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龙志，魏征，邵紫薇

（温州大学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引言

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向往，早在春秋秦汉时期的《礼记·礼运》中就描绘了人民对于共同富裕的初步构想——大同社会。十九大则把共同富裕作为2035与2050年重要远景目标之一。2021年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到2035年浙江省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这标志着全国性的共同富裕已经拉开了序幕。各地区依据自身情况扫清共富障碍变得刻不容缓，这其中以资源型城市的扫清工作最为艰巨。这些城市或地区因过度依赖资源导致行业单一，经济生态脆弱，发展陷入迟滞，被称为“资源诅咒”地区[1]。实现这些地区的“自我造血”，是实现全国性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国内外研究“资源诅咒”的文献已经非常丰富，这些文献主要从诅咒的存在性争议，诅咒的直接机制与诅咒的间接传导机制等三条主线展开。从20世纪90年代Anty的研究开始[2]，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资源诅咒”现象。随后Sachs和Warner在研究中指出：在控制初始投资率、政府效率、贸易政策和人均收入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后，自然资源拥有量越多，经济增长越缓慢[3]。Apergis和Katsaiti也通过研究多个国家的资源出口数据得出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而证实了“资源诅咒”的存在[4]。国内学者则通过省级数据、地级市数据、企业数据甚至是个人数据证实了我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5-8]。

虽然主流认为我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少数学者的不同声音同样值得我们思考。方颖等人使用95个城市的截面数据研究“资源诅咒”问题时就认为我国并不存在诅咒现象[9]。在该研究中方颖等人使用了更加科学的度量指标和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观点完全相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是样本选择造成的结论不同，方颖等人选择的城市绝大部分来自交通便利、基础设施良好的省份，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源丰裕或许并不会导致诅咒。不仅是中国，部分西方学者在使用国外数据做类似研究时也得出了没有诅咒的结论[10,11]。这些少数不同的声音为本文的研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激励。

另外一条主线是对于“资源诅咒”直接机制的研究。国外学者Gylfason认为资源丰裕地区的居民对于自然资源的财富化认知是导致诅咒的主要因素[12]。国内学者则认为资源型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13]，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引起的产业固化[14]，政府单一的发展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短视的晋升激励政策[15]，三大产业的不均分配[16]，资源匮乏地区对于资源丰裕地区的优势转移[17]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了“资源诅咒”现象。

第三条主线是对“资源诅咒”中介机制的研究。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寻租行为，资源型产业通过寻租等手段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造成制度弱化，从而影响产业分工的平衡发展[18-20]。二是挤出效应，资源丰裕地区有发展资源型产业的激励，从而产生资源依赖，对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外资投入、私营经济等产生挤出效应[21-23]。三是贸易结构恶化，自然资源出口量较多的国家会引致实际汇率上升，导致制造业出口降低，从而制约经济增长[24]。四是生态环境，资源型城市由于偏向于粗放式生产，同时第二产业比例较高，会造成环境破坏，从而影响人才和资金等要素涌入[25,26]。

现有文献对于“资源诅咒”存在性以及直接与间接机制的研究做了颇多贡献，本文很大程度上也吸收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现有文献多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缺乏对于社会各部门拓扑结构的关注，使得文献研究停留在基于某一分工水平的特定时期，缺乏对于社会分工发展的考量。本文将以新兴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从流通技术进步、分工与专业化视角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重新探索：资源丰裕、流通效率与“资源诅咒”是否存在理论关联？流通技术进步能否成为缓解“资源诅咒”的一个新动力？以期发现“资源诅咒”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化解之道，为资源丰富地区实现全国性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持。

一、理论模型与假说

本文使用文枚于1997年提出的研究资源与分工的文枚模型探究流通效率与资源依赖的问题，以期能够探寻到“资源诅咒”的新传导机制和化解手段。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假定除流通效率外其他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保持不变，即流通效率变化会引起交易效率变化。

（一）模型设定与改进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每个自然人都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有机结合，不应该割裂开分析。同时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假设一个经济体中有M个事前相同的消费-生产者，A是生产产品x和y的固定学习费用，B是生产产品x与y所耗费的固定资源数量，s x与s y是每个人拥有的用于产品x和y生产的资源禀赋数量，k为消费品x与y的流通效率。如果劳动投入低于A或者资源投入低于B，则产出为零。s0为生产产品的能源消耗限定标准或资源约束，即节能降耗标准或人均拥有资源量限制①。即使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也可以通过设置这个标准来达到节能降耗，减少环境污染与温室效应的目的。这个指标越小，意味着采取越严格的节能降耗标准，反之，则是意味着采用了相对宽松的节能降耗标准。

