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雷，曹秋菊

(1.湖南工商大学 经贸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2.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与保险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一、引言

在婚姻匹配标准由传统家庭背景的“先赋性”特征向婚姻双方的“自致性”特征转变的过程中，“般配”观念一直是缔结婚姻的重要原则。尽管时代的变迁不断重塑现代社会的婚姻匹配关系，但随着生育政策的约束、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性别分工观念的转变，婚姻匹配的结果通常具有正向选择特征。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不仅是个体发展潜力的参考指标，也是婚姻市场中的一项竞争性资源。教育维度的匹配标准作为婚姻关系构建的重要因素，在展现出“常中有变，变中亦有常”的路径的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深刻体现。在政府干预甚微的婚姻市场，教育婚姻匹配所引起的家庭内部结构的变化势必会对家庭收入水平及分布产生影响。中国婚姻的教育匹配状态及其演化趋势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本文基于婚姻的教育匹配这一独特视角，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婚姻匹配模式和家庭收入分布展开剖析。这有助于诠释现代化进程中婚姻的教育匹配与家庭收入不平等的逻辑关系，同时也为改善家庭收入差距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文献综述

婚姻匹配意味着经济资源的重新整合，Becker(1973)指出男女的个体特征在家庭与事业发展方面属于互补类型时，在择偶过程中会呈现“物以类聚”的偏好。[1]813-846Bertrand et al.(2015)从个人偏好的视角出发，依照匹配要素排列组合和权重的不同，提出“同类匹配”和“异类匹配”的婚姻模式。[2]571-614同类婚姻匹配模式将不平等结构复制和延伸，既加深不同阶层的分割又塑造新的不平等格局，而异类婚姻匹配模式会增强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性(Schwartz and Robert，2005)。[3]621-646Kalmijn(1991)认为先赋性匹配以家庭背景为婚姻匹配标准，这是维持阶层内部福利最大化的再生产过程；自致性匹配以自身条件为匹配要素，突破了传统“门当户对”的藩篱。[4]496-523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先赋性婚姻匹配逐渐式微(Choo and Aloysius，2006)。[5]175-201中国的情境并不完全符合婚姻现代化理论的阐释，虽然自致阶层地位对个人婚姻匹配的影响愈发重要，但先赋性维度上的权重也出现了同质性回潮(李煜，2008)。[6]73-79“先赋—自致”双重加持的婚姻匹配模式在中国复杂多变的婚姻市场上均有所体现(孙悦，2021)。[7]26-36

教育同质性婚姻的演变趋势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推动：教育回报率的上升扩大了不同教育阶层的收入差距，个体倾向于在相似的教育阶层中匹配结婚对象；教育系统作为潜在的婚姻市场，为教育同质性婚姻创造了结构性便利；教育的普及为女性接受教育、参与劳动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缩小了男女受教育程度的差别(Blossfeld，2009)。[8]513-530Torche(2010)指出在教育回报率和收入不平等越高的国家，教育同质性婚姻所占比重越大。[9]85-110Qian(2017)指出随着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教育水平分布两端的人更倾向于选择教育同质性婚姻。[10]318-336雷晓燕等(2015)指出，虽然男女在社会分工中的约束条件和性别教育结构发生了变化，但“男高女低”的婚姻匹配模式仍被男女双方共同遵循。[11]31-50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潜在匹配对象的有限性使得婚姻梯度总是存在，城市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缺乏弹性，农村低学历男性也受到严重的婚姻挤压(吴要武、刘倩，2014)。[12]5-30

教育回报率的上升提高了教育作为个体属性的价值，因而教育对收入差距的解释权重也随之提高(Zhang et al.，2005)。[13]730-752在婚姻市场中，教育同质性婚姻比重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源在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配置(袁晓燕，2017)。[14]87-101Breen and Andersen(2012)在反事实的分析框架下，利用泰尔指数发现丹麦的教育同质性婚姻会加剧家庭收入不平等。[15]867-887并且收入不平等使得教育回报率提高，又反过来促进教育同质性婚姻的增加(Fernandez et al.，2005)。[16]273-344教育同质性婚姻加剧家庭间收入不平等取决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教育回报率的提高(Greenwood et al.，2014)。[17]348-353Schwartz(2013)指出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因而女性教育与收入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即便同质性婚姻比例上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大。[18]451-470从国内研究来看，潘丽群等(2015)的研究表明，教育的正向选择匹配是影响中国家庭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19]35-49江求川(2018)的研究支持教育同质性婚姻匹配扩大收入差距的论断，但教育同质性婚姻匹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被高估。[20]32-42徐鹏、周长城(2020)证实在家庭收入的不同分位数上，教育同质性婚姻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21]97-107教育同质性婚姻匹配是“门当户对”式阶层内婚制的现代化表现形式，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效应具有代际传递性(Song and Zhou，2019)。[22]85-98

