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雄，张宇璇

（广西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为更好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坚持绿色发展繁荣，就必须提高资源利用率，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2018年1月我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采取环境保护税代替排污费的方式，通过严格立法来缓解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并构建了生态税收体系。那么，作为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生态税收能否在经济高质量转型中发挥其节能减排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利用国内省级面板数据对生态税收的双重红利效应进行检验，并提出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可行措施。

一、文献综述及假设提出

生态税理论源于环境税理论，而环境税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庇古税”[1]。在庇古税的基础上，西方学者认为征收环境税能够改善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提高环境质量，即获得“绿色红利”，也可以促进当前税制对劳动和资本的效率提升，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即获得“蓝色红利”[2]。在此基础上，Pearce[3]正式提出“双重红利”假说，即征收环境税不仅可以节约能源和减少环境有害物排放，还可以通过改善税制效率问题，进而增加社会总体福利。学者们大多肯定了“第一重红利”的存在，但第二重红利是经济增长效应还是效率红利[4]、就业红利[5]或者分配红利[6]，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为了检测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学者们在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上利用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