，促使青年马克思开始思考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是否合理，是否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是否是决定市民社会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先验的“理性的法”和“自由的精神”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被彻底击碎，理念与现实的矛盾把马克思引向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的研究，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意识到政治国家不能决定市民社会，相反，国家的本质不是建立在理性原则基础上，而是以市民社会为根基。德法年鉴的研究成果表明，马克思厘清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超越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认识到政治解放的限度，从而转向被黑格尔鄙视的市民社会中寻求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锁钥。

从国家和法哲学转向市民社会领域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揭露了当时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规模和影响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的劳动异化现象，由此造成了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对立状态。他认为，只有推翻私有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异化和对立，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开始触及现代性批判的本质层面。由于当时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把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设定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还带有抽象的人本主义色彩。在随后发表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抽象的类本质中抽离出来，同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分道扬镳，不再拘泥于现实的历史哲学批判而转向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寻求解答历史之谜的答案，把对旧世界的批判深入到被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鄙视的“粗陋的物质生产”中，从针对“副本”的批判上升到针对“原本”的批判。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把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一切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意识形态，不管是被黑格尔奉为圭臬的理性还是被费尔巴哈所崇尚的人道主义，都必须由这个基础来阐发和说明，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走向成熟。

马克思在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点的阐发后，意识到仅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阐释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还难以真正找到通往“未来自由王国”的现实道路，仅是停留于科学假设的层面还不足以真正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必须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通过揭示现代社会的内在运作机制，得以寻求扬弃和超越现代社会的未来社会道路。尽管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英国伦敦污染的环境和昂贵的物价，对贫病交加的马克思来说不是一个好去处，但那里发达工业呈现的繁荣景象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生活窘困的鲜明反差，凝结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形态，吸引了马克思前往调查研究。倾其20多年精力心血的皇皇巨著《资本论》，从分析“商品”这个最简单又是“幽灵般的对象”入手，进一步深入到劳动、货币、资本等具体范畴及逻辑递进关系的解剖，阐明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了在资本原则主导下商品拜物教的异化现象，“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物与物之间平等交换关系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真实社会关系；解开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在于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以实现价值增值用于扩大再生产，资本增值的运行逻辑带来的诸多弊病使社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异化状态，社会财富在资本家手中的积累与劳动人民的日益赤贫化的对立，是现代社会陷入困境无法摆脱危机的根源。《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解剖，揭露了现代性问题的体制性根源，以资本为“主义”和“原则”的经济运行逻辑，主导控制着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资本原则成为统治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成为遮蔽其他色彩的“普照的光”，决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和“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海德格尔指出，马克思以唯物辩证的历史深邃眼光穿透了现代性的本质层面，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那一度中去了，发掘到了经济发展和这种发展背后的架构两重独特现实，即资本逻辑导致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异化状态。马克思现代性审视超越西方古典哲学和各类近现代思想流派的独辟蹊径之处，把对启蒙理性的反思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把克服现代性危机、消除人的异化状态转化为瓦解资本逻辑、消灭私有制，从而为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探索到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现代性的救赎：从西欧普遍史观到东方特殊史观