将每个生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两种产品的生产函数设定如下：

式中上角标d为需要购买的产品数量标志，对应的向市场提供则使用上角标s，不带有上角标的x和y则是自己生产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数量。l x和l y分别是投入生产两种产品的时间。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将每个生产-消费者的工作总时间单位化为1，则每个生产-消费者的工作时间和资源禀赋约束如下：

（二）模型演绎

根据参数的不同取值，使用超边际分析可以得到两种可能出现的最优分工结构：自给自足结构（结构A）和完全分工结构（结构D）。两种结构下的最佳效用如式（6）和（7）。

从自给自足结构转向分工结构，流通效率需要跨越临界点k0，通过计算得到k0如式（8）所示。

当流通效率k小于k0时，最优的均衡结构是自给自足结构；当流通效率k大于k0时，分工结构则是最优的均衡结构。随着流通效率k的提高，分工的程度会加深，专业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将越来越显著。

对k0求s0的偏导可得式（9）。

根据式（9）可以知道：当人均资源限制s0下降时，两种分工结构转换的临界值会降低，也就是会更容易发展为分工结构。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资源匮乏或资源限制严酷的条件下，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被迫选择一个更高水平的分工结构，利用人们之间的优势互补和社会的分工网络来提高劳动生产率[27]。

如果分工结构不能比自给自足结构有更高的生产效率，那么研究分工结构的转变就没有意义。以生产产品x为例计算两种结构下的全要素生产率（tfp）②如下：

由式（10）（11）和（12）可以知道：分工与专业化确实提高了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③，并且这个提升幅度与流通效率k息息相关。分别对promotion求s0和k的偏导可知：降低资源约束s0和提升流通效率k都可以提高优化幅度；但是降低资源约束s0对于提高优化幅度具有加速效果，提升流通效率k则是匀速提高优化幅度。但是降低资源约束s0仍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降低分工门槛，提高优化幅度；另一方面会导致生产要素投入不足产出下降，因此制定合理的资源约束政策尤为关键。

（三）资源依赖的“分工抑制效应”假说

对u A求s0的偏导如式（13）。

偏导数为正，意味着在自给自足结构下，随着资源限制水平的提升，人均效用水平会降低。因此在资源丰富且资源约束松弛的情况下，从自给自足结构转变为分工结构非常困难，因为此时的临界点k0巨大。大量被排除在分工网络之外的生产—消费者将处于粗放式发展状态，生产效率低下。综合来看，当资源丰富且资源约束松弛时，分工结构很难自发地实现从自给自足向分工的转变，因为处于自给自足结构中的生产-消费者会因为资源约束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效用。这就会使得资源丰富的地区拿不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严格资源约束，摆脱“资源诅咒”。

由于迂回生产的存在，分工似乎是无止境的，每一个时间点上的人都处在向更高水平分工的进发过程中。下面更进一步考虑一个不断深入的连续分工过程。对tfp Dx（等效）求s0的偏导得式（14）。

通过式（14），可以发现，在上述分工水平下，使用严格的资源约束依然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这表明无论处于哪一个分工水平，人们都不会主动通过提高资源约束的方式向着更高的分工水平加速进发。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H1：资源依赖的“分工专业化抑制效应”假说。资源依赖通过提高临界流通效率门槛，抑制分工专业化导致“资源诅咒”。

（四）化解“资源诅咒”的“推拉”机制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知道临界点k0由资源约束s0决定。假设资源约束由s0变化到s1（更严格），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为了作图方便和美观，在不影响研究的前提下将非线性关系转化为线性关系展示）。

图1 连续分工过程中tfp的变化情况图

正如图1中所示，当资源约束由s0变化到s1时，对应的分工深化临界点会由k0m+1左移至k1m+1位置，同时描述全要素生产率的直线分别由l01下移至l11和由l02下移至l12。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从E点到F点的跃迁，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流通效率k需要提升到k1m+1位置，另一方面分工深化临界点也需要同时下降到k1m+1位置，才可能完成在该点处的跃迁。

但是降低资源约束s0除了会导致生产要素投入不足，产出下降之外，还会造成当期的效率降低，这在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中难以对地方当局者产生激励[28]。但没有适当的资源约束，只通过提升流通效率实现分工结构深化也非常困难。对于绿色产业这一切要容易得多，绿色产业本身耗能就低，分工深化的门槛也低，所以越绿色的产业越容易获得更高水平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

同时从资源约束和流通效率两个方面入手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一方面加强资源约束，降低流通效率临界点k0，同时迫使生产-消费者不得不提升效率，为分工深化提供一个“推力”；另一方面，加强流通科技创新研究，提高流通效率，使生产—消费者连续跨越分工深化临界点，为分工深化提供一个“拉力”，如图2所示。

