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中国医药导报》 主笔 潘锋

为进一步加强放射医学在国家核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全面谋划放射医学行业发展布局，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承办，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核安全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等协办的、以“推动中国放射医学体系建设与发展”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放射医学大会”，日前在北京以线上形式举行。与会国家相关部委和主管部门领导，两院院士和国家杰青等科学家，围绕国防、核工业、海洋污染、核应急、核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中放射医学体系建设献计献策，建言推进放射医学融合向纵深高质量发展，满足“促、防、诊、控、治、康”的多元化需求，在践行“健康中国”战略中发挥更大作为。

与会院士专家认为，我国在放射医学领域与国际水平仍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正由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面临着新的发展，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强调，我国应从多学科体系、人才队伍、机构建设、产业、管理体系与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不断推动放射医学发展。

发展放射医学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需要

董保同致辞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王建冬副司长在《努力推动我国放射卫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报告中，介绍了70 年来我国放射卫生的发展历程和突出贡献以及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王建冬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对表“十四五”职业病防治规划，大力加强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加强放射卫生监测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法规标准体系；积极融入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大力提升放射诊疗领域工作人员和居民防护水平；积极拓展放射工作范畴，主动融入核能发展战略；健全完善技术体系支撑，大力提升技术支撑能力；紧密结合公众和劳动者职业健康需求，着力加强放射卫生科普宣传工作；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升放射卫生国际合作水平。

王辰院士在题为《推动中国放射医学体系建设与发展》的主旨报告中说，“环境友好”是健康概念范畴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核能是人类改变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核技术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放射无处不在，核技术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推动医药、能源等领域的不断发展，核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应该特别关注的环境问题、职业问题、健康问题和管理问题等诸多风险。放射性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保护状况、专业能力、对国家的责任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王辰院士表示，目前我国在核能、核技术、医疗、教学、科研等多领域还与国际上存在较大差距，放射医学研究还存在“核与辐射损伤‘促、防、诊、控、治、康’支撑体系建设”“核与辐射损伤靶效应、脱靶效应、遗传效应等的基础研究”“不同类型电离辐射源的生物效应研究”等9 个方面的问题，要从多学科体系、人才队伍、机构建设、产业、管理体系与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不断推动放射医学发展，强调“核与放射医学事大，要有人替国家操心做事，事要想细做实”。

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董保同出席大会并在致辞中强调，推动我国放射医学体系建设与发展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也是核工业补齐发展短板，拓展新的发展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董保同指出，放射医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和核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对于核事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放射医学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核科技工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也应看到与广大人民群众对提高健康水平的需求相比，与新时代我国核事业发展、核强国建设的需求相比，我国放射医学事业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董保同表示，放射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不仅涉及医疗卫生和工业领域，而且还涉及科技、教育、环保、公共安全、物流运输、新闻宣传等各个方面，需要大家共同发力，合力攻坚。国家原子能机构作为我国核工业的主管部门一直积极推动核技术应用，包括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2021 年，国家原子能机构会同7 部门共同发布《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目前正在全力推动落实。下一步国家原子能机构将继续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我国放射医学事业的发展：一是提升我国医用同位素稳定自主供应保障能力；二是推动医用同位素制备和高端核医疗装备研发；三是加强放射医学研究领域的创新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四是推动深化放射医学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我国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取得长足发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首席专家、中华医学会放射医学与防护学分会主任委员苏旭教授在题为《我国放射医学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 的报告中首先介绍说，自从1895 年伦琴发现X 射线，1898 年居里夫人发现镭以来，电离辐射技术首先在医学诊疗中得到应用，进而在军事、能源、工业、农业、科学研究等各领域的应用不断发展并且日益广泛。人们在应用电离辐射技术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尖锐地面临着如何趋利避害的问题，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应运而生。放射医学是研究电离辐射生物效应及其机制，辐射损伤及其诊断、治疗和预防的医学分支学科；放射卫生学是研究电离辐射对人体健康有害影响及其综合防护措施的科学；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相互交融，密不可分，但其研究领域和工作范围各有侧重，放射医学侧重于“效应”，而放射卫生学则侧重于“防护”。

