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南岳，宋留爽，卢春桃

（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0）

引言

2019年4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指出，打通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的通道，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的主要任务。2021年2月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浙江嘉湖片区等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方案。新时期，城乡融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以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前提条件，而且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矛盾，补齐乡村发展这一短板，从而有助于以城乡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也正在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1]。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占GDP规模38.6%，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8.9%、21.0%和40.7%，数字经济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经济规模的蓬勃发展，还能通过融合能力对城镇和乡村产生深刻影响，数字经济像一张密网能够将城镇与农村紧密联络起来。当前，我国城乡关系由“二元对立”“城乡统筹”转向以城乡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城乡之间差距过大、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要发挥数字经济的融合作用，跨越“城乡鸿沟”，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如何？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是否实现了协调发展？如何促进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而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2]。不同学者或研究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侧重不同，其内涵定义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必然包含数字化信息[3]和数字化技术，以上则为数字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内涵依据。当前，学者们主要从理论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丰富了数字经济相关研究。理论研究方面：有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数字经济是通过数字化改造机制和平台机制运行，并由此产生了加速机制和普惠机制，这就是数字经济得以运行的独特机制[4]。数字经济理论研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陈晓红等基于“内涵特征—现实表现—核心理论—方法体系”学理链构建了数字经济研究理论体系[5]。数字经济理论研究来源于数字经济的实践应用，反过来为实践应用提供指导和依据。实践应用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逐渐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与各级产业融合[6]，推动产业升级[7]，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弱化市场分割程度，推动市场一体化[8]，从而促进共同富裕[9]。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金融门槛，能够为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支持[10]，缓解金融困境，降低农户的脆弱性[11]，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2]。数字经济还能够优化资源配置[13]，加速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从各方面协调经济社会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预判了城乡关系的未来走向，提出了“城乡融合”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城乡融合”命题被提出之后，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丰富研究。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乡融合是指新时期，以城乡地域系统为对象，以治理融合为手段，以人口、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融合为纽带，以一、二、三产业融合为基础的新型城乡关系[14]。提出了关于城乡融合高质量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国内巨大内循环优势和市场潜力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内生动力，通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城乡融合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韧性，为经济注入新发展活力[15]。在城乡融合的理论、内涵研究不断丰富的同时，孙群力等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并用收敛模型检验城乡融合水平的收敛性特征[16]。新时期，学者们开始将城乡融合放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进行研究。刘荣增等从“经济发展动力、交通信息网络、生态承载能力、居民生活水平”4个维度构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认为中国整体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整体趋势向好[17]。李豫新、尹丽认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依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耦合模型对西部省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得出西部省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发展水平不一，呈现出省与省之间发展不平衡趋势[18]。

随着数字经济与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有学者注意到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涉及乡村振兴、城镇化发展、农民增收与减贫等多方面内容，因此相关文献可以为本文提供借鉴。谢璐、韩文龙分析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张旺、白水秀将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从理论与实证双重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19]。周慧、孙革等基于资源配置角度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论证了数字经济可以从多个维度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数字乡村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6][20]，显著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21]。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内容之一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其普惠性，能够为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支持，从而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能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2]，而且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带动消费升级[22]。数字经济代表了新一轮科技变革方向，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城乡关系的基本方向，二者协调发展将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综上，有效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城乡融合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程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阐释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子系统间的单向影响或关联，本文则在阐释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建立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之间协同运作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最后针对不同区域提出差异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理论分析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作为其核心推动力量，能够打通城乡发展过程中的堵点。数字经济子系统与城乡融合子系统通过要素、结构、功能实现耦合现象，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耦合体。

创新发展是城乡融合的驱动力，数字经济是创新发展的基础。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创新发展的耦合协调机理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提升城乡融合创新效率。数字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生产技术改进与创新，数字经济从人力资本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促进创新的发展[23]。创新效率提升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城乡间劳动力资源向更有效率的方向移动。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人才流动，优化城乡人口结构。人才是创新发展得以实现的基石，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即使在偏远农村，只要有互联网、智能手机等基础设施也可以接受知识、信息，进行交流与合作，这意味着人才有可能从城市流向农村，促进城乡之间人才流动。第三，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城乡融合的支撑。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字经济为城乡融合发展赋能，但是城乡差距缩小，城乡之间实现融合发展能够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顺利实现提供更具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加全面的人才和更丰富的生产数据等。

协调发展是城乡融合的要求，数字经济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协调发展主要包括产业协调和城乡协调，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机理具体包括3个方面。第一，数字经济能够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完善、交通物流现代化，能够极大促进资源流动和产业间相互合作，实现产业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可以为传统农业、工业生产赋能，加强城乡之间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城乡产业转移，优化产业布局，既有利于挖掘农村生产能力，又有利于改善城市空间用地。第二，数字经济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差距。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24]，数字经济可以贯联乡村与城镇，畅通城乡间要素的流通，促进资源向乡村倾斜，缓解农村发展资源不足的困境，从而在教育、经济、医疗等多方面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6]。第三，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数字经济红利的释放。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会实现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增大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提供更多创新型人才，从而为“数字红利”释放提供良好环境。