图2 分工深化的“推拉”机制

由于在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单纯依靠流通技术进步实现分工深化十分困难；而在调整资源约束政策的过程中，交易效率越高调整政策带来的效果越好，这一切特性都证明流通技术进步应该是一种调节机制。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H2：资源诅咒化解的“流通技术进步方案”假说：流通技术进步是有效化解“资源诅咒”的一种调节机制。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根据资源依赖的“分工抑制效应”假说，本文提出一个“资源诅咒”发生的中介机制。资源依赖不仅会直接影响劳动生产效率，还会影响分工水平，进而影响劳动生产效率。

依据上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辅助方程：

依据流通技术进步对化解“资源诅咒”具有“拉动”作用，本文提出流通技术进步化解“资源诅咒”的调节效应机制。流通技术进步能够提高交易效率，可以帮助生产-消费者进入劳动生产效率更高的分工结构。

依据上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在上述计量模型中，ϕ、α、β、η分别为对应的常数和系数，γ则是由对应系数组成的向量，下角标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ui为省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劳动生产率（lp），使用消除通胀后的GDP④除以劳动就业人数来表示。流通技术进步（lpc），使用消除通胀后的省级流通业增加值与流通就业总人数的比值来测度。度量分工水平（rp）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虽然前人使用交易效率[29]或者批发行业贸易增加值与人口数量之比[30]来测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同时考量流通效率和分工水平的研究中会产生严重内生问题。因此本文使用省域内法人代表数量作为分工水平的代理变量，该指标相对合理地诠释了杨小凯对分工的阐释——分工在内部扩展表现为企业平均规模扩大，在外部扩展则表现为经济主体数量增加[27]。对于资源依赖（rd）的度量，现有文献提出了很多方法，但是大部分方法会受到GDP的影响，即GDP增长较快的区域会被倾向于认定为资源匮乏的区域，因此本文使用方颖等人的测度方法——用采矿业就业人数与该省人口数比重测度资源依赖程度[9]。control是由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其中包括影响一省劳动生产率的多方面因素：受教育水平（edu）使用省内大专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来度量；健康水平（health）使用孕产妇死亡率来度量[31]；劳动力人口比例（dgrap）则使用省域抚养比例来控制；科研投入（snt）使用人均R&D费用支出来度量；劳动人均资本（hucap）使用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控制。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于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数据处理

本文中使用的劳动就业人数、GDP、法人单位数、流通业增加值⑤、流通业就业人数、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R&D费用支出、人口抚养比例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孕产妇死亡率来源于《中国健康卫生统计年鉴》。采矿业就业人数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数据来源于两个年鉴，2010年到2017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2018年到2019年的数据则是使用《中国投资领域统计年鉴》中的增长率（不包含农户）计算得到。

三、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因为经济现象一般伴随着惯性，同时如果被解释变量具有时间上的递推演化趋势而被忽略，该研究会得到有偏结果；相反如果没有这样的趋势而被添加了动态特征则自会降低估计效率。综合上述考量，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由于静态面板难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同时差分广义矩估计（FD-GMM）中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本文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对模型（I）-（IV）中的系数进行估计，同时使用固定效应估计辅助方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模型基本回归结果

限于篇幅，本文将不同的核心解释变量列于一行中，模型（I）-（IV）和辅助方程的核心解释变量1分别为：资源依赖（rd）、分工水平（rp）、资源依赖（rd）、资源依赖（rd）、资源依赖（rd）；模型（III）-（IV）的核心解释变量2分别为：分工水平（rp）、流通技术进步与资源依赖的交互项（lpc×rd）；此外本文也没有列出常数项（下文均与此相同）。

模型（I）-（IV）中的AR（2）均明显大于0.1，这说明样本不存在序列相关，同时Sargan检验所对应的p值均大于0.5，即回归结果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通过模型（I）和（III）不难发现：资源依赖对于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但是这样的负面影响不是不能避免，只要流通技术进步的值达到一定阈值，对于劳动生产率对资源依赖求偏导就是正值。这证明资源依赖的确不一定导致诅咒，要产生诅咒还需要其他条件：流通效率低下。

通过模型（I）-（III）和辅助方程的回归结果，假说H1得到初步验证：资源依赖除了直接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外，还会通过抑制分工专业化程度进而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通过模型（IV）的回归结果，假说H2得到初步验证：流通技术进步对于化解“资源诅咒”具有“拉动”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测量偏误和其他一些问题造成的估计偏差，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使用分样本回归和优化度量指标两种方式对模型（I）-（IV）重新估计。