苏旭教授回顾了我国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国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的发展顺应了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以及人们对健康认识的不断提高，伴随着我国电离辐射技术的应用，我国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走过了70 多年的辉煌历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苏旭教授介绍，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启蒙与起步阶段，主要围绕X 线诊断和镭疗等医学应用辐射防护；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围绕核试验中的辐射防护、损伤救治。20 世纪70 年代末到90 年代末进入稳步发展阶段，主要围绕环境、食品、水等辐射水平调查，医疗照射水平调查和医用X 线诊断工作者流行病学调查等。21 世纪后是全面发展阶段，21 世纪以来放射卫生监测全面启动，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学科建设、体系发展、能力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事业得以全面发展。

苏旭教授说，进入21 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核能核技术发展迅速，国家、社会和民众对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的需求不断提高。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广大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科技工作者团结协作，放射卫生监测全面启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建设、学科建设、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领域成绩显著，推动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发展时期。

一、我国放射卫生监测全面启动，有力地推动了放射卫生事业的发展。2009 年启动全国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测，2010 年启动全国医用辐射防护监测，2019 年启动全国非医疗机构放射性危害因素监测等，放射卫生监测目的是掌握现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制定相关法规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二、我国放射诊疗辐射防护与质量控制水平不断提升。2010—2021 年，我国放射诊疗机构许可率、设备许可率、设备检测率、设备合格率、放射工作人员体检率、个人剂量监测率等持续提升。

三、进入新世纪全国放射卫生队伍不断壮大，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防院（所）相继成立了独立的放射卫生科（所），成为放射卫生技术管理与支撑的主要力量。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截至2021 年我国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已达600 余家。2009 年12 月，原卫生部发文确定了4 个放射卫生培训基地，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等。目前，吉林大学、苏州大学等9 所高等院校开设有放射医学专业，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高层次人次不断涌现。

四、21 世纪以来，我国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学领域科学研究获得国家“973 计划”“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资助项目迅速增加，科研成果丰硕。国际交流与合作活跃，我国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进入ICRP、ICRR、ACRR 等国际组织担任委员、副主席、主席等，进一步增强了国际话语权。苏旭教授表示，在几代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事业在学科建设、能力建设、科学研究、监测评价、辐射防护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发展，为今后放射医学与放射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自立自强的核医药健康产业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赵宪庚教授在做了题为《从核物理到核医疗——我国医用同位素自主供给与放射性药物创新研发若干思考》的主题报告。赵宪庚院士说，核医药是国家医学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国家医学卫生健康战略科技力量离不开核医药的强力支撑，医用同位素是核医学发展的粮食和能源，放射性药物是核医学发展的基石与灵魂。目前，全球有10 000 多家医院在使用医用同位素和放射性药物，用于多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赵宪庚院士介绍说，核医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核医学是利用医用同位素和放射性药物进行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研究，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的诊疗和预后判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核医学诊断具有分辨率高、快速、准确的特点，是当前各类诊断技术中唯一能实现活体代谢过程的显像技术。核医学治疗结合了分子生物学药物可精准特异性地靶向肿瘤这一优势，可实现对肿瘤病灶的定点清除，相比化疗和体外放疗副作用更小。针对我国医用同位素需求量大、年增长率高，但自主化产能低，缺口较大，严重依赖进口等问题，赵宪庚院士提出：