绿色发展有助于释放新发展活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城乡融合的绿色发展能够满足城乡居民对优质生态产品和良好生态环境的公共需求[25]。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机理具体表现为：第一，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数字技术革命为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降低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能耗比率，减少碳排放，不断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26]。第二，数字经济催生绿色产业，助力城乡间产业结构优化。绿色产业具有高效率、低耗能的特点，且采用无害或低害的新工艺、新技术，对于提升相关产业生产效率有促进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绿色创新[27]，催生出“互联网＋”绿色产业、“大数据＋”绿色产业等新兴绿色产业，对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强化绿色发展的推动力都具有促进作用。第三，数字经济通过城乡融合绿色发展获得更大的发展活力和空间。绿色发展已成为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新增长空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再停留在城市，而是深入农村地区，获得更多农业农村生产信息，拓宽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边界与范围。

开放发展保障城乡之间的要素畅通。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城乡之间要素资源联动的问题，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作用，提升农村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实现城乡经济在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开放发展的耦合协调机理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开放发展强调对内联通，促进城镇间合作。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可以突出不同城镇发展的个性化与功能化，加强城镇不同优势产业间合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更为先进高效的城际产业协作发展模式，带动城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加强相邻城镇间在设施共建、生态共建、能源合作等方面的联系，共同推进跨城经济合作区建设。第二，开放发展强调城乡互通，促进城乡间要素交流，保障城乡结构协调。数字经济则可以搭建城乡联系的平台和桥梁，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通与融合，可增强城乡结构稳定性，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第三，城乡之间开放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要实现互联互通，势必完善交通、通信建设，为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催生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开放的农村能够为数字经济提供更完整的数据要素。

共享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缩小城乡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水平等的差距不仅是发展目的，而且能够降低城乡间要素流通成本，促进城乡资源共享。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共享发展的耦合协调机理包括3个方面。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共享发展成果。数字经济能够为农村地区带来信息、资金支持外，还能够提供医疗、教育、文化、消费等支持，从而共享发展成果。第二，数字经济可以创造新型就业岗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人口城镇化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对城镇吸纳就业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则存在大量劳动力流失问题。而共享经济可通过数字平台将闲置资源供需双方进行匹配，在提升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创造一系列新型就业岗位，农村居民也可借助电商平台进行创业，有效实现增收。第三，城乡共享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城乡共享发展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二）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相关研究，依据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机理，构建指标体系。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包括数字经济基础和数字经济发展能力两个维度。其中，数字经济基础主要包括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电信业务量、企业网站数和有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来表征。数字经济发展能力主要用电子商务销售额、智慧物流量、信息技术、软件等相关从业人员、软件业务量和R&D经费来表征。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描绘了高质量发展特征，是评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28]。因此，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理论依据评价城乡融合发展，将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分为5个一级指标，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1）创新发展主要采用地区科技财政投入、农业财政投入、农业机械化水平、资本效率来衡量。（2）协调发展涉及城乡协调和产业协调，本文采用人口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异、消费水平差异、非农产业贡献率、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指数差异来衡量。（3）绿色发展主要采用农业化肥使用量、工农业用水量差异、环境保护支出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来表征。（4）开放发展主要包括交通和通信，以旅客周转总量、货物周转量、公路网密度和城乡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来衡量。（5）共享发展主要表征城乡居民生活状况和社会公共服务，用城乡人均GDP、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异、城乡教育水平、城乡医疗水平和养老水平来衡量。

综上，构建出由32个指标组成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表2），以期对我国省域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效应做出客观评判。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表2 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

（三）样本数据

鉴于样本数据的连续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2013—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台湾）的观测值作为实证研究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考虑到量纲的统一性和对称性，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表3），如，被解释变量LnD的计算方式为Ln（D+1）。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选择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

城乡融合与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模型为：

其中：T为系统间综合协调指数，U1、U2是根据上文中的指标体系，分别基于熵权法进行测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α、β均等赋权，取值为0.5。C为两系统的耦合度，取值区间为[0,1]，C值越接近1则表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越强。但是，耦合模型只能反映系统之间影响程度的强弱，因此，在耦合模型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即式（3）。D则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度能够反映系统间协调状态的好坏。鉴于本文研究对象的特征，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6个等级。

（二）泰尔指数

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比较，计算各区域内部和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差异的泰尔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区域内：