综上所述，教育同质性婚姻比例的上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现有文献中得到了诸多维度的印证，但基于样本数据、测算方法和时间段的选取不同，所得结论也存在明显差异。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基于婚姻匹配行为的特征事实，从婚姻的教育匹配这一视角出发，借助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多期CGSS数据，考察个体在教育婚姻匹配方面的决策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这为探究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微观证据。其二，户籍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管理制度，基于户口约束的婚姻匹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了解婚姻的教育匹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助于揭示和理解潜在的社会不平等变化趋势。细致深入地考察婚姻匹配的城乡差异，同时测度婚姻的教育匹配对城、乡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异质性影响，这也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其三，长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生育政策的约束、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等教育的扩张，这些变化成为探索收入不平等相关因素的有趣案例。本文将以受教育程度为表征的人力资本研究扩展到婚姻市场的匹配上，这有助于丰富和扩展现有关于婚姻匹配模型的研究。

三、数据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CGSS详细统计了被访者的个人信息以及配偶的相关信息。本文主要关注的个人特征信息有：受访者及配偶的户籍、年龄、收入及受教育程度。户籍方面，由于夫妻双方户籍一方为农业户口、另一方为非农业户口的人数较少，在此不予考虑。本文只选定夫妻双方户籍均为城镇或农村的样本。年龄方面，依据现行法定结婚年龄和城镇居民的退休年龄，选取男性的年龄在22～60周岁之间，女性的年龄在20～55周岁之间。为保证城镇和农村的可比性，农村样本也设定为相同的年龄时段。在收入方面，剔除了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的收入为0的家庭。

(二)分析方法

1.教育婚姻匹配

按照CGSS问卷内容，将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专科、(5)本科及以上共5个等级。丈夫与妻子的教育等级分别为eduh={1，2，3，4，5}和eduw={1，2，3，4，5}。丈夫与妻子教育等级的集合分别为Meduh和Meduw，丈夫等级为eduh且妻子等级为eduw的教育婚姻匹配集合为：Meduh，eduw=Meduh∩Meduw，包含所有不同教育类型的婚姻匹配集合为：M=∪eduh，eduwMeduh∩Meduw)。家庭教育婚姻匹配的组合情形共计25种。

2.收入不平等测度

3.反事实随机匹配

本文的反事实随机匹配包括总体家庭的完全随机匹配、控制年龄随机匹配、不同教育层级下的完全随机匹配和控制年龄随机匹配。完全随机匹配是指将所有样本家庭排序编号，对丈夫编号生成相应的随机数，将随机编号后的丈夫组与具有相同编号的妻子组进行编号匹配。由于年龄是婚姻匹配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并且年龄匹配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本文考察了控制年龄的随机匹配。不同教育层级下的随机匹配就是指在每一个教育婚姻匹配类型下进行随机匹配，其他类别的随机匹配的操作步骤与总体家庭的随机匹配相同。

四、实证检验

(一)夫妻双方教育匹配比例列联表

借鉴Greenwood et al.(2014)的方法[17]348-353，采用列联表的形式对教育婚姻匹配情形进行分析。就城镇家庭而言，CGSS2010—2017中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婚姻匹配比例分别为48.3%、52.8%、54.5%和57.6%。这表明婚姻市场不仅存在明显的教育同质性匹配，而且这种匹配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增强的态势。从同质性婚姻内部来看，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最高，从CGSS2010的11.9%上升至CGSS2017的23.3%。这意味着高学历适婚人群更倾向于选择同等教育等级的配偶。CGSS2010—2017中“男高于女”的匹配比例明显高于“女高于男”的匹配比例。就农村家庭而言，CGSS2010—2017的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相等的实际婚姻匹配比例分别为54.8%、54.3%、55.8%和56.8%。从同质性婚姻内部来看，农村不同教育层级的同质性婚姻比例具有明显差异。CGSS2010—2017中的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均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分别为29.0%、23.8%、25.6%和24.3%，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均为初中的比例分别为23.0%、25.5%、24.3%和26.5%。与此同时，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同质性婚姻匹配比例低于5%，受教育程度为专科、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同质性婚姻匹配比例低于1%。夫妻双方均为小学及以下、初中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村教育同质性婚姻的主体，两种教育层级的同质性婚姻匹配比例之和为50%左右。