一、加快建立医用同位素长期稳定自主供给保障体系。建议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牵头，会同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等部门，将八部委规划文件落到实处。尽快启动医用同位素生产堆选址工作，力争在2025 年前启动建设，2035 年前确保建成两座功率不低于20 mV的医用同位素反应堆以及放药研发中心，推动新建10 条左右GMP放药生产线，形成超20 万居医用同位素产能，除可满足国内需求外，也将促使我国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医用同位素出口国。同时，对现有可用于生产同位素的研究堆挖潜增效，推动完善配套能力建设，拓展提高医用同位素产能，力争到2030 年能满足国内50%左右的用药需求，以应对国际医用同位素供给形势逐渐严峻的局面。

二、出台促进核医学卫生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一揽子”顶层政策规划。建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等，研究出台促进核医学卫生健康产业积极有序发展的专项规划或指导文件，营造有利于医用同位素自主可控保障供应，新型放射性药物研制和自主品牌诊疗设备应用的政策环境，明确鼓励各类资本以混合所有制等不同模式涉足核医学各领域，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支持产业发展。之外，建议国家医疗保障局研究将部分国际通行的核医学诊断治疗项目，进一步纳入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范畴。建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尽快推动设立核医学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构建核医疗二元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相关标准规范，推进核医疗标准国际化进程，积极为核医疗健康走出去创造条件。

三、大力推动核医疗健康领域科技研发、人才培养和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建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采取新机制，建立一批核医疗健康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推动共性技术产业化。建议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设立核医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放药创制专项等，推动医用同位素、放射性药品、大型核医用设备自主可控。建议教育部推动并批准有条件的高校设立核医疗学院，围绕“核、医、药、理、工”交叉学科优化设置专业，助力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攻关。

放疗是肿瘤的主要治疗方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执行所长、兰州大学副校长王锐在题为《药物驱动的肿瘤放射治疗趋势与展望》的报告中介绍说，放射治疗是当前肿瘤临床治疗的主要方法之一，放疗是利用高能量射线或粒子束如X 线、质子等，在先进机器设备控制下直接照射癌肿，通过射线或粒子破坏癌细胞的核酸物质（DNA），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癌细胞死亡，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放疗总的原则是提高肿瘤区剂量，降低正常组织照射剂量，在达到根除肿瘤的同时又不严重损害肿瘤周围正常组织。放疗的机制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损伤，射线作用于肿瘤的DNA 分子，导致DNA 断裂和交叉；二是间接损伤，射线对人体组织内水分产生电离，生成自由基，进而与生物大分子发生作用，从而造成不可逆损伤。放疗广泛适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头颈部肿瘤、胸腹部肿瘤等数十种肿瘤，而单一的靶向放疗效果有限，联合治疗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放疗联合免疫治疗。

王锐院士说，发展放射医学是我国重要的科技任务之一。我国在放射医学领域长期处于模仿和跟踪状态，在放射性药物和医疗设备领域缺乏原始创新，而分子放药和生物医学驱动的下一轮放射医学革命，通过深入研究放射线的量子性能和对生命物质的微观影响，驱动放射医学发展，建立量子医学国家战略，将使我国有望引领放射医学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教授在题为《精准放疗新实践》的报告中说，肿瘤治愈有两种手段：冰冷的手术刀和灼热的放射线，但现在这两种肿瘤治疗方式都遇到了天花板效应，即肿瘤的转移。

于金明认为，放疗的发展取决于影像学技术的进步，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放疗设备技术的进步，精准医学研究的进步和智慧医学技术的进步。放疗的策略是联合与抱团取暖，提高疗效，克服抵抗。新技术与放疗的结合改善了治疗效果，如新的影像技术的不断应用，早期患者增加放疗的效果更好，靶区勾画与治疗计划更为科学；精准医学技术用于放疗，分子与基因检测技术指导放疗，使分子水平引导放疗成为可能；放疗与其他手段精准结合，如放疗与化疗和靶向的精准联合，放疗与免疫结合已成为规范；放疗新设备新技术的涌现，质子与重离子的潜在优势显现，医用直线加速器创新Falsh 技术。