区域间：

Yi为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水平，Y E、Y C、Y W分别代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水平；n表示地区数量，T1、T2为分解的区域内和区域间泰尔指数。泰尔指数数值大小表明所考察区域耦合协调度差异的大小，数值越大，表明各区域之间差异越大，数值越小，表明各区域之间差异越小。

（三）空间计量模型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受多元化因素影响，为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同时考虑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空间自相关性[29]，本文引入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寻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

式（9）中，i代表省份，t表示年份，D表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B表示一系列影响因素，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θ1为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空间交互项系数，Wui,t是误差项与空间权重交互项，λ为空间误差项系数。

当λ=0时，该式包含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项，即为空间杜宾模型（SDM）；当λ=0、θ=0时，该式即为空间滞后模型（SAR）；当ρ=0、θ=0时，该式即为空间误差模型（SEM）。

综合考虑与数字经济发展、城乡融合相关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1）产业结构（LnIS），采用二、三产业占地区名义GDP的比重表示；（2）政府支持力度（LnGOV），用地区财政支出占地区名义GDP的比重表示；（3）地区创新能力（LnCRE），用地区人均专利申请数量表征；（4）固定资产投资（LnINV），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表示；（5）教育水平（LnTEC），用每千人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比表示；（6）对外开放水平（LnOPE），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地区名义GDP的比重表示；（7）城乡居民消费水平（LnCON），采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来表示。

四、实证结果

（一）数字经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布特征

采用熵权法测度我国2013—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测度得分将其分为5个等级，如表4所示。2013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第一等级的只有广东省；位于第二等级的有上海市和江苏省；位于第三等级的有浙江和山东；位于第四等级的有北京、河北、辽宁、上海、福建、河南、湖北、四川、天津等省份；位于第五等级的省份比较多，有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说明此时，我国大部分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到了2020年，第一等级的省份增加至北京、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5个省份，其中北京直接由第四等级升至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有山东、河南、四川等省份；第三等级有河北、安徽、福建、湖北、湖南、天津，与2013年相比，各省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得到提升；第四等级有山西、辽宁、江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相比2013年，山西、江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从最后一级提升至第四级；其他省份为第五等级。从空间上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呈现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的空间布局；从时间上看，各省份2013—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得到提升。

表4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差异

采用熵权法对我国2013—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量，并根据得分情况进行等级划分，如表5所示。2013年第一等级只有北京；位于第二等级的有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广东、河南等7个省份；位于第三等级的有天津、山西、辽宁、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位于第四等级的有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广西、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海南、云南、宁夏等位于第五等级。总的来讲，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水平最低。到2020年，第一等级增加了上海、江苏与广东3省；第二等级有河北、浙江、山东、安徽、河南、湖南、四川和天津等省份，对比2013年可以看出天津、安徽、湖南、四川等省份城乡融合水平明显上升；第三等级则有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重庆、贵州、陕西，对比2013年，除了山西、辽宁，其他省份均由第四等级上升而来；第四等级主要有内蒙古、广西、海南、云南、甘肃；第五等级有青海、宁夏、新疆等。与2013年相比，2020年各省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明显提高，较高水平的省份基本位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大体上呈现一致分布。

表5 中国省际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差异

（二）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度时空分布特征

基于各省份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得到各省份平均耦合度时序演变过程，如图1。从2013—2020年，总体演变呈上升状态，由0.515上升到0.527，但是增速较慢，耦合等级为轻度失调状态。从图1可以看出，2014年、2016年耦合程度明显下降，导致整体耦合度发展速度较慢。降低的原因可能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所致，2013—2014年，东部地区北京、广东、天津、河北、上海、江苏等省份耦合度有所增加，但是西部地区贵州、云南、重庆、甘肃、新疆等地耦合度却明显下降。与2015年相比，2016年同样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一些省份耦合程度增加，但是西部地区一些省份耦合度有所下降，从而使整体耦合度下降。从省份来看（表6），2013—2020年，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由轻度失调上升到基本协调的等级；北京、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基本位于良好协调及以上的等级中；到2020年，陕西等级有所上升。从区域来看，东部省份的等级基本为基本协调、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但天津、福建和辽宁的耦合度较低；中部省份除了山西和黑龙江、吉林，其他省份均上升到基本协调的等级；西部省份耦合度等级最低，大部分都处于失调的状态。

图1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变化

表6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

五、空间计量分析

（一）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度的泰尔指数

为深入分析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度的差距现状，根据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计算出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和各区域内部的差异指数，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2013—2020年，泰尔指数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近几年有很微弱的上升趋势。区域内部的耦合度差距始终大于区域之间的差距，这说明我国区域数字经济与城乡耦合协调度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内部的不均衡。因此，为促进我国区域之间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度更加平衡发展，不仅要缩小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的差距，更要致力于缩小区域内部各省间的差距。