表1 城乡家庭的夫妻双方教育匹配比例列联表

(二)教育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接下来测算总体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和不同教育层级下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以度量教育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城乡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城镇家庭来看，CGSS2010—2017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56、0.374、0.445和0.454。进行反事实随机“虚拟配对”后，基尼系数下降至0.396、0.317、0.385和0.390。需要说明的是，年龄是影响婚姻匹配的重要因素，样本数据中夫妻年龄差在5岁以内的比例达90%以上，而完全随机匹配忽略年龄的影响，可能使个体在随机匹配中遇到极端年龄的配偶。为控制年龄因素的干扰，在随机匹配中施加年龄的限制，即个体在与其配偶年龄相同的组内进行随机婚姻匹配，进行1 000次无放回匹配后重新测算基尼系数(1)改变迭代次数，结果的变化幅度都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从数值看，控制年龄随机匹配与完全随机匹配的基尼系数值较为近似。从农村家庭来看，CGSS2010—2017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53、0.410、0.440和0.463。与城镇家庭样本相似的是，CGSS2013的基尼系数较其他年份都更小一些，这可能与当期调查问卷的被访地区或者群体有关。对农村家庭进行反事实随机“虚拟配对”，基尼系数下降至0.397、0.347、0.378和0.391。控制年龄随机匹配后的基尼系数仍小于正向选择的基尼系数。

表2 城乡家庭正向选择和随机匹配的基尼系数

(三)教育同质性婚姻匹配对不同教育层级下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从表3来看，就城镇家庭而言，CGSS2010—2017的不同教育层级下的正向选择基尼系数分别为0.400、0.360、0.415和0.419，经过反事实随机匹配后，CGSS2010—2017的不同教育层级下的基尼系数分别下降至0.342、0.297、0.355和0.359。在分离出年龄因素的情形下，基尼系数无论在数值大小还是在变化趋势方面，都与完全随机匹配结果相差无几。就农村家庭而言，CGSS2010—2017的正向选择基尼系数分别为0.436、0.422、0.444和0.461。而经过反事实随机匹配后，无论是完全随机匹配还是控制年龄随机匹配，基尼系数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城乡家庭的基尼系数发现，城乡家庭教育正向选择匹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剔除教育正向选择效应后，农村家庭不同教育层级下的基尼系数下降12.1%～15.0%，而城镇家庭不同教育层级下的基尼系数下降13.6%～17.4%，农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高于城镇家庭，但随机匹配后城镇家庭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超过农村家庭，说明教育正向选择匹配对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更大。

表3 五类教育层级下城乡家庭正向选择和随机匹配的基尼系数

表4汇报了CGSS2010—2017的城乡家庭不同教育层级下的正向选择与随机匹配的洛伦兹曲线值(2)受版面所限，更为详细的数值未予展示。。表中第3列为各时期城镇家庭份额为10%的低收入家庭所占的家庭总收入的份额，以此类推。基于正向选择匹配，家庭份额为10%的高收入家庭所占总收入的份额由CGSS2010的32.2%上升到CGSS2017的34.5%。家庭份额为10%的低收入家庭所占总收入的份额由CGSS2010的2.40%下降到CGSS2017的2.21%。在CGSS2010与CGSS2017中，高收入端10%的家庭所占的收入分别是低收入端10%家庭的13倍与16倍。完全随机匹配后，各时期各个十分位的值都上升，说明随机匹配后的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控制年龄随机匹配后，各个十分位的值与完全随机匹配相比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意味着教育正向选择匹配扩大了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在正向选择匹配的情况下，农村家庭份额为10%的高收入家庭所占总收入的份额由CGSS2010的34.0%上升到CGSS2017的34.6%。家庭份额为10%的低收入家庭所占总收入的份额由CGSS2010的1.55%下降到CGSS2017的1.14%。在CGSS2010中，高收入端10%的家庭所占的收入份额约是低收入端10%家庭的22倍，而这一数值在CGSS2017中约为30倍。表明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样本考察期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

表4 城乡家庭正向选择与随机匹配的洛伦兹曲线值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虚拟配对”的反事实思维框架下，探讨了城、乡居民婚姻的教育匹配状况与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关联性。结果显示：中国婚姻市场上存在着明显的教育同质性婚姻匹配，并且这一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逐渐增强的态势。城、乡家庭的教育同质性婚姻分别集中在高教育层级和低教育层级的夫妻中。此外，当前的婚姻匹配模式还交织着以“男高于女”为梯度特征的教育异质性婚姻。从测算的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来看，城、乡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10—2017年间维持在0.45和0.46的水平。在进行随机“虚拟配对”后，城、乡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均有所下降。通过测算不同教育层级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发现，城、乡家庭不同年份随机匹配后的基尼系数较正向选择的基尼系数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表明婚姻市场中存在的教育正向选择匹配会加剧居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城镇家庭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超过农村家庭，意味着教育正向选择匹配对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针对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得到如下的启示：

从婚姻匹配的角度来看，对“谁和谁结婚”问题的回答是理解现代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议题，婚姻匹配模式不仅会带来家庭福利的差异，同时也是社会开放性与阶层流动性的重要表现。了解教育的分类匹配模式有助于确定个体在婚姻市场中愿意跨越的社会界限的类型和程度。鉴于婚姻匹配依赖于婚姻市场的结构，而婚姻市场的结构又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层，不同的婚姻匹配模式可能会影响社会不平等，婚姻和社会不平等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基于婚姻的教育匹配与居民家庭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探究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有必要更多地引入微观家庭视角。