于金明院士介绍，在肺癌治疗中放疗的地位日益突出，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领域，2015 年JAMA Oncology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早期NSCLC 患者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SBRT）和手术切除几乎可以达到相似的疗效。而对于局部晚期的NSCLC患者，PACIFIC 研究发现，Ⅲ期NSCLC 同步放化疗后采用PD-L1抑制剂巩固治疗可以获得长期生存获益。对于Ⅳ期NSCLC，放疗模式的逐步优化也大幅度改变了患者的生存预后，尤其是放疗和免疫治疗的联合可以使患者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逐渐提高到40 个月以上。因此，这种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等全身系统治疗的方式，为提高肺癌治疗临床效果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于金明院士说，放疗和手术一样都是一种局部治疗的手段，对于早期肺癌患者可以进行根治，但对于晚期患者则常进行姑息治疗。多数患者若单纯依靠放疗，往往无法满足治疗需求。放疗联合其他方法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肿瘤治疗手段。临床上，放疗联合化疗已应用多年，患者疗效获得明显改善，但其带来的毒性问题也不容忽视。放疗联合靶向治疗的主要问题是肺损伤，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目前，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相关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希望无论放疗联合哪种其他治疗方法均能产生“1+1≥2”的疗效，同时减少药物毒性，并降低治疗费用，只有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才能使我们准确衡量出治疗效果和损伤。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肿瘤治疗已迈向多学科、多领域的新时代。

放疗联合免疫是方向

于金明院士介绍说，在解剖学或者影像学时代放疗有两大 “瓶颈”，即如何进行靶区的精准勾画和如何实现射线的精准施照，针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山东省肿瘤医院分别实现了在解剖或者物理水平的突破，并在2006 年和2009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但是医学技术发展得非常快，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系统生物学，特别是免疫治疗应用于临床以后，使放疗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放疗和免疫治疗的历史轨迹差不多而且发展得非常快，现在放疗的瓶颈主要是肿瘤远处转移问题，而免疫治疗恰恰对局部放射治疗有一个非常好的互补。山东省肿瘤医院的很多原创研究，发表在了JAMA、Lancet等一些国际顶端的医学杂志上。放疗和免疫治疗的联合已经实现了“1+1≥2”的作用，国内外很多研究数据均显示免疫联合放疗的效果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免疫或化疗，对于早期、局部晚期以及晚期的肺癌为例均能有助提高治疗效果。

于金明院士表示，人体是极复杂的免疫网络，单靠免疫抑制剂PD-1 或者PD-L1 通路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肺癌治疗放疗与免疫治疗相辅相成。从作用机制上讲，放射线照射肿瘤后，肿瘤细胞凋亡并释放抗原，释放的这些抗原被抗原递呈细胞识别并在淋巴结内诱导T 淋巴细胞的激活，活化的T 淋巴细胞通过血管的转运迁移，既可以到达原发肿瘤部位，也可以到达转移肿瘤中，因此除了杀伤原发病灶以外，放疗还具有非常好的远隔效应。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免疫治疗的记忆效应，因此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无论是在肺癌治疗领域还是其他肿瘤领域均有非常好的基础。

于金明院士指出，随着肿瘤治疗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肿瘤诊疗已从病理分型和基因分型，迈入了病理分型、基因分型与免疫分型三者相结合的新时代。未来的肿瘤治疗一定是基于分子分型下的个体化精准治疗，根据每位肿瘤患者的具体靶点进行治疗，这个靶点可以从肿瘤里面找，也可以从肿瘤微环境里面找，然后研究个体化的药物、设计个体化的模型，进行个体化伦理和个体化临床试验。这将是肿瘤治疗的一个目标或者方向。

“免疫治疗要联合用，早期就开始用，不要拖到晚期。免疫联合治疗不是‘乱炖’，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免疫联合治疗需要遵循一定的顺序。放疗与免疫治疗的联合，一定是现在以及将来肿瘤治疗或者肿瘤放疗发展的一个方向。”于金明院士说。（封面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