图2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度泰尔指数

为找出区域内部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演变趋势所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进一步对东、中、西区域内部的耦合协调度差距变化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如图3所示，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差距主要来源于西部地区的差距，因为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值最大，不平衡状态最为突出。东部地区的差距总体上低于西部地区，但其泰尔指数在2013年、2018年高出西部地区。其中差距最小的是中部地区，对区域内部总体差距影响较小。

图3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度泰尔指数东中西部分解

（二）驱动因素分析

1.莫兰指数分析。在进行空间计量回归之前，首先需要考察指标的空间自相关性。本文在经济距离矩阵下计算全局莫兰指数（表7），指数均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呈现出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说明各省份的耦合度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因此，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测量驱动因素具有其合理性。

表7 耦合协调度的莫兰指数

2.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首先对适用模型进行检验。通过豪斯曼检验，确定采取固定效应模型，接着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选择，在进行LR检验、LM检验和Wald检验后，最终选择SDM模型进行回归。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比，本文同时进行SAR和SEM模型回归，且在进行空间计量回归时均控制省份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由表8回归结果可以看出，SAR、SEM和SDM模型的自回归系数分别为-0.232、-0.290、-0.295，并且分别在10%、5%、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程度对邻近地区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是邻近地区在发展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过程中会吸引周边人才和资金等发展因素的聚集，从而抑制了周边耦合协调度的发展。具体来看，政府支出、教育水平、创新水平、开放程度和居民消费的系数对耦合度产生了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其他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其中，政府支出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财政支出每增加1%，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提高0.168%，说明政府支出并没有发生“挤出效应”，政府财政支出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创新发展等提供支持，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和城乡融合水平提升，从而促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提升。开放水平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国内外之间的交流，带来人才、资金、先进技术、数字经济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从而促进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度的提升。创新水平和居民消费则是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创新水平和居民消费提升与发展也是促进耦合协调度的较为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证实，创新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创新发展必然带动技术的更新迭代，不论是对数字经济还是对城乡融合，都会有效促进发展水平的提升。教育水平是在10%的水平上显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各地劳动力水平，这也是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表8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会对本地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正向影响，但是邻近地区创新水平提升对本地区耦合协调度会产生负向影响。这说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可以缩小城乡间发展差距，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从整体上促进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创新发展在一定时间内可以为本地区集聚资源、带动技术进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但是容易导致周边发展资源的流失，形成“数字鸿沟”“发展孤岛”等，从而导致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降低。

3.区域异质性分析。由于我国地域范围广阔，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因此本文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东部地区自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邻近地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会对周边地区的耦合度产生消极影响。其中产业结构、政府支持力度、创新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开放水平和居民消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这些因素都是影响东部地区耦合度的重要驱动因素。因此，东部地区应该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政府财政支出，进一步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更多发展符合本地区的软件信息技术等服务业，尤其要调整城乡之间的产业布局。持续促进创新发展，提升创新效率，更加注重投资效率，为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东部地区多位于沿海地区，一直以来就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重地，因此对外开放水平对耦合度产生重要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同样能够促进耦合度的提升。

中部地区的自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耦合度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效应。其中重要驱动因素有产业结构和政府支出。产业结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中部地区产业还未发展到合理的结构，工业产值占比较大，对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之间的耦合协调产生负向影响。政府支出增加对正在发展中的中部地区产生积极影响。

西部地区的自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负，且系数较大，表明自身发展会为邻近地区带来消极影响，西部地区“虹吸效应”更加明显，可能人才、资本要素不易流动，存在发展壁垒。其中政府支出、开放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是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重要驱动因素。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量和分析，最后借助空间计量模型找到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

1.总体上近年来我国大部分省份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处于上升阶段，但是多数省份处于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的阶段。截至2020年仅有广东、北京、江苏、山东位于良好协调的阶段以上。而青海、宁夏、新疆、海南的耦合协调度则位于重度失调阶段。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泰尔指数分解来看，我国整体差距在缩小，其中区域内部差距是导致总体差距的主要因素，区域内部的差异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最大，东部次之，中部地区差距最小。

2.从驱动因素来看，政府支持力度、创新水平、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居民消费水平对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则不利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

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各地区的驱动影响因素虽有共同点，但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这也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有关。

（二）政策启示

1.提升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的来说，我国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所处的水平仍然不高，因此应该持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释放数字经济发展能力；注重补齐发展短板，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融合的发展。

2.根据驱动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应适当增加政府财政支持，继续完善城乡、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调整城乡产业布局；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区域之间的交流，畅通要素流动通道；提升教育水平，增强劳动力获取数字信息、技术的能力，从而促进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协调发展。

3.促进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在各地区间协调发展。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程度不同，影响因素不同，因此要利用自身优劣势，根据驱动因素采取不同措施来促进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