诚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前现代或前工业社会相比展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创造了辉煌的成就。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资本与理性的结合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助推下一路狂飙、高歌猛进开创的现代工业文明。机器大工业涤荡了传统农业的地域局限和人身依附，推进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现代性的文明方面首先体现在生产力的进步上，“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永不停息的运动和无限增值自己的欲望，推动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和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为产业革命注入强大动力活力，激发了蕴藏在社会里的巨大生产潜力，驱使社会生产力飞速向前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从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现代社会把人从“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约束下解放出来，摆脱了封建神权束缚下的人身依附和地缘依赖，成为自觉发挥主体理性的具有独立性、“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人，唤起人的自主意识运用智慧和力量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实现对自然和社会的普遍占有和利用。从世界历史的意义看，资本主义开创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现代文明中来，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彼此依赖成为世界性的。资本追逐利润和增值自身的本性，驱使它到处侵略扩张，到处建立联系，打破了过去各民族国家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然而，资本现代性带来普遍繁荣的同时，也暴露了遏制人性自由发展的反文明特征。以资本逻辑为核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增值运动和运作方式，带来了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病症，埋下了现代性危机的祸根，淡化了现代文明的“光环”。对人的生存发展问题的关注，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起点，也是归宿。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研究揭示出现代社会危机的根源，是以私有制为根基的资本逻辑规制一切的不合理性，造成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异化和片面化，“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资本家变成人格化的资本，雇佣工人异化为机器的附属物。无限膨胀增值自身的本性趋势资本不断扩张，资本的运行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边界，这就是生产社会化、扩大化的趋势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的界限，社会财富在资本家手中的积累与雇佣劳动工人日益赤贫化的矛盾的边界，导致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上演，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内在性矛盾和边界。只有消灭私有制，才是破解现代性危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正确路径。马克思毕生的使命、追寻，就是探索超越资本现代性方案、建构未来“自由王国”的现实道路。有学者指出，“现代性意义上的‘马克思之问’，就是指是否存在着超越或不同于西欧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进程”，是否所有国家必然经历“铁的必然性”规律？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创造的工业文明取代传统农业文明的必然历史趋势，指出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在迈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大工业借助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涤荡了一切阻碍商品交换和流通的障碍因素，使一切东方落后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卷进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变为资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尽管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遭受了野蛮的侵略和殖民统治，马克思对此也给予了道义上的谴责和抨击，但先进的资本工业取代传统的落后农业彰显了历史的进步性。英国对印度、中国等东方古老民族的入侵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代价，西方列强的介入引发了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落后国家的解体和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以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进程表述为西欧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似乎论证了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所有国家既不能跳过也不能取消的必经阶段。实际上，马克思从未否认现代性的结果，也从未否认资本文明的历史进步性，但根本上说，马克思是从反思和批判的维度来理解现代性的，通过深刻揭示现代性根源背后的资本主导劳动的发展逻辑，阐明以资本为核心和原则的经济运行机制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使现代社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和危机之中，从而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造成了必然被未来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认识，以及社会形态变迁更替的历史规律的思想，是以“西欧经验”为参照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和进步价值的普遍史观。他对印度、中国等东方社会的最初探索，目的是在这种普遍史观视域下寻求东方社会发展的历史坐标，把东方社会发展镶嵌进世界历史的谱系中去。东方封建专制社会停滞不前的古老文明日趋腐朽，成为历史的障碍，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而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马克思早期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建构某种程度上还受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的影响。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演进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处于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中，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和进步的本质。黑格尔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把世界历史描述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个相继更替的阶段，西方所创造的现代世界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成熟形态，具有历史普遍主义的世界意义，必然要向外扩张，展现绝对性，体现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和进化论，必不可免地打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烙印。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之前马克思是以西欧国家尤其以英国为样本探索历史发展的演进规律，隐含着人类社会经历前现代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东方落后国家都必不可免地被卷进西方现代性历史进程，这时还或多或少带有西欧特点的话，那么，随着西方政治、社会革命转入低潮而东方国家革命如火如荼的形势变化，促使马克思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探索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和方式，表明马克思开始思考扬弃和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的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进路。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马克思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东方社会是与当时世界的客观形势分不开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实验尤其巴黎公社的失败使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逐渐归于沉寂，而东方俄国社会内部的诸种矛盾复杂交织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危机，马克思因此寄希望于在俄国发生一场欧洲式的革命。而此时《资本论》（俄文版）在彼得堡正式出版，引发了俄国知识理论界关于社会发展向何处去的热烈讨论。俄国民粹派代表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误解性评论及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写信求助马克思发表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的看法，使得马克思转向东方社会的研究，探索东方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歪曲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反对他把仅适用和限于“西欧的结论”，即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哲学”强加于其他民族国家，妄断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要注定走这条道路。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东方国家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必须超越按照黑格尔的“普世性”方法形成的一般世界历史哲学，构建起和欧洲普遍史观不同的特殊历史叙述方式。经过多年的相关资料研究，马克思论证俄国走“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设想时得出结论，如果它继续走农奴制改革后所开辟的道路，必将受那些铁面无情的必然规律的支配而遭受资本主义经历的一切可怕波折，从而失去另一种现代性进路的可能性。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上述观点，就俄国“农村公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前途的可能性作了说明。一方面就现实基础说，俄国“农村公社”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公有制以及集体生产、劳动合作形式等保留了下来，使“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公社和资本主义大工业及世界市场的共时性存在，使其有可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占有资本主义生产积累起来的工业文明，如生产工艺、科学技术、机器设备、世界市场等等，因而它具有“当时的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马克思的东方社会思想为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国家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跨越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但理论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取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中多次使用了“现代社会”这一术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社会的其他形态，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将现代社会仅限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启示我们，东方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并占有现代文明成果具有与资本逻辑形成的现代性不同的路径。尽管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天然适合集体耕作和劳动组合，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共存赋予其强大的生命力，最终也没有进化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而是走向了毁灭、解体。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思想，为东方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价值参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要根据现实的国情和历史环境，即使极为相似的事变如果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也可能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从传统闭塞向现代开放的转型过程中，印度、中国、俄国等东方社会呈现了完全与西欧社会不同的发展轨迹，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的经典现代性的进步历史观并非普世的单线论，预示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多元多样化。

