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炜 沈 丽 赵 丽

1.安徽省六安市中医院护理部，安徽六安 237000；2.安徽省六安市中医院神经外一科，安徽六安 237000

手术和颅脑损伤均属于应激事件，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受身体创伤、外观形象改变及成为家庭负担等因素影响，易受到强烈刺激，丧失对自身和生活的希望，创伤后成长水平降低[1-2]。创伤后成长是个体在遭遇创伤性事件或情境时与之相抗争后所体验到的心理、精神方面积极向上的正性变化[3]。研究指出，创伤后成长对患者生存质量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4]。因此，如何改善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的创伤后成长水平意义重大。生命意义感可作为预测心理健康的因子，能够帮助个体应对生活创伤事件，利于保持心理健康和改善预后[5]。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因躯体和心理完整性受到破坏、经济基础削弱等因素影响，导致自卑心理重，生命意义感下降[6]。家庭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家庭可维持个体良好的心理健康和积极态度[7]。相关研究指出，家庭功能越强的个体，越容易感受到生命意义的存在和寻找意义[8]。但目前，尚少见有关家庭关怀度、生命意义感与创伤后成长三者之间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提出生命意义感是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家庭关怀度与创伤后成长间中介变量的假设，验证中介效应是否存在，从而为患者护理方案的拟定提供新方向。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实施已获得安徽省六安市中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同意（伦理编号：LAYB054）。选择2020 年1 月至2021 年5 月我院收治的134 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其中男82 例，女52 例；年龄29～46 岁，中位年龄38.00（36.00，39.00）岁；受伤原因：车祸伤69 例，坠落伤42 例，打击伤23 例。全部患者及家属对研究知情，且签署同意书。诊断标准：颅脑损伤符合《外科学》[9]中相关诊断标准。纳入标准：①经X 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等影像学检查确诊；②意识水平、沟通和理解能力正常，可配合研究，完成量表评估。排除标准：①伴有精神障碍、认知障碍等；②合并恶性肿瘤；③近1 个月内亲属患有重大疾病和事故；④合并心、肝等脏器功能不全；⑤合并感染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

1.2 调查工具

1.2.1 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family APGAR index，APGAR）由美国学者Smilkstein 等[10]编制而成，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0，包括家庭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等5 个条目，0～2 分计分制，总分0～10 分，分值越高家庭关怀度越好。参照罗艳等[11]研究结果，将APGAR 评分分为3 个等级：7～10 分提示家庭功能良好，4～6 分提示中度家庭功能障碍，0～3 分提示严重家庭功能障碍。

1.2.2 生命意义感量表（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由Steger 等[12]于2006 年编制，刘思斯等[13]翻译、修订，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0，主要包括存在生命意义（5 个条目）和寻找生命意义感（4 个条目）等2 个维度，1～7 分计分制，总分9～63 分，分值越高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

1.2.3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growth inventory，PTGI）由Tedeschi 等[14]编制，汪际等[15]翻译、修订为中文版，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74，主要包括与他人关系（6 个条目）、新的可能性（3 个条目）、个人力量（4 个条目）、精神变化（3 个条目）、对生活的欣赏（4 个条目）等5 个维度，共20个条目，采用0～5 分计分制，总分0～100 分，分值越高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

1.3 调查方法

全部患者均于出院后随访3 个月。在随访结束当天，向符合入选标准对象解释目的、方法等，获取研究对象的同意。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当场回收并核对问卷，及时请患者补充问卷中的缺相和漏项。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均经Shapiro-Wilk 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用例数表示；采用Pearson 相关性分析检验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生命意义感、家庭关怀度及创伤后成长间的关系，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AMOS 17.0 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使用Bootstrap 法进一步验证。以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问卷回收情况

本研究中共发放问卷134 份，回收有效问卷120 份，有效回收率为89.55%（120/134）。

2.2 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生命意义感、家庭关怀度及创伤后成长情况

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平均APGAR 评分为（4.10±1.49）分，为中度家庭功能障碍，平均MLQ 评分为（30.65±6.03）分，平均PTGI 评分为（50.20±6.57）分。见表1。

表1 颅脑损伤术后患者MLQ 评分及PTGI 评分

2.3 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生命意义感、家庭关怀度及创伤后成长的关系

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生命意义感与家庭关怀度、创伤后成长呈正相关，且家庭关怀度与创伤后成长呈正相关（r ＞0，P ＜0.05）。见表2。

表2 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生命意义感、家庭关怀度及创伤后成长的关系（r 值，P 值）

2.4 生命意义感在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家庭关怀度与创伤后成长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建立假设，生命意义感在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家庭关怀度影响创伤后成长中起中介效应，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显著，因此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Effect M=ab/c=0.771×0.317/0.613=0.3987（39.87%）。直接效应：c′=0.369。见表3。结构方程见图1。

图1 生命意义感在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家庭关怀度与创伤后成长间的结构方程

表3 生命意义感在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家庭关怀度与创伤后成长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3 讨论

创伤后成长是指个体在经历创伤事件后的积极正向改变，如促进人际关系，正确看待生命价值，提高生活欣赏等[16]。本研究结果显示，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平均APGAR 评分为（4.10±1.49）分，为中度家庭功能障碍，平均MLQ 评分为（30.65±6.03）分，平均PTGI 评分为（50.20±6.57）分。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颅脑损伤的致残、病死风险均较高，且易遗留语言障碍、肢体功能障碍等后遗症，导致多数患者持续性陷入悲观、自卑等不良状态中，影响创伤后成长水平[3]。相关研究指出，创伤后生长可提高个体的生存质量，培养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自我效能和实现心灵成长[17]。因此，如何提高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的创伤后成长水平至关重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生命意义感与家庭关怀度、创伤后成长呈正相关，且家庭关怀度与创伤后成长呈正相关。分析原因：家庭关怀度越高，个体越能够得到更多来自家庭的关系、合作和支持，提高自信和自主感等[18]。研究指出，家庭功能良好的个体具有良好的社会支持，更加有利于形成积极应对的态度，建立稳定的生命意义感[19]。而生命意义感强的患者通常愿意积极、主动改变原有的认知和信念，可更好地接受和适应新生活、新面貌，发现生活中多样的可能性，促进创伤后成长[20]。另有研究指出，家庭功能与创伤后成长存在一定的关系[21]。

本研究经进一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在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家庭关怀度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贡献率为39.87%。家庭关怀度越高的患者家庭中的角色分工更加明确，鼓励个人成长和幸福，更利于建立积极、乐观的良好心态，面对创伤事件时更容易快速适应，创伤后成长水平提高[22]。并且，家庭关怀度越高的患者更易获取来自家庭中的温暖、关心等，改善不良心理状态，加强正确认知，进一步促进创伤后成长水平的升高[23-26]。

综上所述，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创伤后成长水平有待提升，家庭关怀度不仅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创伤后成长水平，而且可以直接影响，颅脑损伤术后患者创伤后成长水平。在为颅脑损伤术后患者提供医护服务时，叮嘱患者家属多关心、鼓励患者，多引领患者参与社会活动，感受自我的价值，欣赏生活中有趣的事物，加强生命意义感，促进患者创伤后成长水平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