1.分样本回归。基于我国各个区域资源依赖和流通业发展状况不一的事实，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划分方式，将我国分为中部和东部地区以及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以下简称东中部地区和其他地区。限于篇幅，本文只展示最为关键的模型（III）和（IV）的估计结果，现将简要回归结果展现于表3。

由于存在控制变量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将表3中的对应项系数进行对比不具有强说服力。因此本文使用间接对比方式——模型（III）对比核心变量1和2的绝对值之比（−η3/β3）；模型（IV）对比对资源依赖求偏导为零（∂lp/∂rd=0）的转折点。−η3/β3的值越大说明资源依赖的“分工抑制效应”越强，由∂lp/∂rd=0得到的rp值越小，则证明流通科技创新的“拉动”作用越强。根据表3信息，可以知道：东北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依赖的“分工抑制效应”要明显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东北部和西部地区流通科技创新产生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表3 分样本回归结果

2.变量度量优化。为了保证表2中的估计结果不随控制变量的变化而改变，本文将适当放开像健康水平、工作人口比例、科研投入这些变量；同时将受教育水平使用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重新度量，流通技术进步使用流通劳动生产率的一阶差分重新度量。尽管短面板的单位根问题不严重，本文还是进行了单位根检验，除了劳动生产率具有时间趋势以外，其他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因此每个模型添加一个时间趋势项（trend）。回归结果如表4。

同样，直接对比表2和表4中的估计结果难以令人信服，本文在此处同样使用间接对比方式。通过计算可以知道：重新优化变量度量后并没有导致资源依赖的“分工抑制效应”产生明显变化。由于表（IV）几乎重新度量了流通技术进步，不出意外，流通技术进步的“拉动”作用有明显增强。可以大胆猜想：未来有更科学度量流通技术进步的指标时，分析得到的“拉动”作用会继续增强；这不是将流通技术进步作用夸大的过程，而是进一步接近真实值的过程。综合来看本文得到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优化变量度量和模型回归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年面板数据研究了资源依赖的“分工抑制效应”和流通技术进步化解“资源诅咒”的“拉动”机制，得到如下结论：（1）资源依赖通过提高临界流通效率门槛，抑制分工专业化程度导致“资源诅咒”，降低劳动生产率。同时东北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依赖的“分工抑制效应”要明显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2）流通技术进步是有效化解“资源诅咒”的一种“拉动”机制。这种“拉动”作用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要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当流通技术进步大于某一阈值时，资源依赖则不会抑制分工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资源约束是一把双刃剑。严格的资源约束一方面可以降低分工门槛，提高两种分工结构间生产效率的提升幅度；另一方面还可能会降低当期生产效率，导致生产要素投入不足，产出下降。

（二）政策建议

分地区分产业制定合理的资源约束政策，降低分工转化的门槛。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制定资源约束政策不应该一刀切。对于高科技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应该采取相对严格的资源约束政策，而对于附加值较低的低技术含量产业，应该逐步严格。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业生产过程复杂，更需要分工专业化实现难题攻克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由于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资源依赖的分工抑制效应更强，因此这些区域的资源约束政策应该相对严格。这些区域要立足长远发展利益，积极引进绿色高科技企业来缓解短期阵痛和优化分工结构。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力流通领域，提高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流通效率。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持续的流通科技创新是提高流通效率的重要保障。对于“资源诅咒”地区，由于没有区位优势，与其投身火热的“抢人大战”，不如分一部分精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规则。对于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而言，留住自己培养的流通领域专业人才应该是工作的重点。东北部地区理工类院校多而强，完全可以依托当地的理工科高校实现流通科技持续创新。学校的流通领域专业培养模式也应该时刻聚焦当地发展的需要，积极引导优秀毕业生留校或者留在当地科研院所工作，鼓励准毕业生在当地的科技企业实习和工作。

西部地区的情况要复杂很多，拥有高校资源的西部偏东省份应当采取类似东北的策略，没有高校资源且地广人稀的地区，应当提高居民的聚集程度，实现向最近城市的靠拢，完善城市的对外交通状况，尽力提高流通效率。同时积极引进流通领域创新，加强流通领域操作专家的落户工作，而不需要过分苛求科研人员的落户。

注释

①文枚在1997年的文章中将s0设定为每个人初始的资源禀赋约束，意在考察资源日渐减少的资源危机对分工专业化与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做了符合本文设定的修改。

②由于分工不仅带来专业化的好处同时也会增加交易成本，因此本文在分工结构中使用了等效全要素生产率，即把交易成本考虑其中。

③根据模型的对称性可以知道对于产品y分析全要素生产率时也有一样的结论。

④本文涉及消除通胀的处理均使用以2010年为基期的GDP缩减指数消除。

⑤本文为了减少误差影响使用了狭义流通业概念，仅包含批发业、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