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时代意蕴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国家开启了封建神权统治向现代资本主导的统治的转型过程，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现代性成为表征现代世界最本质的核心和根据，如黑格尔所言，它在特定的阶段具有绝对的权力，必然要向外扩张，展现普世性。关于这种必然性，如海德格尔所说，是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资本现代性在自我展开的过程中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伴随资本和市场的扩张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给人类带来了“普照的光”，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然而，西方现代性以资本为核心原则的运行逻辑引发了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和危机，使现代社会陷入多重矛盾和隐忧之中，不可避免地走入困境。在当今进入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性俨然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问题，仍是“一场未完成的设计”和“未竟的事业”。通过总结研究梳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深刻认识现代性病症的体制性根源，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规避西方现代性困境，对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价值镜鉴和时代意蕴。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突破了西方现代道路的单线进化观，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西方引领的现代化潮流中，资本的扩张本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运作方式，在其展开的过程中，被殖民主义者大大强化，裹挟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把西方现代性方案播种到全世界，罔顾他国国情推行西式的多党制、议会制、民主制，把落后民族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缔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资本操纵一切的霸权笼罩下，“西方性”实质上等同于“现代性”，因而具有了至高无上的“道义权”，终结了其他现代性的可能性，广大后发展国家只能无差别、无例外地延续西方现代化的基本方案，遵从历史发展的一元化、单线论进化观。然而，资本利益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强制推行的做法并没有实现他国的现代化，“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拉美国家陷入“拉美陷阱”无法自拔，导致地区冲突和社会动荡此起彼伏。而曾经遭受西方列强奴役和侵略的、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艰辛探索，依据自身实际特点，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了巨大优越性，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增长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从人民温饱不足到全面建成小康，从世界舞台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正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奇迹”的出现让世界惊叹，“中国之治”的成效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和平、文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让世界称赞，中国的和平发展向世人证明了西方的现代性方案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之钥和灵丹妙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完全有能力依据本民族实际和特点，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发展道路，走向民族复兴。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规避了资本主导的发展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以资本为原则的价值增值逻辑，导致人的主体性和本质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物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物”的世界不断增值而“人”的世界不断贬值，工具理性不断彰显而价值理性日益式微，科学精神不断张扬而人文精神日趋内敛，个体价值不断凸显而整体价值渐次模糊。劳动和资本、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内蕴着根深蒂固难以克服的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作茧自缚陷入现代性困境无法自拔。当前，不论是令人堪忧的生态环境、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殃及各国的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还是导致地区冲突和社会动荡的霸权干涉、强权政治等传统安全以及关涉信息、科技、文化竞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背后无不闪现着资本的身影。在世界经济融入一体化、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对待资本、如何为其所用而不为其所困成为后发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价值参考。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真正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认清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仍是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逐步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目标的阶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利用资本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以激活生产潜力、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西方价值观的渗透等原因，资本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也有不良影响。中国走的现代化道路是以社会主义为性质定向，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它规避了资本主导的发展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以共同富裕为本质的价值旨归，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引领的发展理念，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为目标，建设天蓝地绿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自由全面发展积蓄力量。

第三，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理念，为解决世界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西方现代文明彰显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性，但也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尽管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反思发人深省，却囿于资产阶级的立场始终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现代性弊病的主张或方案，反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今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出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金融风险增加、生态危机严峻、地区冲突此起彼伏、逆全球化思维暗潮涌动等全人类共同难题，面临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文明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的不确定性，如何解决这些需要作出新的回答、指明新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回应了时代之问，给出了中国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世界发展的大势看，西方现代性的解释和分析框架并不符合当今世界秩序和发展趋势，需要一种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新安全和秩序观。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不仅为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而且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民族独立性的国家贡献了全新的路径选择，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性世界难题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其一，重构了全球治理模式和国际交往体系。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一理念打破恃强凌弱、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包容普惠、和谐共生的新思维；打破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霸权逻辑，倡导互利合作的共赢之道；打破唯我独尊、国强必霸的利己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推进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和谐世界，对中国自身发展和世界繁荣、进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其二，重构全球价值理性和安全观。中国道路倡导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共同价值，提出了新的文明观、和平观、发展观及安全观。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和高度发展，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在文明观上，尊重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发展观上，倡导以和平促进发展，以发展维护和平，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中国合作倡议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赢得了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热情拥护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增强世界发展动力，推动世界朝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作出了全球性贡献。在安全观上，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明确了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主张。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以协商合作、平等互利原则统筹解决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